1978年1月30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不许利用党校推行反革命政治纲领
中共安徽省委党校批判组
党校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培养干部的一个重要阵地,担负着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干部的政治觉悟,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重大任务。“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和黑干将,却利用党校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严重篡改了党校的性质和任务,玷污了党校的声誉,破坏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
(一)
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党校,尽管有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占主导地位。“四人帮”在我省的代理人却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党校,污蔑各级党校是“旧的事物”,“一草一木都是修正主义”,要彻底“砸烂”。他直接指派亲信夺了省委党校的权,把党委主要负责同志打成“正在走的走资派”,大肆培植亲信,排除异己。他们打击排挤的对象,一是参加革命较早的老干部,二是长期搞理论工作的老教员,污蔑老干部“有倒退情绪”,老教员“理论多点,受旧路线的影响也多”。动不动就给扣上“老右倾”、“儒家”的大帽子,压得大家政治上抬不起头,业务上展不开手。
有计划地分期分批抽调干部到各级党校进行系统的学习,是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四人帮”在我省的代理人却反对学员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叫嚷“书读多了会出危险”。“四人帮”在我省的一个黑干将公然提出,党校的任务主要是把学员的思想“转变到省委的路线上来”。他们说的“省委”,就是指那个“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把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割裂成一条一条,断章取义,肆意歪曲,为帮所用,而对张春桥、姚文元、梁效的黑文却安排得一套一套,倾盆大灌,从路线上、理论上把学员的思想搞乱,以便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打下“思想基础”。
(二)
无产阶级专政下党的建设问题,主要是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武装全党。“四人帮”在我省的代理人对此肆意加以歪曲和篡改,明目张胆地颠倒敌我关系,大抓“民主派”“走资派”,大整革命老干部。每逢我校开学、结业时他都要窜来放毒,胡说什么:“党内资产阶级不是几个分子、代理人”,而是一个“阶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以“党内”、“走资”、“当权”、“成派”为特征的。他的反动谬论得到了反动文痞姚文元的赞赏。他们同“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互相勾结,搞来诬蔑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黑材料,利用我校专门办了批所谓“三株大毒草”的理论骨干学习班,强迫学员加班加点,日夜突击,编材料,写黑文,叫嚷“要在省直机关打开个局面”,并组织小分队到许多工厂、学校放毒。“四人帮”垮台以后,他们贼心不死,还要这些学员回去“继续批”。他们把“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的“理论讨论会”搬到安徽来,在我校强行贯彻。
“四人帮”在我省的代理人叫嚣:“这就是理论,这就是方向”,“要把过去的斗争精神和理论结合起来,发挥更大的作用。”他说的把“斗争精神和理论结合起来”,就是要把“四人帮”的谬论和他们打击迫害老干部的罪恶行径结合起来。
“四人帮”在我省的代理人和黑干将把我校县以上领导干部轮训班办成“打棍子”、“转弯子”的“学习班”。他们的一个亲信竟然胡说什么:“来学习的学员不少就是资产阶级”。要所有参加学习的老干部检查“民主派”、“走资派”思想,并写成书面材料上交。他们这一套,理所当然地受到革命干部的反对和抵制。有的地、县和省直单位不跟他的指挥棒转,就被一锅端到我校来,由他们组织力量,专打这些“老大难”的“土围子”。软硬兼施,硬逼着担负领导工作的老干部自己戴上“走资派”的帽子,接着,就在组织上动“大手术”,直至罢了官才肯罢休。学员们气愤地说:“这哪里是学习,简直是老干部的反省院”。
“四人帮”在我省的代理人和黑干将,还打着“开门办学”的旗号,派人来我校作抓“走资派”的报告,要我校人员到外地参观学习抓“走资派”的经验。不仅在校内抓,还派学员到校外抓,以抓“走资派”为主要课程,早抓了,早毕业,晚抓了,晚毕业,抓不了,迟迟不许毕业。这些人名义上是党校的“学员”,实际上被“四人帮”在我省的代理人和黑干将当作抓“走资派”的特遣队。他们吹嘘:“这是大胆的实践”,“为开门办学闯出了一条新路子”。什么“新路子”,不过是搞反革命夺权的代名词而已!
(三)
办好工农干部学习班,是党校应尽的责任。“四人帮”在我省的代理人和黑干将,效法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把工农干部学习班作为他们建立资产阶级帮派势力,阴谋篡党夺权的工具。这个班先后办了六期,参加学习的三百多人,一直办到“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垮台为止。
“四人帮”在我省的一个黑干将规定,办工农干部学习班,“主要是培养对省委的感情”,实际是培养帮派感情。“四人帮”的另一个黑干将也规定,要把工农干部学习班的学员培养成“同走资派斗争的小老虎”。工农干部学习班开学、结业,“四人帮”在我省的代理人和黑干将都要讲话、接见和照相,以加深“感情”。他们给工农干部学习班以特殊重视,由他们这帮人专门组织一个领导小组,直接控制,学校党委过问不了。他们还用资产阶级思想作风腐蚀这些青年干部:生活上给以优厚补贴,不受财务制度的约束,外出参观,住高级宾馆,设盛宴招待,安排专场文艺演出,甚至组织群众夹道欢迎,摩托车开道,负责干部远程迎送,民兵和公安干警昼夜警卫。对大多数普通工农干部,他们进行严格的思想管制,稍不如意就无限上纲,无休止地“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硬要把你整得手足无措。而对他们的少数亲信,即使违法乱纪也多方开脱,谁要揭发了这些人的问题,就被当作“反省委思潮”,查历史,追根子,大批所谓“自由主义”,甚至强迫整个小组的学员人人检查。
参加这个班的许多人被突击提干。仅以一至四期为例,先后突击提拔为县以上领导干部的占参加学习人数的百分之三十五。群众称之为“直升飞机场”,“官坯子学习班”。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加快篡党夺权步伐的时候,他们不等学习结束,就从这个班突击提拔了一批,派到许多省直单位,担任主要领导职务,放虎纵鹰,四面出击,大揪“走资派”。毛主席逝世后,他们更急不可耐,不等开追悼会,就把刚刚开学的第五期工农干部学习班全部拉出去,进入揪“走资派”的阵地,到七所大学,为“四人帮”在我省的代理人当“整风”联络员,实际上是凌驾于党委之上的“钦差大臣”,大揪“走资派”。“四人帮”在我省的代理人,指定他在我校的亲信任总联络组长,指使这批学员“好好了解党内资产阶级的活动规律”,要他们把党委负责同志“搅得象热锅上的蚂蚁,睡不好觉,吃不下饭”,“不要为他们的眼泪所迷惑”。这个亲信扬言,要把工农干部学习班办成“省委的铁拳头”。
“四人帮”在我省的代理人和黑干将,蓄意制造新老干部间的对立,严重地毒害了青年干部。他们的一个亲信在同一个被突击提拔的学员谈话时公然说:“不把老干部打下去,我们新干部就站不住脚”。少数人中毒甚深,野心膨胀,就按照他们的指挥棒去大整老干部,干了不少坏事。他们一提起老干部,就称作“老保守”、“老混蛋”。这些人同老干部在一个办公室工作也反感,说:“他妈的!让我同走资派坐在一起”。 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许多人提高了觉悟,看清了他们这一伙的罪恶勾当,控诉说:“这些教唆犯,真坑害得我们不浅!”
“四人帮”在我省的代理人和黑干将,利用党校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给我省党的建设造成了极大危害,必须认真揭发批判,彻底肃清其流毒。我们决心遵照英明领袖华主席的指示,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把党校建设成为学习、宣传和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强阵地,成为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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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牢笼关不住革命文艺的春天
——控诉“四人帮”对舞剧《小刀会》的迫害
上海歌剧院 张 拓
《小刀会》是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产生的大型民族舞剧之一。民族舞剧这个新兴剧种,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周总理殷切的关注和辛勤的培育。我们遵照毛主席“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的教导,向古老的昆曲和京剧学习,整理了民族古典舞蹈。同时,我们响应党关于向民间文艺学习的号召,广泛搜集了江南各省及其他地区的民间歌舞,并进行了加工提高。随后,又借鉴了外国芭蕾舞剧和民族传统戏曲的创作经验。一九五八年,我们解放思想,大胆尝试,创作了上海歌剧院第一部大型舞剧《小刀会》。在此前后,民族舞剧之花在党的阳光雨露培育下争芳斗艳,涌现出《五朵红云》、《蝶恋花》、《宝莲灯》等好的或比较好的剧目,受到了广大工农兵群众的热烈欢迎。
自封是文艺革命旗手的叛徒江青,伙同卖国贼林彪,并在国民党特务张春桥的参与下,炮制了祸国殃民的“文艺黑线专政”论,一笔抹杀了十七年来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丰硕成果。江青胡说什么“民族舞剧的舞蹈语汇还没有形成”,一句话就把民族舞剧这个新兴剧种扼杀了。全国各地许多从事民族舞剧的演员被迫改跳芭蕾舞。甚至连在国内深受群众欢迎,在国际上得到赞誉的优秀民间舞蹈,如《采茶扑蝶》、《花鼓灯》、《荷花舞》、《孔雀舞》等,都被打进了冷宫。“四人帮”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就象一块巨大的顽石,阻挡了革命文艺前进的道路,民族舞剧的发展,也因此停滞了十几年。
《小刀会》近十多年的遭遇,就是“四人帮”压制和破坏革命文艺的罪证之一。一九五八年秋天,我和作曲商易同志、舞蹈编导白水同志等一起,在大跃进形势的鼓舞下,怀着满腔热情,决心讴歌上海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史绩。我们花了将近半年时间,深入到小刀会当年活动的地点,多方进行调查,认真研究有关史料,收集民间传说歌谣,然后投入剧本编写、作曲、编舞和排练工作。我们依靠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终于使这个戏能够“好中求快”地搞了出来。《小刀会》的创作过程,就是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探索民族舞剧发展道路的过程。尽管创作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和问题,但我们始终牢记毛主席提出的文艺要“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根本任务。《小刀会》创作和演出的成功,也就是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胜利!
国庆十周年时,上海歌剧院将《小刀会》作为献礼剧目正式在上海公演。广大工农兵热情欢迎这出歌颂革命先辈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舞剧。一九六○年一月十一日,毛主席在周总理陪同下,十分高兴地看了演出,对剧名、主题和表现形式都作了肯定。毛主席说:很好嘛!可以到北京去演,人民会欢迎的。北京汇报演出回来后,一九六一年,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遵照周总理指示,将《小刀会》拍摄成彩色影片,在国内外发行。可是,到了一九六二年,叛徒江青明明知道毛主席和周总理肯定了这个戏,却故意在看了演出后,当场指责这个戏“刀光剑影,枪声太多,死人太多”。拚命为扼杀这部民族舞剧制造舆论。
一九六三年夏,周总理亲自决定派《小刀会》剧组赴朝公演,出国准备工作期间,周总理多次亲临现场,从深化主题,安排舞蹈动作到设计服装式样,都作了具体的指示。有一次,已经是深夜十二点了,总理还赶到剧场检查工作,直到翌日凌晨才离开。我们永远忘不了周总理不辞劳苦,为培植民族舞剧而付出的宝贵精力。
一九六三年以后,国民党特务张春桥依仗当时窃取的上海文教大权,拉大旗作虎皮,歪曲毛主席对文艺的两个光辉批示,把《小刀会》列为反映“死人、古人、洋人”的剧目,从那以后,这个舞剧就从上海舞台上消失了。一九六四年冬,伟大领袖毛主席却特意用他的名义,赠送全套《小刀会》的服装和道具给正在上海访问演出的日本松山芭蕾舞团,并指示我们协助该团排练这个舞剧。日本朋友回国之后,于一九六六年群众斗争高潮中,在东京演出了芭蕾舞剧《小刀会》,受到了日本人民的高度赞扬。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围绕《小刀会》的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斗争更加尖锐了。国民党特务张春桥利用他们在上海篡夺的领导权,在一次文艺界的座谈会上又大放厥词,污蔑上海歌剧院“十几年来拿不出一部新作品”,明目张胆地全盘否定了毛主席和周总理关怀下出现的《小刀会》及其他创作剧目。接着,在“四人帮”及其余党的唆使和支持下,上海歌剧院突然出现了一个所谓《小刀会》专案,公然刷出了“《小刀会》是修正主义大毒草”的大标语,强行逼迫我交出剧本创作和导演分析的手稿,供他们组织所谓“批斗”。他们打着批判“爱情和死亡是永恒的主题”的幌子,攻击我不该在戏中抒写周秀英和潘启祥的爱情,不该把小刀会战士宁死不屈的英雄事绩写成悲剧。甚至不惜篡改历史,凭空捏造小刀会起义领袖刘丽川是叛徒,妄图把“为叛徒树碑立传”的莫须有的罪名硬加在我身上,并把《小刀会》一棍子打死。
“四人帮”不仅挥舞“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屠刀妄图砍杀《小刀会》,而且用这根大棒把我和作曲商易同志、舞美设计黄力同志都打成了“牛鬼蛇神”,长期剥夺了我们从事创作的权利。其他舞蹈编导,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和迫害。
一九七五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就电影《创业》问题发出了“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的重要指示,还在一次谈话中提到了民族舞剧《小刀会》可以演。“四人帮”却严密封锁毛主席的声音,并乘机策划对《小刀会》的篡夺阴谋。同年九月二十四日,特务张春桥代表叛徒江青在北京“接见”上海舞蹈学校《白毛女》剧组时,就玩弄偷天换日的无耻花招,肆意篡改毛主席的指示,叫嚷什么“《小刀会》可以修改”。这是“四人帮”破坏毛主席和周总理肯定的文艺作品的一贯卑劣手法,其险恶用心就是,在一时无法把《小刀会》扼杀的情况下,就改用明抢暗偷的惯技,来掠夺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光辉成果,为开创他们一伙的所谓“文艺新纪元”制造论据。事隔不久,“四人帮”安插在文化部的一个亲信就到了上海,背着《小刀会》原有编剧、导演和作曲,让人偷偷地关起门来,按照那套“三突出”创作原则,对毛主席、周总理肯定的《小刀会》肆意进行篡改。后来,由于这帮野心家忙于布置炮制毒草影片《反击》的阴谋,他们担心当时抛出篡改过的《小刀会》,可能会“引起连锁反应”,对他们篡党夺权的大局不利,才被迫暂停剽窃《小刀会》的卑劣勾当。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华主席领导全党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之后,《小刀会》很快重新上演了。从去年以来,《小刀会》舞剧已在全国各省普遍上演,并先后被移植为京剧、越剧、粤剧、晋剧、锡剧、河北梆子、湖南花鼓戏等各种地方戏曲。面对“四人帮”被粉碎后出现的这种空前盛况,我不禁百感交集。无限感谢英明领袖华主席,将《小刀会》舞剧和我们从“四人帮”的政治牢笼里解放了出来。
最近,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带领我们深揭狠批“文艺黑线专政”论。我们要发扬鲁迅“痛打落水狗”的精神,穷追猛打,除恶务尽。只有彻底清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流毒,社会主义文艺园地才会迎来百花齐放的春天,民族舞剧这朵鲜花才会开放出更加绚丽夺目的光彩!(附图片)
云南民族民间文艺活动正重新活跃起来。大理县喜洲公社金河大队白族业余文艺宣传队员在农田基建工地演唱“大本曲”《大寨花开向阳红》。 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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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历史可以作证
田间
一九四八年,石家庄市解放不久,华北文艺界第一次会议,在这个城市召开了。参加这次会议的同志,许多人在全国解放后成为各地文艺工作的领导骨干。如果说,转瞬之间,这些同志都背离了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放下武器,缴了械,成为修正主义黑线的俘虏,象“四人帮”所生造的——“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是不可理解的。“四人帮”竟然公开造谣,在红旗之下张贴黑布告。他们明明是要推翻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在“十七年”的主导地位,而又打着毛主席的旗号,这只不过是耍个花招罢了。
十七年中,广大文艺工作者经常学习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们中的一些人是从战场上、火线上来的。有的不久又到乡下蹲点,在一个大队一住两年,三年,有的在一个公社工作了达八年之久。想一想吧:那战争的年月,在敌人碉堡旁,在封锁沟上,在游击区,在反扫荡时,在枪林弹雨之中,他们是怎样响应毛主席的召唤,而向前冲锋的。
你听过吗,敌人的炮声与我们的鼓声相闻?你见过吗,我们的宣传品,诗传单,飞向敌人的炮楼?还有在土洞里高歌,与群众一起演剧,等等。所有这一切,不都是如在眼前吗?至于抗美援朝时,又有多少同志,在三八线上,在板门店附近,向国内及时寄交通讯报道。有书为证,有诗为证。
这样的历史,是“刀”也砍不断的。陈辉同志,记者、诗人,抗日战争时,参加了敌后武工队,被捕不屈,英雄的头颅被敌人高挂于敌人城门之上。谁能忘记呢?还有一位女作者任肖同志,在游击区生活,被敌人活埋了,群众为了纪念她,每到她牺牲的日子,在河岸上升起篝火来公祭她。谁又能忘记呢?
我个人不敢与他们相比。在毛主席的《讲话》发表以后不久,我曾从边区下到县委、地委和市委,参加过一些实际工作;六、七年间,从减租减息到土地改革的最后复查,这一全过程,向群众学习了许多东西。这些年来,使我找到了群众之中的老师。
历史是镜子,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党中央,一举粉碎万恶的“四人帮”,拨开乌云见晴天。“四人帮”强加在文艺战线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如此,才能恢复历史的真面目。“十七年”中文艺战线尽管也受到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但很多问题,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进行了批判和清算。这能说是“黑线专政”吗?“四人帮”混淆是非,分明是在搞阴谋。
“四人帮”逆历史潮流而动,从文艺上他们不过是要打开一个缺口,抓住舆论工具,其真正的用心,在于“改朝换代”。他们要搞“层层揪”,“写与走资派斗争的作品”,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实现其反革命的政治纲领。
我们是长期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教育下长大的。毛泽东思想,已深入人心。人心是杀不死的。一手不能遮天。他们反对“写真人真事”(为他们自己树碑立传则例外),但我们还是要写报告文学的。王洪文的一个亲信,在上海大吹什么“政治诗”,消息传来,我们猜想,他是要别人给他们吹喇叭,喊口号,我们没有响应。他们反对抗震,胡说什么“丢了一个唐山算什么?”我们在河北省委领导下,动员大批作者去写抗震。他们反对四个现代化,我们还是写了四个现代化。那时,我们当然还不明白他们的一切。但我们认识到的,我们就要按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做。我们认识不到的,自然也有上当的,中毒的。对于这一方面,正是我们要清除的,也必须清除掉。
我们必须在这场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进一步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继续改造世界观。要真正认识到毛泽东思想对文艺革命的伟大意义,世界观的改造对发展创作的重大作用,深刻体会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有关文学艺术的论述。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无产阶级文艺?什么是资产阶级文艺?只有我们自己把它弄通了,我们才能有真正的武器,才能有革命的望远镜和显微镜。不做墙头草,要做顶天柱。不为敌人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不为狂风恶浪所动摇,作文行事,光明磊落,才能把“四人帮”彻底埋进历史的垃圾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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