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外表象个样”的背后
——旬邑问题的启示
旬邑的问题，群众、干部早有揭发，但省、地某些赞赏旬邑的人偏听偏信，偏私护短，以致问题越来越严重。建议这些同志到旬邑人民中去，亲自听听群众的批评和呼声，对于深刻记取应有的教训，会有很大帮助。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批转陕西省委“关于旬邑县少数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问题的调查报告”，并作出要认真解决干部作风问题的重要批示后，旬邑的情况怎么样了？应该吸取那些教训？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到旬邑县作了一番调查了解。
在省、地工作组的帮助下，旬邑县在贯彻党中央批示精神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县委常委集体到受害很深的职田公社和太峪公社，直接听取群众的批评，对一些县委领导同志触动很大。他们认识到，过去搞的“四人帮”那一套东西，让群众受了罪，对不起旬邑二十万人民。现在旬邑县形势开始变化。县委领导班子作了调整和加强，全县打骂群众、乱扣乱罚的歪风已经刹住。一些犯了错误的干部到群众中去作检查，赔礼道歉，作风开始转变，干群关系有了改善。瞎指挥少了，生产队有了自主权，能从实际出发，夏收进度比往年加快了七至十天；春播适时，秋苗一次出齐，秋管抓得及时，加之雨水充足，大秋作物长势很好，丰收在望。党中央的重要批示打开了旬邑县人民的“话匣子”，群众敢讲话了。对原县委书记刘书润同志的错误和旬邑的问题越揭越深，使人们进一步看清“四人帮”假左真右的修正主义路线为害之深。
我们一到陕西，就听到对刘书润的错误和旬邑问题的显然不同的两种议论。有的同志认为旬邑县的农田基本建设有较好成绩，刘书润的错误是大干中的错误；有的同志则认为，刘书润官迷心窍，弄虚作假，不顾群众死活，踩着梯田一级一级往上爬，他当县委书记这几年，把旬邑县人民整“扎”（很厉害的意思）了。旬邑县干部和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证明，第一种议论是站不住脚的。
为什么有的同志，特别是个别领导同志，对旬邑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呢？原因种种，这里牵涉到一个怎样看待旬邑县农田基本建设成绩的问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旬邑县农田基本建设是不是有成绩，要看增产了没有？给群众带来了怎样的实际利益？最有发言权的，应是当地的人民群众，旬邑县的社员群众对刘书润的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有个概括的说法：“外表象个样，缺衣又缺粮”。实际情况也正是这样：
旬邑县平整土地的面积较大，路旁植树较多，汽车所到之处，土地成方，大道端直，白杨参天，地貌变化确实不小。而在这个“外表象个样”的背后，却是生产连年下降，贷款逐年增多，社、队储备粮挖空，返销粮大幅度增加，集体经济穷了，社员家底空了，社员生活很是困难。一九七七年较之一九七五年，全县每人平均收入下降十一元，每人平均口粮下降三十八斤。以刘书润多年任职和一直在那里蹲点的职田公社为例，粮食的总产和亩产，一九七六年比一九七五年下降百分之二十，一九七七年又比一九七六年下降百分之八。由于生产下降，收入减少，今年有百分之七十的社员家庭缺粮，百分之二、三十的社员家庭没钱买返销粮。一些老红军、老贫农气愤地对记者说：旬邑过去叫“粮食屯”，是渭北高原自然条件较好的一个县，就是一九二九年遭几十年少见的大旱，一九六五年遇严重春寒，也没有象现在这样缺粮。过去旬邑县每年向国家贡献一千几百万斤商品粮，如今全县二十万人民竟成了“五保户”，一年吃了一千多万斤返销粮。
是谁给旬邑人民带来严重困难？有人说是旱灾。旬邑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不这么看，他们说：是有旱灾，比起来，人祸比天灾更厉害。刘书润中“四人帮”的毒很深，吹得凶，跟得紧，推行“四人帮”假左真右的修正主义路线劲头很大。这是使旬邑人民受苦的根本原因。
迅速发展农业，要不要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要。但刘书润不顾实际情况，不讲实效，不顾当年生产，老做表面文章。在交通方便，大路两旁的田块，为图整齐好看，精修地边田埂，搞了许多无效劳动，而在偏僻地区，又有不少沟坡地荒废。一些道路修得过宽，使良田面积大为减少。平整土地规定过高的土方指标，社员无心顾及质量，打乱了熟土层，新平整的土地一二年长不好庄稼，会战区减产。百分之七十的强劳力上了工地，大面积田间管理受影响，积肥劳力不足，肥料少了，非会战区也减产。旬邑县有山区、塬区、川地，庄稼成熟有早有晚，季节差异较大，刘书润不顾实际情况，统一规定七月十五日以前，都要把麦收搞完，抽调百分之五六十的劳力上农田基建工地，并要求领导集中，时间集中，跟着是电话会、现场会，大查大比，查出哪个大队劳力少了，动作慢了，这个大队的支书就要受责骂，甚至挂牌游街。这样一搞，强壮一点的劳力大都上了工地，家里剩下的多为老弱病残。一些社队为了上足劳力，被迫把青麦、熟麦一齐割；有的队因没有人碾场，遇上阴雨天气，麦堆生了芽，发了霉。近几年，为此损失粮食不计其数。同时，还挤掉了多种经营。前年，石门公社有一百多亩甜菜没劳力收，烂在地里。去年，湫坡头公社因缺劳力挖黄芪，只得用犁来翻，仅西洼、湫坡头两个大队就减少收入一万多元。干部、群众同我们谈起这些事，都很气愤。他们说：“这样搞，几头减产减收，那里是干社会主义，简直是不顾人民死活瞎折腾。”
刘书润对“四人帮”宣扬的“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改造小生产”不只紧跟照办，还有所“发挥”。他不相信农民愿意搞社会主义，更看不到蕴藏在广大农民群众中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赤裸裸地讲“为什么毛驴骑着比拉着走的快？”“毛驴不过河，就欠两鞭杆！”“你连一个群众都整治不住，怎么能当干部？”在这种谬论的影响下，一些怪现象出现了：对群众打、骂、罚是“坚持斗争哲学”，是“出以公心”，不打骂不乱罚反而是“老右倾”、“绵羊式的干部”、“老好人掌权”。刘书润不仅亲自动手打人，还大搞“打而优则仕”。他于一九七五年任县委书记以来，一手提拔的七十四名公社副主任以上干部，就有二十八人犯有动手打人、违法乱纪的错误。“上梁不正下梁歪”，全县范围重扣重罚打骂成风。他们不顾群众死活，一年四季强令群众“三出勤两加班”，逼着社员天不亮下地，夜晚十一、二点才能回家。有的小学生放学回家，没人做饭，饿得哭；有的妇女把几岁的幼儿锁在屋里，或绑在炕上，出工时眼含热泪，回家来唉声叹气。
闻名全县的“反修沟”，沟深一百四十多米，沟底窄长，经雨水冲刷，有零星小块平滩，凑起来不过十几亩，两岸坡度在七、八十度以上。一九七五年夏天，刘书润等县委少数人，认为治沟是“新套套”，决定在这里作个样子。当年九月，职田公社从各大队抽调三百多人，组成专业队，带钱带粮，早出晚归，雨雪无阻，削壁填沟，干了两年零九个月，搬动了四十多万土方，才平整出六十亩地，今年只有二十多亩种上水稻、玉米和蔬菜，长得稀稀疏疏。刘书润却向人夸耀：“渭北高原产出了稻子。”一位参加专业队的六十多岁的老贫农告诉我们：“我在反修沟滚了几年，职田人吃亏就吃在这里。有的干部专出瞎点子，干这劳民伤财的蠢事，什么渭北高原出了稻子，不过是干部扬名，俺农民没半点好处。”刘书润等人还以“整村容”为名，扩马路、拆民房、平窑洞；以“过革命化春节”为名，腊月三十、大年初一搞“突击积肥”，刮墙皮，打锅台，砸土炕。有的把一家的几个炕都砸了，寒冬腊月，社员只好睡在地上。群众一年忙到头，连过年都不得安生。
旬邑问题发展得如此严重，从根本上来说，是“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造成的，是刘书润追随“四人帮”大搞假左真右的恶果。但是，刘书润的错误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为什么不能及时发现，及时解决呢？
这些年，从领导干部到群众，对旬邑、特别是对职田公社的问题，早有看法，有议论，也有揭发。刘书润的态度是权力所及，能压就压。谁要说职田一个“不”字，就被扣上“反先进”、“拔红旗”、“破坏农业学大寨”等种种罪名，就要挨批挨整。粉碎“四人帮”后，群众对职田公社的意见越来越尖锐。刘书润为压制群众批评，去年八月组织了十个人的写作班子，抛出一本长达五万多字的《来自职田的经验》，广为散发。这本帮八股十足的小册子，弄虚作假，歪曲事实真相，竭力吹捧刘书润的“功绩”，把职田公社美化为“农业学大寨百花园中傲霜斗雪的一朵鲜花”，辱骂对职田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为“谣言技师”、“挑刺专家”，诬称他们是“不学大寨反大寨”、“为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大吹冷风、大泼冷水”。刘书润还把几个给他提过意见，向上级领导反映过旬邑情况的人，诬陷为同“四人帮”有牵连，列为清查对象，进行打击报复。省、地某些负责人则是偏听偏信，对干部中的不同意见，对来自群众中的呼声和批评，充耳不闻，对群众的疾苦漠然视之，实际上支持和怂恿了刘书润。刘书润则把骗得的领导信任当作政治资本，拿来吓唬群众。他甚至得意忘形地对别人讲：“只要能得到上级领导人的信任，群众的意见顶个屁。”刘书润正是这样有恃无恐地沿着错误的路子越走越远。
旬邑问题是一面镜子。事情发生在旬邑，不是也反映出省、地领导上的一些问题吗？有哪些深刻的教训要记取？我们建议那些曾经对刘书润大为赞赏过的领导同志，走到旬邑人民中去，亲自看一看群众生产和生活的实际状况，听听群众的批评和呼声，对于深刻记取应有的教训，是会有很大帮助的。
本报记者 力文 绍高
第2版()
专栏：
发扬四五精神 攀登科学高峰
中国科学院一○九厂 宋胜均
最近，我学习了邓副主席和李副主席的谈话，很受鼓舞。邓副主席对当前的形势，作了透彻的分析，讲得及时，很得民心。对此，我坚决拥护。
一九七六年清明节，我和厂里的工人同志们，怀着悲愤的心情，追思周总理的丰功伟绩，声讨“四人帮”的反党罪行。在那铭心刻骨的日子里，我受同志们委托编写悼念周总理的挽词。我想到敬爱的周总理虽然去世，但他忠于人民的红心已经结出胜利的果实，他在四届人大宣布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已经深深印在人民的心里，鼓舞着我们前进。谁要胆敢反对周总理，把中国拉向黑暗，我们就要挺身而出，与之坚决斗争到底。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写出了“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的挽词，并同广大职工一道，把写有四句挽词的四块大牌送到了天安门广场，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志。为此，我和一些同志遭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无论是在狱中的铁窗前，还是平反回到生产岗位以后，我常常在想，人民为什么那样敬仰周总理、憎恨“四人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周总理代表了人民的心愿，展示了建设四个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规划。而“四人帮”却祸国殃民，摧毁国民经济，使中国倒退，完全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因此，百万人民才不惜付出鲜血和生命，以花圈和诗词为武器，同“四人帮”进行殊死的搏斗。虽然，这场革命运动遭到“四人帮”的血腥镇压，但是，人民群众那种坚持革命真理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是永放光芒的。
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了，这是人民的胜利。在十一月二十五日科学院召开的大会上，国家科委和科学院授予我们厂一面“四五先锋”的锦旗，这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和鞭策。今天，对于我们这些四五运动的参加者来说，就是要发扬四五精神，继续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壮丽事业中打先锋。
伟大的天安门革命事件深刻地说明，人民要民主，要科学，不要“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专制。人民群众在这个伟大事件中所显示出的力量，是任何人也压抑不了的。它为“四人帮”的垮台奠定了基础。今天，为了加快四个现代化的步伐，必须大大地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没有民主，人民的民主权利得不到保障，蕴藏在他们当中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不能充分发挥出来。实行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是建设四个现代化强国的基本前提。我们要深入揭批“四人帮”践踏民主、窒息人民创造精神的种种罪行，真正实现毛主席倡导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从天安门事件中吸取血的教训，就是要在大大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同时，大大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人民的民主权利有了保证，再要出现“四人帮”那样的坏人就不那么容易了。这对于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极为重要的。加强法制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可靠保证。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既有民主，又有法制，就会使人民心情舒畅地去为社会主义贡献力量，就会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如果不加快现代化的进程，就会被动，就要挨打。伟大的中华民族曾经为人类文明作出过光辉灿烂的贡献。中国人民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我们对提前实现四个现代化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搬掉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最大障碍。我们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发扬四五精神，解放思想，加快步伐，努力攀登科学高峰，夺取新的胜利。
（原载十二月六日《光明日报》）
第2版()
专栏：
落实民族政策 加强各民族大团结
国家民委系统广大干部群众密切联系实际，揭批林彪、“四人帮”破坏民族团结、取消民族工作的罪行
据新华社北京十二月七日电 最近以来，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所属单位先后举行了五十多次各种类型的批判会，各族干部、职工紧密联系实际，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破坏民族团结、取消民族工作的罪行。
各族同志在发言中指出，各族人民通过斗争实践，进一步体会到毛主席教导的“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的重大意义。加强各民族的团结，是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是伟大祖国的根本利益所在。
国家民委的同志说：在揭批斗争中，进行党的民族政策再教育，认真落实民族政策，是实现抓纲治国的一件大事。他们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党的民族政策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得到世界进步人民的称赞，实践证明它是完全正确的。
民族出版社、中央民族语文翻译局的同志说：没有党的民族政策，也就没有民族出版事业。民族出版社创立以来，用多种少数民族文字翻译出版各种图书，其中，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多。出版社每年为党中央、国务院翻译上百万字的人民来信；同时承担了党和国家重要会议的民族语文翻译任务。“四人帮”一伙胡说什么“民族出版社向少数民族贩卖封资修毒草”，迫害翻译出版人员。同志们拟定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翻译出版计划，也被指责为“好大喜功”。
粉碎“四人帮”之后，各族同志口诛笔伐，清算了林彪、“四人帮”破坏民族语文工作的罪行，以饱满的革命精神投入工作，齐心协力，精益求精，为各民族人民多出书，出好书。民族印刷厂已于十一月二十四日提前完成全年生产计划。
中央民族学院的同志说：要坚决落实华主席关于“认真办好民族院校”的指示，为各族人民培养更多的人材，对四个现代化作贡献。
他们说，林彪、“四人帮”一伙挥舞“黑线专政论”的大棒，把民族学院打成“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的温床”，胡说什么“民族问题已经解决了”，“民族学院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不顾千百万少数民族人民的反对，把全国十个民族学院先后撤销、停办了八个，广大教职员工被调走，校舍被占用，有关少数民族历史、文学、宗教等方面民族文字的大量珍贵资料被烧掉，仅西北民族学院即损失图书资料达六十万册之多。
现在，除中南民族学院之外，九个民族学院全部开学。各院校还分别作出三年、八年的规划，力求逐年发展。
民族研究所的同志们说：一定要大干一场，早出成果，多出成果，把林彪、“四人帮”取消民族工作所造成的损失夺回来。
他们说，民族研究所在普查的基础上，编印了全部少数民族的简史、简志和史志合编初稿共五十七本，拍摄了十多部民族科学纪录片。周总理对这种联系实际研究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用影片反映解放前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农奴制状况的做法十分称赞，高兴地勉励大家：“这个工作很有意义，拍摄出这样的影片是对世界的贡献！”万恶的林彪、“四人帮”一伙，把民族研究工作的成绩一笔勾销，攻击民族研究所是“封资修的大染缸”，扬言要“砸烂”、“摧毁”，甚至下令解散，迫害研究人员，民族研究工作被迫停顿了十多年。许多珍贵的重要文献和图书资料被毁坏或散失。
粉碎“四人帮”，研究所广大干部群众如绝处逢生，都说要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大干一场。他们正加紧编辑出版《少数民族简史》、《少数民族社会调查报告》、《少数民族语言调查概况》等五套丛书，作为建国三十周年大庆的献礼。
民族文化宫的同志说：民族工作的光辉成就是否定不了的，我们要拨乱反正，把《民族工作展览》办得更好。
民族文化宫的各族职工说，民族文化宫于国庆十周年举办《民族工作展览》，周总理、朱德委员长和邓小平、贺龙、陈毅副总理都前来观看作指示，周总理还多次陪同外国贵宾来参观。有的外宾留言：“你们为世界各国处理民族问题树立了一个范例。”
可是，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民族文化宫被诬蔑为“修养宫”，《民族工作展览》被诬蔑为“黑展览”，展览架被拆掉，展品被糟踏了，人员被遣散，连礼堂也被江青拨给了别的单位。打倒“四人帮”，民族宫得解放。各族同志振奋革命精神，在短时间内举办了《揭批“四人帮”漫画展览》和《五个自治区摄影艺术展览》。目前正积极筹办《民族工作展览》，要为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民族问题的学说，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宣传民族工作的光辉成就作出贡献。
民族歌舞团的同志说：砸烂“四人帮”强加给我们的枷锁，为加强各民族大团结而放声歌唱。毛主席生前曾多次亲切接见，周总理不仅多次找各族文艺战士交谈，并一起开会讨论民族歌舞团的建设和发展，勉励大家“文采风流，要日日进步”。当有人攻击党的民族政策，企图解散歌舞团时，周总理愤怒表示：“谁要取消民族歌舞团，我就和他斗争到底！”“四人帮”及其亲信贼心不死，竟提出“下放杭州”、“就地解散”或“归大堆”等方案，由于同志们在周总理的关怀下据理斗争，中央民族歌舞团才没有被砍掉。大家说，“四人帮”垮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春天来到了。我们要继续走毛主席、周总理指引的路，面向全国各族人民，为增强民族团结服务，为祖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
第2版()
专栏：
西藏深入进行民族政策再教育
据新华社拉萨十二月七日电 一个深入进行党的民族政策再教育的热潮正在西藏万里高原兴起。自治区有关部门发出了《进一步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的通知和《民族政策再教育提纲》。各级党委组织干部、群众学习毛主席有关民族问题的论述，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破坏民族团结的罪行，纷纷修改制订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的措施。不少单位派人深入农村、牧区，征求少数民族群众的意见。有的单位还把进行民族政策再教育作为年终工作总结和评比先进的重要内容。
在进行民族政策再教育的过程中，人们回顾了解放以来执行民族政策的情况。大家说，从第二野战军十八军进军西藏时起，广大汉族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就坚持民族平等的原则，搞好民族团结，努力学习藏族语言文字，尊重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巩固和发展反帝爱国统一战线，为发展西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事业作出很大贡献，受到藏族人民的爱戴。可是，近十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推行假左真右的修正主义路线，严重干扰和破坏了党的民族政策的贯彻执行，致使一些汉族干部民族政策的观念淡薄了，出现了对兄弟民族干部和群众尊重不够，对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重视不够的现象。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广大军民联系实际，重温了毛主席有关民族问题的论述和为西藏制订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更深刻地体会到，什么时候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什么时候革命和建设就取得胜利，什么时候违背了党的民族政策，什么时候革命和建设就受到挫折。
西藏各级党委十分重视教育干部发扬党的光荣传统，不断提高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自觉性。中共那曲地委计划在几年之内把全区干部轮训一遍，重点是学习党的民族政策；同时，组织汉族干部学习民族语言。自治区出版局总结了近几年来出版战线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经验教训，又一次重申了“以藏文为主，以通俗读物为主”的出版方针。
被各族人民誉为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模范的驻藏人民解放军，最近派出大批干部深入到营房、雪山哨卡，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检查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情况，并结合典型事例对指战员进行生动具体的民族政策的再教育。不少连队制订了执行民族政策的条例和进一步培养藏族干部、战士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