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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剥掉“优秀工人”画皮还其“四人帮”帮凶面目
陕西国防工业系统召开大会，揭批陕西省积极追随“四人帮”的那个人的各种罪行
本报讯 据《陕西日报》报道：最近，陕西省国防工业系统在西安召开揭批陕西省积极追随“四人帮”、在四届人大中窃取高位的那个人的罪行大会。来自西安、宝鸡、汉中等地区企业的七千多名干部群众，同仇敌忾，愤怒控诉那个人无耻吹捧“四人帮”，恶毒攻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分裂工人阶级队伍，大搞打砸抢的滔天罪行；彻底剥掉了他文化大革命以来，伪装成“优秀工人”、
“优秀党员”、“群众的好代表”的画皮，还其“四人帮”帮凶的本来面目。
那个人在我国遭受三年自然灾害，经济暂时困难时期，书写反动诗词，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九六五年的“四清”运动中，受到群众的批判教育。但他拒不接受教育，经常发泄对党和人民的不满情绪。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对别人说：“我在四清中被人家批判过，你们也受过压，咱们应当起来造反。”就这样，他打出了“造反”的旗号。
那时节，昆仑机械厂的工人经常可以看到他横行厂里，双手叉腰，趾高气扬地高喊：“革命的打砸抢好得很！”在他的参与和支持下，昆仑厂许多办公室被砸，机密材料被抢，广大干部群众遭到残酷打击，什么“国际间谍案”、“暗杀集团案”等名目繁多的假案、冤案相继发生。他还指使一些人对广大干部群众大打出手，使用惨无人道的法西斯手段。有的干部因病走不动，不能参加他们的“批判会”，就用床板硬抬到会场批斗。在他们的残酷迫害下，全厂有三百二十五人被错定为叛徒、特嫌，其中有几十人致伤、致残，有四名职工含冤而死。工人梁伯民被他们一伙活活打死，经法医检查，全身被打伤二百八十七处。
那个人还是社会上大规模武斗的干将。一九六七年二月份，他伙同反革命分子陶庆等人策划制造了西光厂“二·一○”打砸抢破坏事件。尤为恶劣的是，一九六八年六月，陕西省革委会成立已经一个月之后，他一手策划制造了震动西安市的炮打搪瓷厂武斗事件。在他的指挥下，武斗队伍分乘四辆卡车，动用四挺高射机枪，向搪瓷厂发射一千多发子弹，造成了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和严重后果。
一九七三年，按照陕西省委的部署，陕西省总工会成立了。那个人钻进了陕西省总工会，把持了陕西省总工会大权，他更加胡作非为，积极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妄图把工会变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工具。他能进入省总工会，是由一个曾在陕西省把持很大权力，终于投靠了“四人帮”的坏人硬塞进去的。
一九七四年初，那个人从一个读书班回来，在陕西省委扩大会议上散布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的黑报告，到处扩散这个黑报告，极力煽动闹派人物、打砸抢分子卷土重来，矛头对准党组织，公开煽动工人反对党的领导。在这一黑报告的影响下，陕西省国防工业系统的一些工厂的闹派人物重整旗鼓，兴风作浪，搞得这些企业长期不得安宁。
那个人借传达“九大”精神的机会，学着把他塞进陕西省总工会的那个坏人的腔调，恶毒攻击朱委员长、叶副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恶毒地说：他“从感情上是不愿意选他们的”。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他去找陕西参加会议的代表，肆意攻击朱委员长，攻击各级老干部。他离开陕西后，还直接插手昆仑机械厂，授意要将他的帮派骨干一一提拔重用。
华主席领导全党一举粉碎“四人帮”，那个人仍不死心，为“四人帮”鸣冤叫屈。在一次会议上，他与“四人帮”一个女党羽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恶毒攻击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公然反对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今年五月，那个人回到陕西以后，被安排到一个工厂，边劳动，边检查自己的问题。他态度恶劣，公然对抗，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那个人的桩桩罪行，激起与会广大干部群众的无比义愤，受到大家的严肃批判。根据他的罪行和表现，中共陕西省委最近决定对他进行隔离审查。
一九七一年四月以来，昆仑机械厂的共产党员殷文柱等同志，曾五次向毛主席、党中央揭发那个人的问题，由于“四人帮”一伙的包庇，不仅没有达到目的，还横遭打击迫害。直到华主席粉碎“四人帮”，才伸张了正义。
在这次揭发批判大会上，昆仑机械厂职工坚决拥护陕西省委决定，对那个人实行隔离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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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八三二○二部队积极退还校舍 安徽农学院搬回原校址办学
编者按：林彪、“四人帮”横行时，各类各级学校都遭到严重破坏，农业院校所受损失尤为惨重。恢复和发展党的教育事业，需要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需要整个社会的大力支持。退还占用校舍，解决校舍严重不足的困难，已成当务之急。今年八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退还被占用校舍的请示报告后，不少占用校舍的单位，识大体，顾大局，积极做好退还工作。但是，仍有一些地方、一些单位对这个问题认识不足，行动迟缓，措施不力，工作进展缓慢。希望这些地方和单位学习八三二○二部队的榜样，尽快退还占用的校舍；也希望这些地方的党委，象安徽省委那样，切实加强领导，积极、妥善地解决退还校舍工作中的各种具体困难，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尽快做好被占用校舍的退还工作，协力把学校办好。
本报讯 记者端木来娣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三二○二部队坚决执行中央军委指示，将六万零六百五十四平方米房屋退还给安徽农学院，保证了这所农学院总院搬回合肥市郊原址按时开学。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安徽农学院受到严重破坏。一九六八年十二月，这所高等农业学校被强令在十五天内从合肥市郊迁到宿县紫芦湖、凤阳、滁县沙河集等三个偏僻的农村。搬迁中，仪器设备损坏了四千多件，图书资料大量散失。五万零八百一十五平方米的校舍由部队进驻使用。近十年来，安徽农学院由于学校分散，房屋紧张，设备奇缺，师资不集中，教学质量下降，科研工作无法开展，严重影响了全省农业科技人才的培养和深造。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解决安徽省委领导班子问题以后，这所深受“四人帮”之害的农学院也获得了新生。去年十月，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曾两次去宿县紫芦湖看望农学院教职员工，召开干部、教师座谈会，认真听取意见，并同大家一起讨论如何把农学院办成全省重点院校。省委还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安徽农学院的办学问题，根据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实际需要，作出了将该院大部分专业搬回合肥原址办学的决定。
对安徽农学院搬回原址办学，中央军委和南京军区也非常支持，做了大量的工作。七月二十七日，万里同志主持召开会议，与专程来合肥的中央军委和南京军区有关负责同志共同研究了交接房子的问题，并成立了交接领导小组。
八三二○二部队在移交房子的过程中，发扬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处处从安徽农学院的急需出发，不仅提前一个月移交了原有房屋，又把部队新建的灯光球场，战备深水井泵，全套抽水设备和设备齐全的地下道，三百多间猪圈和饲料加工房等，都无条件地交给了安徽农学院。部队专门抽调一个连和一个排，负责打扫移交的房间和校园，检查修理门窗和电灯。他们还主动派出大批卡车帮助农学院搬运仪器设备和学生行李，使该院很快在原址开学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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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吉林农大校舍退还工作正在进行
该校负责人说，如果占用单位能进一步采取措施，继续退还一部分校舍，还可扩大招生，培养更多人才
据《吉林日报》报道：在吉林省委、省革命委员会的关怀下，吉林农业大学被占校舍的退还工作正在积极进行。
吉林农大地处长春市郊区净月公社何家屯。文化大革命前，已基本建成具有相当规模的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高等农业教育基地。可是，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吉林省委前主要负责人一伙，制造种种借口，把吉林农大从何家屯迁至白城市。在此期间，这个农大的原校舍先后被六个单位占用。
今年春天，吉林省委、省革委会根据新时期总任务的要求，作出恢复吉林农业大学并迁回原址办学的决定。占用吉林农大校舍的省疗养院和驻军某部坚决执行省委、省革委会决定，立即动手退还校舍。到目前为止，省疗养院已退还教学大楼、学生宿舍、食堂二万一千五百平方米，占其应退还校舍的百分之八十多。驻军某部也采取果断措施，先后退还了教学大楼、服务楼和职工宿舍三千七百五十平方米，其余的将陆续退还。由于准备工作做得好，吉林农大今年招收的四百名新生已经按时入学。该校负责人说，如果各占用单位能够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继续退还一部分校舍，还可以扩大招生名额，为国家培养更多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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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他们带了个好头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段君毅、常务书记刘杰同志公私分明，不搞特殊化，给各级干部作出了榜样
近日，记者在郑州采访，听到人们高兴地称赞：“省委第一书记段君毅、常务书记刘杰同志带了个好头，给各级领导干部树立了榜样。”
事情是这样的：段君毅、刘杰同志调河南工作以后，有的同志听说他们的家属过去很少来河南，建议他们到附近的登封县去看看。段君毅、刘杰同志知道后，多次向家属及工作人员交代：乘车要交车费，参观要带“干粮”，不吃招待饭，不能有半点特殊。
十月二十二日，星期日。段君毅、刘杰同志的家属，搭乘机关的汽车去参观了。第二天，段、刘两同志便派工作人员廖作奎同志给招待所送了车费来。招待所所长惊奇地说：“哎呀！省委书记的家属乘了一次车也交费？过去没有这个先例，不用交费。”廖作奎同志说：“不收费可不行。这些领导同志多次讲，无论是谁都要按财务制度办事，领导干部更应该公私分明，这是党的纪律。你现在收下，不就有先例了吗？”经廖作奎同志再三说明，所长才如数收了十元五角汽车费。
这件事很快在机关、工厂、学校传开了，成了郑州街头的“新闻”。
其实，这种公私分明的做法，本来是我们党的传统。那么，在今天的河南，为什么干部和群众反应如此强烈呢？许多同志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有那么一些人忘记了党的优良传统，目无党纪国法，严重违犯财经纪律，大肆挥霍浪费，干部和群众气大了。例如，省委原来分管经济工作的副书记王维群，当驻马店遭受特大洪水灾害以后，不顾人民的生活困苦，纵容苏华、杨作孔等人挪用救灾款物，兴建楼堂馆所，致使不少灾民今天还住在庵棚里。有的干部把工厂生产的电视机搬到家里“试看”，把工厂的电冰箱运到自己家“试用”，索取名酒、香烟、香油等“品尝”。有个省委副书记带着老婆孩子下乡，“人马未动，饭谱先行”，吃的是山珍海味，喝的是茅台名酒，吸的是中华香烟，一顿饭就花了一百多元。遂平县一个县委副书记，带着老婆、儿子、未婚儿媳以及县的保卫、医生、摄影等人员，一行十人到北京给老婆看病。在北京住了十二天，大部分时间游览名胜古迹，共花了一千五百多元，全部公家报销。如今，段君毅、刘杰同志的家属搭车都交费，这在作风上和那些人是多么鲜明的对照啊！怪不得群众说：“他们带了个好头，各级领导干部都应该这样做。”
本报记者 石德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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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绵阳提拔懂农业的干部担任领导职务
据新华社成都电 四川省绵阳地区有计划地提拔一批熟悉农业生产的干部担任各级主要领导职务，促进了全区农业的发展。
粉碎“四人帮”以来，这个地区十八个县（市）先后提拔了两千多名熟悉农业生产的干部到地、县、区、社的领导岗位上任职。现在，十七个县的第一把手均由熟悉农业生产的干部担任。另外，还充实了全地区一百六十三个区、镇的领导班子，任命了一批新的区、镇长。
绵阳地委为了改变农业后进面貌，两年来一直注意加强基层的组织建设。他们把那些和“四人帮”有牵连、不懂农业生产、不适合继续担任领导工作的干部作了调整，同时选拔熟悉农村工作的干部担任领导。在选拔中，他们很注意坚持干部条件，强调一定要有农村工作的实践经验。对已确定为选拔对象的，由上级指定专人，对他们的政治思想、领导能力、掌握农业知识等情况进行考核。全地区选拔的两千多名干部中，有百分之三十左右是农业劳动模范、农村工作积极分子，百分之二十左右是大队支部书记、生产队长等基层领导骨干，一半左右是农业技术干部、农业科研骨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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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工作研究
重点企业的“婆婆”太多
在最近召开的冶金工作会议上，记者听到一些重点冶金企业的负责人反映，重点厂矿企业管理体制下放后，冶金部，省、市委，省、市的计委、建委和工交办，省、市冶金局都是领导，“婆婆”太多，企业想要办件事，哪个“婆婆”都得拜到，这种管理体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重点企业是部里要产量，地方要产值、利润。有关基本建设、技术措施的事要找部里，劳动力指标由省里拨。多头领导，意见往往不一致，互相扯皮，使企业办事很困难；有时一个报告在上级转圈圈，很久批不下来，办事效率很低往往误事。包钢党委第一书记郝田役说，包钢是双重领导，条块结合。我们有事找“条条”，“条条”叫我们找“块块”。我们找“块块”，“块块”又说他们管不了。搞得我们既不姓“冶”（冶金部），又不姓“包”（包头市），日子实在不好过。武钢党委第一书记李振江说，今年省里要从武钢调十万吨钢坯，部里不同意，说是纪律问题，弄得我们左右为难。长城钢厂的同志反映，我们提拔一个干部，要过省、市、冶金局等九道关。沈阳冶炼厂党委副书记陈春台说，我们要将一座三层楼加高两层，资金、材料自己解决，光是一张施工执照就办了半年。铜陵有色金属公司党委书记金克说，我们要换个公章，报到市里，市里又报到省里，省里又同冶金部商量，几个月还没有批下来。许多同志说，企业下放倒不怕，只是宁要一个要求严格、办事奏效的硬“婆婆”，不愿要许多只当家不主事的软“婆婆”。
“婆婆”多了，对企业要求就多，各敲各的锣，使企业负担过重。重钢的同志说，上面搞什么工作，企业就得成立什么办公室，重钢现在就有二十多个办公室，有的是部里要求搞的，有的是省、市要求搞的，抽人不少，有百分之六的工人不在生产第一线。长沙勘察公司党委书记赵荣亭说，知识青年带队，学大庆学大寨工作队，修市区马路，都要企业派人，各个领导机关还要借调，今年五、六月份，株洲硬质合金厂因这些名目派出的人员就多达三百九十名。中央有个什么文件或指示，这些“婆婆”同时或相继开会往下传达，企业往往要派人参加四、五次同样内容的会议，而且非要一、二把手出席不可，不去就是不重视、不尊重。还有各个“婆婆”派出的名目繁多、内容重复的检查团，前走后来，甚至几个团同时到达，把企业领导忙得团团转，稍有照顾不周，什么“摆重点企业的架子”、“骄傲”等风言风语就出来了。许多“婆婆”对企业发号施令，出现了社会不管企业的事，企业却要管许多地方的事的怪现象。什么职工生活物资的长途运输，知识青年下乡，人防工程，计划生育，学校教育，民兵打炮，商店，医院，有的甚至公安派出所等等，都得企业管。乐山机修厂的党委书记巩良玉说，我们成了“全面管”企业。许多企业的一、二把手说，这样下去，企业怎么实现以生产为中心？主要负责干部有多少时间抓生产？他们很羡慕科技人员有“六分之五”的规定，说给我们规定“六分之三”也好嘛！
参加冶金工作会议的同志普遍反映，管理体制是个大问题。体制合理就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就会起阻碍作用。他们说，这种“婆婆”多的管理体制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就会直接影响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速度。
新华社记者 徐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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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本报记者来信
为什么这里爱竹如宝？
四明山区是浙江省的毛竹产地。山里有个乌岩村，早些年滥砍滥伐毛竹现象严重。林业部门三令五申封山育林，到处立关设卡，也阻止不了毛竹蓄积量急剧下降的趋势，每亩竹林只剩下百十来株。现在，这里有了爱竹护竹的好风尚，毛竹蓄积量又恢复到每亩一百六十五株的水平。
这个变化从何而来？听说这是爱中公社工艺竹编厂起了大作用。我们怀着很大的兴趣进山采访，一路上只见竹林成片，走进竹编厂满眼都是栩栩如生的竹编动物和精致美观的日用竹器。公社负责人介绍说，我们这里的毛竹生产，是靠这些竹制品翻过身来的，是我们社办厂起了促进作用。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可是这里靠着竹山的农民，过去并不能从竹子身上得到多少好处。那时候，把一根毛竹从山上扛到公路旁边卖给国家，只拿到块把钱。有人指出这样的价格太低，反被说成“金钱挂帅”，“觉悟低”。社员一气之下，不育林不管林，因为觉得竹林的收益太小。于是有人偷偷地砍伐毛竹，拿到集市去卖，一根可得六、七元钱，关卡也卡不住。狮声大队的例子很突出，九百多亩毛竹，在短短的两三年内，由每亩一百四十株降到八十株。公社不得已减免了他们三年交售毛竹的任务。山穷人穷，超支户达到百分之八十，眼看集体经济维持不下去。
怎么办？大队派人到宁波市去找门路，看到工艺竹编品价格高，外贸又很需要，就把有手艺的社员组织起来搞竹编加工。当时，县里一再来人说，你们的毛竹已经很少了，再发展竹编，竹山将会变成光山。事实恰恰相反，也是两、三年的光景，这个大队的毛竹很快恢复了原来的蓄积量，又继续向国家提供毛竹了。其他大队都来学狮声，随后公社把大家组织起来，成立了爱中工艺竹编厂。他们的产品很受市场欢迎。折合原竹计算价格，平均每根收入十五元，最高可达三十多元，超过集市贸易的价格二至五倍。大家看准了这条门路，谁也不愿意偷偷地砍毛竹去集市卖，那些关卡也无形中撤销了。
现在，这个社办厂的工艺竹编品，已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个品种，行销到三十多个国家，年产值达到六十多万元。去年，全公社社员的分配水平达到一百二十四元，其中百分之三十五来自竹编生产。这样，社员怎能不“爱竹如宝”呢？
我们从这里再一次看到，除了保证国家必需的原材料外，提倡就地取材兴办社队企业，把原材料加工为半成品和成品，可以壮大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益。这对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关系重大。那种只要农民提供原材料，而不注意提倡原材料就地加工，甚至限制加工的做法，是不利于农村经济发展的。
虞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