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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札记
高参的高论
常庆
被西方称为勃列日涅夫美国问题高参的格·阿尔巴托夫，最近与英国记者进行了一次“异常直率”的谈话。他不愧是克里姆林宫智囊团中的佼佼者，从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到“缓和”，从非洲之角战争到亚洲东方形势和中国对外政策，简直无所不谈，仿佛他不仅是苏联的美国问题研究所所长，而是一个无所不晓的世界通。
高参谈话的内容颇为庞杂，这里且举其一二，略加批注。
其一是威胁西方说，“假如西方寻求同中国发展关系超过了某种限度，那么缓和就没有位置”。
苏修过去总是说，“缓和”是为了改善整个国际局势，发展各国之间“合作”。现在高参这么一说，无意中揭穿了那完全是骗人的鬼话。原来，西方必须按苏联的鼓点迈步，“缓和”才能“有位置”。莫斯科把“缓和”作为推行霸权主义的一种手法，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其二是为苏修海上扩张辩护说，苏联是个“海岸线非常长的国家”，“印度洋是连接我国东西方的海上通道”，它的作用有如“巴拿马运河对美国起的作用”，因此，苏联“不得不注目于海军。”
这种坦率之词，确实惊人。照这个高参说来，假如苏联船只从西边的摩尔曼斯克南行到东边的海参崴，凡是它们穿行之地，无论是挪威海、北海、地中海也好，或者苏伊士运河、红海、印度洋和太平洋海域也好，统统都是它的“海上通道”，它都“有权”前往那里，把炮口对准人家大门，并且赖着不走。不仅如此，这个高参居然还斗胆把今日之印度洋，比作当年的巴拿马运河，好象你美国有权霸占巴拿马运河，我为什么就不能起而效尤，以维护“海上通道”为名，把印度洋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可惜高参似乎忘记了，今天已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连美国迫于形势也不得不决定把运河交还给巴拿马人民了。
高参在谈话中表示，莫斯科“希望在全世界各地都有对苏联友好的政府”。
这番话，表面上是良好的愿望，骨子里包藏着杀机。由于苏联到处侵略扩张，搞得人家国无宁日，因而别人给它下逐客令、吃闭门羹，也就不奇怪了。美国专栏作家哈希说：苏联在今天的世界上之所以孤立，是由于“它没有能力做出什么事情来使得人们对苏联的友谊感兴趣”。现在，这位高参闭口不谈苏联霸权主义对别国的干涉、颠覆，却要求“世界各地”都要有“对苏联友好的政府”。莫斯科对于被它认为“不友好”的政府，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人们从高参的“希望”中，不能不感到有一种威胁的口吻。
这个高参谈话的效果如何，不妨借用英国的苏联问题专家爱德华·克兰克肖的话来说，“尽管他讲得头头是道，娓娓动听，他仍然没有丢掉……撒谎的技巧”。当然，除了谎言连篇之外，恫吓、讹诈的霸权主义气味更是令人掩鼻，臭不可闻。由此看来，高参的这番高谈阔论，不过给克里姆林宫的霸权主义者又一次描绘了一幅自画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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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社会主义一词的由来
高放
社会主义在我国已经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今天连普通的孩子都会高唱《社会主义好》这首歌曲。那么，社会主义一词是怎么来的呢？
社会主义是近代从欧洲文字翻译过来的新名词。在欧洲，也是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才开始使用。早在十六世纪英国刚处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时候，资本主义就已经暴露出贪婪掠夺的本性，给劳动人民带来破产、失业、贫困、工伤劳累致死等灾难。一些先进人士针对资本主义的罪恶，幻想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制度，这就产生了后来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潮。一五一六年，英国人莫尔写的《乌托邦》一书问世，便是近代空想社会主义的开端。空想社会主义在西欧经过三百多年的发展，到十九世纪初出现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算是达到它的最高阶段。但是，这三大空想家本人也没有使用过社会主义这个词。到一八三二年，即圣西门逝世后七年，在二月十三日发行的圣西门派的刊物《地球》上，有一个圣西门的门徒叫做乔西安尔的，他在一篇文章中第一次使用“社会主义”（Socialisme）这个法文新词汇来说明圣西门学说的要点。翌年，在欧文派的刊物《贫民卫报》上也使用了英文“社会主义”（Socialism）这个词。
“社会主义”一词导源于拉丁文Socialis，这个拉丁文的原意是“同辈的”、“同伙的”。空想社会主义派最初使用社会主义一词只是表达了他们不满资本主义社会中盛行的个人主义，朦胧地倾向于集体主义。可是，它既然反映了社会上广大人民对资本主义的憎恶和对理想社会制度的向往，所以一旦出现在报刊上，就广为流传。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社会主义”已经成为西欧好些国家非常时髦的思潮。在社会各阶级中都有不少人自命为社会主义者，然而由于人们的阶级立场不同，对社会主义的解释也迥然有别。于是除了空想社会主义之外，又出现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封建贵族社会主义。
一八四二年至一八四四年，德国有两个伟大的人物——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了自己世界观的转变，批判地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和其它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一八四八年二月，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文献《共产党宣言》横空出世，系统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全面批判了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从此，社会主义才有了明确的科学内容和坚实的阶级基础。社会主义是一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无产阶级的远大理想。科学社会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是同义语。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预见到：资本主义必然过渡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按其成熟的程度不同可分为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前者就称为社会主义。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科学社会主义在西欧诞生之后，迅速传播到整个欧洲、美洲，到十九世纪末传到了远东的日本。
“社会主义”是在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传到中国的呢？是在二十世纪初年从日本人那里传来的。日本在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以后努力向西方学习。一八七○年，日本学者加藤弘之从德文翻译出版了一本名为《真正政府的原理》的书，其中他第一次使用“社会主义”这个日文新词汇。我们知道，早在我国隋唐时期，日本就采用大量汉字。后来，日本人利用汉字创造出很多新的词汇，“社会主义”就是其中之一。
到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日本已有较多的书刊介绍欧洲的社会主义。可是，在我国还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我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以至改良派的许多人士在国内无法立足，纷纷东渡日本。他们当中一些人就是这时在日本接触到西方的社会主义。有的人把欧洲的“社会”一词按汉语习惯译为“人群”或“群”，有的人把欧洲的“社会主义”一词译为“民生主义”或“养民学”、“安民新学”。然而，更多的人还是径直把日文“社会”、“社会主义”移植过来作为中文的新词汇。一九○二年，梁启超在改良派的《新民丛报》上首先提到“麦喀士（马克思）之社会主义”。一九○五年，朱执信在革命派的《民报》上最早扼要介绍了马克思（当时称“马尔克”）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要点。这个时期，我国还从日文翻译出版了不少介绍欧洲社会主义的文稿。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科学社会主义才真正在我国获得广泛传播。经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社会主义终于由理想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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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两伙计
谢黎 诗 江帆 画老大老二，一对伙计；一个在东，一个在西。恶鬼戴着人面具，刁狼披着花外衣；我在非洲张血口，你在亚洲施毒计，彼此彼此，新沙皇手下的小徒弟。难兄难弟，不分高低；两副嘴脸，一个版底。舐着卢布求赏赐，认个干爹头叩地；强盗衣钵我承继，出卖灵魂你第一，彼此彼此，新沙皇豢养的新仆役。毒蛇两头，一条黑根；原形毕露，无处藏身。非洲莽原烈火红，亚洲大地艳阳新；过街老鼠人喊打，跳梁小丑惊破魂，彼此彼此，新沙皇胯下的殉。（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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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莎士比亚故乡行
那是一个仲夏的早晨。汽车从伦敦出发，朝英格兰的西北方向疾驶，两个多小时后，抵达举世闻名的伟大作家莎士比亚的故乡——艾冯河畔的斯特拉特福。
斯特拉特福，属沃里克郡，是英格兰的“地理心脏”。一五六四年莎士比亚诞生在这个镇的亨利街的一幢小楼里。这幢房子是多少代斯特拉特福人的骄傲。它具有当地的独特风格，瓦顶、栎木柱梁把粉刷得雪白的墙壁划分成棋盘似的许多方格。当地人给这种建筑起了个有趣的浑号，叫做“黑白分明”。这幢房子虽然被看作是莎士比亚的诞生地，其实没有十分可靠的依据，因为关于莎士比亚的早年生活，记载很少。人们只是知道，早在一五五二年，莎士比亚的父亲住在亨利街，这一带的房子是他的财产。由此推测，莎士比亚就诞生在这座房子里。几百年来，房子年久失修，破旧不堪。直到一八四七年“斯特拉特福旧居委员会”接收后，才进行了必要的修缮。一八九一年，英国议会通过法案，由“莎士比亚旧居托管和保护委员会”负责维修、管理和保护这位大剧作家的诞生地及其文物。从此以后，世界各地的游客蜂拥而来。
这幢两层的小楼里的陈设很简单，但足以使人了解伊丽莎白一世时代人们的生活情况。一进门是起居室，里面放着几件家具。起居室另一边的房子——楼上楼下各一间，是“展览室”。楼下一间陈列着同旧居有关的一些文物，如证明这房子是属于莎士比亚家的文件，说明房子的历史变迁的记录等等。楼上一间放置着和莎士比亚本人有关的书籍、早年的画像，甚至还有一张从莎士比亚念过书的语法学校里取来的课桌——“莎士比亚课桌”！展览室的隔壁、起居室的正上方就是游客注意的中心——卧室，即莎士比亚诞生的地方。说这间屋子是卧室，也是根据当时当地一般家庭的习惯安排推定的。
来到出口处，这里有一间小屋子，层层叠叠存放着签名簿，这是近百年来世界各地游客留下的集体巨著。按照传统，参观的人用本国文字在签名簿上写下自己的姓名、国籍。
斯特拉特福百川交汇，环境幽静，盛开的鲜花和绿茵的草坪，赋予这个小镇以迷人的景色。莎士比亚就是在这样幽美的环境里度过童年的。
让人回忆莎士比亚的生活的，还有不少地方，如莎士比亚妻子的诞生地“安妮·哈撒韦茅舍”、他妈妈的旧居“玛丽·阿登之宅”等。在艾冯河的北岸，有著名的阿登森林，莎士比亚曾用这座森林作背景，创作了《如愿》这个剧本。艾冯河的一座十四孔的克洛普顿石桥，是十五世纪时的建筑，过去是斯特拉特福的东大门。莎士比亚小的时候，一批又一批的剧团经过此桥，来到集市中心或旅馆庭院里演出，这在莎士比亚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投身于戏剧事业的种子。
莎士比亚二十来岁时离开故乡，步行去伦敦，开始了他的戏剧生涯。他长期在伦敦生活和工作，大约在一六一○年才返回斯特拉特福定居；一六一六年四月二十三日即他第五十一个生日那天去世。
我漫步在斯特拉特福街头。这个有两万左右人口的小镇，是一个游览中心。它的许多街道和商店的名字，都和莎士比亚联系在一起。中午，我看了一下一九六四年为纪念莎士比亚诞生四百周年而修建的“莎士比亚中心”和耸立在艾冯河边的莎士比亚雕像，然后来到绿树丛中的“莎士比亚纪念剧院”。
一八七八年，这里曾有过一家纪念这位大剧作家的剧院，英国有名的剧团轮番来演出莎氏剧本。一九二六年它在一场大火中焚毁。现在的纪念剧院是一九三二年重盖的。据说，自开张以来，每年售出的戏票约为四十万张。那天上演的剧目是《威尼斯商人》。
十六世纪，英国的封建统治已经腐朽没落，资本主义有了相当的发展，莎士比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的。他不满当时的社会现实，用戏剧来揭露和谴责封建制度的残暴，表达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愿望和思想感情，反映广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莎士比亚是个多产作家，一共写了三十七个剧本，还写了一些诗歌。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称颂莎士比亚。马克思认为莎士比亚是“最伟大的戏剧天才”，把他的剧本誉为“世界艺术高峰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经常引用莎氏剧本中的人物和情节，使自己所要阐述的论点更加生动和深刻。
从莎士比亚纪念剧院出来，已经暮色苍茫了。五彩缤纷的晚霞使莎士比亚雕像的轮廓显得格外分明。艾冯河的河水，从雕像的脚下潺潺流过，汇入塞文河，最后注入大西洋。自莎士比亚去世到现在，已经将近四个世纪，但他仍然对世界文学有着巨大的影响，他的创作实践和文学遗产对现代人仍有许多借鉴和教益之处。莎士比亚的好朋友本·约翰逊曾说过，莎士比亚“不属于一个时代，而是属于所有时代”。这句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严维明·（附图片）
莎士比亚的诞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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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今古人物
空海——唐代留学我国的日本高僧
李德纯
同法同门喜遇春，
随空白雾忽归岑。
一生一别难再见，
非梦思中数数寻。
日本学者空海和尚即将结束他在唐朝的留学生活时，挥笔写了这首七绝，准备留赠给朝夕相处的义操和尚。
春风骀荡的长安，柳色青青，新蕾红染，更增添了空海的离恨别愁。空海的桌上，放着唐朝进士朱少瑞写给他的一首五律，这首诗映入空海眼帘，特别是尾联“归程行万里，后会信悠哉”，使他感到友情的温暖。于是，来到中国后的往事一齐浮现眼前。
两年前，公元八○四年夏，三十一岁的空海，怀抱深造佛学的满腔热忱，冲破东海的惊涛骇浪，历尽千辛万苦，随同日本第十六批遣唐使藤原葛野麿从日本来到中国。空海在长安拜青龙寺的惠果和尚为师，学习当时尚未传入日本的密宗（佛教的派别之一）。惠果和尚为空海做了密宗中的阿闍黎佛法灌顶，赠给空海法号“遍照金刚”。空海成了真言密宗第八代坐主。惠果和尚还请人为空海缮写新译佛经，摹绘密宗历代教祖的佛像，铸造密宗法器。这些文物至今仍然珍藏在日本的寺院，成为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的见证。空海还从惠果那里学习梵文，成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学会梵文的人。
空海由于刻苦学习，在佛经、梵文、诗词、书法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不到两年就完成学业。公元八○六年，空海经明州（今宁波）搭船回国。
空海回到日本后，在高野山建造金刚寺，创立了真言宗。他写了许多著作，对日本的佛教和文化艺术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十著心论》是日本最早的一部思想史。他的《文镜秘府论》对唐诗的平仄以及创作规律、格式等作了详细介绍，成为日本研究唐代文化的珍贵著作，也是日本的诗学辞典。他还效仿唐代《开元文字音义》编写了《篆隶万象名义》，这不仅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字的宝贵资料，也是日本的第一部汉语辞典，给以后的日本文艺界以极大的影响。空海还长于绘画，在雕刻、建筑等方面也有许多创新。他曾参与修建日本赞岐地方的万农池水利工程，使近万顷土地受益。还负责摄津港（今神户港）的扩建工程。公元八二八年，他在京都创办“综艺种智院”，仿唐朝制度招收平民子弟入学。这种学校在日本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空海还是一位书法大师，著有《执笔法使笔法》一卷。他同嵯峨天皇、橘逸势在日本被誉为“三笔”。他对汉字的篆、隶、楷、行、草都能运笔娴熟。他的《风信帖》是后人学习书法的典范，其真迹珍藏于京都，是日本的国宝。空海的书法把颜真卿和王羲之的风格揉为一体，创立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相传唐代宫殿墙壁上的王羲之的墨迹因时间过久，已经残缺不全，德宗皇帝命空海补写。空海一气呵成，补完五行。但补完后发现还缺一字，空海立即用笔在盛满墨汁的大钵中蘸了墨汁，写了一个刚劲挺拔的“树”字，和王羲之的笔法维妙维肖，德宗皇帝叹为观止，授予他“五笔和尚”的称号。
日本当代知名作家司马辽太郎，以空海留学唐朝的动人事迹，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空海的环境》。作者通过艺术的形象，渲染了空海对中国文化的向往，刻划了唐朝上下对空海的友情和支援。书中的惠果和尚是作者着意刻划的人物。惠果临终前，谆谆叮嘱空海早日学成东归。这表明作者热情满怀地歌颂中日人民之间的深厚情谊。（附图片）
图为《风信帖》的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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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木琴和达姆达姆鼓
李德真
今年十月初，耿飚副总理一行访问几内亚金迪亚市时，人们奏起了非洲木琴和达姆达姆鼓，跳起了民族舞蹈，对中国代表团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
非洲的民间乐器丰富多采，既有弹拨乐器和拉弦乐器，也有管乐器，而流传最为广泛的要算是非洲木琴和非洲鼓了。
非洲木琴是一种打击乐器，它的构造与一般木琴不同，音色也独具特色。在长长的竹制框架上，用绳子拴系着的一排长短不等的木质琴板，能发出低沉深厚的音响。在每个琴板下边，悬挂着一个大小不同的闭口空葫芦做为共鸣体，葫芦的下半部钻有小孔，孔眼上还蒙以薄纸、鸡蛋膜或动物的膀胱等，演奏起来，共鸣体内的空气和孔洞上的薄膜也随琴板一起振动，有着独特的音响效果，叮咚之声非常优美动听，颇富乡村风味。
非洲鼓的种类很多，有长桶的和扁圆的；有高达一米以上的大鼓，也有只比手掌略大的小鼓；既有夹在腋下边舞边打的，又有顶在头上敲击的。
达姆达姆鼓，是几内亚人民最常用的乐器，鼓身是用一整块木料挖凿而成的，形状为上大下小的圆柱形，鼓皮用羊皮，由绳索或皮条勒住，能调节松紧度。演奏时，将它系在腰间或夹在两腿中间，发音深沉、响亮，音量大，传远效果好。
鼓在非洲民间音乐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是乐队中的主要乐器，非洲各族人民都爱用鼓来为舞蹈伴奏。
在非洲，鼓还被作为表达语言的工具。人们通过高低不同的音响和急缓有别的节奏来表达思想。
战鼓是用黑羚羊或豹皮做成的，奇怪有趣的是，用豹皮做的鼓竟会发出象豹子吼叫的声音。一八八一至一八八五年，苏丹爆发举世闻名的马赫迪反英大起义时，就是用这样的战鼓来动员人民参加战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