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评唐晓文的三篇代表作
傅孙
“四人帮”的吹鼓手唐晓文，是以“考证”“有教无类”、发明少正卯的思想和宣传“柳下跖的办法”而闻名的。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四人帮”背着毛主席召开了名为批林批孔，实为篡党夺权造舆论的大会。在这个大会前后，唐晓文秉承“四人帮”的旨意，装着学究的架势，连续抛出《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么？》以及《柳下跖痛骂孔老二》等文章，在“四人帮”扭转批林批孔运动大方向的阴谋活动中，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
急 先 锋
批林批孔运动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为深入批林而批孔，有利于揭露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和思想渊源，无疑是必要的。“四人帮”与林彪反党集团早有勾结，深入批林势必使他们无处存身，所以，他们发动了扭转运动大方向的反革命进攻。
“四人帮”选中教育战线作为突破口。教育阵地历来是阶级搏斗的一个重要地带。为了正确进行教育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完整而准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三年，周总理曾对科学、教育方面的问题作过多次指示，国务院并据以发布过一些相应的决定。这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前途 的百年大计，也是对“四人帮”乱中夺权阴谋的有力回击。特务张春桥根据他那“宁要……不要”的反动逻辑，说什么，这样搞下去，将把他们“寄予希望的青年卡在门外”。“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则伪造了《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发表在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九日的《辽宁日报》上。八月十日，“四人帮”控制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转载了这个假报道，并特地加了编者按，向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发起攻击。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唐晓文其人凭着爬杆的政客本领，于八月下旬，把那本正在修订中的《论语新探》中新增的《有教无类解》拿来，改头换面，引申比附，以《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的题目，抛向社会，参加了“四人帮”的反革命合唱队。这篇文章打着批判孔丘教育思想的旗号，特别是通过对“有教无类”的“考释”，影射攻击我们的教育制度和招生办法。在唐晓文的逻辑里，招生中和教学中进行文化考查，就是鼓吹“智育第一”，就是贩卖“有教无类”，就是修正主义的“不分阶级的全民教育”。因而，在文章结尾点题时，他操着“四人帮”的腔调，蛊惑人心地说，当前“在学校招生标准和办法、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考试制度等等方面，都存在着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坚持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坚持资产阶级教育的斗争在新形势下的继续。”不用说，他们是自居为无产阶级代表的了，自以为给“四人帮”的“白卷”理论提供了历史的“考据”。文章出笼后，“四人帮”如获至宝，姚文元亲笔加以修改，特准在《红旗》上转载，江青更钦定为“批林批孔”的第一批学习文件。就这样，唐晓文在“四人帮”不批林、假批孔、大搞批“周公”的阴谋活动中，充当了马前卒。
“四人帮”在转移批林大方向的罪恶活动中，一个很重要的手法是利用所谓“评法”来为自己评功摆好。姚文元曾向他的御用文人透露：“关于批判‘尊儒反法’问题，并未完全解决，望能陆续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江青说：“对立面有统一才斗，法家要早一些”。
“没有对立面，不能从路线高度来看，看不到路线斗争的规律。”果然，“早期法家”少正卯就应运而生了。唐晓文背后的那个“教授”，写出了一本《关于孔丘杀少正卯问题》，给孔丘找到了对立面，发明了“路线斗争的规律”。唐晓文马上把这本东西送到江青面前，江青立即下令印成大小两种版本，并责令专人把“教授”的冬烘语言译成白话，普及推广。这本书开宗明义地提出，孔丘杀了“法家的先驱者少正卯”，“这是奴隶主贵族‘复礼’和新兴个体私有者阶层革新这两条路线斗争尖锐化的标志，也是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个对立学派斗争的开始，更是揭露历来‘尊孔’逆流反动实质的一大关键。”真是“毕其功于一役”！“四人帮”所要求的问题，一下子都得到了“解决”。请看，它既符合“法家要早一些”的主观幻想，又寻求到了儒法两条路线斗争、两个对立学派斗争的开始，还抓住了什么大关键，真是应有尽有，美不胜收。
时隔不久，这本书又以文章的形式，用《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么？》这样一个题目，于“一·二五大会”前夕，抛了出来。这篇毒草画龙点睛之笔就在于“说明了什么”！那末，说明了些什么呢？它不仅捏造出一个所谓“法家”少正卯，重要的还在于，它为“四人帮”后来鼓噪了多时的“儒法斗争”定下了基调。它说，孔丘杀少正卯一事“告诉我们，在阶级社会里，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作为阶级斗争的反映，从来是不可调和的，总是一方压倒另一方”。它还特地引申出一个结论性的说法：儒法斗争“在历史上是这样，在社会主义时期也是这样。尊孔与反孔的斗争，作为上层建筑领域内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部分，仍然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进行下去。资本主义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修正主义思想回潮和马列主义反回潮的斗争也要长期进行下去”。这种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去硬套地主阶级封建主义革命的历史，又反过来用什么儒法斗争来给“四人帮”篡权活动制造舆论的议论，完全是一派帮八股的乱语胡言。“四人帮”后来叫嚷的什么“儒法斗争一直继续到现在，还会影响到将来”的谬论，其“论据”之一就在这里！
用“儒家”来污蔑周总理和一大批中央、地方各级领导干部，用“法家”来美化“四人帮”和他们的帮派体系，用“儒法斗争”来搞乱全国以便乱中夺权，这的确是如意算盘。可惜有一点美中不足：“法家”纵然被装点得花枝招展，但终究是剥削阶级。于是，“要突出宣传劳动人民反孔的问题”，又成了他们急于要解决的大事。“一·二五大会”以后，唐晓文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个课题，根据“教授”曾向江青写信表白过的、自称与《诛少正卯》是“姊妹篇”的“关于柳下跖的专书”，日夜加班，炮制出了《柳下跖痛骂孔老二》这篇文章。
《柳下跖痛骂孔老二》忠实遵循“三突出的原则”，通过把虚构的“奴隶起义英雄柳下跖”典型化的办法，着意渲染“柳下跖指着鼻子痛骂孔老二”这样一个子虚乌有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事件，极其卑鄙地影射攻击周总理，无耻地吹捧“四人帮”。这里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发表这篇文章时，曾附有一篇署名汤啸（即唐晓文）的资料性文章《关于柳下跖的反孔事迹》，其中特意讲了《吕氏春秋》中写的跖“操金椎以葬”的故事，在译述时，硬塞进了柳下跖要敲碎“周文”脑袋的黑话，来发泄他们对周总理的阶级仇恨。正因为这篇反党文章迎合了“四人帮”的阴暗心理，所以，江青看到后，马上给科学院某研究所写了一封信，要他们“学柳下跖的办法回敬你院的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把火直接烧向国务院，矛头直接指向周总理。在江青的策动下，“四人帮”利用唐晓文的《柳下跖痛骂孔老二》，开动一切宣传机器，煽起了一场“柳下跖热”，刮起一股从上到下大揪“孔老二徒子徒孙”的狂风恶浪，搞得乌烟瘴气。
从上述简单介绍中可以看到，炮制《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等三篇大毒草的唐晓文，确实充当了“四人帮”不批林、假批孔、大搞影射史学的急先锋。因而，曾同梁效、罗思鼎一起，被江青叫做“我的班子”，得到奉陪江青“巡幸”各地的侍从资格，追随于“四人帮”的车前马后，吹吹打打，干下了大量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
伪 科 学
唐晓文在“四人帮”的吹鼓手中，是以“考据”著称的。在他自己的文章中，曾大言不惭地宣布，他绝不“盲目地跟着剥削阶级文人学者跑”。（《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么？》）对于这一位绝对自觉地跟着
“四人帮”阴谋集团跑的急先锋，我们在前面已经领教了。现在，就以他那三篇毒草文章为例，再看看他作为“冬烘先生”，怎样进行政治赌博，倒是饶有趣味的。
1、辗转偷换，曲解原意。
《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一文通篇的支柱，就是对“有教无类”的“新”解释，关键又是对“有”、“教”二字的曲解。
唐晓文说：“有教无类”“这句话所说的‘有’，古时与‘囿’、‘域’通用，指地域”，是“按地域编制”的意思。“教”“指的是对奴隶的教练”，和“对奴隶以外的阶级、阶层的人进行教育”的“诲”字截然不同。所以“有教无类”就是：“不分氏族，按地域编制，对奴隶进行强制教练”。其依据是“教授”的那篇《有教无类解》。
“教授”一再标榜他是根据《论语》来研究孔丘的。可是，对“有教无类”“新”解释的根据，偏偏在《论语》以外。他先是拾了清人陈乔枞《韩诗遗说考》的牙慧，说“九有”是“九域”，据而断言“有教无类”就是“域教无类”。“域”怎么讲呢？又转了一个弯：《孟子·公孙丑》有一句“域民不以封疆之界”，清人闫若璩《四书释地》说，七国“当时封疆之界，固以域其民矣”。这就有了，“域”就是“以法禁之，使民止于此居”，再一转，就成了“按地域编制”。
这是标准的“偷梁换柱”手法！不错，秦汉以前的典籍中，在特定的地方，“有”是可以训“域”的，但总是和“九”连在一起，“九有”、“九域”都作“九州”讲。“有教无类”的“有”不和“九”连用，当然不能训作“域”。
从“有教无类”的语法结构看，“有”也同“域”无干。古汉语中以“有”“无”相对这样结构构成的语句是很多的，有的还成了成语。如“有备无患”（《尚书·说命》）、“有死无二”（《左传·僖公十五年》）“有礼无败”（《左传·襄公二十六年》），等等。在这种句型中，没有一个“有”字作“域”讲。
在劳动和斗争中产生的、用以交流思想的语言，有其为社会公认的语法规则，从而使它具有条理性和可理解性。唐晓文根本不顾及语言的规律，为了迎合“四人帮”的旨意，不惜违反起码的常识，这就清楚地暴露了他那实用主义的伪科学的面目。
对“教”字的解释也是如此。唐晓文排列了《论语》中有“教”字的七条材料，依据其中两条就下了断语：“‘教’与‘民’是相联系的，就是说，它的对象是‘民’，它的内容则是军事训练和思想灌输。”“而‘民’则是专指奴隶”，“那末‘教’指的是对奴隶的教练”。
“民”是专指奴隶吗？儒家经典《诗·大雅·生民》说：“厥初生民，时维姜嫄。”“民”在这里是周代奴隶主的祖先。《左传·成公十三年》：“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民”在这里是泛指一切人。《论语·尧曰》：“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这里的“民”则是暂未做官当政的奴隶主。
“教”是军事训练吗？就拿唐晓文自己摘引的材料之七来看：“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这里，教的对象既非奴隶，教的内容又非军训。然而唐晓文要强辩，说这“是孔门后学对孔子所教课程的概括，所以同孔子的用语有所不同。”这就怪了，难道《论语》的其他章节不是孔门后学整理概括出来的，而是现场实况录音吗？
“教”字在先秦古籍中出现过无数次，姑以儒家经典为例：《周礼·地官·师氏》的“以三德教国子”，《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的“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孟子·尽心》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孟子·离娄》的“古者易子而教”等等，所“教”的对象都不是奴隶，内容也都不是“无条件的、强制的”“军事训练”。
所以，孔丘的“有教无类”，并非象唐晓文及其“教授”所规定的那样，仿佛是贯彻着阶级分析法的方针。其实，提出这个口号，是要推广奴隶主所需要的一套东西，以强化奴隶制，执行他的“牧师”职能。这本身就体现了深刻的阶级要求，具有着强烈的阶级性；但为此而亮出来的旗帜，却采取“普遍性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4页），以极力隐瞒其阶级属性。唐晓文把这样一个欺骗性的口号硬说成是坦率的口号，实际上是帮助孔丘去文饰其虚伪面目，并且把自觉的阶级观点廉价地奉送给了奴隶主阶级，真是利令智昏，可恶之至。
2、层层演绎，牵强附会。
《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么？》用的就是这种方法。
孔丘杀了少正卯，是史实；问题的关键是“说明了什么？”唐晓文企图用它来说明“少正卯和孔子的斗争揭开了春秋战国时期儒法斗争的序幕”，以便证明江青那个“法家要早一些”的懿旨，为“四人帮”搞“儒法斗争”拉开序幕。但是，把少正卯说成法家，从文献上怎么也找不到材料。“四人帮”的南北文学侍从们，曾经为此急得团团转；这时候，唐晓文抓住了一根稻草。
这根稻草，是《荀子·宥坐》中一段关于少正卯的罪状：“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这本是荀况为孔丘代拟的诛锄少正卯的口实，不值得认真对待。但唐晓文却抓住了它层层演绎，充分发挥，为少正卯代写了一本法家纲要。
其实，这五条“罪状”，先秦典籍中屡有所见，既不是孔丘独创，也不属少正卯专有，更不是法家的标志！《管子·法禁》中说：“行辟而坚，言伪而辩，术非而情，顺恶而泽者，圣王之禁也。”《荀子·非十二子》指出：“行辟而坚，饰非而好，玩奸而泽，言辩而逆，古之大禁也。”这些提法，都是一种泛指，儒家固然以之为“五恶”，法家也并不认为它是美德。
“五恶”的法家色彩，是唐晓文凭空给抹上去的。本来，“行辟而坚”就是行为邪辟而又坚持不改的意思；至于它是哪一种邪辟，并非这个词本身的含义。唐晓文引用《方言》卷三的一句话，说“辟”是“商人丑称”，因而断言，“孔子给少正卯加上这条罪状，可以看出少正卯是代表当时新兴地主阶级和工商业自由民的利益的。”这真叫异想天开！且不说“商人丑称”怎么又塞进来一个“新兴地主”，单看《方言》这条材料，就已被斩去了“南楚凡骂庸贱”这样一个空间上的限制词。南楚指现在的两湖一带，孔丘是鲁（山东）人，在北方讲学，怎么会使用起一个他自己讲不来、学生也听不懂的“南楚方言”呢？这不是奇怪么？
唐晓文又说：“‘辟’的第二重含义就是‘刑’、‘法’，当时称为‘刑辟’。”生出一个“法”字来，他就有办法了：“新兴地主阶级和工商业自由民……主张‘法治’”，
“因此，‘行辟而坚’是说少正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和工商业自由民的利益，主张法治。”要知道，荀子也把
“行辟而坚”当罪行的，难道这个“大法家”能把“主张法治”当成处死的理由吗？再说，一个多义词，在一个句子里只能用它一个意义（除了文学作品里的双关语），而唐晓文却说，“辟”在这里有“商人”和“法”的两重含义，“两重含义实则是一致的”。请看，“考据学”在唐晓文手里，堕落到何等地步！
对其他几条罪状的考释，也大致如此，都被如此这般地安上了“路线斗争”的角和刺，从而把一个面目不清的少正卯，按照“四人帮”的要求，披挂起来，拉入了他们篡权活动的行列。
3、以假当真，伪造历史。
在“四人帮”提出“劳动人民反孔问题”以修补其“儒法斗争”神话的关键时刻，唐晓文独具只眼地“发现”了《庄子·盗跖》篇“是记述柳下跖反对孔老二的珍贵史料”。谁若不信，他有言在先：“孔老二的信徒”历来“否定柳下跖痛斥孔老二确有其事”，（《关于柳下跖的反孔事迹》）帽子在此，你来试试！
历史上是有跖其人的，柳下季、孔丘也都是历史人物。然而据古籍记载和今人考证，柳下季比孔丘早生一百多年，跖比孔丘又晚了一百多年，作为柳下季弟弟的柳下跖当面痛骂孔老二，历史上从未发生过。
《庄子·盗跖》篇是一篇寓言，它不是什么“后人根据劳动人民中关于柳下跖事迹的许多传说写成的”，（《关于柳下跖的反孔事迹》）而是作者把几个历史人物捏在一起，假借他们的言论来尊道批儒。这同唐晓文借这篇东西为“四人帮”造舆论一样，都是借古人之口，说自己的话。
《盗跖》篇中的跖，被赋予了没落阶级的道家的消极思想。唐晓文却硬说那是“揭露了奴隶制的腐朽黑暗”，是奴隶对“人压迫人、极端不合理的社会”的控诉，是“对孔老二复古倒退立场的批驳”。（《柳下跖痛骂孔老二》）可是，篇中的跖推崇“六王”以前的“有巢氏之民”、“知生之世”和“神农之世”，这不是更大的复古倒退吗？
唐晓文还煞有介事地宣称他们从跖的故事中发现了奴隶阶级的道德学说。那就是《庄子·胠箧》篇中所说的“盗亦有道”那五条：
“跖之徒问于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何适而无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这个故事分明也是寓言，是攻击儒家的仁义道德的。可是唐晓文却说这是“奴隶们在向贵族们进行战斗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掌握战机”、“缴获均分”等高尚的德行，是“同奴隶主阶级相对立的奴隶阶级的道德标准。”（《柳下跖痛骂孔老二》）读起来真教人有点啼笑皆非。请问：这个故事中哪里来的“奴隶们”和“贵族们”？“冲锋”、“退却”、“战机”、“缴获”等等军事术语又从何说起？故事不是说的一个偷盗过程吗？有何高尚可言？至于唐晓文硬把这一切宣布为奴隶的道德，那是对奴隶对劳动人民的莫大侮辱！
对唐晓文的三篇文章中所谓“考据”“训诂”工夫，实在没有必要再费笔墨了。仅从以上提到的几处例证，我们完全可以做出判断：唐晓文及其“教授”的“考据学”，是一种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伪科学。
黑 班 底
唐晓文是在“四人帮”卵翼下生长起来的。他和那个“教授”相互利用、狼狈为奸，卖身投靠和直接受控于“四人帮”。
早在一九七三年六月，江青在召见迟群和唐晓文时，就表扬了他，并叫他“组织力量”。“一·二五大会”后，唐晓文连夜赶写“简报”，无耻吹捧江青是“抓大事的光辉典范”，发誓要“跑步前进”，“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冲锋陷阵”。而且连续给江青写信说：“随着直接受您教导次数的增多，愈来愈感到自己知识贫乏”，“今后只有奋发努力”。他表示：“一定根据您的指示”，“在您的指导和关怀下”，“为运动的深入、普及、持久，贡献出我们的全部力量”。他还多次吹捧江青，说她的讲话，“体现了风扫残云势如破竹的革命精神，又有严格的科学态度”，甚至无耻地说江青“和工人心连心”。这是多么肮脏的灵魂！唐晓文其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打着“造反派”的旗号，怀着向上爬的野心，长期追随林彪和“四人帮”，进行政治赌博，干尽了坏事。
至于那个“教授”，也有必要介绍一下。还是在一九七三年六月，唐晓文就特地把他推荐给江青。在“一·二五大会”上，江青两次提到他的大名，使他“很兴奋、激动”，说什么“这是首长对我的鼓励。”三月份，他给江青写了一封很受“重视的信”。六月份，被
“特邀”随江青去天津，他深有感触地说：“参加这种活动，不但不觉得累，而且活动越多，反而越有精神”。
“这次教育之深，对我来说是空前的”，“我一生不能忘记这一点”。从天津回来后，他马上写信给江青“汇报工作”，说什么“知关垂注，用特先闻”。八月，又被指名以“顾问”身分参加所谓法家著作注释工作会议，大讲了一通什么法家代表人民利益之类的屁话。江青赠送《四书评》一套后，他感激涕零，立即上书说：“惠赐李书，深合急需，感谢殊深。”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后，九月二十八日，“教授”以为时机成熟，又向江青上书效忠，说野心家江青“担负亦更加巨大，至希节哀、保重”。十月一日，江青派迟群登门嘉奖。
人们不禁要问，江青为什么对“教授”这样“垂注”？除了这里谈到的许多“学术”贡献和政治效忠外，还有着极其特殊的历史原因。原来“教授”历史上早就背叛了马列主义。在“反省院”中和出狱以后，曾撰写文章和发表讲话，攻击共产主义理论，宣扬反动的法西斯哲学“唯生论”，为蒋介石反共反人民效劳，受到国民党特务头子陈立夫的赏识和重用。一九六二年，在“尊孔逆流”中，他又著书立说，吹捧“孔子即是中国第一个哲人”，“而孔门为中国哲学史乃至一般思想史的开山祖”。（《论语新探》一九六二年版）这样一个历史和政治上都有严重问题的人，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帮”百般开脱。姚文元说：“《论语新探》六二年版，在当时条件下，作了一些让步，可能不代表作者的思想。”如此这般，“教授”的问题也就一笔勾销了，在“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中，扶摇直上，成了一个货真价实的反动学术骗子。
华主席曾指出：“四人帮”纠合了一批特务、叛徒、反革命分子、流氓分子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自称为“左派”、“革命派”，而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各级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这是多么深刻啊！上面我们所剖析的唐晓文和他的三篇文章，就是一个铁证。
伪造历史骗人，大搞“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是“四人帮”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反党篡权活动的一个重要手段。这就从反面告诉了我们学习历史的重要性。我们只有真正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识别和抵制“四人帮”之流利用史学反党的阴谋，才能让历史研究工作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原载《历史研究》一九七八年第一期，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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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一九七八年第一期出版
本报讯 《历史研究》一九七八年第一期出版。
从今年起，《历史研究》从双月刊改为月刊，并增加了英文目录，便于国外的读者查阅。
第一期刊登了马克思的著作《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第五章和第六章。这部著作，是马克思计划写的十八世纪英俄外交史的导言。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根据珍贵的历史资料，极其深刻地揭露了当时英国内阁同俄国宫廷的勾结，以及英国对沙皇俄国侵略扩张政策的纵容和支持。第五、六章集中概述了九至十八世纪俄国的扩张历史，精辟地剖析了沙皇俄国是怎样由莫斯科公国变成现代俄国，由内陆国家发展成濒海帝国，由地域性蚕食体制转变为世界侵略体制的。对于了解和研究俄国历史，特别是沙皇俄国的侵略扩张史，对于分析和揭露继承了沙皇侵略扩张政策衣钵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刊登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第五、六章的同时，还发表了东志的简介文章：《揭露英国政府纵容老沙皇扩张主义的光辉文献》。
郭化若的《横扫七百里的辉煌胜利》，是一九七七年第五期发表的《红军从游击战到运动战的伟大战略转变》的续篇。唐振常的《评章太炎》，以大量的历史事实，考证了章太炎从尊孔到反孔又回到尊孔；从拥孙到反孙和诬蔑孙中山；从主张革命、倡言革命，到反对共和，反对革命，说明他的一生绝非功大于过，而是瑕过于瑜。批驳了“四人帮”为了搞政治阴谋，脱离开时间、地点、条件的具体分析，借章太炎曾经颂秦这一事实，把章太炎吹捧为法家、辛亥革命的旗手，糟践历史，在思想上、理论上造成混乱的罪行。王德裕的《评公孙龙》，揭露公孙龙是战国末期绝对主义、唯心主义的典型代表，戳穿了“四人帮”御用文人唐晓文（化名辛风），把公孙龙“白马非马”这个形而上学的诡辩命题，说成是“既符合形式逻辑，又包含着辩证法思想”的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