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月2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时 间
李洪林
现在距二○○○年还有二十二年。我们要在这二十二年里实现四个现代化,任务是很重的,时间是有限的。因此,我们要珍惜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的时间。
时间的观念,受社会生活的制约。封建社会的时间观念很淡薄,这是因为封建经济发展很缓慢。资本主义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因此时间也获得了新的意义。最大限度地剥削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最高原则。每一小时,每一分钟,对资本家都是非常宝贵的。“时间就是金钱”,因此资本家非常讲求效率,极其重视时间,尽量设法提高速度,一切都服从于:资本周转要快,越快就可以带来更多的利润。慢就不得了:慢了,商品成本就高,就卖不出去,那就意味着灭亡。这就是资本主义竞争的规律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的时间观念。
但是,资本主义又是非常浪费时间的。它一方面造就一些“食利者”阶层,整天无所事事,专门游乐,一方面又把大批大批工人抛到失业者的行列,使他们能够创造物质财富的时间白白浪费掉了。
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它的生产比资本主义有更高的速度,因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比资本主义优越得多。由于旧中国非常落后,这就使我们在物质条件上起点非常低,使我们在搞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任务更加艰巨。我们必须用更高的速度,才能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所以时间显得尤其珍贵。我们说速度问题是个政治问题,因为这是关乎社会主义制度能不能在地球上站住脚的问题。如果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不能提供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在速度上赶不上资本主义国家,距离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那就正象毛主席所说的,应当被开除球籍,没有资格在地球上存在。
马克思说:真正的经济——节约——在于节约劳动时间;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三分册第364页)节省出时间,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四人帮”再加上林彪,大量浪费掉我们宝贵的时间,实在令人痛心!他们扇动工人农民停止生产,大搞武斗,不但直接毁灭了大量的国家财富,而且使我们损失了不可估量的劳动日和工时!
他们还在什么“革命”、“学习”、“突出政治”等等伪装下,把我们宝贵的时间付诸东流。例如林彪搞的那一套包括“早请示”、“晚汇报”等等形式主义的东西,只起一个作用:浪费时间。林彪垮台后,“四人帮”继承了他的衣钵。林彪说“政治可以冲击其他”,“四人帮”也口口声声叫嚷要学习。“政治”和“学习”都很动听。但政治有两种,革命的和反革命的。学习也要看学什么,是学马克思主义还是学修正主义。我们暂且不说他们“突出”的是反革命政治,暂且不说他们要大家“学习”的是修正主义的帮腔帮调。即使突出的是革命政治,学习的是马克思主义,也要讲求实效,不能搞形式主义,不能说把时间规定得越多越好,尤其不能把各项具体工作都“冲”掉。一切工作,都要有时间才行,这些时间都被“冲”掉,都让给“学习”,地上能长粮食吗?工厂能出产品吗?但是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好象什么都不重要,唯独“政治”和“学习”才重要。因此,一个星期,真正工作的日子没有几天,一天真正工作的时间没有几个小时。
奇怪的是,“四人帮”这样重视“学习”,恰恰又不准学校“把学习放在首位”。“四人帮”统治教育阵地时,每个大学生都可以算得出来,自己当了三年大学生,到底真正上了几个月的课。国家花了大量的钱来办大学。培养一个大学生,要多少工人农民付出多少劳动时间!学生来上学,本来应当充分利用这几年的时间,充分利用教师、图书、仪器、设备的条件,集中学好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这才是最大的节约。我们的教育当然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当然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但是学生毕竟要以学为主。所以“四人帮”搞的那一套,纯粹是破坏,它误了学生的青春,破坏了国家培养人才的计划,浪费了大量的财富,耽误了许多年的时间,给我们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四人帮”在时间问题上还有一个恶毒的手法,就是把大批革命干部和大批文化、教育、科学、艺术工作者长期打入冷宫,一去就是三年、五年、七年、八年。人的一生有几个五年,几个八年?把我们党和国家长期培养起来的具有领导才能和各种专长的干部,不是放在革命和建设最需要的岗位上,这不是最大的浪费么?让每个人都贡献自己的专长,这对社会是最大的节约。相反,如果让大家都去干自己不熟悉的工作,则是最大的浪费。比如,让搞原子能的去烧锅炉,就是浪费时间。这不是说,科学家不能去参加一定的体力劳动。一切脑力劳动者都要适当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以利于改造世界观。但是必须充分发挥各个人的专长,必须保证他有足够的时间从事本行工作,这才是最大的节约。
天怒人怨的“四人帮”已经被粉碎了。蓄意消耗时间和任意浪费时间的现象,已经可以制止了。但是他们的流毒是很深的。我们这个社会,才离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二十多年。旧习惯不容易很快消失。这都严重地妨碍我们树立无产阶级的时间观念。我们要在二十二年里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同“四人帮”的流毒作不懈的斗争,就必须同旧习惯作不懈的斗争。
例如,有的工厂、农村、部队、机关,在生产上、工作上、学习上继续搞形式主义,而不是尽量节约时间,讲求实效。由于“四人帮”对我党优良作风和组织原则的破坏,有的地方或部门,既缺乏民主,也缺乏集中,办事效率很低。另外,残存的帮八股,包括帮风帮气、帮腔帮调,不仅继续起着藏垢纳污的作用,而且继续起着浪费宝贵时间的作用。凡此种种,同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是很不相称的。随着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深入,这类问题应该加以解决。
二十二年的时间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一个战略任务。这个战略任务又是由各个地方、各个部门、各个单位、各个班组以及每个人的具体的工作任务组成的。这就需要我们全局在胸,需要我们正确地对待时间,正确地对待自己的工作。一个人的生命在时间上是有限的。问题是在这有限的时间里,我们应当用什么样的行动来充实它,使它不致等闲度过。
大庆铁人王进喜同志的豪言壮语是人人皆知的:“宁可少活二十年,拚命也要拿下大油田!”他确实是少活了二十年,大庆工人也确实拿下了大油田。王进喜同志真是好样的,他是中国工人的典范。年岁,只是生命的时间长度。生命的意义,它的实际长度,要由内容来决定。在同样的时间里,为革命多做事情,这就等于延长了寿命。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要在二十二年时间里跑完外国要用几个二十二年才能走完的路程。这不正需要我们一年做完一年以上的工作吗?
怎样对待时间,马克思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为了完成《资本论》这部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著作,马克思辛勤劳动了四十年。贫困和疾病折磨着他,但他一切都不顾,每天用别人双倍的时间去工作,只是为了使这部著作早日贡献给全世界无产阶级。在写完《资本论》第一卷时,马克思给迈耶尔写信说:我为什么不给您回信呢?因为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543页)马克思知道自己的健康日益恶化,但他不是放下工作,保养身体,而是牺牲一切,加紧工作。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鞠躬尽瘁,五十多年如一日,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共产主义事业。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同志眼见他的身体一天天衰弱下去,无不万分焦急。大家用党支部决议,用小字报要求他注意休息。周总理回答说:“我老了,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要更加抓紧时间为党工作。”
同志们!我们的周总理就是这样对待时间的。我们是让时间白白过去,还是加紧地作有意义的事情呢?一九七七年刚刚过去,一九七八年已经来临,让我们在每个岗位上都加快速度,在同样的时间里为革命做更多的工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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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反折中主义,还是反辩证法?
北京师范学院理论组
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开动宣传机器,打着批折中主义的幌子,对唯物辩证法进行了一场反革命“围剿”。他们把辩证法说成折中主义,又把片面性、绝对化说成辩证法,在理论上、思想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在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澄清这种混乱是非常必要的。
“四人帮”的御用“理论家”们从列宁的《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中摘引了一句话,在这句话后面,他们接着说:“‘又是这个,又是那个’,‘一方面,另一方面’,这就是他们(指所谓的折中主义者)的口头禅”。并且由此“发明”了一个公式:“‘又是这个,又是那个’、‘一方面,另一方面’=折中主义”。据说运用这个公式就可以鉴别折中主义。这纯粹是谬论。
辩证法要求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这不是既要讲问题的“一方面”,又要讲问题的“另一方面”吗?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我们可以随手找到许多“又是这个,又是那个”、
“一方面,另一方面”之类的句式。难道可以把这种句式当作折中主义的标志吗?
读一读列宁的原文,就知道,原来是“四人帮”的“理论家”们玩弄断章取义的恶劣手法,完全歪曲了列宁的意思。
列宁的整段话是这样的:
布哈林“在这里所犯的错误的理论实质,就在于他用折中主义偷换了政治和经济之间的辩证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所教导我们的)。‘又是这个,又是那个’,‘一方面,另一方面’——这就是布哈林在理论上的立场。这就是折中主义。辩证法要求从相互关系的具体的发展中来全面地估计这种关系,而不是东抽一点,西抽一点。”(《列宁选集》第4卷第449页)
列宁在这段话里很明确地指出了布哈林的错误的理论实质:用折中主义偷换了政治和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不是全面地估计这种关系,而是“东抽一点,西抽一点”。“四人帮”的引文掐头去尾,单取中间,似乎布哈林的折中主义的错误实质就在于讲了“又是这个,又是那个”、“一方面,另一方面”了。
如果联系列宁的整节文章来看,“四人帮”的歪曲就更加清楚了。列宁在《辩证法和折中主义。“学校”和“机关”》这一节中,对布哈林的错误观点——工会“一方面是学校,另一方面是机关”作了详细的分析批判,并且深刻地阐明了辩证法和折中主义的根本区别。列宁指出:辩证法认为,真理总是具体的,必须对具体的情况作具体的分析;而布哈林对问题不作丝毫具体的研究,纯粹搬弄一些抽象的概念。辩证法要求从事物发展中来观察事物;而布哈林丝毫也不打算去分析工会问题的争论的全部历史。辩证法要求“全面性”,必须把握、研究事物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而布哈林只是拿两个或更多的不同的定义完全偶然地拼凑在一起,来冒充全面性。布哈林所说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和辩证法所要求的“全面性”毫无共同之处。
可见,列宁根本没有把“一方面,另一方面”看作折中主义的专用语,更没有把它当作折中主义的本质特征。正因为辩证法和折中主义的区别不是一个简单的讲不讲“一方面,另一方面”的问题,所以列宁才用那么多篇幅来说明二者的原则界限。
但是,列宁关于辩证法和折中主义的区别的重要论述,“四人帮”是从不引用的。因为他们从来就是不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不从事物的发展中观察事物的。他们的卑劣用心在于混淆辩证法和折中主义的界限,为反对唯物辩证法大开方便之门。他们见到谁全面地阐述了矛盾的各方面的辩证关系,就把谁打成折中主义者。如果原话中没有“一方面,另一方面”的字样,也可以“动手术”,改写成这种句式,而后下结论曰:“这就是折中主义。”“‘一方面,另一方面’=折中主义”这个公式的妙用就在这里。
“四人帮”不但硬给“一方面,另一方面”和折中主义划等号,而且进一步把“一方面,另一方面”一概说成均衡论,在均衡论和重点论的界限上制造混乱。
辩证法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地平衡发展的东西。矛盾着的两方面,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而折中主义则把矛盾的两方面并列起来,平均看待。所以,辩证法是重点论,折中主义是均衡论。在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问题上,列宁指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这是辩证法的重点论;布哈林认为,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有同等的价值,这就是折中主义的均衡论。
辩证法的重点论和折中主义的均衡论之间的区别本来是清楚的,但“四人帮”的“批判”却把人们的思想搞糊涂了。
“四人帮”的“理论家”们把《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中关于政治和业务等关系的论述归纳为四条“一方面,另一方面”:“在政治和业务、政治和技术的关系问题上,他们说什么,一方面,不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是不对的’;另一方面,不学文化、不钻研科学技术‘也是不对的’。在教育、科技工作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问题上,他们说什么,一方面,脱离实际的倾向‘是不对的’;另一方面,忽视基本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也是不对的’。在科技人员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问题上,他们说什么,一方面,不同工农群众结合‘是不对的’;另一方面,不发挥专家的作用‘也是不对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上,他们说什么,一方面,认为哲学对自然科学没有指导意义‘是不对的’;另一方面,以为可以简单依靠哲学的一般原理去解决具体科学问题‘也是不对的’,等等。”然后批驳说:“他们在一系列问题上,都是不分第一和第二,不分主要和次要,不分主流和支流”,因而是折中主义的均衡论。
于是“四人帮”的“理论家”们又在“‘一方面’‘另一方面’=折中主义”这个公式的基础上造出了另一个公式:“‘一方面,……是不对的;另一方面,……也是不对的’=均衡论”。
我们不禁要问:《汇报提纲》提出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为什么就是均衡论呢?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也就是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这正是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辩证法要求“全面性”。只看到矛盾的这一方面,或只看到矛盾的那一方面,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是一点论,就是片面性,因此都应该反对。为什么两点论反倒成了均衡论呢?
“四人帮”举出的唯一理由是没有区分主次。当然,在一定时期内,两种错误倾向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但因为这里是说明必须反对两种错误倾向的问题,不是回答哪一种是主要错误倾向的问题,所以并不需要指出主次。毛主席说过:“戒‘左’戒右。……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这个不好。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乏斗争性,这是右,这个也不好。”(《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52页)这里没有指出主次,只讲“这个不好”,“这个也不好”,就是因为说明的是必须反对两种错误倾向,而不是回答哪一种是主要的错误倾向。
我们在重点反对某一种错误倾向的时候,必须认识到反对两种错误倾向的必要性,这样才能注意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才能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因此,弄清楚两种错误倾向都要反对的道理是十分重要的,决不能把这种观点说成是均衡论。
要区分主次,抓住主要的错误倾向,必须按照辩证法的要求,对具体的情况作具体的分析,从事物的具体发展中观察事物,这里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抽象公式。例如,在政治和业务的关系问题上,在一种情况下,不问政治可以成为主要的错误倾向;在另一种情况下,不学文化、不钻研科学技术也可以成为主要的错误倾向。“四人帮”认为,既然在政治和业务的关系中,政治是统帅,那就只有不问政治的倾向才是主要的错误倾向。这种看法就是对问题不作丝毫具体的研究,而纯粹搬弄一些抽象的概念,是僵死而空洞的形而上学。
“四人帮”把反对两种错误倾向说成均衡论,实际上是只准反对一种错误倾向,不准反对另一种错误倾向。打的是用重点论反对均衡论的幌子,干的却是用一点论反对两点论的勾当。他们反对所谓均衡论的把戏就是如此。
“四人帮”攻击唯物辩证法,是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他们把坚持政治和经济的统一、革命和生产的统一、斗争和团结的统一污蔑为折中主义,是为了搞垮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瓦解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团结,以便于乱中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但结果和他们的愿望完全相反,反折中主义的锣鼓还未收场,导演者已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这出丑剧作为一页可耻的失败纪录载入了“四人帮”的罪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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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歪曲、篡改之一例
赵宝煦
马克思逝世后不久,有一个名叫杰维尔的人写了一本介绍《资本论》的书。恩格斯曾幽默地说他自己在校阅这本书时,常常产生想反驳马克思的某些原理的念头。
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资本论》中的某些科学原理,在杰维尔的书中被歪曲了,变成了谬误。恩格斯解释说:在马克思的原著中,这些原理具有非常明确的界限,而在杰维尔的著作中,却带有绝对普遍的、因而是不正确的意义。一些马克思认为只在一定条件下起作用的原理,杰维尔忽视了这些条件,解释成绝对的原理,使那些原理本身就成为不正确的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84、98页)
杰维尔当时这样作,可能并非出于恶意。但是各种各样的修正主义者却都采用这种手法,打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来歪曲、篡改马克思主义。针对这一点,斯大林曾经非常深刻地指出:修正派引证马克思的手法就是离开一定时代的具体条件,从马克思的个别原理中引出一些话来顶替马克思的观点。(见《论反对派》第370页)
不顾任何历史条件,不顾原著的精神实质,从马列著作和毛主席的著作中挑出只言片语来骗人、吓人,更是“四人帮”的惯用伎俩。他们为了篡改毛主席的革命教育路线,破坏教育革命,经常在文章中歪曲引用毛主席关于“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的指示,就是明显的一例。
这句话见于毛主席在一九三九年七月起草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中。
抗战初期,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创办了大量干部学校。抗日军政大学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由毛主席直接领导建立的。当时在抗大学习的学员中,有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的老战士,但大量的是刚来到延安的革命青年,主要是知识青年。抗大的任务就是要通过短期训练,使这些青年的精神面貌发生一个根本的变化,把他们训练成为八路军干部,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当时抗大
(包括其他类似的干部学校)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改变学生的精神面貌,促进学生的思想转变过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才在上述文件中列举办校方针时写下了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这句话。毛主席在列举的办校方针前面明确地限定了条件:抗大以及一切由知识分子所组成的军政学校及教导队之办校方针。
很明显,毛主席在这里说的“学校”,是指抗日军政大学一类以改造思想为主要任务的干部学校。这里既不包括一般的大中小学,也不包括当时大力兴办的民校、冬学、识字班之类的文化学校。
“四人帮”及其吹鼓手们硬把毛主席的这一指示说成适用于一切学校。如果说任何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那么文化课还要不要上?教物理、化学、外语等课程,目的也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么?列宁曾经说过,真理多走一小步就成谬误。在这里,我们看到“四人帮”把毛主席的这一指示歪曲到何等荒谬绝伦的地步。
“四人帮”歪曲引用毛主席的这一句话,其罪恶目的,在于根本否定毛主席关于使学生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的教育方针。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应该是既有社会主义觉悟、又有文化的劳动者。学校应该管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学生,使他们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同时,学校也必须搞好文化课的教学。学校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要把人类长期积累的文化科学知识,传授给学生,使学生学好文化课,掌握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不问学校性质,片面强调学校中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结果势必把文化课、业务课都放在可有可无的地位。只要红,不要专。红专分了家,红也是假红。张春桥叫嚣:“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实为这一荒谬逻辑发展的必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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