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1月7日人民日报 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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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是倒退,而是前进
——江苏省无锡县农业副业工业三者结合综合发展的调查
在无锡县农、副、工综合发展的经济结构中,社队工业是近几年来发展最快的,尽管它已经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但还是有人站在一旁,指责它同大工业争地盘、挖大工业的墙脚;有的人甚至说发展社队工业,把全民所有制的利润转移到社队集体所有制去了,是倒退。
究竟是倒退还是前进?对这个问题作一番探讨是颇有必要的。
首先从社队工业与大工业的关系来看。发展社队工业对大工业是损害还是支援?是拖腿还是促进?这是不难从实践中找到答案的。
社队工业是一支机动灵活的工业力量,产量上能多能少,产品上可大可小,时间上可急可缓,定型的和不定型的,大批量的和小批量的,常年性任务和一次加工的任务,它都可以干,对社会需要的适应性相当强。那些大工业因生产任务重、专业分工细而不能及时安排生产的产品,社队工业都愿意承担。上海第九设计院在文化大革命初就设计成功了为我国第一台浮船坞配套的十吨门式起重机,但因为生产批量小、生产时占地面积大,找不到试制单位。无锡县知道以后,积极承担了下来,组织陆区、藕塘、红旗等公社会战,经过两年努力,终于试制成功。现在十五吨门吊、六十吨浮吊等港口起重设备,这些公社都能生产,产品运销上海港和广州黄埔港,增强了这些港口的吞吐能力。类似这样的事,在无锡县社队企业中不可胜数。象武汉钢铁公司的钢锭模、大庆油田的管道法兰和自动焊剂等都到无锡来加工制造。就连水电部、一机部、冶金部、煤炭部等也纷纷与这里的社队企业挂钩。社队工业拾遗补缺,承担了大工业不能满足供应、国家计划又顾不上安排的产品,这怎么能说挖了大工业的墙脚,同大工业争地盘呢!恰恰相反,社队工业弥补了大工业之不足,使我国工业的发展更加全面,更加完善。
社队工业对大工业的支持还不止于此。随着它的发展,逐步承接了越来越多的大工业扩散加工任务。这就帮助城市大工业腾出手来生产更多、更新的产品,促进大工业集中力量向“高、精、尖”方向发展。一九七六年,无锡县社队企业为上海、天津等地一些造船厂,生产了水密门、仓盖、带缆桩等标准件和专用配件,共一万六千多件。上海江南、沪东造船厂的同志说,你们每为我们加工两千吨配件,就等于让我们腾出力量多造了一条万吨轮。全民所有制的无锡县柴油机厂也有同样的体会。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七年,这个厂扩散到社队工业的零部件从一万五千件增加到一百七十五万件,扩散件的价值从二十二万四千元增加到一百五十九万元,结果不仅没有影响这个厂的产量和利润,相反柴油机产量从八百多台增加到一万五千台,产值从三百六十一万元增加到一千三百七十二万元,利润从八十二万元增加到三百六十万元,产品质量显著提高,被第一机械工业部最近批准为“质量信得过产品”。如果认为,一个国营工厂搞了产品脱壳、零部件扩散,就只有利于集体所有制而不利于全民所有制,那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队工业象全民所有制企业一样,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好比我们国家武装力量体制那样,国家工业是“主力部队”,地方工业是“地方部队”,社队工业是“民兵”,缺一不可。
但是更重要的还不在这些,而在社队工业直接加强了农业这个基础,加快了农业的发展速度。无锡县的社队工业一九七○年以前还很少,这以后迅速发展起来,为农业的扩大再生产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和现代化的技术装备,使农业生产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年和一九七○年到一九七六年前后两个时期比较,全县粮食总产由每年递增百分之一点二提高到百分之六点三,商品粮由递减百分之零点二变为递增百分之七点一,生猪全年饲养量由递增百分之四点一提高到百分之八点五,集体积累由递增百分之十一点六提高到百分之二十三点八,社员分配由递增百分之一点二提高到百分之五点七。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七年,全县共提供商品粮二十亿七千多万斤,商品猪三百三十一万多头,平均每个农业人口提供二千一百六十七斤粮食、三头半肥猪。可见,发展社队工业以后,农业发展的速度显著加快,对国家的贡献越来越大,这就为发展大工业提供了充足的粮食、副食品、原料和广阔的市场,使大工业可以迈出更大的步伐。如果没有社队工业的发展,不仅农业不能高速度发展,就连大工业的发展也会受到影响。这才是真正的倒退呢。这一点,不是没有教训的。
社队工业发展以后,在集体经济内部,三级经济的比重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九七○年,无锡县的社、大队两级经济占三级经济的百分之二十三,到一九七七年,就上升到百分之六十四。这是一个飞跃。公社、大队经济力量壮大了,它有产可共,为将来逐步过渡到大队、公社核算创造了重要的经济条件。现在,无锡县已有十五个大队实现了大队核算,这些单位的过渡无一不是在社队工业蓬勃发展、大队经济十分强大以后才完成的。前洲公社的西塘大队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这个大队在一九七○年只有一百六十五元积累,连办公室都是向社员借的,从这一年开始,他们办起了小工厂,规模逐步扩大,积累日渐增多,到一九七六年,大队拥有的固定资产和公共积累已达到四十三万元,比十五个生产队的财产总和还多一倍以上。大队经济力量雄厚了,就有足够的能力支援生产队。农田基本建设由大队出钱,农业机械由大队添置,集体猪舍由大队建造,农药、化肥、农用塑料薄膜等费用绝大部分也由大队负担。社员集体福利上则实行了免费上学,缝纫八折收费,医疗费用每人每年由大队负担四十元。这一切,使得广大社员从内心感到生产上离不开大队的支持,生活上靠大队的照顾。向大队核算过渡就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成了大家的自觉要求。
由此可见,社队企业的发展为过渡到大队核算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保证,它是推动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一个强大的动力。
还应该指出的是,由于社队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和农村经济的全面繁荣,为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找到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社队工厂承担一部分工业生产任务,不仅可以使国家在不增加投资、不增加职工、不增加工资总额、不增加商品粮供应的情况下,大大加速工业发展的步伐,而且还可以把农村在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后腾出来的大批劳动力就地转化为工人,避免城市的畸形发展。一九七七年,无锡县的工业产值已经达到五亿八千万元,相当于拥有二十六万人口、十一万职工的镇江市一九七六年的工业生产水平。其中社队工业产值三亿六千多万元,如果这些社队工业由城市来办的话,就得新增加五万名职工,二千五百万元工资,二千多万斤统销粮,二亿多元基建投资,还要增加一系列的生活福利设施。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社队工业的强大生命力,看到它所展现出来的我国现代化农业的美好前景。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
新华社记者 赵明 袁养和 华惠毅
(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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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进退之争
壮大社队企业,走农副工结合的道路,促使农业工业化,这是高速度发展我国农业的一条正确道路。可是这条道路如何走法?我们有些同志还有不同的认识。这里提出的进退之争,就是其中之一。
社队企业的发展,有些城市工业产品向农村扩散,是倒退还是前进?这个调查材料以具体事实说明,社队企业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大工业的发展,加快了农业的发展,还为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找到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在那些社队企业发展较好的地方,在我们面前展现了光辉灿烂的远景。
为什么有些同志认为壮大社队企业是倒退呢?这里有认识问题,也有实际问题,但首先是认识问题。我们一些同志,对发展社队企业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他们把全民所有制和农民的集体所有制对立起来,把城市和农村对立起来,好象办工业只能是城里人的事,农村就只能搞农业,农村搞工业就是“不务正业”,工业扩散到农村就是“倒退”。
是的,我们国家将来是要由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其决定的因素是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农业的高速度发展。无锡等地的经验说明,单一的农业决不可能有高速度,必须走农副工结合的道路。农村自己要因地制宜办工业,但也离不开城市工业的支援。为什么农产品和农民只能往大城市转,而城市的一些适宜扩散农村的产品就不能往农村转呢?我们社会主义发展的前景是逐渐消除城乡对立,工农差别。如果农村越来越贫穷,城市越来越前进,城乡差别越来越扩大,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怎么能实现现代化呢?在落后的农业的基础上怎么能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呢?
华主席在谈到无锡和苏州地区的经验时曾经说过,这个经验实行起来并不简单,其重要性还没有为全党所认识。又说,对产品不愿扩散的思想,不要估计得太低了。并明确指出,大中城市应按照国家政策和当地条件,有计划地把一部分产品、特别是直接为农业服务的工业产品扩散到农村公社去,改革工业和城镇的布局,更好地支援农业,加快农业的发展。华主席这些重要指示,值得我们好好学习、认真领会。
当然,农村社队办企业,怎么办法?城市工业产品扩散怎么扩法?什么产品可以扩散,什么不可以?还有很多复杂问题需要具体研究,但农副工结合的道路是非走不可的。加速农业现代化的步伐,是全党的紧迫任务,而农副工结合又是必由之路。这就要求各级党委高度重视这项新事业,千方百计来加以支持,解决社队企业前进中的问题。只要满腔热情决心向着这个方向走,任何复杂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
进退之争反映了我们一些同志对社队企业的不同看法,也说明有些同志在这个新事物面前认识落后于实际。这个问题不解决,认识不统一,农村社队企业就不可能迅速发展,这条道路就不能顺利走下去。“四人帮”假左真右的一套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使我们一些同志为假象所迷惑,常常把真正使我们事业扎扎实实前进的东西当作倒退,而把一些只图虚名实际上拖着我们后腿的东西又当作前进。进退之争也要以实践作检验,看它对生产是促进还是促退,究竟壮大社队企业是使我们国家前进还是倒退?各地各部门的同志们,认真思考一下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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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论坛

谈谈干部制度的改革
编者按:我们准备继续发表读者对一些问题的意见,供大家研究。有不同的意见,也可以展开讨论。
我觉得目前的干部制度落后于时代,能否考虑一些根本性的改革措施?
同志们议论起来,普遍感到,我们的工作效率低、管理水平低都与干部有直接关系。看一看最近报纸上报道的一些事:为什么有的人官气十足,不听取群众意见,不接受群众批评,群众对他无能为力呢?为什么有的“小事”不告到中央就解决不了呢(如于西峰政委占华侨房子问题)?为什么对党中央的一些指示,有些干部竟置若罔闻呢?为什么有那么多“留声机”干部?为什么有的干部敢于欺上压下?……我认为,上述种种问题同落后的干部制度关系极大。
我们现行的干部制度在解放初期是有效的。那时革命队伍中没有那么强的等级观念,中央和地方、上级和下级,被视为全局和局部、大局和小局的关系,大家同心协力,事情就好办。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干部刚从被压迫地位走上执政地位,对国民党的官僚法西斯作风深恶痛绝,对广大老百姓的处境和心情有切身的体会,群众也把干部看成是贴心人,干部和群众打成一片,心连心。
今天情况不同了,政治形势有很大变化,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文化水平普遍提高。干部也在一代代地更新,成份在不断变化。就是老干部,思想作风也有不少变化。而我们的干部制度仍旧停留在五十年代的水平上。群众对于干部的确定,基本上是无权的。
有人说,上级指定的干部也能反映群众的利益和要求。这在理论上当然有一定道理,但在实际中往往并不都是这样。如果他不反映或者昨天反映今天不反映了,那怎么办呢?为什么群众不能自己确定自己所信任的干部来进行组织管理,来反映自己的利益和要求呢?群众自己选出的干部,说话必然“灵”,群众观念必然强。通过这样的选举,群众的主人翁感将越来越强。试想,如果一个领导干部的“命运”是掌握在与之朝夕相处的群众手里,他会毫无顾忌地作威作福、谋取私利、弄虚作假、目无法纪吗?人民群众对干部有“控制权”,对他制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也就积极主动了,对不符合实际、有违国家和群众利益的地方,就敢于提批评建议了,而且必将非常有效。
除了专业干部有专业性质的领导外,地方和部门掌权的行政领导干部不宜任职时间过长,应适时改选,同时不应受级别限制。这样才能保障各级领导干部(包括厂矿企业领导)的职务总是由道德品质、智力和身体最佳者来担任。这可不是人要完人,而是任人唯贤。这样的“贤人”,在八亿人口的大国,实在是层见迭出,富富有余。
任何事物都有新陈代谢,事物的生命力也正在于此。为什么干部就只能上不能下,很少“代谢”?这种“代谢”当然不是叫一个人失业,而是让更适合的人来替换他,他可去干更适于他干的工作。例如,一个工人,如够条件,得到群众信任,可以当厂长。几年后,发现有更好的人才时,就可以把他换下来,他再去当工人。一些县、市委或省委领导,被调换后,也可以到一个工厂或公社去干干,还可搞一些研究工作,或其它工作。教授、教师、工程技术人员等,如果需要,也可以当领导,当几年仍可干本行。这样做,比起那种把领导工作当做一少部分人的“垄断事业”的情况来,效果一定会好得多。
上述想法无疑要触犯一些人的私利。更大的阻力可能来自传统观念:“群众选干部?真是极端民主化!”
“要相信上级,上级是能给我们指派称职干部的”等等。我认为,改革旧的干部制度,实行选举制,可以培养和提高群众的民主观念和主人翁感,可以培养和提高干部的群众观点和负责精神。这对今后社会的发展有着深远意义。
解放军某部 高振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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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好人好事

从“一六○五”到“○”
今年清财时,唐河县桐寨铺公社十八里党大队发现了两个数字:一个是“1605”,一个是“0”。这两个数字引人注目。
一九七六年,十八里党大队吃吃喝喝就花了1605元。喝酒理由多不胜举。诸如招待领导、招待拖拉机手、招待检查组、招待下乡干部、招待工作队,……有时邻近队的干部来玩也要招待,还有开后门买化肥、买机器、拉关系。有的干部甚至以招待为名,吃吃喝喝,拉私人关系。每招待一次,大队干部少说要三五个人相陪,多者十来人。社员们气愤地说:“我们在地里拚锄头,干部在家里比指头,年终分配不见钱,想着干着没劲头。”
打倒“四人帮”后,县社干部下来,坚持到社员家吃饭,给工作队、拖拉机手、匠人做出了榜样。这个大队一九七七年招待费降到230元。一九七八年,到现在为止,招待费没花一文,出现了新的数字——“0”。社员们满意地说:“打倒‘四人帮’,干部大变样,花公家钱喝酒变成‘0’,地里比英雄”。
河南唐河县委 吴保纪 白自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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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批评

长春皮鞋二厂出售“特批价”皮鞋
长春皮鞋二厂出售“特批价”产品的歪风盛行。皮鞋价格五花八门,什么出厂价、批发价、零售价、成本价、职工价、副品价、次品降百分之三十价、自料加工价、试穿价等等。工人们说:“这个价,那个价,都是拿国家财富送礼。”
一、“出厂价”。国家规定,企业交付批发部门的产品价格为出厂价。这个厂不经过商业部门,以出厂价出售给私人的各种优质皮鞋,从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八年三月,达万双之多。
二、“试穿价”。几年来,做了多批所谓“试穿”皮鞋,每批数百双,均送了人情。一九七六年,用进口人造革生产了六百双“试穿鞋”,每双成本十二元以上,却以“试穿”为名,男鞋收四元,女鞋收三元。这些“试穿鞋”大部分被市、局、公司有关人员享受。
三、“职工价”。每年要生产一批到两批优质皮鞋,给职工分掉。每双鞋比市场零售价便宜百分之四十以上。除分给职工外,还要增加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照顾有关人员。
四、“自料加工”。一些人拿来一点皮革,美其名曰“自料加工”,每双只收加工费五六元。不拿料,按自料加工卖出的也不少。
五、“特批价”、“成本价”、“副品价”、“次品价”,统统是领导随心所欲定的价。如一双男全牛皮棉鞋,零售二十五元,可任意批为五元卖掉。直到今天,他们仍肆无忌惮地损害国家利益。
长春皮鞋二厂 张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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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外国朋友来信

租车难
作为出租汽车用户,我谨提请有关部门重视下列意见与建议:
叫一辆出租汽车有时很困难,往往要等半小时到三刻钟或更长的时间。
那些和我处于同样境况的侨居北京的外国人,就是说,没有任何交通工具的外国人,在遇到有病人需要尽快送往医院时,因找不到一辆出租汽车而延误时间非常伤脑筋。
有时不仅白天,尤其是夜间,经常是这样。你打电话租车或到出租汽车站租车,干脆回答说没有车。
出租汽车公司的领导最好检查一下这种状况,纠正这些不正常的现象,以便今后能随时满足侨居中国首都的外国人的需要。
刚果驻华大使馆 库贝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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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调查附记:工作组遇有阻力
今年四月以来,本报和《吉林日报》、《长春日报》陆续接到长春皮鞋二厂职工来信,揭露该厂领导严重违反国家物价政策,私自处理产品,生产大量残次皮鞋,欺骗群众。我们调查证明,群众反映的情况属实。一九七七年,这个厂私销各种优质皮鞋一万多双。一九七八年上半年,私销三千多双。
一九七五年到今年四月,这个厂生产的二万四千多双手缝牛皮面皮鞋,只交给商业部门七千多双,其余都按“自定价格”售出。商业部门反映:皮鞋二厂不是国家安排什么生产什么,而是生产什么交售什么。
由于不惜工本廉价出售皮鞋,工厂完不成产值和利润计划。厂领导不择手段,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粗制滥造低档产品,在广大群众身上克扣。比如,一九七六年四月至今年四月,用猪膛底充牛膛底生产一万七千多双鞋,交给商业部门,每双多取利润一元一角。
长春市鞋帽服装工业公司向这个厂派出了工作组,两个多月来,做了一些工作,但阻力不小。市局、公司一些人还替原厂领导叫屈。有人甚至根本不把社会舆论放在眼里,在《长春日报》批评后,仍我行我素,继续到工厂买廉价优质皮鞋。
厂内外群众建议:一、对私分产品、损公肥私的问题,应发动群众彻底揭露,严重违法乱纪者要严肃处理。二、严禁工厂违反国家物价政策,私自处理产品。
本报记者 梁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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