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离不开你
〔报告文学〕
茹志鹃
一
她是谁呀？有三十多岁了，长得可真称得上美丽。高高的身量，典型的鸭蛋脸，挺直而线条优美的鼻子，沉稳的大眼睛，但又有细长的眼梢，更透出一股灵秀之气。
她抱着一个用网兜兜着的有盖瓷缸，一个盐水瓶里，灌满了原汁鸡汤，站在萨尔图医院门口，站在凛冽的冷风里。这可是一九七六年元月的风呀！冷得刺骨。
“让我进去吧！”她对医院的门卫说。
“不行，有外宾要来。”
但是从早晨站到了日中，外宾还没来，她焦急了，求门卫说：“让我送上去吧！我回去还要赶三十里路呢！”
“不行。”
“我家里还有孩子呢！”
“不行。”这可是门卫的权力。有一种人就善于把不大的权，发挥出最大的威力来，这也是一技。
她抱着拆去骨头的鸡肉、鸡汤，自己却不想吃，也不想喝。她望着三楼的病房，那里有她的丈夫，一个刚刚失去双臂的丈夫——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需要她去喂，去洗，去穿，去……去帮他活下去。她不知跟门卫怎么说好。她不会说话，她只有哭了。这是从丈夫受伤以来，她第一次当着人流了泪。
大颗的泪珠儿啊，慢点流吧！不要落到地上，也别用衣袖去拭，应该从彩虹里抽出那七色的线，把它穿起，挂到天上，让西方的一切爱神在它下面黯然飞翔，让东方的一切观音瞪眼仰望。
下午，外国的朋友们来了，她（他）们看到了雪白的病房，整洁的手术室，但是多么可惜，朋友们却没有见到这么美的一个妇女，这么美的一颗心灵，她就站在医院的大门口。
她是谁呀，这位妇女？……因为她在萨尔图，人们只知道她是大庆人。
二
过了一天，这个大庆的妇女又跋涉了三十多里，出现在医院里。这次她带来的不是鱼肉鸡汤，她把八岁和两岁的两个儿子带来了，带到丈夫的身边，让孩子的小嘴亲亲爸爸的脸，让孩子的小手抓抓爸爸的头发。她给丈夫送来了生活的情趣，喂下生命的力量。这是残废病人极需要的治疗，这又是任何名医开不出的药方。妻子想到了，带来了。丈夫侧过脸，微笑地看着妻子，热泪却盈了眶：“我成了个没枝没叶的树桩，一个秃人了。”
妻子说：“秃不秃的，你不活着吗？为了救你这个秃人，国家花了多少钱！”
“以后呢！怎么过？”
“靠我们不行，咱有社会主义。”
“咱就吃社会主义？”
“哪能啊！我有工作。你没手，脑瓜还不好使吗？”这些话，是她一宿一宿的哭，千遍万遍的寻思，才得到的结论，现在她在丈夫面前又背了一遍。
丈夫微微眯起了眼睛，泪水被一种奇特的光烧干了。他自语地说：“就象萤火虫那点点光，可不可以发呢？……”
妻子脸上绽出了笑容。
三
这位大庆妇女，不知她姓甚名谁，但却是那样熟悉，好象曾经相识。啊！我想起来了……
抗日战争的时候，不正是你，为子弟兵推磨压碾。在磨道上，你迈动缠过的小脚，你白发飘飘，你年行数千里，你碾的细面，喂过万千抗日大军。这是你！这当然不是你。那时候，暴风雪还在这草原上肆虐横行，大庆的石油也还在地层深处埋伏，你这女儿，也还没诞生呢！可是，多么神似。
解放战争的时候，不也正是你，牵着马，马上骑着披红挂绿的未婚夫，没过门的媳妇送郎去参军。你强压住乱蹦的心，驱不散脸上的红云，你仰头对马上的人儿说，“你去打败那老蒋，保住咱的胜利果实，家里的事有我来……”没过门的姑娘，把根大辫子挽成一个不听话的髻，把他的妈改口叫成“俺娘”。这是你！这当然不是你，大庆的女儿，那时你才四岁呢，可是又多么象你。
孟良崮战斗的时候，又好象是你，喂饱了孩子，拜托给乡邻，你抬起了担架。敌人空袭的时候，你扑到伤员的身上，用你健壮的身体，火似的心，给解放军做成活的掩体。算起来，大庆的女儿，你那时正寄养在锦州大爷的家里，没有了母亲，你在孤寂中盼望着解放。很明白，那不是你，可是这又多么象你。
你，这个陌生而又熟悉的大庆女儿，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萨尔图——一个有月亮的地方（蒙语萨尔图意思是一个有月亮的地方）的人们说，“她的丈夫叫耿玉亭。”
耿玉亭说：“她就是我的爱人，大庆化工总厂的仓库管理员，一个普通工人。长得不怎么样，又不会说话，名字也不怎么样，叫个刘桂芬。”
“人家看见我这模样都掉眼泪，你怎么不哭呢！”丈夫问桂芬。
桂芬笑了一笑，立即垂下了眼睛。……草原上的风，吹过去又回过来，旋起了刚刚沉落下去的一切。
那只是二十多天前的事，但刘桂芬却象过了几个三百六十日。
四
这是什么日子啊！一九七六年元月九日，哀乐回荡在中国大地上，萨尔图草原上的风，低低地哭泣着，围绕着钻井架、油井转着，游着，又磕碰在化工总厂的冷却塔上。化肥厂正在试运投产，但整个厂没有人声，工人们站在各自的岗位上，在默哀中实现周总理生前批准建立这个厂的遗愿。刘桂芬管理的工具仓库里是空荡荡的，没有人来借用工具，只有丈夫耿玉亭刚才红了眼圈，来借去一只万用电表。
突然，变电所那里发生了什么事，火花，爆声，焦味。工人们奔过去了，领导同志奔过去了，救护车急驰而过，刘桂芬呆呆地站在仓库门口，在人群中搜索着丈夫的身影。他是电气技术员，他怎么不来？他在哪里？……
“他在那里！”桂芬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喊，“是他，是他，那里是他的岗位呀！”刘桂芬头昏了，目眩了，她要冲到那里，去看个明白，要飞到那里，弄个清楚。但是刘桂芬把手深深地插进工作服的口袋，转身走进了仓库，这是自己的岗位。
有人来借工具了，但是来的人，低着头来，低着头去，躲开她的眼光，也不敢朝她看上一眼。刘桂芬的心在往下沉，沉，可是她脚步稳稳地，在货架当中走着，取着他们要的各种工具，象平常一样，只是脸色发白。直到下班，没有一个人告诉她出事的是谁，她也没有向任何人打听。她交完了班，换下了工作服，就径直向总厂所在地的龙凤医院走去。果然，他，由于伤情严重已经转到萨尔图医院去了。
从萨尔图医院回来的那个晚上啊，这个有月亮的地方没有了月亮，没有了星星。桂芬却依然端上了晚饭，告诉年老耳聋的父亲，说是玉亭出差去了。她安排八岁的乐为睡下，独独抱着两岁的孩子，倾泻了眼泪和不幸，她告诉孩子，爸爸已失去了双臂。妈妈以后怎么办呢！孩子啊，你在睡梦中还会用小手揉揉眼睛，抹掉母亲滴在自己脸上的泪水，但是爸爸不能了；孩子啊，你饿了会用小手拿着馍馍啃，你渴了会捧着杯子喝，你会用手绢擦鼻涕，你会拿着冰棍儿吮，跌倒了也会用手撑着爬起来，可是爸爸不能了，都不能了。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永远不能了，孩子啊！妈妈怎么办呢？……
冬天的夜是长的，桂芬流着泪想到将来的难处，她流着泪也想到过去那些蜜糖似的日子。当她在抚顺石油学校上二年级的时候，他在河北承德石油学校毕了业，他们都爱石油，于是就在石油的故乡见了面，在这有月亮的地方约定了要在一起生活一辈子。一九六八年的初春，他们花了四十元钱建立了一个共同的家，一个简单然而可以过一辈子的家。结婚那天一早，他俩到哈尔滨去了，晚上回来，没想到家里已坐满了客人，同志们还给新房的门上贴了对联，窗上贴了剪出的红双喜。红双喜啊！你可以作证，两个年轻人处得多么好，在一起过一辈子都过不够啊！双喜的红色褪了，这屋里的喜气却越来越浓。有了孩子，做爸爸的总是晚上起来，给孩子喂牛奶，给妻子煮鸡蛋，他要妻子一个月不下炕，他要把她幼时吃的苦，受的亏都补上。现在这双手没了，一辈子都不会有了。孩子啊，妈妈怎么办？……
后半夜了，那贴过双喜的窗子外面，乌黑乌黑的，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桂芬的眼哭肿了，心哭乏了，没有力气更没有勇气，她想到了一条最后的路，一去不复返的路。老辈子的妇女中，有好些人都走上这一条路。她轻轻地把两岁的孩子放在八岁的哥哥身边，轻轻地给他们盖好被子，站了起来，她茫然地在屋里转了两圈，然后拉开了灯。电，这奇妙的东西，把屋里的一切都照得清清楚楚，也把不在屋里的一切，照得明明白白。桂芬流着泪，想起了今天的社会，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种种，也是过去旧社会里梦想不到的种种。油田领导亲临医院，要医院不惜一切代价，挽救玉亭的生命，挽救他的两只脚。医院里有护士，领导上还另请了护理员，一个不行又请一个。领导的慰问、鼓励；同志们的看望、帮助，那一双双热情的手，关怀的手，多少手啊！桂芬朝炕上看看，两个孩子你挨着我，我挨着你，正睡得香哪，桂芬一下扑到孩子身边，孩子啊！咱有社会主义，啥困难都易克服，你们放心地睡吧！
桂芬长在新社会，可是她从来也没有这样鲜明地、具体地看到社会主义。现在，一个人失去了双臂，全家人都实实在在看到了，感到了，社会主义，这是一双多么巨大的臂膀，具有无限力量的臂膀，有这样一双臂膀在庇护她（他）们，庇护着这个家，孩子啊，妈妈不害怕。
从软弱中斗争过来的坚强，是有韧性的，因为它已仔细端详过现在和将来的艰难。勇士也并不是都有一副威武的外貌，更不是生来就有一往无前的勇气。桂芬擦了擦红肿的眼睛，理了理凌乱的头发，收拾起桌上狼藉的碗筷和玉亭前几天正看着的书籍。一本折了角的书，自然地翻了开来，一句用红笔划着杠杠的字句跳了出来：苏维埃加全国电气化＝共产主义。这正是玉亭常说的一句话，也正是这句话，鼓舞着他以全副的精力，钻研了电气这门技术。桂芬慢慢地坐到炕沿上，“他活着！”这些天来，她第一次恍悟到他活着，他学的这些技术也活着，他的理想也活着，他那个倔强的性格也活着，这才是一个人最主要的东西。唉！桂芬，桂芬，你脑子里光装着两条胳膊，可是忘记了最重要的东西。
夜尽了，窗外已露出朦胧的曙光，桂芬着忙起来，她要烧早饭，要安排孩子上学，她自己也要上班去了。以前习以为常的上班，今天在桂芬的心里，却有一种崭新的意义。上班，好好工作，这就是具体地建设社会主义。以后，逢星期天再去看他吧！
天亮了，大庆的路上行人还稀少，就有一辆自行车飞向化工总厂，车上是一位端庄的妇女，她脸上没有忧愁痛苦，有的是充分休息后才有的蓬勃精力，使不完的干劲。
五
北方的春天，不过略露了露脸，夏天也没站多久，便和大雁匆匆去了南方。刘桂芬从秋到冬，表面上依然一个样，上班，下班，星期天就千方百计买些好吃的，去医院看望丈夫。但是当她和丈夫默然相对的时候，一块愁云罩着两个人，两个人的忧虑相通，心潮起伏相连。一股砍大庆红旗的风，在辽阔的草原上，正刮得天昏地暗，原油产量越高，便越是唯生产力论的典型。物资越来越少，调子越来越高。社会主义的基础在摇动，他们的生命线在摇动。大家担忧，残废人是更揪心啊！
妻子安慰丈夫说：“我养活你。”
丈夫说：“这不是一家一户的事。”
桂芬知道丈夫说得对。整个大庆工人都被这股风吹黑了脸，吹瘦了人，吹紧了心。大家都在顶风拉纤，产量仍然逐步上升。
一个晴天霹雳，毛主席逝世了。整个大庆在恸哭。刘桂芬、耿玉亭在恸哭。哭国家的命运，哭自己的命运。党和国家面临万丈深崖。刘桂芬的心翻了个，老辈子妇女走过的那条路，难道又要摆在自己的面前？……
十月，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兴妖作怪的“四人帮”，从悬崖上勒住了马，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云散雾消，桂芬掏心地大喊：“感谢华主席，给了我们第二次解放！”耿玉亭不能和妻子一起振臂，但和妻子同声地高呼。
经过忧患的欢乐分外甜，受过罪以后的解放更为舒畅。耿玉亭躺不住了，他要求出院，他要飞出去，飞回自己的热电车间，萤火虫迫切地要去发出自己那一点点的光。
十一月，领导批准他出院了，同时给他换了房子，同时批准刘桂芬同志长期在家照顾他。
两个人坐在家里，对国家毫无贡献，却象条虫似的吃社会主义？这样的活着，丈夫不愿意，桂芬不愿意。下了的决心，要是没有行动，那不成了骗人骗己的玩意儿，大庆人从不干这码事。
于是，两岁的孩子送到亲戚家里寄养，退掉了国家给的护理员。
于是，每天每月，早上桂芬要穿两个人的衣裳，刷两个人的牙，洗两个人的脸，上两次厕所，烧两份饭。一个碗里装的两样饭，给丈夫喂一口米饭，自己吃一口粗粮。晴天，她的自行车上载着两个人的重量。刮风下雪不能骑车了，她一半心思跟着丈夫先上了路，一半心思在家料理家务。家里收拾好，她再追上去，给丈夫扎紧松了的帽带，给他擦去被冷风刺出来的眼泪、鼻涕。中午的时候，她更象在打仗，赶回家烧饭，跟孩子老人吃了饭，再拎着饭盒，赶到车间把丈夫喂饱。她白天没有一分钟的空闲，夜里没睡过整宿的觉。丈夫难过了，她却觉得安慰，到底，萤火虫飞回了车间，她自己也没影响工作。
但是，她看到萤火虫在车间里徘徊，她看见丈夫为了不叫人代他开门，自己用嘴叼开，零下二、三十度的气温，嘴唇一碰上铁，拿不下来了。桂芬问：“你为什么不叫一声？”
丈夫说：“我上班做了什么工作？还要去打断人家的工作来给我开门？”
桂芬明白了，萤火虫活着就要发光。丈夫活着就要实现他的理想。光给他吃饱穿暖是不够的了。
于是，当玉亭做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车间辅导员，她就帮着翻参考资料；领导交玉亭画图表，她就想办法，用一块橡皮垫起来，不使纸在桌上滑动；玉亭移动计算尺有困难，她就设法在尺子的两头，装上两个有机玻璃的小嗗嘟，让他用嘴叼着移动；玉亭要查资料，她天不亮就起来给他翻书。丈夫完成了领导上交给的一项又一项的任务，革新了高压开关柜，建立了技术资料，给青年工人上了技术课，工业六十条考试第一个交卷，得了满分，而且谁都说他用嘴笔写的字，比从前用手写的还漂亮。
玉亭从来没有经验过这种胜利的喜悦，他对妻子说：
“唉！这一切都离不了你呀！要是没有你……”丈夫的话还没说完，桂芬一胡刷子，把他嘴巴周围涂上了一层肥皂沫，“说的啥呀！”真是，谈恋爱那阵也没说过这样的话。这位大庆的女儿，跟中国历代革命妇女一样，内心正洋溢着一种从未经验过的幸福，只有斗争得来的幸福，才有这滋味。
一九七八，十，十九
第6版()
专栏：
我爱柴达木
〔苗族〕石太瑞当我登上高高的钻塔，当我踏上黑油油的泥土，奇丽的景色尽收眼底，我呀，我深深地爱上柴达木。祁连山的雪峰银光闪射，察尔汗的流水汇成盐湖，阿拉尔的牧场片片丰美，大柴旦的戈壁沙浪起伏，草铺绿毯，雪藏珍珠，柴达木呵，摊开一幅五彩的画图。怎能忘二十多年创业征途，战斗中孕育了爱情、幸福。第一声驼铃已化作汽笛争鸣，第一顶帐篷已引来新楼无数。灯的星海，车的长河，柴达木呵，奔走在大庆之路。我纵然赞美，也不隐讳眼前的艰苦：这儿还缺乏淡水，也少有绿树，多少条管道正急需铺设，多少座井架要尽快高竖……任凭它黄沙扑面，冷风刺骨，柴达木人呵，心中都有杆红旗飘舞。新长征路上东风强劲，将每个战斗者的胸怀吹拂，千万股细流要汇成汪洋，千万支大军听党的调度，为创建十来个大庆油田，柴达木呵，正迈开巨人的脚步。当我登上高高的钻塔，当我踏上黑油油的泥土，满腔的激情如井口喷泉，我呀，我要放声地歌唱柴达木！
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日 于祁连山下
第6版()
专栏：
良药未必苦口
杨洪立
“良药苦口”，是人们常用来规劝人听取批评的警句。这话很对的。但是，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过另一句话：“凡药之登上品者，其味必不苦：人参、枸杞是也。”并写下了两句诗：“良药味不苦，圣人言不腐。”当然，“良药味不苦”的话是片面的，所谓“圣人言不腐”云云，更近乎胡说。但药确有不苦的，“良药不苦”却很值得批评者思之。
毛主席教导我们：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又说：“我们主张和风细雨，当然，这中间个别的人也难免稍微激烈一点，但总的倾向是要把病治好，把人救了，真正要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不是讲讲而已。”批评的实践和效果，是检验批评动机的标准。毛主席早就指明：“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
有的同志说，批评就要尖锐，提意见就要带刺。不错，开展批评当然应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且要直截了当，不讲客气，尤其对病重的同志，“就是要重重地给患病者一个刺激，向他们大喝一声，说：‘你有病呀！’使患者为之一惊，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地叫他们治疗。”对个别人甚至还要动动手术，切开脓包，割去毒瘤。这样做是必要的。
但有的同志却把尖锐、“带刺”，理解为简单粗暴，或者只图自己一时痛快，可以不讲究方式方法，不管别人能否接受。这样的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也如治病，药味太苦，有的病人咽不下，即使硬灌下去，又呕吐出来，药再好又有什么用？
我们主张批评要对症下药，要针对不同的批评对象，讲究批评的方式与方法，顾及批评的效果。制药厂在制作太苦的药丸时，往往在药的外面加一层糖皮，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办法。这样一来，患者服用时就不感到怎样苦，用不着憋气皱眉，首先从思想上解除了负担。这叫做甜在口而苦于内，药力只发挥在病上。我们对同志进行批评的时候，难道不也可以照此办理吗，也就是说，在方式方法上多加注意一些吗？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或者以势压人，那是一种事与愿违的办法！
总之，“良药”不见得都苦。应该根据患者的病情，或用苦的良药，或用不苦的良药。不论苦与不苦，最重要的是要有团结的愿望，要有治病救人、与人为善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特别是我们做领导工作的同志，更应该有这种精神。这样，才有利于民主的发扬，有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使全国人民一条心，一股劲，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了祖国的富强而共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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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雕塑〕 陆佩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