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革命文艺的神圣使命
——从《神圣的使命》谈起
《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
粉碎“四人帮”以后，一些作家努力摆脱
“从路线出发”、“主题先行”、“三突出”的枷锁，冲破“四人帮”设置的禁区，写出了一批较好的作品。其中，如《班主任》、《伤痕》、《灵魂的搏斗》、《命运》、《复婚》、《最宝贵的》、《“不称心”的姐夫》、《高洁的青松》、《醒来吧，弟弟》和见于《人民文学》一九七八年第九期的《神圣的使命》，由于从人民群众个人生活遭遇和性格变化的深处，展现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过程，着力揭露“四人帮”给予人们的精神创伤，挖掘他们对于“四人帮”的仇恨，对于党的热爱和对于社会主义美好生活的热烈向往，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但是，人们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议论。比如说这些作品是“暴露文学”，为什么要写阴暗面和悲剧，写这样的作品，会否定文化大革命，等等。这些议论，涉及到文学创作的某些重大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澄清。
（一）是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华主席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指出：
“这样，历时十一年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了。”什么是肯定文化大革命，什么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从华主席的讲话中，可以找到正确的答案。清除“四人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动；只有党和人民反对“四人帮”的斗争，才构成前进的、革命的历史潮流。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捂盖子、包庇“四人帮”，破坏和阻止清查“四人帮”的罪行，甚至继续迫害同“四人帮”进行斗争的干部和群众，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揭露“四人帮”的罪恶，批判“四人帮”的路线，是肯定和保卫文化大革命。这种揭露和批判越深刻、越彻底、越有力，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也保卫得越牢靠。
《神圣的使命》揭露和批判的对象，是徐润成、裴发年、杨大榕这些“四人帮”的帮派骨干，是他们篡党夺权的罪行，是他们害死省委书记陆青的秘书、公安人员王公伯和制造白舜冤案的反革命活动以及搞阴谋诡计、直到不惜用亲生女儿的名誉进行政治赌博的卑鄙行径。如小说指出的，他们“代表了疯狂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一股黑暗势力”。难道他们这些活动，不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动吗？难道对他们进行彻底的否定和有力的鞭挞，不是真正在肯定和保卫文化大革命吗？
作品还从另一个角度，歌颂了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这就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觉悟空前提高了。斗争锻炼了群众，使他们更加关心党和国家的命运，更加具有区分敌我、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这是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国家和历史的主人的重要标志。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前后，北京和全国各地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伟大革命洪流，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正因为有高度的政治觉悟，郑局长、王公伯才在一九七五年，遵循党中央的指示，为了替被诬陷的同志平反昭雪，有勇有谋，毫不退缩，针锋相对地投入揭发徐润成、裴发年、杨大榕的斗争。小说也写了冤案受害者白舜、林芳，公安干警陈清水、吕萍，教师吴正光在斗争的洗礼中觉悟提高的过程。就连艾华，这个一度成为父亲的工具的受害者，最后也反戈一击。人民群众觉悟的提高和他们在斗争中的坚强团结，同时表明了“四人帮”及其帮派骨干已经人心丧尽、众叛亲离。在这个意义上，小说写出了典型环境，写出了时代精神。白舜说：“毛主席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象大江奔流，难免挟着泥沙俱下。”它淘出了象郑局长、王公伯、白舜这样的真金，也淘汰了象徐润成、裴发年、杨大榕这样的泥沙。肯定郑局长、王公伯、白舜等人，正是肯定文化大革命，相反，不去揭露徐润成、裴发年、杨大榕，就不能叫做肯定文化大革命。
（二）关 于 写 阴 暗 面
如果不是进行经院哲学的讨论，那么，首先应该弄清的，不是可以还是不可以写阴暗面的问题，而是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阴暗面，怎样看待和区别阴暗面以及怎样写阴暗面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是光明的；作为一个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作为一个还有待于我们不断认识其发展客观规律，不断在实践中改正缺点和错误以符合客观规律的社会，它又存在阴暗面。毛主席就曾说过，必须发动群众来揭露我们的阴暗面。可见不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就没有阴暗面。在无产阶级看来，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阴暗面，首先就是指“四人帮”这样的阶级敌人的干扰和破坏。与此相反，“四人帮”则把自己写成神圣，把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作为“阴暗面”来横加诬蔑。在他们那里，光明面和阴暗面是颠倒的。《反击》、《盛大的节日》、《欢腾的小凉河》等毒草作品，就是他们这种观念的标本。
长期以来，由于“四人帮”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揭露阴暗面，成为文艺创作的禁区。通过白舜的冤案，揭露“四人帮”制造的阴暗面，激起人们对于“四人帮”的憎恨，是《神圣的使命》的一个重大成就。
小说没有只写阴暗面。有阴暗面就有光明面。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光明面总是占主导地位的。白舜一家的不幸和王公伯的被害，尽管使人潸然下泪，悲愤不已，但是，小说却始终表现出党和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这就是光明面，这就是光明面终将战胜阴暗面的根本原因。
揭露阴暗面，不仅不是什么“丑化社会主义制度”，而且有助于克服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残余和代表这种关系的政治力量；有助于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许多方面还不完善，我们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许多环节还有缺陷，这些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是束缚生产力、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的。因此，华主席说：我们要有勇气“正视和揭露我们的具体政策、规章制度、工作方法、思想观念中那些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要求不相适应的东西，有魄力去坚决而又妥善地改革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中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部分。”就冤案来说，它的产生，当然首先是由于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但是，又不能完全忽视它同我们具体政策、规章制度、工作方法、思想观念中的某些落后的、错误的东西的关系。既然这样，白舜的冤案，难道不是既有助于我们批判“四人帮”的罪行，又有助于我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特点，进行关于健全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研究吗？
即使是阴暗面并未完全得到扭转，也是可以写的。在《班主任》中的宋宝琦、谢惠敏和《伤痕》中的王晓华的身上，我们就看到了这种情形。问题已经暴露出来，但是却并不以完满地解决而收尾。这是无可指责的。矛盾就是过程。只要在作品描写的范围之内，按照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矛盾还没有达到彻底解决的程度，阴暗面还没有全部转变为光明面，那么，作家又有什么必要，非得离开生活的真实，仅仅根据某种抽象的原则，去唯心地生造一条光明的尾巴呢？当着作家揭露了阴暗面，同时又写出了在它周围存在的朝气蓬勃的、向上的力量时，他实际上已经再现了光明面必然战胜落后面的历史趋势。
文艺作品要通过艺术典型化的过程，反映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阶级斗争，就是光明面和阴暗面的斗争；在某种意义上，人民内部先进和落后的斗争，也反映着光明面和阴暗面的斗争，虽然它在多数场合并不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在不断地揭露和战胜阴暗面的斗争中，我们的英雄人物层出不穷，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巩固。人民不会欢迎掩盖现实矛盾的虚假的作品，不会欢迎离开阶级斗争、离开先进同落后的斗争的、苍白无力的形象。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这个原则，完全适用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文艺。如果认为，暴露了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暴露了敌人以及他们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社会主义就要塌台，那不是出于无知和误解，就是对于社会主义的公开嘲弄。对于无产阶级文艺家来说，越是敢于揭露和彻底地批判阴暗面，就越能推动现实的革命发展，相反，在阴暗面面前缩手缩脚，迁就屈从，倒是对于人民事业的犯罪了。
（三）关 于 悲 剧
研究社会主义文艺中的悲剧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原则出发。历史的前进，不会走笔直的道路。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斗争，在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有曲折和反复，人民群众就会有痛苦和牺牲。“四人帮”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没有痛苦，没有悲剧的谬论，是一种十足的欺人之谈。毛主席就批评过我们的某些干部“不了解和不关心人民群众的痛苦”的错误。在“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下，国民经济濒于崩溃，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多年没有提高甚至有所下降，无产阶级道德和社会风尚被严重败坏，老一代革命家、老劳模、老工人付出重大的牺牲，青年一代不仅被剥夺了青春，而且落下了这样那样的伤痕。“四人帮”制造的冤案、假案、错案，牵四挂五、株连九族，更加给受害者带来深重的灾难。“四人帮”是造成人民痛苦的元凶。对于这样的现实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反而沉湎于关于应该不应该写悲剧的空泛议论，至少是颠倒了文艺和现实的关系。
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但是，这不是一蹴即至的。它总是不可避免地要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甚至付出牺牲，才能取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定阶段，也会出现恩格斯所说的“历史必然的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的冲突”。社会主义时代的悲剧人物，与过去时代的悲剧人物不同。他们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是历史的自觉的主人。对于他们说来，暂时的挫折和失利，只是达到最终胜利的步骤。象《神圣的使命》中的王公伯、白舜，把自己的命运，同党、同社会主义制度、同人民群众的痛苦联系起来，面临生死的考验而决不退缩一步。他们的悲壮的、战斗的经历，不是使读者消沉，而是始终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他们是社会主义的悲剧人物，也是社会主义的新英雄。
有些同志担心，写悲剧是否会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党的领导。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他们不知道，写悲剧，歌颂同悲剧制造者进行斗争的英雄人物，正是暴露和批判剥削阶级，正是维护社会主义，维护党的领导。描写王公伯、白舜的悲剧，描写艾华、谢惠敏、王晓华的悲剧，描写宋宝琦的悲剧，不正是激起了人们对于“四人帮”的仇恨吗？不正是在鼓舞人们同“四人帮”进行斗争、更快和更彻底地清除他们的流毒吗？这样的作品，写“四人帮”之罪恶，抒人民之悲愤，怎么会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党的领导呢？
由于“四人帮”的禁锢政策，许多文艺工作者对悲剧望而生畏，生怕一个“悲”字。其实，悲愤出诗人。只要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真实地反映他们的呼声，无论是悲剧的内容还是悲剧的形式，在社会主义文艺的灿烂的百花园中，完全可以和应该占有一定的地位。
（四）《神圣的使命》的现实意义
打开《神圣的使命》，在徐润成、裴发年、杨大榕的活动中，始终贯穿着一种思想，这就是“四人帮”的那个“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同样，在王公伯、白舜、林芳、陈清水、吕萍、吴正光和艾华后来的活动中，又始终贯穿着另一种思想，这就是反对“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杨大榕等制造了白舜强奸幼女的冤案，给省委书记加上害死秘书的罪名，旨在拔掉这个阻碍他们篡党夺权的眼中钉。白舜置生死于度外，写了揭发信。王公伯见义勇为，他深深地感到：“眼前这场斗争，绝不仅是处理一宗个别人的冤案，而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生死斗争。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啊！它牵动着好些个人！它将使妖魔现出原形，使正义得到伸张，使人民的觉悟大大提高。”《神圣的使命》的重大价值，就是它艺术地、形象地批判了“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反映了人民群众反对这一纲领、反对“四人帮”的斗争。
在“四人帮”的控制下，由他们及其帮派骨干制造的冤案、假案、错案，是不可能得到平反昭雪的。王公伯为白舜案件屡经奔波，结果只能弄清原委为止，自己却被加上一大堆罪名，含恨而死，就是证明。毛主席《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一经发现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使他们心情舒畅，重新抬起头来。而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则不可能这样做，只能由代表正确路线的人们，在适当的时机，通过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起来纠正错误。”就其本质来说，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是同冤案、假案和错案格格不入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冤案、假案和错案的平反昭雪工作，落在了我们广大干部的肩上。如果我们的干部不去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不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地、积极地进行这种工作，那就会败坏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崇高声誉。华主席指出，“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中央根据我们党历来倡导的有错必纠和错多少平多少，部分错了部分纠正，全部错了全部纠正的精神，在短时间内，领导平反昭雪了大量冤案、错案和假案。这是大得人心的。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到目前为止，平反昭雪冤案、假案、错案，仍然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在进行这项工作的时候，王公伯那种认真负责、为了人民的利益不畏艰难的精神，对我们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神圣的使命》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原则性的问题。这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为什么徐润成、裴发年、杨大榕这样一小撮坏人，根本得不到群众的拥护，其践踏正义、草菅人命的罪行和反革命伎俩，也早已为群众所识破，却能够窃取相当部分的权力，横行霸道，为所欲为；相反，坚持党的原则的干部和群众，却处于有冤难伸、有仇难报的地位，为什么这种状况可以持续十多年之久，只有在从中央把“四人帮”清除出去以后，才能够彻底改变？应当说，这是一个历史的教训。社会主义所以能够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其力量的源泉，在于人民群众之中。它比其它一切社会制度无比优越的地方，首先在于，它能够保证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支配国家和支配自己命运的民主权利。叶副主席在五届人大《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中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是确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如果人民群众能够真正履行这种当家作主的权利，徐润成、裴发年、杨大榕这类坏人一俟暴露，就势必会很快地得到应有的惩处，我们的干部，就不至于象王公伯那样含恨死去，也不至于象白舜那样长期蒙受不白之冤。小说所描写的阶级敌人的活动和王公伯、白舜的悲剧启示我们，在取得民主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党仍然必须领导人民群众进行坚持社会主义民主原则，争取和捍卫人民民主权利的斗争。在这个意义上，它所提出的问题，比之《班主任》等作品，就有其独到的深刻之处了。
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在当前，必须为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服务。这是文艺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四人帮”倒台以后，我们满怀喜悦地读到一些好作品。这些作品，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对于它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冲破“四人帮”的禁锢、进行新的思想和艺术探索的努力，每个革命同志，都应当热情支持。但是，人民有权向我们的文艺家提出更高的要求。应当看到，从总的方面来说，用文艺形式揭批“四人帮”的工作，和亿万人民揭批“四人帮”的如火如荼的斗争形势，是不相称的。还不能认为，文艺已经充分和准确地反映出了人民群众中间逐步酝酿和早已蕴藏着对于“四人帮”的仇恨，反映出了人民群众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表现出来的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首创精神。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也许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楚。是不是可以说，它至今未能根本扭转，首先是同我们一些从事文艺工作的同志尚未彻底地从心有余悸的状态中解放出来直接有关呢？《班主任》、《神圣的使命》等作品的出现表明，一个以揭批“四人帮”为中心，真正喊出人民的心声，切实反映历史脉搏的革命文艺高潮，正在来临。我们的同志，应当积极、主动、热情地站在它的前面，去鼓励、推动、引导它蓬勃地、健康地发展，而不应当、不必要被无穷的忧虑和清规戒律束缚得裹足不前。在人民群众的推动下，许多业余的和专业的作家，已经和正在行动起来。我们不是应当为他们鸣锣开道，使越来越多、越来越猛烈有力地射向“四人帮”的炮弹，尽快地脱膛而出吗？
《神圣的使命》中王公伯把保护人民、同“四人帮”进行斗争，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神圣的使命”。我们文艺界的同志，也肩负着同一使命，让我们拿起革命文艺这个武器，投身到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去！ （原载十一月四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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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辽宁省委召开大会揭露林彪、“四人帮”制造骇人听闻大假案的阴谋
彻底推翻“‘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假案
为遭受打击迫害的陈先舟、车向忱、于毅夫、杜者蘅、栗又文、赵承金等九十名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知名爱国人士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本报讯 据《辽宁日报》报道：最近，中共辽宁省委召开大会，对林彪、“四人帮”及其死党一伙制造的所谓“‘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案件彻底平反，为遭受打击迫害的九十名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知名爱国人士等昭雪伸冤，恢复名誉。
省委、省革委会和沈阳部队的领导同志出席大会。
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在会上讲了话。
所谓“‘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案，起源于一九六八年初。某群众组织说，吕正操、万毅、张学思等四十二人，一九四六年曾联名给人民公敌蒋介石发电报，要求张学良回东北，“还密谋策划在国民党军队向东北北方进犯时，倒戈投敌，搞掉林彪作战指挥部，暗害林彪”。林彪、“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死党一伙据此认定：“这是经过长期预谋，妄图叛党投敌的一起重大反革命案件”。于是，他们大动干戈，立案追查。到一九六八年底，他们将四十二人名单中的原辽宁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陈先舟，原辽宁军区副司令员赵承金等多人实行“监护”，还有许多人在本单位被看管起来，开展“深挖”，大搞刑讯逼供。一九六九年一月，他们又无中生有地编造了一个九十人的所谓“军阀张学良东北地区残余分子名单”，株连省军级以上领导干部十二名，部、厅、局长级干部三十六名，全国政协委员七名，省政协委员十七名。并且胡说“东北地区我党、政、军内，隐藏着一股以张学良的部下、政客、幕僚为主体的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结成的反革命势力”，恶毒诬陷这些革命老干部和爱国人士是什么“打着抗日的幌子混进了革命队伍”，是“受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派遣，打入我革命阵营内部的”等等。因为涉及的人员原籍都是东北的，故取名称为“东北帮”。所谓“‘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就这样被制造出来了。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辽宁省委对这起案件极为重视，指示有关部门要认真进行复查。复查结果证明，所谓“‘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完全是一起骇人听闻的大假案。所谓四十二人联名给蒋介石发电的历史事实是，一九四六年，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在重庆谈判桌上向国民党反动派提出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的正义要求，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我党中央坚决支持这一正义斗争，以各种方式采取各种行动，大力声援。吕正操等四十二名同志响应党中央号召，经党组织同意，经新华社联名向蒋介石并政治协商会议拍电，要求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中共中央东北局机关报《东北日报》发表的东北各界和吕正操、万毅、阎宝航、陈先舟、车向忱等纪念“双十二”十周年的消息和文章中，也要求释放爱国将领张学良。历史证明，呼吁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完全是正义的革命行动。林彪、“四人帮”及其死党，却歪曲历史，颠倒黑白，硬说这是“叛党投敌”，真是荒谬绝伦。所谓九十名的“军阀张学良东北地区残余分子”，是他们把凡是在张学良部下干过事的东北籍人，甚至当年在东北中学、东北大学学习过的学生，都捏合在一起而拼凑成的。
平反大会上，省委第三书记黄欧东代表省委宣布了对这起假案的平反决定。他说，所谓“‘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完全是林彪、“四人帮”及其死党一伙为了达到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目的而蓄意制造出来的。遵照毛主席关于“有错必纠”的方针和华主席、党中央的有关指示，省委决定，对在所谓“‘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案中被定为“特务分子”、“叛徒”、“叛党投敌集团成员”和“重大叛、特嫌疑分子”的共计九十人，一律平反。对遭受迫害致死的予以昭雪，对致残、致伤的，要妥善安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要彻底清理销毁有关这起假案的全部材料和本人档案中的有关黑材料，并给被平反同志和被株连的亲友所在单位发出平反通知，彻底消除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