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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他们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
——访黑龙江省友谊农场五分场二队
目前我国农村每个劳动力平均耕种四、五亩土地，国营农场的农业工人也不过耕种几十亩地，就已经相当辛苦、劳累了。那么友谊农场五分场二队每个人种地近一千亩，岂不是要累断筋骨压弯了腰么？实际情况是怎样呢？
一天中午，记者登上了王尚祥驾驶的收割机，同他坐在一起收割大豆。深秋的太阳还有些晒人，收割机不时发出隆隆的响声，还扬起了一阵阵尘土。但是我们坐在驾驶室里，却感到很凉爽，噪音很小，也没有灰尘进来。听王尚祥介绍：收割机的驾驶室是密封的，既隔音又隔尘，还装有空气调节设备，冷时进暖气，热时来凉风，可以按照拖拉机手的需要随时调节温度。座位是沙发式的，它和方向盘的高低和角度也可以灵活调整。驾驶员感到闷了，还可以打开收音机，收听广播。说着，他随手打开收音机，驾驶室里响起了赞颂英明领袖华主席的优美歌声。王尚祥一面听着，一面工作，脸上浮现出幸福的笑容。
此情此景，使我们不禁联想起从前见到过的许多拖拉机手和收割机手工作时的情形。在实现了“耕地不用牛”的愿望之后，这些机手们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但是劳动的强度仍然是不轻的。由于经常同机油和尘土打交道，他们总是被弄得满身油污一脸灰，新上身的衣服也很脏。有的人还由于机器的急剧颠簸，老是一个姿势坐在驾驶室里，造成了胃下垂、关节炎等职业病。如今，先进的农业机械为他们创造了优越的工作条件，劳动强度大大减低，连他们身上的衣服也跟过去不同了。记者看见他们在秋收大忙季节里，虽然每天都下地干活，一个个穿戴却很整洁。
是的，农业劳动在二队开始变得轻松、愉快了。
这种变化，既表现在劳动条件的改善、劳动强度的减轻上，又反映在劳动时间的缩短上。
秋收季节，二队的劳动时间比友谊农场其他生产队明显缩短了。其他队的职工清晨四、五点下地，晚上六、七点才收工，连续劳动十三、四个小时，累得疲惫不堪，还唯恐收割不及时，造成损失。而二队呢，每天早六时下地，晚五点收工，每天劳动十一个小时，收割进度快，质量好，不仅适时收完了本队的玉米、大豆，还能抽出人力和机械支援兄弟生产队。
其实又何只是秋收。自从四月份引进的新机器到达以后，二队的劳动时间比起兄弟队来一直是比较短的。不仅如此，在这些已经缩短了的劳动中，农业生产用工所占的比例也比较低。据统计，从五月初到九月二十五日的将近五个月时间里，全队二十个农业工人总投工两千七百九十三个，其中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八百六十三个，只占百分之三十一，每人合四十三个多一点，平均每个月不到九天。其余百分之六十九的时间，安装、试验、保养机器用了百分之三十，学习、开会和接待参观用了百分之十一，维修住房、收拾仓库和修旧利废用了百分之十三，打井、抽水用了百分之十二，其他零活用了百分之三。这些农活，有的只是今年才有、以后不一定需要再干的，如安装、试验新机器；有的在今后专业化、协作发展起来的时候，将会有专门的机构来负责。如果把它们减掉，那么二队的劳动量将进一步减少，剩余的时间也就更多了。
于是，一个新的问题提出来了：多出来的时间怎么用？
拖拉机手玄世财向记者谈了自己的想法。
他驾驶新机器已经半年多，尽管是农活较忙的季节，但每天除了劳动之外，一般总有两三个小时的空闲。玄世财利用这些时间学起科学技术来了。在五、六个月之内，他已经阅读了二十多本有关农业机械的书籍，这是他到农场十二年来不曾有过的事情。他还准备学习英语，为更好地掌握外国农业科学技术作准备。
玄世财的情况并不是个别的。副队长李新华告诉我们，全队二十名农业工人目前都在学政治，学技术，而且一致要求上级派老师教他们学英语。此外，有的职工喜欢打球，有的爱好文娱活动，有家的人需要照料家务。李新华说，工余时间多了，大家的不同兴趣和要求就比较容易满足了。我们要适应新技术带来的新变化，学会安排好新的生活。
象二队这样先进的农业机械，现在我国只引进了一套，全国广大农村和农场主要还是靠手工劳动或比较落后的农业机械进行生产。看了二队的今天，可以鼓舞我们更加努力地去争取美好的明天。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的伟大进军中，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奋发图强，我国落后的农业必将被现代化的农业所代替。
新华社记者 于有海 黄正根 王来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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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莫做“套中人”
谢殿斌 张雷克
华主席发出了“思想再解放一点”的号召，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在新长征的路上迅跑。谈到思想解放，不由得想起十九世纪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名作《套中人》。研究一下契诃夫笔下那个“装在套子里的人”，对于解放思想，是颇有帮助的。
别里科夫，即小说里的“套中人”，是个希腊文教师，长了一个古希腊的脑袋。看看这位可怜的先生吧：顶晴朗的天气，他也穿雨鞋，带雨伞，着棉大衣，好象总怕受风似的，脸总是藏在高高竖起的衣领里，戴上眼镜，用棉花堵住耳朵，表现了“一种经常的、难忍难熬的心意，总想用一层壳把自己包起来，仿佛要为自己制造一个套子，好隔绝人世，不受外界影响”。
然而，人世间却总来找他的麻烦，刺激他，吓唬他，闹得他三魂不安、七魄无主。那怕是城里开个茶馆、办个阅览室，他都要摇头叹息：“当然，行是行的，这固然很好，可是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数不清的禁条和忌讳，无尽的恐惧和怀疑，恶魔般纠缠住了别里科夫。从精神到生活，他都被陈腐的套子紧紧套住，不敢越雷池一步。
当别里科夫死后，契诃夫借助另一教师之口说道：“虽然我们埋葬了别里科夫，可是这种装在套子里的人，却还有许许多多，将来也还不知道会有多少呢！”看来，契诃夫不仅是一位小说家，还是一位预言家。事隔八十年，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我们又看到了别里科夫的影子。
在我们的周围，不就有那么一些同志，至今仍被禁锢在“四人帮”的套子里，而不得解脱吗？他们站在新时期激流澎湃的岸边徘徊，唯恐沾湿，唯恐失足。对于新时期出现的新提法和新做法，他们也在摇头叹息：“当然，行是行的，这固然很好，可是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改革高校招生制度，他们嗫嚅着：“择优录取好是好，可是会不会又是智育第一呢？”开放被“四人帮”禁锢的文学作品和艺术节目，他们双眉紧锁：“会不会又说是封资修的东西泛滥了？”纠正林彪、“四人帮”搞的错案、冤案，给予昭雪平反，他们心惊胆怕：“哎呀！这会不会否定文化大革命？”实行奖励制度，他们踌躇犹豫：“搞得不好，就是复辟回潮呀。”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借用外国资金，他们更是一身冷汗：“这，这，这行吗？”这些同志神经衰弱，满腹是剪不断的疑团，满脸是惶恐不安的神色，恨不能再钻进一个什么套子里去才最安全、最保险。这些同志，不是就很有一点别里科夫的遗风吗？
今日“套中人”的惶恐，远不止于此。这种人，同一般的心有余悸，还不一样。心有余悸者，余悸而已；人，并没有在套子里装着，或者早已脱颖而出。“套中人”不仅心有余悸，而且身在套中。他们害怕解放思想，害怕离开套子。甚至把束缚思想、束缚手脚的套子，视为避邪祛灾的“安全袋”。这是“套中人”最可悲的地方。如果这种装在套子里的人还掌有一定的领导权，那么，在他领导的那个地方和部门，工作就很难有起色，更不要说有什么创造。我们要解放思想，把步子迈得再快些，就要给“套中人”击一猛掌，治一治他们的神经衰弱症。
粗略考察一下“套中人”神经衰弱症的“病史”，几乎大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当初对“四人帮”的那套谬论，他们也曾感到不对劲，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也摇过脑袋，心中并不以为然。后来，听得久了，见得多了，也就习以为常，以为大概这也是对的。久而久之，他们便处在一种麻木状态，把“四人帮”的谬论当作“革命的圣经”了。粉碎“四人帮”，他们把脑壳伸出套子一看，吓坏了。好家伙，昨天“最最最革命”的“理论”，今天都给批了。是耶？非耶？他们总觉得没有个着落。
要说这些人都是死心蹋地追随“四人帮”的，那也冤枉。“套中人”并非帮中人，他们与“四人帮”还不是一家子。只不过他们老是要用“四人帮”的套子来套我们今天发生的一切，但凡一出“套”，便引起“套中人”惶恐不安。这倒叫人想起“吴牛喘月”的掌故来。据说，江淮一带的水牛十分怕热，以致见月亮疑为太阳，先就喘起气来。“套中人”不过是被“四人帮”毒到了是非不分，日月不辨的地步罢了。这是他们的病根。
鲁迅先生曾以吃东西为例，比较过被古训教养得硬化了的人。他说：“无论从哪里来的，只要是食物，壮健者大抵就无需思索，承认是吃的东西。惟有衰病的，却总常想到害胃，伤身，特有许多禁条，许多避忌；还有一大套比较利害而终于不得要领的理由，例如吃固无妨，而不吃尤稳，食之或当有益，然究以不吃为宜云云之类。但这一类人物总要日见其衰弱的，因为他终日战战兢兢，自己先已失了活气了。”“套中人”大抵就是自己先已失去活气的人。长此以往，也必然日益衰弱起来，“终生惴惴如在薄冰上，发抖尚且来不及，怎么会做出好东西来。”
“套中人”的“神经衰弱”症，本来是不难治愈的，但这种人又有一个讳疾忌医的毛病。明明有病，还不承认，还要摆出个不偏不向的姿态来，好象他们说的话，才是最公正、最全面、最正确的。这种貌似公正，倒是很值得警惕的。
当年，别里科夫以最后躺进棺材实现了他“装在一个套子里”的理想，但那是一条死路。新时期的“套中人”，万不可再蹈复辙了。这些同志要是还想跟上奔向二○○○年的革命列车，就应该彻底挣脱“四人帮”的套子，其办法大致有二：
一是投身到三大革命运动的激流中去，荡涤脑中的污垢。当你的确接触到揭批“四人帮”的实际斗争，深入到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第一线，对“四人帮”残酷迫害大批干部和群众的桩桩铁案亲自了解了，你就会同样有切肤之痛，激发起革命的同情心和责任感。当你对“四人帮”毁灭文化，摧残教育，破坏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罪行耳闻目睹了，你就会深切认识到拨乱反正的必要。尤其是同思想解放的广大工农群众在一起，学习他们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大可有助于治愈“神经衰弱”。
二是认真学习，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过去，“四人帮”大搞实用主义，阉割、歪曲、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得以设下各类“套子”，使有些人思想禁锢。这就需要我们的同志老老实实地从原著去学习，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学到毛主席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样，才能彻底从“四人帮”的套子里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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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中地区建成我国最大的奶山羊基地
养奶山羊便于管理，家家户户都能饲养
新华社编者按：陕西省关中地区发展奶山羊的成功经验，很值得重视。目前，我国鲜奶及其加工制品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看来有必要在大力发展奶牛饲养业的同时大养特养其奶山羊，在有条件的地方建立一批象关中地区那样的奶山羊基地。养奶山羊投资小、见效快，对发展农村经济也大有好处。
据新华社西安电 新华社记者惠金义报道：在全国各地奶粉供应不足的情况下，陕西西安市等城市和工矿区最近奶粉敞开供应，炼乳在城乡许多地方随时可以买到，糖果、糕点业用奶也比较充足。陕西省奶品供应好的主要原因：是关中地区农村大力发展奶山羊，建成了我国目前规模最大的奶山羊基地。
近两年来，关中地区饲养的奶山羊从二十万头增加到四十万头。随着奶山羊的迅速增加，奶制品工业也发展起来了。两年来，这个地区的富平、三原、渭南、临潼等县陆续新建了十五个奶制品加工厂和车间，奶粉以及奶油、炼乳、麦乳精等其他奶制品的产量年年增加。
据食品研究部门提供的资料，山羊奶和牛奶都有很高的营养价值，而且羊奶中的脂肪球小而均匀，比牛奶容易消化，更适合幼儿、病人食用。
陕西省过去主要依靠养奶牛来供应鲜奶和奶制品。由于养奶牛投资大，成本高，需要大量的粮食作饲料，奶牛发展不快。奶山羊主要吃杂草和秸秆蔓叶，几乎不用什么精饲料，而产的奶并不少，七八头奶山羊就抵得上一头良种奶牛。养奶山羊投资少，便于管理，农村中家家户户都能饲养。养奶山羊收益也很高，养一只奶山羊一般每年收入六、七十元，同时还能够提供大量优质农家肥料，农村社队和社员家庭都欢迎养奶山羊。
关中地区农村一向有养奶山羊的习惯，但过去由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一些干部不敢大胆支持社员养奶山羊，结果奶山羊发展缓慢，处于自流状态。粉碎“四人帮”后，这个地区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取消限制社员养羊的“土政策”，贯彻集体养与社员户养并举、以户养为主的方针，积极扶持社员养奶山羊，有力地促进了奶山羊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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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业要快上必须批假左真右
黎伦
近一年多来，大家对广东省农业为什么上不去议论纷纷，认识不一。有些同志曾经把农业上不去的原因，归结为自然灾害多，化肥太少，农田基本建设搞得不够好。所有这些，固然对农业生产有影响，但农业上不去的症结是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那一套的干扰破坏。比如，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群众乱批乱斗；混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把多种经营、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当作资本主义来批；鼓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破坏按劳分配原则；叫嚷批判“唯生产力论”，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但是，对农村是不是一定要批假左真右的问题，在我们的各级领导同志中不能说认识已经完全一致了。不少干部头脑中至今还存在着“宁‘左’勿右”、“‘左’比右好”的错误思想，对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妨碍很大。
有些同志担心，批假左真右是不是要把文化大革命中批过的东西又翻过来，怕被说成是“复辟”、“回潮”。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应当承认，文化大革命中对修正主义的批判，提高了干部和群众的路线觉悟。但是，对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过的东西要作具体分析，有些是批得对的，有些是批过了头，有些甚至完全批错了。谁都知道，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四人帮”就进行干扰、破坏。他们全面否定十七年中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主导地位，打着批判修正主义的旗号，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硬是把社会主义的东西当资本主义来批。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明明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林彪、“四人帮”却把其中的许多政策规定，当作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来批判。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是适合现阶段我国农村生产力的性质和社员群众觉悟程度的，但林彪、“四人帮”却加以否定，刮起并队风，搞什么穷过渡，鼓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是社会主义原则，定额管理、评工记分是贯彻这一原则行之有效的好办法，但他们却给戴上“工分挂帅”、“物质刺激”的帽子而横加批判；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正当的家庭副业，以及农村的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应当允许和支持，但他们却要把这些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加以割掉，如此等等。林彪、“四人帮”把人们思想搞乱了，至今有些人还对这些被批过了的东西视为“禁区”，不敢越雷池半步。如果对文化大革命中批过的东西不作具体分析，对明明批错了的东西不敢理直气壮地加以纠正，该恢复的不敢恢复，那还谈得上什么分清路线是非、拨乱反正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我们判断是非不应当以文化大革命中是否批过，而应当以实践的客观效果为标准。今天，我们狠批假左真右，使党的政策得到落实，于国于民大有好处，是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成果、真正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表现。
有些同志认为，批假左真右会助长资本主义，甚至说什么现在这样搞是光要个人的积极性，不要集体的积极性。这是没有根据的。
这里，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资本主义？那些猖狂破坏社会主义公有制和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大量侵吞人民劳动果实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是资本主义的货色。“四人帮”叫喊什么要批判资本主义，但对这些货真价实的资本主义的东西，却竭力加以助长和庇护，这恰恰暴露了他们假左真右的嘴脸。那末，我们批假左真右会批出这些东西来吗？恰恰相反，我们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开展“双打”，正是要打击这些资本主义势力，挖掉“四人帮”的社会基础。如果说批了假左真右以后，有些社员出勤多、出力大，拿的工分多，自留地经营好了，养的猪和三鸟多了，其他家庭副业也发展了，这是好现象，是社会主义农村兴旺的一种表现。要是把这些看成是“资本主义”，老是想整掉它，那就大错特错了，那恰恰是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流毒没有肃清的表现。我们切不可把一些社员靠劳动好增加收入，生活富裕一些看成是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阶段，我们就是要贯彻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按劳分配原则，反对平均主义。不能是干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要承认由于劳动勤懒、好坏不同而形成收入上的差别。这种差别，与“两极分化”不可同日而语。所谓“两极分化”，是指富者靠剥削贫者致富，富者越来越富，贫者越来越贫，是一种阶级分化。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由于劳动情况不同而形成收入上的差别，则是大家沿着共同富裕的道路前进中的差别，根本不存在剥削和被剥削的问题。我们消灭这种差别的途径，只能是发展生产，帮助穷队、困难户赶上去，而不能是搞“一拉平”，吃大锅饭。至于说到批假左真右是光要个人积极性不要集体积极性，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们批假左真右，落实党的政策，就是为了搞好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而社员个人的收入增加了，生活好了，心情舒畅了，就可以更积极地参加集体生产。所以我们应该辩证地来看个人积极性和集体积极性的关系。因此，狠批假左真右，只能是有利于社会主义，而不会助长资本主义。对于社员中的一些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只要我们加强教育，并且使他们从切身利益中体会到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他们是会自觉地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关系的。我们绝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因个别社员有自发思想，而不去批假左真右，落实党的政策。
有些同志害怕批假左真右会批到自己头上，因此总是对批假左真右不那么积极，遮遮掩掩。这种思想顾虑是多余的。
众所周知，假左真右这一套黑货完全是林彪、“四人帮”一手搞起来的。对他们的这一套不仅广大群众深恶痛绝，许多领导干部在内心也是反对的。只是迫于当时的形势，加上不少同志的思想给搞乱了，才不得不执行。现在我们批判假左真右，矛头是指向林彪“四人帮”，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说是个总结经验教训，分清路线是非，改进工作的问题，不是去追究个人责任。广大群众和干部是这样认识问题的，事实上也是这样做的。但是，有的领导同志却不是这样去看问题，他们感到现在批的东西有些恰好是自己过去说过的、做过的，因此对批假左真右有一种抵触情绪，态度暖昧，旗帜不鲜明。这种态度妨碍了群众起来批林彪、“四人帮”的假左真右，是错误的。我们必须看到，多年来林彪、“四人帮”搞的那一套假左真右，真是祸国殃民，天怒人怨，使农业生产受到很大摧残，人民生活遭到严重影响，党群关系遭到极大破坏，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不到充分发挥。所以要抓纲治粤，把农业尽快地搞上去，假左真右是非批不可的。对大是大非的问题，就是要旗帜鲜明，切不要计较个人得失，左顾右盼，忧心忡忡。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批假左真右一定要联系实际，清除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比如广州市的蔬菜生产和供应多年来一直搞不好，群众意见很大。我们既要狠批林彪、“四人帮”的假左真右，也要从路线上、思想上、作风上分析一下自己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毒害，检查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如果缺乏自我批评精神，把原因通通推到客观上去，这是不能正确总结经验教训，真正解决问题的。我们应当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以积极的态度对待批假左真右。如果自己过去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搞了一些假左真右的东西，只要勇于承认错误，拨乱反正，群众是会谅解的。这样不但不会丢面子、降低领导者的威信，相反，会使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取得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
（原载十月九日《南方日报》，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