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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工农兵读者痛斥“文艺黑线专政”论
——本报编辑部在首都图书馆召开座谈会
本报讯 最近，本报编辑部邀请北京部分工农兵读者，在首都图书馆举行座谈会，批判“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大家怀着极大的革命义忿，痛斥“四人帮”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全盘抹煞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文艺战线的成绩，扼杀深受工农兵欢迎的革命文艺，推销反革命阴谋文艺毒害读者的罪行。
参加座谈的同志指出，解放后的十七年中，虽然有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但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是占主导地位的。在这十七年中，我们工农兵，总的感觉是解放了，翻身了，扬眉吐气了，完全没有“四人帮”捏造的所谓“被资产阶级专了政”的感觉。我们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不再受地主资本家的压迫，而且在文化上也开始做了主人。我们经历了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艺战线的一次又一次的斗争，取得了批判资产阶级的胜利。我们还亲眼看到电影、诗歌、小说等方面取得的很大成绩，亲眼看到一批又一批的革命文艺工作者的迅速成长，看到他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深入工厂、农村、部队，创作革命文艺作品，演出革命文艺节目，培养工农兵业余文艺作者。有的同志以自己所在工厂的业余文艺队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阶级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的事实，有力地驳斥了“文艺黑线专政”论。有一位同志解放前是童工，解放后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帮助下，逐渐成长为业余文艺作者，写出了一部长篇小说。同志们理直气壮地质问道：如果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能有这样的事情吗？
在座谈会上，同志们忿怒地控诉了“四人帮”利用“文艺黑线专政”论这根大棒，疯狂扼杀革命文艺作品的罪行。大家无比忿慨地指出，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就是“文艺黑线专政”论这根棍子，把无数革命文艺作品宣判为“毒草”、“黑书”，打入了冷宫，成了“禁书”。当时按照“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调子编写的《毒草小说××部》、《毒草电影××部》一类的小册子，到处流传，流毒全国。解放后十七年创作出版的优秀文艺作品，大都被扣上“作者有问题”、“宣扬‘黑八论’”一类的帽子，被诬为“文艺黑线”的产物；三十年代的优秀文艺作品，则被说成是“王明路线”的产物。“四人帮”把这些作品视作洪水猛兽，禁止工农兵阅读。同志们一针见血地指出，“四人帮”禁止广大工农兵读者阅读十七年和三十年代的革命文艺书籍，说明他们心里有鬼，十分虚弱。他们干的是国民党反动派想干而没有干成的勾当。国民党反动派想禁而没有禁得了的书籍，被“四人帮”用卑鄙的手段禁锢了。“四人帮”扼杀革命文艺，是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的继续。
同志们指出，“四人帮”扼杀革命文艺作品，用心极其阴险恶毒，既是为了迫害革命文艺工作者，推行文化专制主义，为“空白论”制造事实根据，妄图实现他们的“皇帝梦”；也是为了兜售他们的反革命阴谋文艺，向读者灌输精神鸦片，毒害青年，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许多同志列举事实，控诉“四人帮”夺去了他们的精神食粮，在一段时间内造成了严重的“书荒”，使他们无书可看的罪行。有的青少年，只好被迫去看帮味十足的作品，看阴谋文艺一类的毒草。这是“四人帮”的罪恶，必须彻底清算！
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说，作品的好坏，最根本的是要看它的社会效果。十七年中，文艺方面虽然也出了一些坏作品，但整个来说，好的和比较好的文艺作品，还是占主导地位的，在历次政治斗争中起到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战斗作用，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名副其实的齿轮和螺丝钉。许多青年工人和战士读了《董存瑞》，树立了为祖国献身的思想；读了反映雷锋事迹的文艺作品，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江姐、许云峰、杨子荣等许多英雄形象，至今还鼓舞着革命人民战斗。同志们说，十七年的优秀革命文艺作品的教育作用，绝不容许“四人帮”否定！首都图书馆的同志用事实证明，在“四人帮”控制的那几年中，广大工农兵根本不买他们的账。广大读者十分喜爱十七年出版的革命文艺书籍，千方百计借阅这些书籍。许多“帮气”十足的书，长期摆在书架上，没人借阅。前些日子开放了一些过去被“四人帮”扼杀的革命文艺作品，如《青春之歌》、《红岩》、《林海雪原》等，读者闻讯赶来，立即借空。这是对“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一个有力打击。
到会同志指出，“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造成了许多理论上的混乱。他们假借批判所谓“黑八论”，不许写多种多样的题材，不许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不许写英雄人物的缺点，不许写中间状态的人物，不许写正面的男女爱情，不许写革命人民在正常情况下的感情，不许写家庭生活，等等。这些谬论的影响，至今还存在。一些作者还有思想顾虑，一些作品还不敢摆脱这些束缚。大家热烈希望革命文艺工作者砸烂“四人帮”的精神枷锁，解放思想，大干快上，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文艺作品来，迅速改变“四人帮”造成的革命文艺作品少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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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心不可欺
北京光华木材厂 林国梁
十七年的文艺领域到底是红线主导还是“黑线专政”，这是个大是大非问题，必须弄清楚。
“四人帮”胡说“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文艺作品，疯狂打击、迫害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妄图以文艺界为突破口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各条战线的成就，以达到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中，我国的文艺战线和其他各条战线一样，尽管有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严重干扰破坏，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占主导地位的。
我仅就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文艺作品在我厂图书馆的借阅情况来说明这个问题。
我厂业余图书馆自一九七二年重新开放以来，在各种小说中最受欢迎、流通量最大的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优秀小说。在“四人帮”横行时，经常有许多职工向我们询问《红岩》、《清江壮歌》、《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书为什么不让看，有的同志在借书时就直截了当地提出：我要借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好小说。他们说：现在的书（指“四人帮”所谓“三突出”一类的小说）没意思。看了前边就知道后边，看了这一部就知道那一部，反正都是一个调儿，没什么好看的。
“四人帮”一方面封锁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好作品，另一方面为了篡党夺权的需要，却大量推销按照他们的“三突出”原则写出的文艺作品。这些作品根本推销不出去。凡是“三突出”一类的作品，绝大部分都在我厂图书馆的书架上摆着，有不少从买来以后始终无人问津。
尽管“四人帮”不让借阅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好作品，但《红岩》、《青春之歌》等小说，几年来经常在职工中传阅。
这说明尽管“四人帮”在文艺领域大搞文化专制主义，封锁、禁锢、否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好作品，但“四人帮”封锁不了广大读者的心。对于十七年的文艺作品，广大读者自有公正的评价。
最近我们厂召开了几次评书会，由团委组织青年座谈《红岩》这部小说，大家普遍反映，这是一部好小说，读了以后深受教育。许多青年表示，一定要努力学习，积极工作，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接好革命班，紧跟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认真贯彻执行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以上事实说明，“四人帮”污蔑建国以后十七年的文艺作品是“一大、二洋、三古”，“厚古薄今”，“厚死薄生”，污蔑十七年的文艺领域“毒草丛生”，一无是处，是毫无事实根据的，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文艺领域要拨乱反正，首先一定要深入批判“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让革命文艺作品更好地发挥它的战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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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人帮”禁书证明他们的本质虚弱
北京氧气厂工人 于健
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出版的许多优秀文艺作品，如《青春之歌》、《红岩》、《林海雪原》等，这些年来被“四人帮”列为禁书。我们工农兵读者则被当作愚民，不让我们读这些作品。这个情况，使我联想到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反革命文化围剿。当时鲁迅先生曾猛烈地抨击国民党说，禁期刊、禁书籍，不但内容略有革命性的，而且连书面用红字的，作者是俄国的……都在禁止之列。“四人帮”在文艺界搞的，正是国民党的这一套。由于害怕真正的革命文艺，他们禁锢了许多文艺书籍，这充分证明了他们极为虚弱的本质。然而好的作品禁是禁不住的，国民党禁不住，“四人帮”也同样禁不住。解放后十七年以及三十年代和一部分我国古代优秀文学作品在群众中广为流传。至于“四人帮”搞的那些阴谋文艺都是没有人看的。事实是最有力的说明，金子外面涂上墨也是金子，无论“四人帮”怎样颠倒黑白，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四人帮”禁书的原因形形色色，其中有一条，即所谓有些书写了爱情，宣扬了“人性论”。十七年许多作品中涉及爱情这个问题，因而被骂成人性论、低级、下流等等。不否认，是有这样的作品，但我以为大部分作品对这方面的描写是健康的，对青年是有教益的。文艺作品是通过艺术形象来再现生活的。既然爱情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什么不可以再现在文艺作品之中呢？对三十年代的文学和一些外国古典文学作品，“四人帮”也一概禁止阅读。这些作品，有许多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它们反映了那一个时代或时期的革命斗争，但从今天的角度看，它们又有一定局限性甚至落后的东西。只要通过一定的方式进行指导，读者是能够正确理解这些作品的优点与缺点的。然而，由于这些书在公开场合是被严禁的，所以一般青年人也就得不到指导，这样，有的青年只在这些书中学到了一些消极的东西。这怪谁呢？这是“四人帮”造成的。不能把有些青年人在生活上出了毛病都归罪于这些小说，也不能说没读这些书的青年就不会出问题。“四人帮”禁书的结果，会使我们对历史和现实的、活生生的阶级斗争一无所知，或认识非常肤浅。这对革命危害极大。说严重一点，“四人帮”的这一手，也是一把妄图搞垮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的软刀子。如果成千上万的青年、干部和群众，不懂得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不懂得外国的历史和现状，不会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这难道说不危险吗？鲁迅说过，“惟有明白旧的，看到新的，了解过去，推断将来，我们的文学的发展才有希望。”我认为，对过去的和现代的作品，应该开展积极的文艺批评，引导读者正确地看待这些作品，这样才能做到批判地继承中外文化遗产，提高读者的识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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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夺回“四人帮”抢走了的精神食粮
北京铁路分局 韩之勤
我是一个业余文学爱好者，很喜欢看文学作品。我特别爱读《革命烈士诗抄》，革命烈士那种坚定的革命气节，高尚的革命理想，一直鼓舞着我进步；也特别爱读《志愿军一日》，志愿军那种英勇杀敌的战斗精神，时刻在激励着我战斗；我爱读《红岩》、《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苦菜花》、《红旗谱》等小说，它使我们看到旧社会的黑暗，看到斗争的艰难曲折，看到今天幸福来之不易，使我们更加珍惜今天，更加热爱党、热爱新中国；我爱读《雷锋之歌》、《向困难进军》，它使我们热血沸腾，敢于向困难作斗争。我爱读唐诗、《史记》和其它古典文学作品，它使我们知道祖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我还爱读高尔基和托尔斯泰的作品，它使我们憎恶沙皇制度的残酷和罪恶；我也爱读雨果、巴尔扎克的作品，它加深了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
但是，这些作品被“四人帮”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封禁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想借借不到，想买买不到。“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使得我们广大青年读者找不到精神食粮，精神的饥饿威胁着我们这一代人。他们用卑劣的手段制造“书荒”，造成了没有诗歌，没有小说的严重局面。高尔基说：“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又说，“我读书越多，书籍就使我和世界越接近，生活对我也变得更加光明和有意义”。没有了进步书籍，没有了精神食粮，社会就要退化。“埋人对神甫有好处，流行病对棺材匠有好处，而饥饿对富农和投机商有好处”。精神食粮奇缺造成的饥饿，对“四人帮”这伙阴谋家有好处。他们利用职权贩卖带毒的精神食粮，毒害青年。你不是要看书吗，请吧，看他的“帮”书，看“老干部都是走资派”的作品，看描写“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英雄”的作品。这些年来，他们炮制的那些黑货，思想反动，语言无味，粗制滥造，帮气十足，人物苍白，手法雷同。在这些作品中，没有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没有无产阶级的团结友爱；所谓的一号人物只会拍桌子瞪眼，乱上纲，扣帽子，打棍子。人民群众成了所谓一号人物上马用的垫脚石。人们读了这些书，如同吸了鸦片，只能成为受害者，成为象张铁生那样的“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为“四人帮”拉车的“驴”。
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敌人乘机搞了不少手抄本一类的黄色下流小说，用以腐蚀青年。有的青年就因为看这些手抄本的坏书而走上了犯罪的道路。粉碎“四人帮”，很多好的中外文艺作品重新和读者见面，这些精神食粮将激励青年一代更健康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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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砸碎“紧箍咒” 养猪能大上
鼓励社员养猪究竟对不对？广西田阳县六合大队党支部引导社员群众，联系实际揭批“四人帮”，进行典型分析，共同得出结论：对！他们认真执行党的政策，推动养猪事业发展。毛主席说：分析好，大有益。要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弄清路线是非，就得这样具体分析。
鼓励社员养猪，是党的政策允许的。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把党的社会主义方针、政策歪曲为“资本主义”，把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破坏毛主席提出的公养、私养并举的方针。谁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就给谁扣上“为资本主义输氧供血”的大帽子，扼杀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
“积极发展集体养猪，继续鼓励社员养猪”，是毛主席制订的现阶段发展养猪业的正确方针。社员家庭养猪，是养猪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集体经济的必要补充。现在，国家收购的生猪中，社员交售的肥猪还占相当大的比重。社员家庭养的肥猪卖给国家，对社会主义建设有利；肥料交给集体，对集体生产有好处；社员利用工余时间和家庭老弱劳力养猪，可以增加收入，对改善生活有好处。这是对国家、集体、个人都有利的事，有什么不对？何乐而不为呢？
毛主席早就指示：“每个农家都要劝他们养一口至几口猪”，“发展养猪事业要有一套奖励办法”。毛主席说要劝农家养猪，这个政策在有的地方还不能贯彻执行。这除了说明有些同志的头脑还为“四人帮”的“紧箍咒”紧紧箍着以外，还有什么别的道理？
今天本报刊登的读者来信和通讯员来稿，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四人帮”的流毒在农村同样不能低估；只有肃清流毒，砸碎“紧箍咒”，养猪业才能发展，农业才能大上，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才能兴旺，人民的生活才能不断提高。
“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干着祸国殃民的勾当，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教导，不顾群众的死活，肆意破坏党的政策，实在是罪大恶极。如今粉碎了“四人帮”，我们要把他们搞乱了的路线是非澄清，把党的养猪政策坚决贯彻落实下去。我们要说：党的政策必须贯彻执行！为革命养猪光荣！向国家交售肥猪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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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鼓励社员养猪无可非议
广西田阳县六合大队第六生产队的指导员黄焕新，家有七口人，三个劳动力。近两年来，他家积极为革命多养猪、养好猪，每年都饲养五、六头。党支部决定宣传他家养猪的经验，但有些干部却有不同看法，说社员家庭养猪，是为了多捞钱，会影响集体生产，是一种资本主义倾向，不值得提倡。有的干部则认为，鼓励社员养猪，能增加社员收入，为集体提供肥料，向国家交售猪肉，符合党的政策，应该支持鼓励。两种意见，一时统一不起来。
社员家庭养猪到底是不是资本主义倾向？这是一个事关路线、政策的问题，必须弄明白。于是，大队党支部组织党员、干部重温了毛主席关于“除了合作社公养以外，每个农家都要劝他们养一口至几口猪”的指示，反复学习党的有关养猪政策，狠批“四人帮”把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攻击鼓励社员发展正当家庭副业是“为资本主义输氧供血”的罪行。大家对黄焕新发展养猪的情况，进行了具体分析：前年，黄家养猪五头，主要是利用工余空隙时间挖猪菜，由六十多岁的老人在家饲养，主要劳力每人每年都超额完成规定的劳动天数，列为队里的上等劳力，并没有影响集体生产；同时还为队里提供了大量猪粪，前年交给集体的猪粪就达二百一十担。他家养的肥猪，按照国家“购一留一”的政策，前年卖给国家两头大猪，去年又养了六头肉猪，上半年就卖了三头。
通过具体分析，大家进一步从路线上、政策上划清了是非界限：为了家庭养猪，不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养出的大猪不卖给国家，而是拿到市场去卖高价，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一种表现，应当批评教育；但在不影响集体生产劳动的情况下，利用工余时间和老弱劳力养几头猪，出售给国家，是党的政策所允许的，根本不是什么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积极发展集体养猪，继续鼓励社员养猪”，这是毛主席制订的现阶段发展养猪业的正确方针，应认真贯彻执行。
认识提高以后，各生产队认真贯彻以公养为主，公养、私养并举的方针，促进了养猪事业的发展。第六生产队集体养猪从前年的一百四十多头发展到目前的二百三十多头；社员养猪也由前年年底的二百八十头发展到目前的四百五十头，平均每户养七头以上，实现了一人一猪，一亩一猪。去年前八个月，全队共卖给国家一百四十三头大肥猪，还杀了一百一十多头自食猪，改善了社员群众的生活。广大群众都很满意，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积极性更高了，干劲更足了。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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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场小风波编辑同志：
去年八月，我们大队第三生产队把一些瘪稻壳按生猪的头数和大小分给养猪户磨糠作饲料，为此，引起了一场风波。有人说：这样搞方向不对，扩大了养猪户的私字，助长了资本主义。有人说：队里鼓励和支持社员养猪，是党的政策允许的，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队里这样做究竟对不对？为什么会引起这场风波？针对这个问题，队委会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养猪的一系列指示，明确认识到：鼓励和扶持社员养猪，可以调动社员养猪的积极性。不仅能增加社员的收入，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还可以为集体生产多积肥，为国家提供肉食，活跃城乡经济。有些户充分利用空余时间捞猪草，多养猪养好猪，对个人、集体和国家都有好处。这样的养猪户，队里给予适当的扶持是应当的，怎么能说是助长资本主义呢？有些户认为养猪不划算，既费工又费力，不如把谷糠拿到市场去卖钱，这倒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应该制止。
通过这场风波，大家深受教育，认识到“四人帮”的流毒确实不能低估。干部弄清了路线是非，就带领群众狠批“四人帮”，继续鼓励和扶持社员养猪，调动了社员为革命养猪的积极性。这个队的刘家嘴有十二户人家，以前养猪很少，现在已达三十三头，每月积大量圈肥交给集体。他们的实践，推动了全大队养猪事业的发展。
我们建议各级党组织要认真抓好这项工作，在积极发展集体养猪的同时，鼓励和扶持社员养猪，并组织兽医防治猪病，以利群众多养猪、养好猪。
湖北汉川县里潭公社红卫大队
王从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