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马克思主义同庸俗生产力论的斗争
林丰
“四人帮”对他们所谓的“唯生产力论”的“批判”，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猖狂进攻，是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大破坏。他们在这个所谓“批判”中采取的手法之一，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并最终决定整个社会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庸俗生产力论混同起来，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原理说成是“修正主义”的。这就使我们不得不简略地考察一下马克思主义同庸俗生产力论斗争的历史。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恩格斯在《致康·施米特》等信件中，曾经批判过一种可以称为庸俗经济唯物论的观点。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只讲经济的决定作用，否认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的相对独立性以及它们对于经济的反作用，认为政治、思想等都不过是消极的东西，对社会的发展没有积极的影响。这样就把社会历史看成没有人参加、不通过人的活动而自然进行的过程，导致否认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历史宿命论。恩格斯从理论上批判了这种观点，并且尖锐地指出：“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末我们又为什么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6页）
恩格斯批判的这种观点，和后来被列宁、斯大林批判的“庸俗化了的‘生产力论’”（简称“庸俗生产力论”）相似，因为它们都否认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它们都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论庸俗化。但是这种庸俗经济唯物论毕竟只是相似于而并不等同于庸俗生产力论，因为它只论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没有涉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没有涉及否认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的问题。那时，还没有出现第二国际首领们的庸俗生产力论的观点，当然也就不会有庸俗生产力论这个概念。
“四人帮”的舆论工具说恩格斯在那时就批判过所谓“唯生产力论”了。例如程越在一篇题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文章中声称：“当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否认暴力革命的唯生产力论刚刚冒头的时候，恩格斯就曾驳斥道……”。唯生产力论是什么时候“刚刚冒头”的呢？按程越引用伯恩施坦的话，是一八九九年。恩格斯是什么时候“驳斥”的呢？程越引用了一八九○年恩格斯致约·布洛赫和康·施米特的信。一八九九年才“刚刚冒头”的东西，居然能在九年前的一八九○年就加以“驳斥”，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恩格斯一八九五年就逝世了，可是过了四年他还能挥笔“驳斥”什么书中的什么“论”，你看程越的本领多么高超！“四人帮”的御用文人的知识也太可怜了，他们对恩格斯这两封信批评的既不是庸俗生产力论，也不是第二国际的首领们这一点都没搞清楚，就摆出一副很懂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架式，大写特写起自己根本不懂的东西来了。当然，他们这样做，更重要的是为了把恩格斯对庸俗经济唯物论的批判，歪曲成是主张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和经济因素起同等的决定作用，并进而歪曲成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和生产力起同等的决定作用。结果，和马克思一起创立历史唯物论的恩格斯，在他们的笔下，竟被歪曲成为反对历史唯物论的了。
那末，庸俗生产力论这种反动观点，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呢？那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之后。这时，不但象英国、德国那样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国家存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就是象俄国那样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国家，由于它所处的国内外条件，也可以发生无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生产一定程度的发展和工人阶级的存在，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但是革命首先在哪一个国家发生呢？并不一定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而可能是在虽然资本主义生产只具有中等的发展水平，但却是帝国主义各种矛盾的集中点，是国内社会矛盾极其尖锐、阶级力量对比有利于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的国家。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就是这样的国家。列宁正是根据上述理论领导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了胜利。
可是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们，却无视帝国主义时代条件的变化，猖狂地反对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他们不研究历史，看不见“遇到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时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毫无出路的处境影响下”，就“能挺身起来斗争”这样一种革命的形势。他们不懂得马克思所说的“在革命时期要有极大的灵活性”。总之，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是一窍不通的”。（列宁：《论我国革命》。《列宁选集》第4卷第689—691页）如果对历史进行具体的研究，本来应该得出结论说革命的条件（其中包括生产力水平这个条件）已经成熟，但是这些机会主义首领们却说：“只有在无产者构成居民多数的情况下，无产者才能夺得国家政权”，“只有靠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大规模发展，只有靠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并且集中在资本家阶级手里的巨额财富，社会主义——也即在现代文化之下的普遍福利——才会成为可能。”（卡尔·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第八节）他们，其中也包括俄国的苏哈诺夫之流，以“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的经济前提”为口实，来反对十月革命。
这种理论，后来斯大林把它称为“被第二国际的首领们庸俗化了的所谓‘生产力’论”，“考茨基先生的‘生产力论’”，（《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82页）也就是庸俗生产力论。按照这种理论，一个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还不够发达的国家，即使革命的客观和主观条件已经成熟，也不应该去进行革命，而应该等待生产力的高度发展。
列宁在一些著作中特别是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对于这种理论作了有力的批判。
列宁承认当时俄国生产力的发展还不够高，说这是无可争辩的论点。但是，列宁认为：
第一，俄国生产力水平虽然还不够高，但是工业已经具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俄国无产阶级人数虽然还不够多，然而它拥有千百万被地主压迫和剥削的农民作为同盟军。而当时的沙皇制度又是一个极其腐败、为全体人民所痛恨的制度，所以，帝国主义战线可以在这里被首先突破，革命可以首先在这里取得胜利。就是说，进行这场无产阶级革命即夺取政权所需要的包括生产力水平在内的客观条件，在俄国当时是已经具备了的。
第二，列宁并不否定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文明和文化水平（主要就是指生产力水平）。但是在达到这样的文化水平和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上，他提出了和第二国际的首领们针锋相对的论点。第二国际的首领们主张等待，等待文化水平提高了再去革命，列宁主张在进行革命的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应该先进行革命，然后利用革命胜利后的有利条件去获得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文化水平。列宁说：“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末，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列宁选集》第4卷第692页）
列宁的上述理论，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批驳了第二国际流行的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最终起决定作用理论的庸俗化的观点，大大提高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动性，特别是为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指明了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列宁这个理论，当然不象“四人帮”的舆论工具所歪曲的那样，否认生产力的作用，否认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列宁和庸俗生产力论者的分歧，不在于承认不承认建立社会主义制度需要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在于承认不承认当时俄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来说还不够高；而在于虽然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够高，但是综合包括生产力在内的各种因素，夺取政权的条件已经具备时，要不要夺取政权。列宁认为可以而且应当先夺取政权，然后运用政权的力量迅速发展生产力，赶上经济发达的国家。而庸俗生产力论者则把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够高说成是不可克服的障碍，反对夺取政权。
惯于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四人帮”及其御用工具，把列宁同庸俗生产力论者的分歧，转弯抹角地描绘为列宁不承认当时俄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够高，当然也就不承认在夺取政权后要尽快地发展生产力，迅速赶上发达的国家。他们在引用列宁那篇重要文章《论我国革命》时，遇到他们所不喜欢的但为列宁所肯定的观点，都战战兢兢地躲开了。一九七六年一月发表的程越《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文章就是一例。
其实，列宁关于肯定当时俄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论点，程越们是躲不开的。在《论我国革命》这篇文章发表五年前，列宁就明确地说过：“现在我们俄国无产阶级，无论在政治制度方面或在工人政权的力量方面，比任何英国和任何德国都要先进，但在组织象样的国家资本主义方面，在文化程度方面，在‘施行’社会主义的物质上生产上的准备程度方面，却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如果说我们既然承认我国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不相适应，‘因而’就不应当夺取政权，那就犯了不可救药的错误。”（《列宁选集》第3卷第550—551页）因此，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他十分强调发展生产力，贯彻他的充分利用革命胜利后的有利条件，迅速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生产力的思想。
同样地，列宁关于夺取政权以后要迅速发展生产力，尽快地赶上发达国家的论点，程越们更是躲不开的。列宁指出：“应当考虑到，虽然资本主义各国进行着疯狂的资本主义竞争，有千百万人失业，资本家用自己的力量组织强大的资本主义同盟、组织对工人阶级的进攻，但是同它们比起来，我们的文化水平最低，生产力最不发达，工作的本领最差。也许承认这一点是件很不愉快的事情。但是我认为，正因为我们不是用漂亮的词句和迂腐的叫喊来掩饰这些事实，而是直率地承认这一切，正因为我们意识到这一切，而且不怕在讲台上说出来，正因为我们比任何一个国家用了更多的力量来改变这种情况，我们才能够以其他国家梦想不到的速度赶上它们。”（《列宁全集》第33卷第352页）
这就是列宁同庸俗生产力论者的斗争。这个斗争在列宁逝世后还未完结。例如在苏联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即将结束的时候，苏联共产党内有一些人提出：“我们这个落后的国家哪里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我国生产力的状况不允许我们提出这种空想的目的，只要能马马虎虎支持下去就行，我们哪能建成社会主义呢？”斯大林批评了这种观点，并把这种表现为取消社会主义建设的庸俗生产力论的观点讽刺地称为“‘科学的’‘生产力论’”。（《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38页）
在中国，毛主席也同类似庸俗生产力论的观点进行了斗争。例如当中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时候，刘少奇曾经鼓吹没有实现工业化就不能“搞社会主义”。他认为“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到什么时候和具备什么条件才能“搞社会主义”呢？“将来到中国的工业生产过剩的时候，就是要搞社会主义的时候”。毛主席在批判这种观点时指出：“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
从马克思主义同庸俗生产力论斗争的历史可以看出，庸俗生产力论的基本特征就是：把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看作只是生产力发展的消极的结果，否定它们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由此出发，认为只要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够高，就不可能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并据此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否定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庸俗生产力论同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起决定作用的理论，是毫无共同之处的。可是“四人帮”却别有用心地把这两者混同起来。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起决定作用的理论说成是他们所谓的“唯生产力论”，把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理论观点和机会主义者鼓吹的庸俗生产力论混为一谈；他们把坚持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同否认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混为一谈；经过这样的混同，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起决定作用的理论，在他们的笔下变成了机会主义的庸俗生产力论。他们就是用这个瞒天过海的手法，向历史唯物论展开了猖狂的进攻。
“四人帮”还把“搞生产、搞建设”的实践活动叫作“搞唯生产力论”加以攻击。对于“四人帮”对他们所谓“唯生产力论”的批判进行坚决彻底的反批判，是一场捍卫我们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斗争。必须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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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参考资料（19）
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这次会议是中共中央于一九五七年三月六日至十三日在北京召开的。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宣传、文教等部门的负责同志和中央一级科学、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卫生、体育等方面的党员干部共八百多人。这次会议还吸收了上述各方面的党外人士约一百六十人参加。会议着重讨论了同年二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和有关的问题。毛主席针对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向大会发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共产党内的整风，在抗日时期进行过一次，以后在解放战争时期进行过一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又进行过一次 抗日时期的一次整风，是指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三年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党组织中普遍进行的整风运动，重点是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
解放战争时期的一次整风，是指一九四七年和一九四八年在各解放区党的地方组织特别是农村基层组织中，结合土地改革运动进行的一次整风运动，重点是解决这些组织中所存在的成份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一次整风，是一九五○年冬在全党进行的，目的是提高干部和一般党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
现在共产党中央作出决定，准备党内在今年开始整风 一九五六年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基本胜利以后，为了使全党同志在思想上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情况和新任务，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范围开展一次整风运动。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全党以毛主席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演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为指导思想，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
（以上各条见《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有一出戏，叫《林冲夜奔》 林冲是我国古典小说《水浒传》中的人物之一。《林冲夜奔》这个剧目，有京剧、昆曲和其他地方戏。这里说的是明朝作家李开先写的昆曲《宝剑记》中的一折。剧情描写林冲在草料场杀死了反动官僚高俅派来暗害他的人以后，为了躲避官司，带着柴进推荐他投奔梁山的书信，怀着感慨、悲愤的心情，黑夜赶路，投奔梁山的情况。林冲在戏里有一句道白说：“丈夫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弹泪是戏剧表演中表示擦泪的一种艺术动作，这里指掉眼泪。
《水浒传》上有那么一位，叫拚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拚命”
石秀是《水浒传》中的人物之一，小说中说，因为他“平生性直，路见不平，便要去舍命相护”，因此人都唤他做“拚命三郎”。详见《水浒传》第四十四回至四十六回。毛主席在这里引述石秀的故事，是教导大家要发扬拚命干革命的精神，永葆革命青春，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以上各条见《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
太岁头上动土 太岁就是木星。木星绕太阳公转一次，约需十二年，比地球上的一岁大十二倍，所以叫做“太岁”。我国古代历象家把木星的轨道按十二地支（即从子、丑到戌、亥）划分为十二个方位，每年一轮换。例如一九七七年是丁巳年，就叫做“太岁在巳”（就是在“巳”的方位）等等。根据古代流传下来的迷信说法，木星每年所在的方位是不吉利的方向，是“凶”方，朝着这个方位动土建筑，就要遭受灾祸。在东汉人王充著的《论衡》中，就有“抵太岁凶，负太岁亦凶”的说法。后来人们常常以“在太岁头上动土”来比喻胆大妄为，自找倒霉。毛主席是借用这个俗语来讽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狂妄自大，把自己看作是惹不得的“太岁”。
麟凤龟龙 麟凤龟龙一语出自《礼记·礼运》篇：“麟凤龟龙，谓之四灵”。这四种动物都是传说中象征吉祥、高贵和长寿的珍奇动物。实际上，除了“龟”是实有的动物以外，麟（麒麟）、凤和龙，都是想象中的“动物”。后来常用这四种东西比喻品德高尚的好人，并同牛鬼蛇神一语相对立。
共产党整风告一段落之后，我们将建议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实行整风 从一九五七年五月开始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八月以前主要是在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政机关和大专院校等单位进行。八月以后，逐步向基层展开。由于各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分子在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向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中起了骨干作用，并一度在各民主党派的许多组织中占了上风，所以，各民主党派，除了参加从五月到八月的全民性的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以外，从九月开始，又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分别召开了所属组织的全国整风工作会议，讨论和决定了在各个民主党派内进一步开展全面的整风运动。这些会议要求各民主党派把反右派斗争有步骤地深入到各级组织，深入到基层，然后在反右派斗争胜利的基础上进行一般整风。整风的基本内容，主要有三：1、批判右派骨干；2、帮助成员包括领导人员在内进行自我教育，破资产阶级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3、整顿和改造组织。整风的目的是：揭露、孤立和分化右派，争取、教育和团结中间派向左跨进一大步，巩固、提高和扩大左派，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真正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本着上述精神，各民主党派深入揭露、批判了章罗同盟和其他右派集团以及一大批右派骨干分子。经过这次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右派开始崩溃，广大中间派日渐向左转，各民主党派的领导机关和基层组织，开始扭转自己的政治方向，使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阵线，进一步巩固起来。
（以上各条见《事情正在起变化》）
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 这次“会议”是指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于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到五月二十五日在北京举行。大会总结了团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工作，并根据新的形势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青年运动的任务。大会还一致决议把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通过了新的团章。毛主席和周恩来、朱德等党中央领导同志出席了开幕会议，并于五月二十五日下午接见了参加大会的全体代表。毛主席在接见的时候，针对当时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向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对大会代表作了这个重要讲话。
（见《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
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在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不但在党外，而且也在党内。在共产党内部，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一九五七年，在党内的这一部分人，同党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完全相同，他们互相呼应，联成一起，向党猖狂进攻。因此，毛主席说，反右派这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当时，一小撮右派分子是以党外的资产阶级政治代表人物挂帅的。例如章罗同盟。他们推行一条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路线。华主席在《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的重要文章中指出，在反右派斗争以后，“由于资产阶级愈来愈难以从外部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就愈来愈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钻到共产党内的他们的代理人的身上”。
（见《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文汇报》 当时上海出版的一种公私合营的报纸。一九五七年上半年，这个报纸在社长兼总编辑徐铸成和副总编辑兼驻京办事处主任浦熙修的操纵下，执行了右派首领罗隆基的反动政治路线，成为右派向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喉舌。在毛主席批判《文汇报》的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文汇报》进行了检查，批判了过去一个时期所犯的错误。一九五八年三月，徐铸成和浦熙修被撤销职务。
（见《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