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我需要时间我必须战斗
——记土壤学家侯光炯
“我需要时间，我需要工作，我必须战斗！”
七十三岁的共产党员、老土壤学家、西南农学院教授侯光炯，在山城重庆的酷暑季节里，每天挥汗工作着。由于操劳过度，他病倒了。但是，即使每餐只能吃下一两口饭，他仍然坚持着写作。英明领袖华主席关于科学工作的重要指示传来，他兴奋极了。他决心尽早完成《中国农业土壤概论》和《四川农业土壤分区图》这两部科学著作的编写工作，并为农村干部和知识青年写一本关于农业土壤学的通俗读物，迎接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他激动地说：“有华主席的英明领导，我国科学技术工作有了光辉灿烂的前景。我要学习王铁人‘宁可少活二十年’的革命加拚命精神，为发展祖国土壤科学献出自己的一切！”
侯光炯从事土壤的科学研究工作四十多年了。解放以来，他简直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倾注到了发展祖国的土壤科学上。熟悉他的人们常说：侯光炯日夜思考着的是土壤，是祖国的土壤科学事业。他年老体弱，但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征途上，他从来没有停止过自己的步伐！
一九七五年夏天，侯光炯从上海乘飞机回四川，中途在长沙机场停留。他在长沙工作的女儿、女婿，特地带着外孙女到机场看望多年没有见面的老人。他们知道老人从来不愿为私事耽误工作，因而不敢留他多住几天，只是给他买了些水果和糖食。他们把这些东西装满了老人的旅行袋。但是，侯光炯到候机室外散步时，发现四周土壤都十分潮湿，只有新栽的香樟树周围，泥土非常干燥、疏松。回到候机室，他把旅行袋里的糖果全部倒出来，到香樟树旁装了一袋泥土准备带回四川研究。小外孙女很奇怪，悄悄问她妈妈：“外公为啥不要糖果，却要带走一包土？”妈妈一时不知怎样回答，只是含着眼泪望着自己的父亲：小孩子那里懂得，对外公来说，糖果算得了什么，而土壤却是他研究了一生的宝贝呵！
“我为贫下中农服务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每个小时都要扳着指头用，决不能浪费了！”侯光炯搞土壤科学研究，一不分上下班，二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甚至牙齿脱落了都舍不得花时间去镶假牙，眼睛不好也舍不得花时间去治疗。一九七四年八月，他带领一批农业技术人员到四川省广汉县进行土壤普查。他白天和大家一起步行到田间调查，亲自钻土取样；夜晚，又集体进行汇报、研究，每晚都要坚持工作到次日凌晨两三点。特别是，他对自己工作的要求非常严格。一九六一年冬天，他和许多土壤学家聚集北京，根据全国土壤普查成果编写《中国农业土壤论文集》。他担负论文《中国农业土壤的分类体系》的编写工作。当许多人已经完稿离开时，他还在艰苦地思考和写作。从清晨到深夜，从初冬到早春，整整四个月时间，他反复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反复分析研究丰富的调查材料。他吃不下饭，人消瘦了；睡不好觉，眼熬红了，但是仍然顽强地坚持着。他的女儿和老朋友来看望他，一见他苍白、憔悴的样子，都心疼得流下泪来。那位老朋友看了他多次的修改稿，认为早已够标准了，不必再多耗费心血。可是，侯光炯却说：“我有我的标准。农民创造了那么高水平的经验，如果我们的论文不能尽可能完满地分析它、认识它、总结它，即使交上一百篇，又有什么价值？”侯光炯分担的这篇论文，就连他的助手也记不清到底修改了多少遍。当这部论文集出版问世以后，许多人认为，侯光炯的这篇论文是其中具有独到见解的一篇。在这篇论文中，他第一次提出了以热能为前提的土壤肥力的新观点。
侯光炯坚持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指导科学研究，坚持走毛主席指引的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他的那部《毛泽东选集》，行间页边注满了红蓝两色的各种符号，写满了学习体会和心得。他用毛主席的教导对照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写了十多万字的学习笔记，毛主席的许多重要观点，他反复学习，反复思考，反复运用。由于旧土壤学观点的影响，他过去只是孤立地就土壤研究土壤。就是对土壤中水、热、肥、气等各种因素，也不能正确认识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因此，就不能更好地分析和总结农民群众的丰富经验。解放后，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靠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引，靠了贫下中农丰富的实践经验，他的土壤科学研究，路子才越走越宽广。他运用毛主席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重新分析多年来积累的广大群众培肥土壤的丰富经验和大量调查研究资料，从而提出了关于土壤肥力的生物—热力学的新理论。
他打破旧土壤学把土壤看作是一成不变的东西的局限，得出了土壤是在自然条件和人为因素影响下发生着周期性变化的类生物体的新结论；他改变了过去孤立地研究土壤的错误倾向，而把土壤同作物、气候、种子、肥料、林业、畜牧等其它因素联系起来，认真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进一步发现气候是以太阳辐射热的形式直接影响土壤肥力变化的主导因素。根据这一观点，侯光炯还提出了近地面大气层、植被层和土壤发生层在水平垂直范围内综合水热动态的稳定化（即“大三化”），以及土壤本体的腐殖化、细菌化、结构化（即“小三化”）问题。只要人们抓住这两个环节，采取综合措施，从各方面改造自然、改进耕作方法和改良土壤，土壤肥力就能不断提高，为实现农作物的大面积高产稳产创造条件。侯光炯的这个新理论，有力地批驳了旧土壤学把土壤肥力单纯归结于氮、磷、钾等成分的数量和质量，以为农作物消耗多少就必须归还多少，否则土壤肥力就将不断减低的所谓“归还原则”和“土壤肥力递减律”等形而上学观点，为发展现代土壤科学开拓了一条新路子。他阐述这一新理论的论文《农民群众的生产斗争经验开辟了发展土壤科学的广阔道路》发表后，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在一次土壤学会议上，我国一位老科学家曾评价说：侯光炯走的道路，是我国自己的土壤科学的道路。四川省的一些社队用侯光炯的这一新理论，来指导农业生产，取得了良好的增产效果。目前，侯光炯在编写《中国农业土壤概论》的工作中，正努力把自己的新理论更好地介绍给广大群众。
侯光炯常常满怀深情地对青年们说：“我搞土壤研究几十年，现在虽然年过七十，但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我还有个雄心壮志，准备再到农村去，在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当十年二十年的白发新兵。我希望和你们这些青年同志来一个友谊比赛，比一比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贡献！”
毫无疑问，农业科学战线上的这位“白发新兵”，在新的征途上，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的战斗中，必将焕发出新的青春。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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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花力量 打基础 带好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 钱人元
读了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心情万分激动，也倍感责任重大。实行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而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关键是培养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科学技术队伍。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我一定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世界观，在培养科研队伍的工作中贡献自己的力量，带好研究生，使高分子物理学研究紧密联系高分子材料的加工使用。我要努力同战斗在生产第一线的广大工人、技术人员相结合，在普及高分子物理知识的同时，从群众的生产实践中吸取营养，发展和提高高分子材料科学。在科学实验的群众运动中，我们专业科研队伍担负着骨干作用，必须大力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工作。有机固体是一门新兴的研究学科，目前国际、国内都还处于探索和基础研究阶段。我决心和其他科学工作者一道，尽快为祖国填补这一空白做出新的贡献。
在前进的征途中，肯定会有种种艰难险阻。只要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紧密地团结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周围，有决心、有毅力，踏踏实实地攀登科学的高峰，祖国科学技术现代化一定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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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读《攻关》
十六字令
华罗庚
一九七二年五月七日，蒙叶副主席召见，承教诲。今又拜读《攻关》新作，鼓士气，策跃进。这是叶副主席辅弼华主席“科学要兴旺发达起来”，对科学工作者所下之进军令也。敬献芜词，以表执戈前趋、涉险苦战之意。难？英雄岂惧书千万，纵险阻，苦战能过关。难？不畏艰辛向上翻，从头越，群山脚下看。难？科学高峰竞登攀，集众智，更上出云端。难？最怕刻苦与强顽，年继年，战果数不完。难？科学顶巅是峰峦，登攀上，远望喜开颜。难？主席思想非等闲，作指针，捷报定频传！
顶峰敢登攀
高士其科学路崎岖，顶峰敢登攀。何畏坚与阻，苦战创新篇。四化今开始，遗愿能实现。四害务除尽，人民舞翩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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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参考资料（22）
豁然开朗 豁然开朗，是形容由狭隘幽暗一变而为开阔明亮。“豁然”就是象打开了缺口似的。这个用语见晋朝诗人陶潜作的《桃花源记》：“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遂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这句话以后引申为忽然通晓领悟的意思。
四十条农业纲要 四十条农业纲要是指《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这个《修正草案》在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日至十月九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基本通过，经最高国务会议讨论后于十月二十五日公布。四十条农业纲要是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它给五亿农民指出了那时以后十年的奋斗目标，规定了实现这些目标的基本方法。四十条农业纲要要求巩固农业合作化制度；要求大力提高粮食和其他农作物的产量；要求从一九五六年起的十二年内，按照我国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经济状况，把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分别提高到四百斤、五百斤和八百斤，把棉花每亩平均年产量分别提高到四十斤、六十斤、八十斤和一百斤（皮棉）；要求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大多数合作社的生产和收入赶上或者超过当地富裕中农在单干时的水平；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工作，其中包括农业增产措施、推广先进生产经验、林牧副渔生产、科学、文化、教育、卫生、计划生育、交通、商业、信贷以及改造地富反坏分子等方面的工作，在十二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
（以上各条见《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
“三查三整”“三查三整”，是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结合土地改革进行的整党整军运动。“三查”，在地方上是指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在部队中是指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是指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
红白喜事 我国的旧习俗，结婚、生孩子等，用红色表示，是喜事。死人用白色表示，是丧事，但老年人去世，不被认为是灾祸，而被看作是“老丧”或“喜丧”，算在“喜事”里面。所以叫做“红白喜事”。
中国有句古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树人，减少九十年，十年树人参看《管子·权修》：“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句话，是指培养人材不容易，要作长期努力。毛主席在这里引用了这句古语，并把“百年树人”改为“十年树人”，来说明要有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计划，只要工作做好了，无产阶级的专家队伍就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培养出来。
“逼上梁山” 山东的梁山泊曾经是宋代农民起义的根据地。《水浒传》上的大多数头领，都是被官府和豪绅压迫得走投无路，才投奔梁山的。后来“逼上梁山”就变成一句成语，意指在压力下被迫做某件事。
“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一九五六年我国在生产资料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刘少奇、陈伯达一伙认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变成所谓“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并且把它塞到《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去。这个修正主义谬论否定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反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光辉理论。这个谬论，在党的八大后不久就受到了毛主席的批判。
正象人民日报一篇社论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 “树欲静而风不止”，见西汉韩婴《韩诗外传·卷九》。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社论《不平常的春天》引用了这句话，说明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就是说，是不可避免的。
（以上各条见《做革命的促进派》）
金鼓齐鸣，在打仗 金鼓，就是铜制的锣和大鼓。在《周礼·地官·鼓人》中记有：“掌教六鼓四金之声，以节声乐，以和军旅，以正田役。”《吕氏春秋·慎势》说：“有金鼓，所以一耳。”古时军队作战，实行擂鼓进攻和鸣金收兵的办法，也常用金鼓齐鸣来壮声势助军威。毛主席借用“金鼓齐鸣”这句话，是形容一九四二年的整风运动和以后的“三查三整”运动等，都是在激烈的革命战争环境中进行的。
湖北有那么一个雇农出身的党员 这个党员名叫刘介梅，是湖北省黄冈县人。解放前，他家三代要饭，三代给地主作长工，他祖父、母亲都是在要饭中病饿而死，两个小妹妹也送给别人当了童养媳。他本人要了十二年饭，扛了十多年长工，受尽了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和摧残。
解放后，他积极斗争恶霸地主。后来入了党，分了地，结了婚，当了区级干部。但是，他没有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迷失了方向，认为自己翻了身，政治上有了地位，革命就到头了。他订了一个个人发家计划，私人开荒和与人合伙搞作坊，并已向人放了高利贷。一九五三年他反对粮食统购统销，一九五四年他反对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一心要走资本主义道路。
黄冈县委及时对刘介梅进行了批评教育，并且抓住这个典型，召开了干部扩大会，举办了刘介梅家庭生活今昔对比展览会。这个展览会不但使参观的人受到了阶级教育，也使刘介梅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他表示要赶上来，跟党走，做一个坚强的社会主义革命战士。
也可以避免现在波兰发生的那样的事件 这是指一九五七年十月上旬波兰发生的学生闹事事件。在这次事件之前，波兰政府报刊检查部门发现《直言》周刊上登载了一些反对波兰政府的文章，提议查封这家刊物。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书记处决定查封。这件事引起了学生的不满，十月三日晚，华沙市工业大学数千名学生在宿舍集会，抗议查封《直言》周刊。波兰政府派警察制止，双方发生冲突，约百名学生被捕。此后，华沙和其他地方学校学生也集会抗议，走上街头，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停止查封《直言》周刊，并刷写了要求言论自由的大标语。这次事件持续数天，以学生复课而告止息。
对文汇报，我们写了两篇社论批评它这里说的两篇社论都是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一篇是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的评论《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评论指出，《文汇报》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的文章和带有煽动性的报道，使该报变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但这篇文章对《文汇报》的错误没有讲透，批评的不彻底，同年七月一日又发表了毛主席亲自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这篇社论不但对《文汇报》的错误作了透彻的批判，而且给了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以粉碎性的打击。
林则徐 林则徐（一七八五——一八五○）福建候官（今福州）人。一八三八年他担任湖广总督时，曾厉行禁止吸食鸦片。一八三九年被清朝政府任命为钦差大臣，到广东查禁鸦片输入。他到广东后，从英国和美国商船上查出大批鸦片，当众烧毁。一八四○年，英国政府竟为此派兵侵略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林则徐率领中国军队抗击英国侵略军。广州的人民群众也自动组织起“平英团”，奋勇打击侵略者。但是，腐朽的清朝政府却在一八四二年与英国侵略者签订了屈辱的《南京条约》。条约中规定向英国赔款及割让香港给英国，还规定开放上海、福州、厦门、宁波、广州为通商口岸。林则徐也被清朝政府撤了职，并罚去新疆充军。
（以上各条见《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
列宁曾讲过，不犯错误的人全世界一个也没有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曾讲到：“聪明人并不是不犯错误的人。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聪明人是不犯重大错误同时又能容易而迅速地纠正错误的人。”（《列宁选集》第4卷第192页）
十二国宣言 即《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当时参加签署这个《宣言》的有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保加利亚共产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越南劳动党、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国共产党、朝鲜劳动党、蒙古人民革命党、波兰统一工人党、罗马尼亚工人党、苏联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等十二个国家的党代表团，所以简称“十二国宣言”。
宣言声明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原则，但后来苏联修正主义叛徒集团背叛了这个宣言。
在越南不是同法国人妥协了吗？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四年，法国为了重新奴役印度支那三国人民，一直在印度支那进行殖民战争。一九五四年，中、苏、美、英、法和越南、柬埔寨、老挝等有关国家在日内瓦举行会议，谋求通过协商的办法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会议在法国承认越南等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权利的基础上，达成了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协定。其中，在“越南停止敌对行动协定”的条款中规定，在北纬十七度线以南、九号公路稍北划定一条临时军事分界线，这条线以北为越南人民军集结地区，以南为法兰西联邦部队集结地区，在临时军事分界线两侧各不超过五公里的距离划定为非军事区。会议通过的《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确认军事分界线是临时性界线，不能把它解释为政治的或领土的边界。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协定的达成，结束了法国对越南等国的侵略战争。
（以上各条见《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一八八五——一九七○）美国进步作家，中国人民的朋友。斯特朗曾六次访问中国。一九二五年，她首次到达广州，报道和支持著名的省港大罢工。一九二七年，她深入湖南农村，热烈赞扬迅猛发展的农民运动。抗日战争时期，她两次来到中国，热情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英勇抗战的英雄事迹。一九四六年八月，斯特朗第五次来中国，访问了革命圣地延安，就在这次访问中，毛主席同她作了一次重要的谈话，发表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斯特朗称颂毛主席的这一论断是“现时代的伟大真理”、“照亮了世界大事的进程”。一九五八年，在她七十二岁高龄的时候，第六次来到中国，并在北京定居下来。此后，她又满怀激情地向全世界人民报道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以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积极支持中国人民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的斗争，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作出了贡献。一九七○年三月，她在北京逝世。伟大领袖毛主席献了花圈：“献给中国人民的朋友、美国进步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斯特朗的主要著作有《战斗的西班牙》、《斯大林时代》、《我为什么七十二岁时来到中国》等书，编有《中国通讯》，发行世界各地。
（见《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参考资料到本期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