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列宁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批判
谷山
“四人帮”利用他们控制的舆论阵地，在文化领域中，散布了大量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推行了一套不折不扣的文化专制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他们挥舞棍子，乱扣帽子；在“大破封资修的旧文化”的幌子下，不但全盘否定人类几千年来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甚至把我国解放后十七年来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全部成果统统斥之为“封资修的旧文化”，“浸透着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毒汁”，攻击十七年的文艺都是“腐蚀毒害群众的”。他们硬把“有文化”和“剥削者”扯在一起，把“有知识”同“精神贵族”划上等号；把广大知识分子骂为“臭老九”，看作是“复辟的社会基础”。他们胡说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是“资产阶级学者”和“旧教育遗留下来的一种偏见”，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然科学“即使‘浅’与‘薄’，也不可怕”等等，不一而足。
对于“四人帮”的这些谬论，人们并不陌生。翻开历史一查，这套东西原来是早已被伟大导师列宁批臭了的旧货色。
十月革命前夕，俄国有一批人，自称“无产阶级文化派”，组织了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大叫大嚷要“创造新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文化”。在十月革命后，他们利用人民群众对新文化的渴望，贩卖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把持这个组织领导大权的头面人物是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艺术家，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臭名远扬的马赫主义者波格丹诺夫。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最初几年，“无产阶级文化派”盛极一时，经过列宁多次严厉批判和无情痛斥，一九二二年以后逐渐销声匿迹。
“无产阶级文化派”的理论家们打着“创造新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文化”的幌子，完全割断历史，把过去的文化都看作是剥削阶级的、资产阶级的东西，要统统抛弃、推翻、打倒，主张象摧毁旧政权那样摧毁过去的全部文化，以便在“干干净净的地面”上创造所谓“特殊的文化”。他们狂呼：“无产阶级的精神发展首先应建筑在同过去一切作精神决裂的基础上”，扬言“我们不需要继承的联系”，而要“把那些旧的艺术形式撕毁、粉碎，从地面上消灭干净”。他们宣称：“吸取资产阶级文化，那是不可救药的倒退”。有个时候，“无产阶级文化派”甚至要把过去的剧院之类的文化设施当作“反动艺术的巢穴”而加以捣毁。
很清楚，“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这种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态度，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一文中清楚地告诉我们：“仅靠摧毁资本主义，还不能饱肚子。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取得全部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没有这些，我们就不能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列宁全集》第29卷第50页）
一九二○年十月初，正当“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召开第一次全俄代表大会，“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虚无主义论调鼓噪喧嚣的时候，列宁发表了《青年团的任务》的著名演说，针锋相对地批驳了“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认为是这样，那完全是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列宁选集》第4卷第348页）
列宁的这些重要论述，指出了发展无产阶级文化的真正道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批判地继承人类的文化遗产，把它作为借鉴，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加以分析、总结和改造，并在这一基础上创造和发展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化。割断历史，否定一切，是完全错误的。
“无产阶级文化派”在全盘否定过去的文化的同时，竭力否定和排斥知识分子。他们说什么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传播者，只有把他们排除出去，才能创造出纯粹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文化。
一九二二年九月底，当时担任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主席的普列特涅夫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在意识形态战线上》的文章。这是“无产阶级文化派”的一篇纲领性文章，引起了列宁的极大注意。列宁对这篇文章作了许多重要批注，并指示《真理报》编辑部对“这类昏话”进行批驳。
普列特涅夫在文章中写道，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对于知识分子“是格格不入的”，整个革命的经验表明，“旧世界的艺术家不能，而且今后也不可能成为革命的艺术家”。这样，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统统成了不可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他们永远排斥在“无产阶级的文化”之外了。
那么，由谁来“创造无产阶级的文化”呢？
普列特涅夫回答说：“建设无产阶级文化的任务只有靠无产阶级自己的力量，靠无产阶级出身的科学家、艺术家、工程师等等才能加以解决”。列宁在“只有”和“无产阶级”等字样下面划了黑线，并在旁边批道：“十足的杜撰”！
在旧社会里，掌握文化科学知识的多半是剥削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必须利用这些人的知识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革命的需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最初几年里，列宁不止一次地强调要善于利用专家的知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无产阶级不应该排斥他们，而应该是改造他们的立场和世界观，同时利用他们所掌握的知识，建设社会主义。列宁说得好：“我们不用资本主义所造就的人材，就不能建设也无从建设共产主义，因为我们不能赶走和消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应当战胜他们，改造他们，重新陶冶和重新教育他们，——正象应当在长期斗争中，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重新教育无产者自己一样”（《列宁选集》第4卷第266页）。
作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必须培养和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这支队伍既要有工人出身的科学家、艺术家、工程师，也应包括从旧社会来的经过改造而站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的知识分子。“无产阶级文化派”一概排斥其他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认为只有直接在机床旁工作的工人才能解决创立无产阶级文化的任务，这是完全脱离实际的杜撰。
列宁历来满腔热情地支持工人写剧本、写诗、出版杂志和书，在自己的俱乐部舞台上演出，用各种艺术形式显示自己的创作才能。但是列宁坚决反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头面人物把工人作家、艺术家引入歧途。
实际上，“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头面人物根本不相信工人群众的创造才能，被他们封为无产阶级文化“创造者”的只不过是参加他们协会的少数成员。这些人关在专门的“实验室”（“工作室”）里臆造所谓“无产阶级的文化”。这恰恰是一条把少数人关在屋里，脱离群众，脱离火热的斗争生活，使他们成为新的精神贵族的道路。
“无产阶级文化派”宣扬的这条创作道路，完全是马赫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产物。马赫主义否定客观世界的存在，把周围世界看作人的“感觉的复合”。艺术在他们看来不是客观世界的形象反映，而是所谓“组织经验”的手段，也就是组织同实际毫无联系的人的主观感觉的手段。基于这种理论，“无产阶级文化派”根据自己的主观感觉，象在实验室的曲颈瓶里配制某种化合剂一样，在自己的头脑里配制出“无产阶级的文化”来。从事这样的“创作”自然用不着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斗争，也无需学习，无需继承，无需借鉴。“无产阶级文化派”的理论家们宣称：“工人作家应该做的不是学习，而是创作，也就是说，显示自己，显示自己的本性和自己的阶级本质。”这就是说，只要出身于无产阶级，就自然具备这种“阶级本质”，就能成为无产阶级作家，就能创造出“无产阶级的文化”来。“无产阶级文化派”就这样把工人作家、艺术家赶进一条主观唯心主义的死胡同。
“无产阶级文化派”把“新的东西”一律贴上无产阶级的标签加以吹捧，而把所有“旧的东西”都当作资产阶级的货色予以唾弃。列宁在同蔡特金的谈话中驳斥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说：“为什么只是因为它‘旧’，我们就要撇开真正美的东西，抛弃它，不把它当作进一步发展的出发点呢？为什么只是因为‘这是新的’，就要象崇拜神一样来崇拜新的东西呢？那是荒谬的，绝顶荒谬的！”（《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第2卷第911页）
更其荒谬的是，他们到处乱贴阶级的标签，口口声声要“制造无产阶级的语言”，“建立无产阶级的阶级体育”等等。他们把科学技术以至整个自然科学也都打上阶级的标记，硬把它们列入“阶级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把先前的科学技术当作资产阶级的东西，要求予以“革命的摧毁”，实行“社会主义化”。他们说，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创立特有的“无产阶级科学”。普列特涅夫写道：“科学的社会主义化包括它的本质、方法、方式和规模。我们的任务是使科学的内容与方法同社会主义生产对科学提出来的那些要求相一致。”列宁把这段奇文标了出来，在旁边批上“2”字，指出这是普列特涅夫文章中的第二个大错误，要《真理报》编辑部进行批判。
照“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这种荒谬说法，掌握科学技术成了资产阶级的标志，而对科学技术一窍不通倒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他们那种以“革命的方式”摧毁旧科学的“内容”和“方法”，使“科学社会主义化”的主张，实际上就是根本取消科学技术，摧毁人类所取得的全部科技成果，回到“茹毛饮血”、“穴居野处”的时代，然后再从那个“空地”上建立起“无产阶级的科学”！斯大林后来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书中无情地嘲笑了这类“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说：“有个时候，我国有过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断言十月革命后在我国保留下来的铁路是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者利用这样的铁路是不体面的事，需要把它挖掉，建筑新的‘无产阶级的’铁路。他们因此获得了一个外号，叫做‘穴居野人’……”
一九二○年十二月一日《真理报》上发表了俄共中央给各党组织的公开信《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这封信是根据列宁的倡议起草的。信中揭露了“无产阶级文化派”头面人物的政治面貌，指出一些社会异己分子、唯心主义哲学家、资产阶级政论界和哲学界的落泊分子、未来派和颓废派分子等把持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篡夺了协会的领导权，“他们在‘无产阶级文化’的幌子下，把资产阶级的哲学观点（马赫主义）奉献给工人。而在艺术领域中，则在工人中间培养一种荒唐的、不正常的趣味（未来主义）”。信中揭露了“无产阶级文化派”的理论观点同历史上修正主义哲学思想的联系，指出他们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一路货色。这一切说明，“无产阶级文化派”代表的是一股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正因为如此，列宁在揭露他们的错误时深挖了他们的哲学根源，从哲学的高度进行批判。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伪造历史唯物主义！玩弄历史唯物主义！”（《列宁全集》第35卷第557页）“波格丹诺夫在‘无产阶级文化’的幌子下偷贩着资产阶级的反动的观点。”（《列宁选集》第2卷第15页）
列宁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批判给了我们强大的思想武器，使我们从一个侧面更加清楚地看到“四人帮”反马克思主义的丑恶嘴脸。当年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和今天的“四人帮”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四人帮”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反革命阴谋集团。当年的“无产阶级文化派”的一些反动观点，与“四人帮”的一整套反革命谬论比起来，不免相形见绌。“四人帮”在袭用先辈们的老谱时，在每一点上都做得更极端、更荒谬，走得更远，而且由于他们窃取了一部分党政大权，造成的后果也就更严重，更恶劣。“四人帮”就是要搞得八亿人民没有文化，不懂科学，搞得天下大乱，以便乱中夺权，实现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四人帮”在这方面所起的“历史作用”，是当年的“无产阶级文化派”所望尘莫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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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参考资料（18）
你不许罢工，不许请愿，不许讲坏话，横直是压，压到一个时候就要变拉科西拉科西，匈牙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曾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一九五三年七月，他因为在领导党和政府的工作中犯有压制群众、压制民主等错误，辞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保留党的第一书记职务。一九五六年七月，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以“犯有个人迷信和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等罪名，解除了拉科西第一书记的职务，并把他排除出党中央政治局。
段祺瑞搞的“三一八”惨案倾向进步的冯玉祥国民军与奉系军阀张作霖等作战期间，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日本帝国主义竟出动军舰掩护奉军军舰驶进天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守军当即予以击退。于是日本纠集英、美等八国于三月十六日向中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并无理要求撤除大沽口国防设备。这个事件当时称为“大沽口事件”。三月十八日，北京的工人、学生和市民群众几千人举行游行示威，抗议帝国主义炮击大沽口，干涉中国内政。当游行队伍到达执政府所在地，要求政府拒绝八国通牒时，执政府首脑段祺瑞竟下令卫队开枪，打死打伤群众二百余人，造成骇人听闻的“三一八”惨案。鲁迅称这一天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国民党很怕批评，每次开参政会就诚惶诚恐参政会是一九三八年国民党政府设立的一个咨询性质的机关。当时的《国民参政会条例》规定它只有听取国民党政府的施政报告及询问、建议之权，它的决议案对国民党政府没有任何约束力。它的成员大部分是国民党和依附于国民党的人，还有少数共产党人和民主党派人士。在参政会每次开会时，中国共产党都团结其他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的参政员，利用这个讲坛，宣传自己的政策主张和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错误路线，批评国民党压抑民众救亡运动和实行法西斯独裁的行为。所以，国民党很怕开参政会。
诚惶诚恐，是形容恐惧不安的样子，这是封建时代奏章中的套话。诚，是实在的意思。见三国时代曹植《上责躬应诏诗表》：“臣植诚惶诚恐，顿首顿首……。”
多行不义必自毙在《左传·隐公元年》中记载：郑庄公的弟弟共叔段，不断扩充自己的势力，要夺郑庄公的权，大臣祭（音寨）仲劝郑庄公早些下手搞掉共叔段，以除后患。这时郑庄公对祭仲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意思是：做了很多坏事的人，迟早必然要自取灭亡，你就等着看他的下场吧。后来共叔段果然被赶跑了。毛主席引用这句话说明反动分子越是胡闹，干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坏事越多，迟早必然要自取灭亡。
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一九三六年苏联完成农业集体化以后，斯大林就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宣称苏联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而且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以及这两个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界限正在消除。一九三八年，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一九三九年三月，他在联共（布）十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进一步把苏联社会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说成是苏联社会的发展动力。就是说，在苏联，在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没有矛盾，而只有“一致”了。直到一九五二年，即他逝世前的一年，斯大林才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承认：“以为在我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不存在任何矛盾，那就不正确了。矛盾无疑是有的，而且将来也会有的，因为生产关系的发展落后于并且将来也会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又说：“只要领导机关执行正确的政策，这些矛盾就不会变成对立，而这样也就不会弄到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生冲突。如果我们执行类似雅罗申柯同志所推荐的不正确的政策，那就会是另一种情形了。在这种情况下，冲突将是不可避免的，我国的生产关系就可能变成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极严重的阻碍者。”但是，正如毛主席所指出：“他还是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
在苏联，在东欧一些国家，搞合作化，粮食总要减产多少年 以苏联为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九一三年，俄国粮食年产量是八千零十万吨，十月革命后，一九三○年，粮食产量曾一度上升到八千三百多万吨。到农业集体化处于高潮时期的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二年，每年粮食产量又下降到六千九百万吨左右。在农业集体化基本上完成以后的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七年，粮食产量虽略有提高，但是，平均每年粮食产量仍只有七千二百多万吨。
（以上各条见《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我提议今年或者明年对于肃反工作全面检查一次一九五七年，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根据毛主席的这个提议，对肃反工作作了一次全面检查。检查的结果证明，我国的肃反斗争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肃反斗争中处理的案件绝大部分都是正确的，只有极其个别的错误，而且一经发现，即予纠正。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我党整风的时机，恶毒攻击我国肃反斗争，企图否定肃反成绩和党的肃反政策，以达到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他们的这一阴谋，在全国人民的反对下，遭到了破产。
西藏由于条件还不成熟，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现在已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改革西藏的民主改革，后来提前实行了。根据一九五一年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西藏应实行民族地方自治；西藏地方政府应当团结人民，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西藏的落后的社会制度，必须改革。鉴于西藏上层人士的思想情况，允许西藏的改革可以放慢，以便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人士有一个充分考虑的时间。但是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却继续勾结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企图分裂祖国、维护其反动的农奴制统治，竟于一九五九年三月，纠集叛匪，发动了全面武装叛乱，向我驻拉萨人民解放军发动进攻。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我驻藏人民解放军在藏族广大爱国僧俗人民积极协助下，迅速平定了这一叛乱。随着原西藏地方政府的解散和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叛乱的失败，在西藏广大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同年在全区实行了民主改革，西藏人民得以从极端落后、反动、残酷、野蛮的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以后，西藏又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语见《老子道德经》五十八章。原文是：“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意思是：福祸是互为原因的，灾祸会引出幸福，幸福会引出灾祸。这两句话是包含着辩证法因素的。毛主席借用这句话来说明，矛盾着的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是互相转化的，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好事也可以变成坏事。
现在美国操纵联合国的多数票和控制世界很多地方的局面只是暂时的，这个局面总有一天要起变化联合国成立于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四日。中国当时派出了一个有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同志参加的代表团出席了旧金山会议，董必武同志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了字。当时参加签字的共五十一个国家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联合国是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联合国的宗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反对侵略和干涉，发展各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等。
但是美帝国主义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断发动侵略战争，到处伸手，极力扶植各国的反动派，控制和霸占了很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在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军事基地。这样，美帝国主义不仅恣意践踏和破坏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而且在联合国中以威胁利诱手段，控制多数国家，操纵投票机器来强行通过其反动提案，使其侵略行为合法化，这就使得许多国际重大原则问题得不到合理解决，使被压迫的民族和国家遭受欺侮和压迫。
比如关于我国代表权的问题，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理所当然地应当归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由于美国政府的操纵和阻挠，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长期遭到了剥夺，而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匪帮，则长期窃踞着中国的席位。但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这个局面总有一天要起变化。随着我国国际威望的日益提高，美国政府敌视、孤立和封锁我国的政策陷于破产。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终于以压倒多数的票数通过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这充分反映了各国人民要求同中国人民友好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这也充分反映了一两个超级大国想要继续操纵和垄断联合国是越来越困难了。
（以上各条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