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风
孙长江 刘梦溪
学风问题是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采取何种态度，坚持什么样的学风，历来是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标志之一。毛主席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所谓学风，不但是学校的学风，而且是全党的学风。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既然是这样，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
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我们树立了坚持马克思主义革命学风的光辉典范。我们党的事业所以兴旺发达，是和我们党具有着由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倡导和培育的革命学风分不开的。
马克思主义的学风是在同反马克思主义的学风的斗争中发展的。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马克思主义的学风曾遭到两次大的破坏。第一次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的只言片语，吓唬人们，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使中国革命遭受极大损失。四十年前，毛主席写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伟大著作，从哲学的高度主要清算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主席又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等重要文章，进一步批判了反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号召开展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原则，使广大干部的思想觉悟大大提高，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保证。
第二次是在第十次和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林彪和“四人帮”这一伙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者，肆意践踏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制造和推行极其恶劣的反马克思主义学风。人们不会忘记，林彪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对立起来，提出什么要用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读毛主席著作，读马列著作的时间不能超过百分之一；然后又把毛主席著作局限在“老三篇”、“老五篇”，甚至缩小成对他们有利的某一句话或某半句话，说什么“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他们搞的这种形式主义、实用主义的歪风，在一个时期内对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遭到了毛主席的严厉谴责。
“四人帮”和林彪本来就是一伙。林彪垮台以后，他们对毛主席要深入批林的指示，阳奉阴违；对于林彪搞的那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歪风，他们不仅不许批判，反而变本加厉，利用他们控制的舆论阵地，公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放肆地进行歪曲、阉割、篡改和捏造，用来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服务。马克思说要消灭和改变“四个一切”，本来是指整个无产阶级专政历史时期的任务，张春桥却篡改为要对“四个一切”实行“全面专政”。他们编语录时，把经典作家讲到要发展生产力的话一刀砍掉，并把发展生产力当作什么“唯生产力论”、“修正主义”大批特批。他们肆意歪曲毛主席的指示，胡说什么在我们党内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又捏造了一个“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的公式，为他们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直到他们覆灭前夕，还演出了伪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反革命丑剧。
现在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表明，“四人帮”这伙由新老反革命组成的黑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最凶恶的敌人。他们早已把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当成可以由他们肆意摆弄、随便肢解的东西。他们把以帮为中心，以帮划线，顺帮者昌，逆帮者亡的那套反革命原则，拿来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只是（α）历史地，（β）只是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只是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列宁全集》第35卷第238页）“四人帮”完全与此相反，他们按照自己的反革命政治需要，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把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摘引出来，超历史地、同其他原理相割裂地、同具体历史经验相脱离地加以引用。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正是要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工人阶级的叛徒、修正主义者，无论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赫鲁晓夫，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无耻篡改者和歪曲者。但是，象“四人帮”这样，为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如此肆无忌惮地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歪曲、篡改、阉割、肢解，直至伪造，在历史上还不多见。列宁曾无情嘲讽考茨基，说他创造了歪曲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世界纪录。看来，如果考茨基还活着，在“四人帮”面前，也只能自叹不如了。
“四人帮”搞的那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学风，早已引起人们的公愤。就连由他们豢养的御用写作班子如梁效、罗思鼎、初澜、唐晓文之流，也早已为革命群众所唾骂。但是，由于“四人帮”长期控制舆论工具，垄断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任意颠倒黑白，歪曲篡改，把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糟踏得不成样子，对于他们散布的流毒，万万不可低估。我们今天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要把被“四人帮”破坏的我们党的优良学风恢复和发扬起来。
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一条最基本的原则。否认这个原则，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对战斗的无产阶级来说，“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97页）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为了背诵条文和记住个别词句，而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去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只有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基本原则，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才能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如果违反了这个原则，其结果正如列宁所说，就会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首先就要捍卫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活的灵魂。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完整的科学体系，它具有严格的科学的一贯性和完整性。如果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个别原理孤立起来，同其他原理隔绝，并且脱离开具体的历史经验，无条件地、片面地加以运用，结果就会使这些原理处于互相敌对的地位，成为僵死的东西。一九一六年，列宁在《给印涅萨·阿尔曼德》的信中指出：“您抓住《共产党宣言》上的一句话（工人没有祖国），似乎打算无条件地运用它，甚至由此否定民族战争”（《列宁全集》第35卷第238页），这是片面性和形式主义。列宁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说的，工人无祖国，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当一个民族遭到侵略的时候，马克思不止一次地号召进行民族战争，恩格斯直接承认要“保卫祖国”。列宁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今天说东，明天说西，是他们头脑不清吗？不是的。依我看，在民族战争中承认‘保卫祖国’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同上书第239页）列宁是完全正确的：他具体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什么时间、什么条件、对什么问题讲的，因而，他把握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而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所以具有无穷的生命力，就是因为它是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毛主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根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提出了中国革命必须建立农村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以及与此相关联的一系列路线、方针和政策，引导我们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又根据对立统一规律，研究国内阶级斗争，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系统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毛主席的伟大，正在于他善于抓住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质，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方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必须认真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来指导我们的一切工作。
毛主席对学风问题历来十分重视，总是把学风问题作为同机会主义斗争的一项重要内容，并把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学风，列为我们党的三大作风的第一条。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毛主席谆谆教导我们：
“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运动。那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地对他说，你的教条一点什么用处也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曾经反复地讲，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些人偏偏忘记这句最重要最重要的话。”我们必须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风。只有这样，才能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才能防止林彪和“四人帮”一伙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利用我们队伍中某些同志的幼稚以售其奸。
英明领袖华主席带领全国人民一举粉碎“四人帮”，继承和捍卫了毛主席的伟大学说，推进了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华主席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学习和运用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为全党作出了榜样。华主席号召我们：“要把被‘四人帮’糟踏破坏的我们党的优良学风和文风恢复起来”，“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现在，一个以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为中心内容的新的学习高潮正在兴起。革命理论一旦为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巨大的物质力量。
让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风，为进一步发展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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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参考资料 14
过去说中国是“老大帝国”，“东亚病夫” 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人说中国是“老大帝国”，有两种意思：一种意思是说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的帝国之一，已经有四千年以上的历史，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一九一一年）；另一种意思是说中国保守落后，认为中国已是一个衰老的帝国。这里是指后一种意思。
“东亚病夫”，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蔑称。鸦片战争以来，从清朝统治者到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他们对内残酷压迫剥削人民，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对外屈服于帝国主义，丧权辱国，割地赔款，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非常虚弱。因此帝国主义便把中国称为“东亚病夫”，来同他们所谓的“近东病夫”（土耳其）并称。只是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中华民族才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
过去说中国……女人是小脚，男人留辫子，还有太监 妇女缠足的陋习是唐朝以后的五代时期在宫廷中兴起的，以后逐渐传至民间，成为摧残妇女身体健康的一种恶劣风俗。太平天国曾明令禁止缠足，辛亥革命以后，妇女缠足的陋习逐渐废绝。
男人留辫子是满族人的风俗，清朝建立后，推行全国，辛亥革命后，这种习俗也跟着废除。
封建帝王宫廷内使用太监作仆役的陋俗，起自战国、秦汉时代，历代都叫做阉人或宦人。太监在宫内担任官职的，称为宦官。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的统治，太监也就废除了。
解放以前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洋奴买办，常常以女人是小脚、男人留辫子和有太监这些早已废除的旧习俗，作为污蔑中国愚昧、落后的口实。
（以上各条见《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
第一个时期，我们没有看清农村。当时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抛弃了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压制和排斥毛主席关于农民是我们最主要的同盟军，必须坚决支持农民革命运动的正确意见，诬蔑农民“散漫”、“保守”、“难以加入革命”。在一九二七年北伐战争达到高潮时期，他们被国民党的反动潮流所吓倒，不敢支持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为了迁就国民党，他们解散农民武装，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的领导权，抛弃了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使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使第一次大革命遭到了失败。
在这个时期，我研究过农村，办过几期农民运动讲习所，虽然有些马克思主义，但是看得不深入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实地考察了湖南等地农民运动的情况，并写了光辉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当时党为了培养领导农民革命运动的骨干，自一九二四年七月到一九二七年春，先后在广州办过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武汉办过一期。毛主席曾亲自领导和主持过讲习所的工作。我们党的许多优秀老革命家，如周恩来同志，还有肖楚女、彭湃、恽代英等同志都在这里担任过教员。讲习所主要讲授马列主义以及农民运动和农民武装问题，也讲授工人运动和进行军事训练等。讲习所为我党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
“物极必反” 这句话出自《鹖冠子·环流第五》。意思是说，事物发展到一定的极限时，就必定要走向自己的反面。这是以朴素的形式表达了辩证法的对立面互相转化的思想，是和形而上学的观点相对立的。
（以上各条见《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
孙中山 （一八六六——一九二五），名文，字逸仙，广东香山（今中山）县人。早年学医，后来从事革命。一八九四年，创立中国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一九○五年兴中会与华兴会、光复会联合组成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被推选为总理。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同年，创办《民报》，同改良派进行了长期激烈的论战，论战的中心主要是革命与保皇，民主与专制以及土地制度等问题。
同盟会领导过多次反对清朝的武装起义。一九一一年（辛亥年）十月十日举行了武昌起义，即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封建帝制统治，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当辛亥革命失败，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段祺瑞等窃夺了国家政权之后，孙中山曾先后领导过讨袁、护法等斗争。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没有深入发动群众，没有得到广大工农的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斗争屡遭失败。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了孙中山很大的影响，中国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给了孙中山很大的鼓舞。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了中国国民党，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根据三大政策的革命精神，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实现了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阵线，使中国革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和《纪念孙中山先生》等文章中，对孙中山的一生作了高度的评价。一九二五年二月十二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
（见《纪念孙中山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