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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
粉碎“四人帮”这场大革命，清除了破坏生产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大祸害，被“四人帮”长期压抑的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正在迸发出来，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大有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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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邮电部门学大庆会议决心落实抓纲治国战略决策
努力加速邮电通信现代化
王震、余秋里副总理在闭幕式上讲话，谷牧副总理作报告
据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八月四日讯 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邮电部最近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邮电部门学大庆会议。这次会议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落实英明领袖华主席抓纲治国战略决策，把邮电部门学大庆、普及大庆式企业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的动员大会；是树雄心、立壮志，向世界先进水平进军的誓师大会。
党的十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给这次会议以极大鼓舞，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会议开得朝气蓬勃。七月三十日，会议举行了隆重的闭幕式。国务院副总理王震、余秋里、谷牧出席了闭幕式。王震、余秋里副总理在会上讲了话，谷牧副总理作了报告。
谷牧副总理在报告中阐述了党的十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意义和在英明领袖华主席抓纲治国战略决策指引下，全国政治经济的大好形势，邮电战线的形势同样大好。他说：这几年，邮电战线的广大职工，遵照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研制成功了一千八百路载波和九百六十路微波设备，并且陆续建成干线投入使用。最可喜的是，在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中，培养了一批自己的典型。邮电部门学大庆是有成绩的，路子是对头的。谷牧副总理还指出，邮电通信是党和国家的神经，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国民经济各个部门都离不开它。在实现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的过程中，邮电通信不仅要紧紧跟上，而且应该先行一步。这是发展国民经济的需要，也是战备的需要。要以大庆为榜样，发扬革命加拚命的精神，努力把邮电通信工作搞上去，尽可能早一些实现通信现代化。谷牧副总理说，从邮电部门来讲，过去几年已经打下了一个较好的基础。有了自己的科研机构，办了邮电工厂，一些主要通信技术已经掌握，绝大部分专用通信设备都能自己制造，而且还总结推广了自己的典型，逐步摸索出了一条多快好省发展邮电事业的路子。只要继续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紧跟华主席的战略部署，放手发动群众，坚定不移学大庆，三大革命一起抓，把邮电通信搞快点、搞得好一点，是完全可能的。谷牧副总理号召全国邮电职工，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打好揭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革命加拚命，跑步学大庆，努力普及大庆式企业，迅速把邮电通信搞上去，为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完成二十世纪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的历史使命贡献力量。
第二次全国邮电部门学大庆会议，是建国以来全国邮电部门规模空前的一次盛会。参加会议的有部分省、地、县党委、革委会的负责人，各省、市、自治区邮电部门的负责人，邮电战线大庆式企业、先进单位、先进个人的代表，以及国务院有关部、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单位的代表，共一千六百多人。
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邮电部门贯彻落实华主席抓纲治国战略决策，今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加速实现邮电通信现代化的战斗任务。代表们认真学习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关于发展邮电事业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认真学习了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的重要文件，并且到大庆、黑龙江省延寿县邮电局和牡丹江地区邮电企业参观学习，广泛交流了邮电部门学大庆的先进经验。代表们决心在华主席、党中央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指引下，学大庆、赶延寿、超牡丹江，自力更生大干快上，为实现邮电通信现代化努力作出贡献，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第十一大的胜利召开。
会议期间，邮电部部长钟夫翔作了报告，揭发批判了“四人帮”干扰破坏邮电事业的罪行，总结了邮电部门学大庆的经验，提出了今后三年、本世纪末邮电部门的奋斗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方针、措施。在这次会议上，还表彰了一批学大庆的先进单位、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向出席大会的各省、市、自治区邮电部门和邮电部直属单位的大庆式企业、先进企业、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先进工作者颁发了《光荣册》。
在闭幕式上，代表们以热烈的掌声，一致通过了大会给华主席、党中央的致敬信。通过了向全国邮电职工的倡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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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铁托总统应邀将对我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八月五日讯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邀请，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将于一九七七年八月底对我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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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彻底粉碎“四人帮”的帮派体系
宇清
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一致决议永远开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党籍，撤销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对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所作的这个历史的判决，反映了广大党员和群众的要求，大得人心，大快人心。“四人帮”虽然在政治上被宣判了死刑，但是我们同他们的斗争并没有结束。我们要响应十届三中全会的号召，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要把运动的重点逐步转到深入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并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进行批判。与此同时，要继续做好清查工作，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粉碎“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
王张江姚一伙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为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大搞结帮夺权，结帮篡党。他们抱成一团，结成臭名昭著的“四人帮”，又四处伸手，网罗党羽，培植亲信，建立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四人帮”及其余党搞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是一个有纲领、有路线、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反党活动的黑帮，是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内的反革命的地下王国。
这个反革命帮派，肆意篡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篡改党的基本路线，颠倒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敌我关系，用所谓“张春桥思想”对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他们篡党夺权制造种种“理论”根据。他们大肆贩卖“阶级关系新变化”的反动谬论，炮制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走资派的反动公式，把“走资派”、“还乡团”、“复辟狂”的帽子扣到中央和地方大批党政军革命领导干部头上。
这个反革命帮派，疯狂破坏党的集中统一，在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群众团体里，在全国许多地区和部门，拚命收罗心腹、干将、爪牙，自立中心，自成系统，同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相对抗。他们有“帮中央”，有大小头目，有骨干队伍，有情报系统，有联络据点，有制造反革命舆论的文班子，有搞反革命暴力的武班子，有多年经营的“根据地”，上下挂钩，内外勾结，左右呼应，文武配合，有计划有预谋地要摧垮各级党委，以便取而代之，建立他们的帮天下。
这个反革命帮派，肆意践踏党的组织原则，破坏党的干部政策，以帮划线，顺帮者昌，逆帮者亡。对效忠于“四人帮”的，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不管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律贴上“革命”“造反”的标签，拉入党内，塞进各级领导班子，并且“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敢于抵制和反对“四人帮”那一套的革命干部，包括老的、中的、青的，则千方百计罗织罪名，造谣诬蔑，栽赃陷害，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打不倒赶跑，赶不跑搞臭，搞不臭整病”，从精神折磨到肉体摧残，无所不用其极。
这个反革命帮派，处心积虑破坏党的团结，破坏党的纪律，破坏革命，破坏生产。他们竭力煽动无政府主义，无休止地挑起资产阶级派性，不停顿地打倒一切，肆无忌惮地搞打砸抢，丧心病狂地挑动全面内战，分裂党，分裂工人阶级，弄得工厂不冒烟，火车不正点，学校不能正常上课，坏人横行，好人受气，资本主义泛滥，无产阶级专政遭到削弱和损害。
这个反革命帮派是形形色色的反革命的大杂烩，集中了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地痞、流氓、阿飞、打砸抢分子、贪污盗窃分子、无耻文人、卖身投靠的所谓老干部、大大小小的政治投机分子等等反动的腐朽的社会力量。
他们怀着对社会主义的刻骨仇恨，用国民党法西斯的手段，对付党，对付革命干部，对付革命群众。这个反动帮派内部，带有很大的封建性，搞青红帮那一套，互相拉扯，互相包庇，狼狈为奸，胡作非为。
这个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是在“四人帮”及其余党长期以来推行极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是在他们大搞阴谋诡计，实行“乱中取胜，乱中夺权”的反革命策略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共同的反革命政治目的，共同的反革命罪恶活动，共同的反革命利害关系，把这股帮派势力紧紧地拴在一起，成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依靠力量和主要工具。这个帮派体系插手的地区、部门之广，流毒和影响之深，破坏党、瓦解党罪行之严重，远远超过了党内曾经出现过的各种反党宗派集团。“四人帮”及其余党在三千万党员和八亿人民中只是一小撮，人心丧尽，极为孤立，但他们能量很大，作恶多端，究其原因，重要的一条，就是由于他们培植了这么一个资产阶级帮派体系。
对这个帮派体系的反动性和危害性，我们切不可以低估。这个帮派体系在“四人帮”覆灭前后的反革命活动，达到十分猖狂的地步。在“四人帮”覆灭前夕，他们用最恶毒的语言攻击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大造反革命舆论，大搞“应变措施”，紧锣密鼓，磨刀霍霍，加快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步伐。在“四人帮”覆灭后，他们中的许多骨干分子拚命抵抗，有的公然发出种种反革命叫嚣，把矛头指向华主席、党中央；有的暗中加紧策划，等待时机，准备反扑过来；有的孤注一掷，妄图发动反革命武装暴乱，进行垂死挣扎。凡此种种，充分暴露了这个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本质。
在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许多地区和单位放手发动群众，向“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展开猛烈进攻，使运动大大深入了一步。他们的经验证明，凡是“四人帮”干扰破坏比较严重，特别是“四人帮”严密控制的地方和单位，都有一个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任务。不把这个反革命的帮派体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加以粉碎，党的一元化领导就不能实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就不能贯彻执行，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充分调动起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就很难深入下去，生产建设和各项工作就会遇到重重困难，我们的脚下就随时有发生“地震”的可能。群众说：“不怕‘四人帮’，就怕‘帮四人’。”这话有一定的道理，意思是：“四人帮”已彻底完蛋了，但他们搞的那一套帮派体系还没有彻底摧毁，还会危害革命，危害人民。因此，要不要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问题，是要不要把揭批“四人帮”这场政治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决不能心慈手软。“如果我们优柔寡断，姑息养奸，则将遗祸人民，脱离群众。”
“四人帮”的要害是篡党夺权。紧紧抓住这个要害，把与“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一桩桩、一件件彻底查清，是摧毁其帮派体系的决定性环节。只有全部查清这些人和事，才能彻底揭开“四人帮”及其余党篡党夺权阴谋的内幕，弄清各色人等在帮派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弄清他们怎样依附于“四人帮”，他们上下之间、相互之间如何勾结，他们采取怎样的鬼蜮伎俩，进行见不得人的罪恶勾当。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要对付这一切阴谋诡计，只有一个办法，然而是具有毁灭性力量的办法，这就是把它彻底公开。”把“四人帮”及其余党利用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搞的种种阴谋诡计统统摆到光天化日之下，激起人们的义愤，提高人们的警觉，就是对于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毁灭性打击。
现在，许多地方和单位，清查工作已经取得很大成绩，帮派势力已经受到沉重打击。但是，帮派体系中的某些死硬分子，还没有缴械投降；某些隐藏得很深的人物，还没有充分揭露。他们或负隅顽抗，或暗中串连，或散布流言蜚语，极力把水搅浑，或玩弄两面手法，妄图蒙混过关。这就要求我们再接再厉，继续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坚决的斗争，决不可半途而废，留下隐患。少数地方和单位，“四人帮”曾经插手，而运动冷冷清清，清查工作很不认真，更需要查明原因，采取有力的措施，包括必要的组织措施，迅速打开局面。
对“四人帮”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不仅要在组织上彻底加以摧毁，而且必须从政治上、思想上进行深入的系统的批判。我们要认真学习革命导师关于反对党内派别活动、维护党的统一、加强组织纪律性的教导，特别是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的有关论述，学习华主席关于深入揭批“四人帮”和粉碎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重要指示，掌握思想武器。要彻底批判“四人帮”篡改党的宗旨，鼓吹立党为私，歪曲党的性质，另立党员标准，践踏党规党法，大搞帮派活动，破坏党的作风，大刮资产阶级歪风的罪恶行径和种种反动谬论，肃清其流毒，使之在党内、在革命队伍内、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没有市场。不破不立。只有批倒帮派观念，才能增强党的观念；只有批倒帮规帮法，才能伸张党规党法；只有批倒帮派作风，才能发扬党的作风和传统。对帮派体系的深入批判，就是为整党整风进行重要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许多地区和单位在粉碎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斗争中，十分强调认真执行党的政策。运动越深入，越要注意这个问题。在清查工作中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必须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严格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一些地区和单位在这方面取得的经验值得重视：例如，把受“四人帮”影响说了错话、做了错事的同跟着“四人帮”干坏事、陷得很深的区别开来；把正常的工作关系同搞阴谋诡计的区别开来；把对党委提过错误意见的同阴谋篡党夺权的区别开来；把一般搞过资产阶级派性的同参与“四人帮”帮派体系的区别开来；把粉碎“四人帮”以前犯了错误，但老实交代、确有悔改表现的同粉碎“四人帮”以后坚持反动立场、负隅顽抗的区别开来。对于陷入帮派体系的人，也必须把极少数死硬分子同还可以教育争取的人区别开来，把首恶分子同参加一般活动的人区别开来。对那些参与“四人帮”的阴谋活动，犯有这样那样罪行的人，只要他们真正把问题讲清楚，转变立场，同“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彻底决裂，划清界限，就欢迎，就给出路。
只要我们遵照华主席提出的揭批“四人帮”的指导方针，充分相信和依靠群众，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注意党的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我们就一定能够把“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彻底粉碎，把运动搞得更好、更深、更快，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取得这场政治大革命的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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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国锋总理电唁马卡里奥斯总统逝世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八月五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八月五日致电塞浦路斯共和国代总统斯皮罗斯·基普里亚努，对马卡里奥斯总统逝世表示深切的悼念。电报全文如下：尼科西亚塞浦路斯共和国代总
统斯皮罗斯·基普
里亚努：
惊悉马卡里奥斯总统不幸病逝。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你，并通过你向塞浦路斯政府和人民表示深切的悼念和诚挚的慰问。
马卡里奥斯总统生前为反帝反殖、争取和维护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和主权，为发展中塞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相信塞浦路斯人民在前进的道路上将不断取得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华国锋
一九七七年八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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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毛主席战争指导路线的伟大胜利
——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五十周年
粟 裕
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五十周年了。在热烈庆祝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建军节的时候，我们更加深切怀念我军的缔造者和伟大统帅毛主席，深切怀念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协助毛主席创建和统帅我军的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深切怀念在长期革命斗争中英勇献身的无数革命先烈。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更加激励我们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永远高举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五十年前，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手缔造了人民自己的军队，从而使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即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新时期。
党和人民一旦拿起了枪杆子，以武装的革命去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中国历史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二十二年的革命战争，推翻了蒋介石反动派在中国的罪恶统治，铲除了压在自己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全国解放以后，又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反击了社会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入侵，胜利地保卫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
中国人民的历史性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学说，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宝库。毛主席不但为我们制定了正确的人民军队的建军路线，而且为我们制定了正确的战争指导路线。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进行革命战争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我们克敌制胜的传家宝。
（一）
当着阶级敌人、民族敌人使用暴力和挑起战争的时候，敢不敢以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也是指导战争的首要问题。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离开了武装斗争，中国革命的任何问题都不能得到解决。在建党初期，我们党还不懂得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时期，虽然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并且掌握了一部分军队，但仍然认识不足。特别是当时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统治地位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拒绝毛主席和其他一些同志的正确主张，放弃党对革命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党对革命战争的领导权。结果，当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买办资产阶级公开勾结起来，向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发动血腥大屠杀的时候，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了惨痛的失败。屠刀和鲜血教育了党和人民。“军阀、地主、土豪劣绅、帝国主义，手里都拿着刀，要杀人。人民懂得了，就照样办理。”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党和革命人民拿起武器，于是爆发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以实际行动宣告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破产，这是我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早在北伐战争时期，毛主席就指出要“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热情支持武装工农群众。大革命失败以后，毛主席作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提出党的领导应该用主要力量抓武装斗争。一九二七年九月，毛主席亲自领导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秋收起义，创建了第一支工农红军，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举起了第一面工农武装割据的红旗，开辟了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毛主席深刻地指出：“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
如果没有这个时期红军的创立及其所进行的革命战争，则中国革命的发展前途是不堪设想的。自从我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以后，中国革命便重新走上了胜利发展的道路，特别是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从根本上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毛主席紧紧把握革命的新生力量必将战胜反动的腐朽力量这一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全面地、深刻地分析敌我双方的基本情况和特点，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总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彻底的革命精神和高超的领导艺术，高举武装斗争大旗，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无所畏惧，从容应敌，领导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打败了一个又一个凶恶的敌人，赢得了一次又一次革命战争的胜利，以战争推进了革命，一九二七年，在全国一片白色恐怖之下，毛主席率领秋收起义部队登上井冈山，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幼小的红军和小块红色根据地处于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遭到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围攻。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发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伟大预言，亲自领导根据地军民与敌人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军事“围剿”，使红色政权巍然和庞大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相对立，显示了巨大的政治上的威力。长征过程中，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造成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毛主席率领数万红军，摆脱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克服无数的艰难险阻，战胜张国焘的右倾逃跑主义路线，胜利地完成史无前例的战略大转移，到达抗日前进阵地，开始了革命战争的新局面。抗日战争爆发，面对“东方一等强国”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强大的侵略军，毛主席发出了“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伟大号召，坚定地领导了抗日战争，坚持了在敌后游击战争中独立自主的方针，敢于把仅仅数万人的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和扩大革命根据地。经过八年抗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壮大了人民的力量。日寇投降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依恃其四百万现代化装备的军队，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向解放区猛扑过来。毛主席当即指出，绝不要被敌人的其势汹汹所吓倒，坚持“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正确方针，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用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战争开始时仅仅一百二十万的人民解放军，同人民群众一起，只用短短三年多的时间，就累计歼灭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推翻了蒋家王朝。全国解放不久，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把战火烧到我国东北边境，并用武力侵占我国台湾省。面对着世界上的头号帝国主义及其装备着最现代化武器的侵略军，毛主席决定进行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毅然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军民一道，经过近三年的艰苦作战，打败了美国侵略者，履行了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保卫了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毛主席敢于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的伟大气魄和光辉实践，给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以巨大的鼓舞和无穷的力量。
是不是坚持暴力革命，敢不敢用战争解决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一个根本区别。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内也经过长期的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集中地表现在是坚持还是放弃党对革命战争的绝对领导权。我党在战胜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后，在各个不同时期，特别是从一次革命战争向另一次革命战争转变的关键时刻，机会主义头子都跳出来进行干扰和破坏。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搞“左”倾机会主义致使中国革命遭受第二次大挫折的王明，到了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又搞右倾机会主义，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等右倾投降口号，在同国民党合作中，他梳妆打扮，送上门去，企图把红军拱手送给蒋介石。抗日战争胜利后，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前夕，刘少奇又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纲领，企图拿八路军、新四军作交易，以换取国民党政府里的一官半职。他们这样做，实质上都是取消党所领导的革命战争。毛主席坚决地、及时地批判和纠正了他们的机会主义路线，坚持了革命战争，促进了革命的发展。
全国解放以后，面对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彭德怀、林彪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实行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反对战争准备，反对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破坏军队建设、民兵建设和国防建设。林彪阴谋篡党夺权，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最后投奔苏修，成了可耻的叛徒、卖国贼。毛主席洞察一切，对他们进行不断的斗争，排除了他们的干扰和破坏，粉碎了他们的阴谋，保证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加强了战争准备。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是一伙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是一伙彻头彻尾的极右派，是一伙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他们疯狂地反军乱军，公然叫嚣要取消常备军，搞“第二武装”，破坏野战军、地方武装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破坏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破坏国防工业，全面破坏战备工作，妄图使我们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处于毫无准备的状态。如果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得逞，毛主席领导我们进行长期革命战争的胜利成果，就会毁于一旦，社会主义的中国就要重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采取英明果断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保证了我们党和国家沿着毛主席开辟的革命道路继续前进。
（二）
毛主席的战争指导路线，从根本上说，就是人民战争的指导路线。我国革命战争从星星之火开始，逐渐形成燎原之势，最后打败了国内外强大的敌人，就在于我们所进行的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战争，是在毛主席和党的领导下依靠人民进行的真正的人民战争。
“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毛主席把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创造性地运用到革命战争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战争的伟大学说，亲自领导我国人民进行了长期、广泛和全面的人民战争。
我国革命战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无产阶级如果不同农民建立最可靠、最广泛的同盟，把亿万农民群众动员起来，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人民战争。过去我们打仗主要是依靠农民，为了使农民团结起来为自己的解放而奋斗，从我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起，毛主席就把武装斗争同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紧密地结合，领导农民推翻封建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军集中以对付敌人，分兵以发动群众，组织农民打土豪，分田地。抗日战争时期，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实行减租减息的方针。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就立即在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以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亿万农民从切身利益中体会到，我党领导的革命战争，确实是为他们谋解放的，于是就真心实意地拥护、支援和参加革命战争。毛主席还正确地规定了我党在各个时期对国内各阶级、阶层的政策和策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联合尽可能多的同盟军，进行武装斗争，以集中打击最主要的敌人。这样，就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最雄厚的力量基础。
没有革命的根据地，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毛主席把武装斗争同建立革命根据地密切结合起来。建立起革命根据地，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就可以积蓄和锻炼革命力量，促进革命高潮，逐步夺取全国政权。建立起革命根据地，有了革命政权，人民当家作主了，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得到了保障，就能够自觉地为保卫自己的政权而不顾一切地去斗争。革命根据地是人民战争的战略基地，以此作为依托，我军就可以在人民的支援和配合下，有效地打击和歼灭敌人；在人民的掩护下，进行整顿训练和休养生息；特别是在人力、物力上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得以坚持长期的革命战争。同时，也只有不断地战胜敌人，才能保卫根据地的建设，使根据地日益得到巩固和发展。
毛主席亲自缔造和培育的人民军队，是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新型的人民军队。这支军队在党的绝对领导下，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执行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的任务，建立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实行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瓦解敌军的三大原则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人民群众同甘苦、共命运，结成了鱼水难分的亲密关系。这支军队锻炼出了一往无前、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形成了为人民战争所必需的一系列战略战术。这支军队在人民战争中充分发挥了骨干作用。
在长期的人民战争实践中，为了战胜敌人，我们确立了野战军、地方武装、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我们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实行了主力兵团与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与游击队、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与非武装群众相结合。实行这样的结合，主力兵团可以随时执行超地方的机动作战任务，主要对付和歼灭敌人的正规军；地方兵团则在游击队、民兵等广大群众武装组织的协同下就地坚持斗争，保卫和巩固根据地，积极配合主力作战，打击和歼灭当地的敌人，从而形成战胜敌人的天罗地网。实行这样的结合，既能做到全民皆兵，又可以使民兵随时补充正规军，使游击队和地方兵团逐步升级为主力兵团，壮大人民战争的骨干力量。为了战胜敌人，我们党还把武装斗争同工人的、农民的、青年的、妇女的、一切人民的斗争，以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条战线的斗争，在全国范围内直接或者间接地配合起来，形成了军队和人民总动员的人民战争，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
我国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证明，广大人民群众动员和组织起来，积极参加和支援战争，就会产生无穷无尽的力量，就弥补了武器装备的不足，就能够克服一切困难，战胜一切敌人。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广大群众踊跃参军参战，实行坚壁清野，侦察敌情，担任向导，封锁消息，捕捉敌探，广泛运用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各种斗争方法，袭击和困扰敌人，对于配合我军作战，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战争年代，在经济条件十分困难和斗争异常严酷的环境中，英雄的人民群众，同军队患难与共，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支援和掩护我军，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解放战争时期，在空前规模的运动战中，数十万、数百万民工，推着小车，赶着大车，抬着担架，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冒着枪林弹雨，奋勇支前，军队打到那里，就支援到那里，保障了战争的胜利。所有这些，都反复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论断：“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人民战争是我们最根本的优势，是任何敌人无法战胜的。
进行人民战争，我们历来重视武器的重要作用。在过去的革命战争年代，我们主要依靠缴获敌人的武器来装备自己。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也建立一些小型兵工厂，自己制造武器弹药，作为补充武器装备的辅助手段。新中国成立前夕，毛主席指出：“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后来，毛主席又指出：“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现在，我国已经建成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正在为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而努力奋斗。我们充分注意发挥现有武器的作用，同时，决心自力更生，不断改善我们的武器装备，做到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未来的反侵略战争是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我们加强现代化建设，可以大大增强人民战争的威力。武器好了，我们还是打人民战争。我们坚定地认为，人民始终是战争的主体，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任何新式武器的出现，都改变不了人民战争的根本规律。我们进行人民战争的条件越来越好。任何敌人敢于来犯，必将被空前广大的人民战争彻底埋葬。
（三）
毛主席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中，运用唯物论辩证法，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创造了以人民战争为基础的一整套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毛主席说过：“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是对我们的战略战术的精辟概括。我们的战略战术，说来说去，就是这四句话。走，你就打不着我，我们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打，我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总之，要打歼灭战，总要打死人，抓到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
着眼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是我军作战的基本指导思想。毛主席告诉我们，战争的目的即战争的本质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指导战争不能离开敌我之间各种互相对立的基本因素，也不能离开战争的目的。敌我之间各种互相对立的基本因素展开于战争的行动中，就变成互相为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斗争。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两者辩证地联系在一起。“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和发展自己，才能转变敌我力量对比，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毛主席曾形象地比喻，“大观园里贾宝玉的命根是系在颈上的一块石头，国民党的命根是它的军队”。对我们来说，只有彻底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挖掉它的命根，才能实现战争解决问题。
我国的历次革命战争，都是从数量和装备占优势的敌人向我们大举进攻开始的，战争的相当长时期都是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进行的，因此，“首先而且严重的问题，是如何保存力量，待机破敌。所以，战略防御问题成为红军作战中最复杂和最重要的问题。”毛主席为我们制定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积极防御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中，敌人以数倍甚至十倍以上的优势兵力向我进攻，我军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下，实行积极防御，首先有计划地诱敌深入，创造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抓住战机，适时举行反攻，即以战役和战斗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采取“割指头”的办法，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每次反“围剿”虽然只歼灭整个来犯敌军的一部分，然而强敌的“围剿”被打破了，我军力量得到发展，革命根据地也得到巩固和扩大。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完全不懂得这些，在第五次反
“围剿”时，采取消极防御方针，既不敢突破敌人的围攻线，向敌人后方打去，实行有利的外线进攻，也不敢诱敌深入，待机歼敌，而是惧怕丢失土地，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分兵把口，处处设防，节节抵御，搞短促突击，打堡垒战，打消耗战。结果，使红军遭受严重损失，丧失了整个中央革命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毛主席正确地分析了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制定了以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的战略方针。在战争初期，为了赢得全面转入自卫战争的时间，掩护解放区进一步完成迎击蒋介石进攻的各项准备，毛主席把握住解放区军民敌忾同仇的意志，乘敌人大举进攻开始展开的有利时机，指示我军看准敌人的弱点，按照初战必胜的原则，主要是在解放区的前部，打一些歼灭战，以鼓舞军民斗志，挫伤敌人锋芒。尔后，我军实行大踏步前进和后退，在运动战中大量歼灭敌人，加速敌我力量对比形势的转化，直到最后转入战略进攻。在积极防御的全过程中，消灭敌人是第一位的，只不过有时是直接的，有时是间接的、迂回曲折的。这样就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是否着眼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是区别积极防御还是消极防御两种战略方针的重要标志。着眼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思想，在战略进攻阶段更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解放战争后期，毛主席亲自指挥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是解放战争的伟大战略决战，实际上也是长达二十二年之久的中国革命战争的伟大战略决战。三大战役歼灭敌人一百五十四万余人，使国民党赖以发动反革命内战的精锐部队基本上归于消灭。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充分地表现出毛主席用兵如神的高超的战争指挥艺术。
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思想，在毛主席制定的一系列军事指导原则中，有着普遍的深刻的反映。井冈山斗争时期，毛主席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把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的辩证关系贯穿于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之中。在解放战争时期，毛主席总结了我军一路来打胜仗的根本经验，制定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提出了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和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等等。这样，就把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作战指导思想，更加充分和完善地反映在我军的军事原则之中了。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战胜敌人的最好办法。从战略防御中改变敌我形势，争取胜利，基本上依靠集中兵力这一着。从战役和战斗上讲，集中优势兵力，采用包围迂回战术，打敌一路或一部，才能做到全歼和速决，并使敌人的增援落空，便于我军迅速转用兵力对付另一路敌人，实行各个击破。我军历史上出色的歼灭战，都是采用这种战法的结果。如毛主席亲自指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我以三万对敌三十万，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根据地几乎全部被敌占领。但我军避敌主力，打其虚弱，集中兵力，各个歼敌，在局部造成优势，速战速决，一战而胜，迅速转用兵力歼击他敌，七天之内接连打了三个歼灭战，使敌之主力东奔西跑，饥疲沮丧，被迫退却，我又乘其退却，消灭敌人一个师和一个旅，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围剿”。由此可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摆脱被动，争取主动，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行之有效的作战方法。毛主席指出：“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颇难。”要真正做到集中兵力，指导者就要有战略头脑，不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进行客观的分析判断，做到全局在胸，切实把握重点，当机立断地选定歼击对象，集中主要兵力，一鼓而歼灭之。
我军的作战形式，是根据战略方针确定和运用的，又都必须贯彻着眼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思想。以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为内容的运动战，是我军主要的作战形式。毛主席指出：“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然要是运动战。”我军在广阔的战场上，大踏步前进和后退，迅速集中和分散，即有利于调动敌人，使敌人脱离坚固据点，成为运动或临时驻止状态，充分暴露其弱点，又有利于发挥我军的长处，实行近战夜战，包围迂回，从四面八方攻击敌人，更有效地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达到速决和全歼。例如，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对我陕甘宁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敌人动用兵力达二十三万人，我主力部队只有二万多人，兵力悬殊很大。毛主席亲自指挥我军主动让出延安和一些地方，避开敌人锋芒，用“蘑菇”战术与敌周旋，待敌精疲力竭时，集中优势兵力，用运动战连续地各个歼灭敌人，经过十个月作战，歼敌七万余人，迫敌转入防御。接着，我军在转入外线作战一开始，用“围城打援”的方法，在宜川战役中又一举歼敌三万人。这样，不仅改变了西北战场敌我力量对比，为解放西北全境奠定了基础，而且发展了全国的有利形势，促进了战略决战的到来，并为我们树立了打运动战的光辉范例。
阵地战对我军来说，是辅助的作战形式。在不同的战争时期和阶段，阵地战的比重是变化的。我们的阵地战，通常是配合运动战的，实行围城打援，攻点打援，攻坚阻援，把阵地防御、阵地攻击和打运动中及临时驻止之敌有机地结合起来，以达到歼敌的目的。解放战争后期，我军进行大规模运动战的同时，更多地实行了阵地攻击作战，歼灭坚守阵地之敌。抗美援朝战争后期，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依靠阵地实施战术性反击作战，对成排成连成营的敌军，给以全部和大部歼灭的打击；然后在敌向我举行反击时，又在反复作战中给敌以大量杀伤。对这种阵地作战，毛主席给予很高的评价，为我们依据新的条件不断发展自己的战术，适应客观情况灵活地运用作战方法，提供了新的启示。
游击战，是人民战争广泛运用的一种作战形式。它能最紧密地联系广大人民群众，深入敌后，坚持斗争，在长期、残酷的战争中发挥其强大的威力。它对正规战争不仅有战役、战斗的配合作用，且在战略上有其伟大的配合作用。广泛开展游击战，到处牵制、袭扰敌人，把敌人的后方变成它的前线，在精神上给敌人以很大的打击和威胁，在人员和物质上给敌以损伤和消耗。它虽然不能象运动战那样痛快淋漓地歼灭敌人，却也能小口小吃，集小胜为大胜。
毛主席依据革命战争实践为我们制定的一系列战略战术，是战胜一切敌人的强大法宝。要发挥这个法宝的威力，必须在一定的客观物质基础上，发挥指挥员的主观能动性，善于按照变化着的具体条件，灵活运用。毛主席指挥我们打仗，非常珍视广大指战员的积极求战和革命首创精神，在要求各级指挥员必须注意全局、服从全局的同时，总是强调要灵活机动，依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去作战。
战争和战争阶段的不同，作战对象、时间、地域和武器装备等的不同，我们的作战方法也要有相应的变化和发展。要灵活地使用兵力，灵活地使用和变换战术，不断地研究和掌握随着技术装备发展而来的最新的战术。战争情况是经常变化的，战场情况的变化更是急剧，有利战机不易多得。这就要求指挥员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在上级意图下积极地机断行事，努力创造和捕捉战机，选择最有利的时间、地点，运用最有效的作战方法，大胆、坚决地采取作战行动，消灭敌人。战争的实践告诉我们，坚定的作战目的和灵活的作战指挥是缺一不可的，只有切合实际情况的作战指挥，才能更好地实现正确的方针和原则。
毛主席为我军制定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基础之上的。我们的战争是正义的革命战争，我们的军队是为人民利益而战的军队，我们的一切作战行动都能得到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因而我们的战略战术能够得到充分的运用，并发挥其强大的威力。尽管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熟知我们的战略战术，千方百计地研究对付的办法，但是，它们进行的是非正义的反革命战争，遭到人民群众的坚决反对，因而，我们的战略战术它们是不能利用的，也是永远对付不了的。
每当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向我们发动战争的时候，总是狂妄地叫嚷，它们一定会取得“迅速而完全的胜利”。我们的朋友，也很为我们担心。但战争总是以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可耻失败而告终。我们总是能够以自己的胜利打败敌人，告慰朋友。
然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是不会接受历史教训的。它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的力量。现在，苏修美帝都在拚命吹嘘它们的现代化武器装备的威力，把飞机、坦克、导弹、核武器之类的作用吹得神乎其神，向革命人民进行恐吓和讹诈。其实，它们自己对这些东西未必真有信心。因为，它们也懂得，任何现代化武器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弱点的一面；随着这些武器的出现，也就产生了对付这些武器的办法；而且现代化武器装备缺少或离开了相应的保障条件，就难以发挥其预期的作用；特别是武器要靠人去使用，它们现代化武器比我们多，但士气低，是“铁多气少”。它们面临着不可克服的内外矛盾所带来的灾难，是任何新式武器所补救不了的。我们不否认核武器具有相当的破坏威力和杀伤效能，但靠它不能最后解决战争问题。侵略者用它可以破坏一个城镇，却不能占有这个城镇，更不能占有人心，相反地只能更加激起被侵略国家和世界人民的愤怒反抗。迷信鬼神的人最害怕鬼神，迷信核武器的人也最害怕核武器。众所周知，在双方都有核武器的条件下，这种武器对于工业和人口高度集中的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威胁要大得多。我国经济建设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采取工农结合、城乡结合、大中小结合、平战结合的方针，是任何现代化武器所打不垮、炸不烂的。如果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胆敢发动核战争，必将付出加倍的代价来偿还它们欠下的血债。
帝国主义就是侵略，就是战争。苏美两霸是新的世界大战的策源地，特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对于新的世界大战，我们历来有两条：“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我们一定要坚持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战略方针和“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的重要指示，对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突然袭击，保持高度警惕，在精神上物质上做好一切准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如果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老爷们胆敢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不管是常规战争，还是核战争，我们都一定奉陪到底！而且一旦打起来，就是一场长期的、全面的人民战争。为了用正义战争消灭非正义战争，我们准备付出最大的民族牺牲，对人类的解放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台湾省是我国的神圣领土，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以实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遗志，实现八亿人民的共同愿望，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
最近，我们党胜利地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届三中全会，确认了华主席在全党全军的领袖和统帅地位。华主席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接班人，是我们的好领袖、好统帅。有了英明领袖和统帅华主席，又有敬爱的叶副主席、邓副主席的协助，我们对未来充满着必胜的信心。让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抓纲治国，抓纲治军，把揭批“四人帮”的运动引向深入，进一步加速我军革命化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做好解放台湾的准备，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英勇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