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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人帮”是用笔杆子杀人的刽子手
何令修 曹贵林
党的十大以后，“四人帮”有组织、有计划地刮起了一股“批宰相”的妖风。他们在上海的写作班子罗思鼎首先发难，抛出了《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江青看后啧啧称赞，夸奖说：“这篇文章好就好在批了吕不韦，吕不韦是宰相。”接着，两校大批判组也抛出了《孔丘其人》，把孔丘作为“宰相儒”的祖师爷来批。南北遥相呼应，敲响了“四人帮”批宰相丑剧的开台锣鼓。此后，“批宰相”就成为“四人帮”批林批孔的一项重要内容。
“四人帮”为什么要这样起劲地批宰相呢？宰相是封建社会的最高行政长官，他秉承皇帝的旨意，处理封建国家的内外事务。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宰相就是皇帝的助手和政府首脑。由于宰相的这种重要地位，往往成为历史上一些野心家觊觎的对象。吕后在刘邦临终时，对安排谁担任相国的职务最为关心。刘邦死后，她策划夺权篡位的一个要着，就是罢了右丞相王陵的官，夺了左丞相陈平的权，提拔亲信审食其、侄子吕产为相。“四人帮”继承吕后一类野心家的衣钵，利用宰相在历史上是政府首脑的称号，居心险恶地拿它来影射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影射我们的总理，策划篡党夺权。“四人帮”刮起的那股“批宰相”的妖风，表面上批的是历史的亡灵，实际上攻击的是我们的总理。周总理逝世以前，他们集中攻击周总理。周总理逝世以后，他们又集中攻击代总理和继任总理的华国锋同志。他们把“批宰相”的文章叫做“政治文章”，这就不打自招地泄漏了他们的险恶用心。
“四人帮”是一伙惯于造谣言、放暗箭的政治流氓。他们所以选择“批宰相”这个题目大造反革命舆论，不仅因为“宰相”这个靶子可以用来影射总理，而且因为文章是做在历史上的宰相身上，更便于他们用伪造历史的卑劣手法，造谣诬蔑，罗织罪名，进行政治陷害。他们象巫婆一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时呼唤出各色各样的历史亡灵。一会儿是批“复辟倒退”的宰相，一会儿是批“折衷主义”的宰相，一会儿又是批“投降卖国”、“崇洋媚外”的宰相，真是应有尽有。
“四人帮”伪造历史的手法，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罗思鼎的头头公开鼓吹：“写历史文章要生动，可以七真三假”，“这是文学加工，造出来变成真的了”。其实，他们的文章岂止是“七真三假”的问题。他们“写历史文章”是假，阴谋篡党夺权是真。他们笔下的
“宰相”，不但经过了他们的“文学加工”，而且经过了他们的“政治加工”。
例子之一是孔丘。《孔丘其人》一开头就说：“今天，彻底揭露孔丘的反动面目，对于识别王明、刘少奇、林彪这一类政治骗子，反击开倒车、搞复辟的逆流，很有意义。”所谓“王明、刘少奇、林彪这一类政治骗子”是指谁呢？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江青在一次会上露了底。她叫嚣：“现在有很大的儒”，“要不为什么批林批孔？”她还说，这个“现代的大儒”不是刘少奇，也不是林彪。他们的矛头对准谁，不是很清楚了吗？《孔丘其人》中的孔丘，正是根据他们的这一反革命需要虚构出来的。陈成子弑齐简公，孔丘请鲁哀公出兵讨伐这件事，史书记载只说“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四人帮”却故意把孔丘说成是“七十一岁、重病在床”的病人。这是什么“文学加工”？分明是丧心病狂地影射攻击病情恶化的周总理。“四人帮”在这个假孔丘身上，放肆地发泄他们对周总理的刻骨仇恨，什么“复辟狂”、“两面派”、“伪君子”，用语之恶毒，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仅如此，《孔丘其人》说：“孔老二这个家伙，一不懂革命理论，二不会生产劳动”，“他的生产知识等于零”。可是在《再论孔丘其人》一文中，同一个孔丘却变成了装出一副“关心民众、发展生产”的样子，“提出‘使民以时’，不要影响农业生产。俨然一个‘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为什么同是一个孔丘，在“四人帮”的笔下前后会有这样绝然不同的脸谱呢？原来，《再论》是在一九七六年二月发表的，在这之前，华国锋同志一九七五年十月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总结报告中，代表党中央提出了“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伟大战斗任务。“四人帮”疯狂反对华国锋同志的报告，江青公然诬蔑说：“这个报告说轻一点是修正的！”一九七六年二月，毛主席亲自批准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四人帮”对此极端仇恨，《再论》一文就用这些恶毒的语言影射攻击华国锋同志。
例子之二是吕不韦。《吕氏春秋》这部书，是吕不韦让他的门客集体编纂的。由于书不是出于一人之手，诸子学说兼而有之，所以《汉书·艺文志》把它列入“杂家”。“四人帮”偷梁换柱，竟据此把吕不韦说成是“折衷主义者”，是“用‘杂家’的面目来掩盖极右的儒家本质”。然后又把笔锋一转，大骂吕不韦一类的“机会主义者”：“他们常常摆出一副平正、公允的面孔，用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态度来掩盖自己的极右本质”；“表面上不偏不袒，实质上千方百计保护反动派，对革命派则是力图置之死地而后快”。谁都知道，周总理一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和“四人帮”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周总理对此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周总理总是教育领导干部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同时坚决保护受林彪和“四人帮”打击迫害的革命干部。周总理还在各种场合，耐心说服和教育两派群众消除资产阶级派性，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四人帮”对此十分仇视，他们在北京市的那个黑干将，曾经公开诬蔑周总理是“和稀泥”的“温和派”。他们捏造的这个假吕不韦，就是为了影射攻击周总理而设的靶子。“四人帮”这种无耻诽谤丝毫无损于周总理的高大光辉形象，而恰恰暴露了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用心。
例子之三是霍光。历史上的霍光在汉武帝身边二十余年，“小心谨慎，未尝有过，甚见亲信”。武帝临终时，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的身份受命辅佐昭帝，在昭、宣两朝秉政，继续执行武帝的各项政策。“四人帮”出于他们的反革命需要，在由梁效炮制的《读〈盐铁论〉——西汉中期儒法两家的一场大论战》一文中，竟篡改历史，利用“盐铁之议”大做文章，把霍光说成是“奴隶主残余势力”的“黑后台”，“用孔老二的徒子徒孙、贤良文学作为他的炮筒子”，企图“改变汉武帝的政治路线”。人们还记得，批林批孔运动初期，江青到处写信送材料，曾经诬蔑一些国家机关的负责同志是“孔老二的徒子徒孙”。“四人帮”所以要对霍光大张挞伐，就是为了影射攻击周总理，诬蔑周总理是“保守势力”的“后台”。姚文元唯恐读者不了解他们的用意，还加上了一段：贤良文学“竭力吹捧‘周公之时，士无贤不肖，皆可与言至治’，拚命要求‘复往古之道’，就是要复辟古代奴隶主专政的统治秩序”。这样，就更加突出了他们诬蔑攻击周总理的反动意图。
例子之四是李鸿章。一九七四年，“四人帮”在外贸和“风庆”轮的问题上，制造事端，掀起了一阵反革命的鼓噪，疯狂反对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他们在上海的余党，为此专门布置炮制了一篇《李鸿章出洋》的“历史故事”，在一个刊物上发表。讨论选题时，他们放肆地诬蔑国务院的一些部门“浪费了大量的外汇，买了些没有用的东西”。按照他们定下的调子，这篇“历史故事”借李鸿章一八九六年游历欧美一事，肆意歪曲历史，影射攻击中央领导同志。李鸿章出洋，是要加强清政府与沙俄等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的勾结。当时帝国主义列强曾以为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做一笔军火生意。但实际上李鸿章此行“一无所购”，使列强大为失望。“四人帮”不顾历史事实，把李鸿章出洋说成是购买舰船军火，其目的是为了与交通部经周总理批准购买外轮联系起来，诬蔑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搞“洋奴哲学”、“崇洋卖国”。文章中还故意借群众的口吻大骂：“洋枪，洋船，洋货，见了洋人的东西就象亲老子一样，求呀！拜呀！我真不明白这些官老爷安的什么心。总有一天要把他们全都……”语藏杀机，凶相毕露。作者原稿还画龙点睛地加上一笔：“李鸿章是总督、大学士，相当于宰相，是那时‘官老爷’的代表人物。”
“四人帮”批宰相是为了他们自己要当宰相。
“四人帮”对总理的职位觊觎已久。江青在一九七一年就恬不知耻地吹嘘：“总理不在的时候让我管。”一九七四年筹备四届人大期间，“四人帮”加紧篡权活动，妄图组织他们的“内阁”。梁效、罗思鼎之流，竭力为他们的“组阁”阴谋制造舆论。有的文章借王安石变法影射攻击说：“当时，朝廷里的元老重臣，都是一些墨守成规、腐朽不堪的儒家老顽固，他们最怕改革，听说神宗要让王安石参政，十分恐惧，极力阻挠。”文章还借古喻今地大声疾呼：“天下之论，以金陵（王安石）不作执政为屈。”公然为“四人帮”“组阁”请命了。
毛主席在《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中指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四人帮”利用历史，炮制黑文，借批宰相为名，行反周总理和华主席之实，用笔杆子杀人，自以为得计。但是，不管他们怎样伪装，尾巴总是藏不住的，结果必然受到历史的无情惩罚。他们所炮制的那些批宰相的文章，成了他们反革命的可耻罪证。把这份罪恶的记录拿出来作为反面教材，用以提高我们的嗅觉，增长我们识别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的能力，这应该说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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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风·防护林带
北京部队 李谦
风，不但自然界里有，政治领域里也有。毛主席在反右斗争即将开始的时候，就语意深长地教导我们：“台风年年都有，国内国际的思想台风、政治台风也是年年都有。这是一种社会的自然现象。”（《毛泽东选集》第5卷335页）这是对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不可避免的生动的论述。我国建国二十多年的历史，我们在风浪中前进的历程，充分证明毛主席的论断是何等的英明、正确。
政治台风一刮起，人们的态度就一定要鲜明地表现出来。态度虽然各个不同，但总括起来，一类犹如草，一类象大树。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台风一刮，动摇分子挡不住，就要摇摆，这是规律。我劝大家注意这个问题。有些人摇那么几次，取得了经验，就不摇了。有那么一种人，是永远要摇下去的，就象稻子那一类作物，因为秆子细，风一吹就要摇。高粱、玉米比较好些，秆子比较粗。只有大树挺立不拔。”（《毛泽东选集》第5卷335页）
大树，迎着台风挺立不拔。树对风的抵御是被动的，人就不同了。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战士，有锐敏的嗅觉，有明亮的眼睛，有高度的警惕，有对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规律的深刻认识，不仅在风已“盛怒于土囊之口”时敢于斗争，而且当风刚刚“起于青萍之末”时，就能及时察觉，辨清风向，识别风源，主动地同阴风作斗争，减少它对革命事业的危害。
我们赞颂大树的顶风精神，但是还应该看到，一棵树，几棵树，是难于战胜风害的。只有千千万万棵树长成一片，才能把风魔降伏。毛主席针对右派的猖狂进攻，曾高瞻远瞩地向我们指出：“他要吹风嘛！他要吹几级台风。那末好，我们就搞‘防护林带’。”（《毛泽东选集》第5卷476页）
“搞防护林带”，这是毛主席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总结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经验，提出的一件带战略意义的大事，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的重大措施。从反右斗争以来的二十年中，毛主席始终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直接交给群众，在同政治台风作斗争中大搞群众运动。在毛主席的精心培育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抚育下，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大风暴中，我们队伍中成千上万棵参天“大树”茁壮地成长起来了，坚强地挺立起来了。看，大庆的千里草原上，就有这么一条“防护林带”，所以，“四人帮”虽然对大庆大刮阴风，也没有撼动大庆这面红旗；大寨大队也有这么一条“防护林带”，因而尽管江青两次去大寨兴风作浪都被英雄的大寨人民坚决地顶了回去。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处处都有了这样的“防护林带”，不管多大的台风就都能抵挡，使社会主义的天空永远明亮，山河永远秀丽，阳光永远灿烂，万物永远生机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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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参考资料（17）
这次我们的代表团到苏联去，就给他们捅穿了一些问题 一九五七年一月，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在苏联进行了访问。在访问期间，周总理向苏共领导人阐明了我们对斯大林问题的意见，批评了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叛徒集团在斯大林问题上对斯大林“完全没有全面的分析”，“缺乏自我批评”，“事先没有和兄弟党商量”等错误；还就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提出所谓“和平过渡”的错误口号，就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问题，系统地阐述了我们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即阐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维的矛盾运动的一般发展规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阐明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揭露资产阶级剥削工人阶级的秘密（剩余价值学说）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阐明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过渡到更高级的社会发展阶段、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的科学社会主义。详见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1972年中文版第2卷第441——446页。
斯大林就比较差一些。比如在他那个时期，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说成是德国贵族对于法国革命的一种反动 斯大林同志这种全盘否定德国古典哲学的观点是在四十年代提出的。这个观点曾被广泛引用过。如列昂诺夫著的《辩证唯物主义概论》中说：“斯大林同志指出：黑格尔的哲学是对法国革命和法国唯物主义的贵族反动。”（莫斯科1948年俄文版第89——90页）
他否定德国的军事学，说……克劳塞维茨的书也不应当读了 克劳塞维茨（1780——1831），普鲁士将军，著名的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曾写了有名的《战争论》。对这部著作，马克思和列宁都很重视，认为是军事方面的重要著作。斯大林在《给拉辛同志的信》中，对德国的军事学和克劳塞维茨作了否定的评价，他说：我们必须从我们事业的利益和现代军事科学的观点出发，不仅批判克劳塞维茨，而且批判莫尔特克、施利芬、鲁登道夫、凯特耳和其他的德国军事思想代表者。近三十年来，德国曾两次把流血最多的战争强加于世界，而两次它都被打败了。这是偶然的吗？当然不是。这是不是说明，不仅整个德国，而且连它的军事思想也是经不起考验的？无疑是这样的。任何人都知道，全世界的军人，包括我们俄国军人在内，曾如何尊重德国的军事权威。是否必须消除这种不应有的尊重呢？必须消除。为此就必须批判，特别需要我们方面，即德国的战胜者方面的批判。
苏联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关于同一性的一条，就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辞典里说：“象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生与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互相排斥的”
这个错误观点，见苏联罗森塔尔、尤金编的《简明哲学辞典》，一九五五年七月中文第一版关于“同一性”的一条。其中说：“有时，有些人错误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原理应用于一些根本对立的现象。例如：一些人说，和平和战争是同一的；另一些人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同一的，等等。……象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生和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相互排斥的。”
《乌盆记》《乌盆记》一名《奇冤报》，又名《定远县》，是一出宣传有鬼论的坏戏，京剧和许多地方戏都有这个剧目。剧情是：宋朝时，南阳有个绸缎商人刘世昌在外卖完货后回家，行至定远县遇雨，借宿在烧盆窑的窑户赵大家。赵大见财起意，用药酒毒死刘世昌，又把刘世昌的尸体烧成灰，和了泥制成乌盆（瓦盆）。以后鞋匠张别古向赵大讨债，赵大用乌盆给张抵偿。张别古把乌盆拿回家以后，乌盆忽然说了话，诉说了刘世昌的冤情。于是张别古代刘世昌向包拯（包公）告状，包拯为他雪了冤，杖毙了赵大。
《天雷报》 《天雷报》又名《青风亭》，是一出宣传因果报应的坏戏，京剧和许多地方戏都有这个剧目。剧情是：宋朝时，有个书生薛荣，娶有一妻一妾，一次，薛荣外出参加科举考试，薛妻严氏乘机虐待薛妾周桂英。周桂英在磨房生下一子，严氏命仆人将婴儿抛弃荒郊。周桂英不敢违抗，便写一血书，连同金钗暗藏在婴儿身上，以便日后相认。婴儿被磨豆腐、打草鞋为生的张元秀拾去，取名张继保，抚养成人。张继保十三岁入学，常因张元秀非其生父受到同学讥笑。张继保回家向张元秀追要亲生父母，张元秀发怒责备他，他逃到青风亭，张元秀也追到青风亭。这时恰好遇到周桂英。周桂英先是为他们排解纠纷，无意中在张继保身上发现自己的血书，知道继保原来是自己的儿子，便相认带走，张元秀也忍痛同意。后来张元秀夫妻年老多病，沦为乞丐。一天，从地保口中得知张继保中了状元，做了官返回家乡，就前往相认。但张继保翻脸不认人。张元秀夫妻悲愤中，双双碰死。老天大怒，命令雷神将张继保击死。
牛鬼蛇神 指“牛头之鬼，蛇身之神”，本来是古代神话传说中虚构的拟人形象。唐朝诗人杜牧在《李贺诗序》中形容李贺的诗说：“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杜牧是用牛鬼蛇神来形容李贺的诗的离奇变幻的。后来人们用牛鬼蛇神比喻各种各样的坏人。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就是个大难免论 《人民日报》编辑部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写成《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于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篇文章全面总结了十月革命道路的基本经验，肯定了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同时指出：“错误和失败，尽管在表现形式和严重程度上各有不同，却是任何国家在任何时期都不能完全避免的。而苏联由于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它的一些错误和失败更加难于避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如果从一八六四年第一国际成立的时候算起，到现在还只有九十二年。在这九十二年中，虽然有许多迂回曲折，但是整个运动的进展是十分迅速的。”“我们前面的道路无论还有多少曲折，人类最后总是要走到光明的目的地——共产主义，这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的。”这篇文章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掀起的反共反斯大林的逆流，给予了有力的回击。
段祺瑞 北洋军阀中皖系军阀的首领。他是北洋军阀大头子袁世凯在北洋军队中的重要骨干，被称为袁世凯的“龙虎狗”。一九一二年袁世凯窃踞了总统职位后，他被任命为陆军总长。从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二六年，他曾几度担任国务总理、“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并兼陆军总长等职，把持过北京政府的实权。他掌权时，对外实行卖国投降的政策，对内残酷镇压人民。他对一九一九年爆发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一九二五年爆发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和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京群众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炮击“大沽口”的游行示威，都进行了血腥的镇压。
辛亥革命就走了回头路，革掉了皇帝，又来了皇帝，来了军阀 一九一一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封建帝制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当时，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乘机施展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段，窃夺了革命成果。一九一五年十二月，袁世凯复辟封建帝制，做了八十三天的“洪宪皇帝”。他被迫下台后，封建军阀张勋又于一九一七年扶植废帝溥仪复辟，但只有十二天就垮台了。此后，中国出现了军阀封建割据和纷争的局面。皖系军阀段祺瑞、直系军阀曹锟和吴佩孚、奉系军阀张作霖等先后夺取了北京中央政府的权力，实行反动统治。
（以上各条见《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