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8月18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人民文学》复刊的一场斗争
《人民文学》编辑部
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四人帮”猖狂反对毛主席,妄图打倒周总理和华国锋同志;“他们违背毛主席的指示,另搞一套,疯狂打击和诬陷邓小平同志”;他们阴谋进行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罪恶活动,罪行累累,民愤极大。在围绕着《人民文学》复刊问题上所进行的一场激烈斗争,也充分表明了“四人帮”确实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反革命的阴谋集团。
《人民文学》从一九四九年创刊号上登载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的亲笔题词以来,一直得到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一九六六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人民文学》停刊检查工作。此后,“四人帮”就象假洋鬼子那样再也不准《人民文学》革命了。
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广大工农兵群众对文学事业的要求愈益迫切,复刊《人民文学》的呼声越来越高。一九七二年夏天,原《人民文学》负责人,根据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指示,遵照毛主席批示同意、周总理亲自关怀制订的《关于出版工作座谈会的报告》中筹办文艺刊物的精神,着手准备《人民文学》杂志的复刊工作。但是,万恶的“四人帮”多方刁难,故意拖延时日,始终不予批准。结果,筹办的班子被迫解散,人员含愤离去,《人民文学》复刊计划又被打入冷宫。
时过不久,“四人帮”忽然对筹办《人民文学》热心起来。一九七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张春桥亲自出面召见他们在文化部的一个亲信进行谋划。这是因为在“四人帮”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的摧残下,百花齐放不见了,诗歌、散文、小说、文艺评论少了,群众有强烈的不满情绪,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一再严正地批评了这种状况。七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又对电影《创业》作了重要批示,严厉批评“四人帮”动辄陷人以罪,指出要调整文艺政策。毛主席对于文艺工作和《创业》的这些批示,十分有力地击中了“四人帮”的要害,“四人帮”便慌了手脚,以攻为守,想在《人民文学》问题上打主意。不过,这次不是别人筹办,而是他们一手包揽;既要打击别人,又要伪装自己。
张春桥在召见那个亲信面授机宜时说:“只要几个热心人,几个年轻人就办得成功。要夺权,不要原来的人。《红旗》姚文元去夺权。人不要多,《朝霞》人就少。”多狠毒啊!原先筹办的班子早被他们拆散了,他们还是念念不忘“夺权”!他们的本意就是要把《人民文学》办成象《朝霞》那样的“四人帮”直接控制的帮刊。根据张春桥的这个旨意,经过一番密商,文化部那个亲信副部长荣任主编,一个“信得过”的《朝霞》的负责人调来任常务副主编。大事既定,创办(不是“复刊”)《人民文学》的请示报告于九月六日以文化部的名义径送中央政治局。九月八日,张春桥首先看了这份报告,即刻批道:“拟原则同意”。这个由“四人帮”控制的文化部所主办的“新生的”《人民文学》眼看要粉墨登场兴风作浪了。
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识破了“四人帮”的阴谋。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在这份报告上作了针锋相对的重要批示。邓小平同志对于出版《人民文学》批示:“我赞成”。接着,义正词严、一针见血地指出:“看来现在这个文化部领导办好这个刊物,不容易。”邓小平同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爱憎何等分明!他“赞成”办《人民文学》,因为当时文艺战线的斗争需要这样一个刊物,但他不同意由当时的文化部办,因为“现在这个文化部领导”显然是“四人帮”的反革命帮办,《人民文学》这样重要的阵地不能交给他们!
事情虽然发生在一个刊物上,却是关系到路线的大问题。毛主席早就看穿“四人帮”有野心,不断对他们发出了警告。特别是在对电影《创业》的批示中,毛主席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明确地提出“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邓小平同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英明决策,他对《人民文学》的这一批示,鲜明地体现了毛主席的战略意图,成为动员全党调整文艺政策的信号和重要步骤,是讨伐“四人帮”的檄文,打破了“四人帮”企图利用文艺进行反党活动的阴谋,申张了革命的正义,因而使“四人帮”惊恐万状,穷于应付。
“四人帮”百般仇视这个批示,但不敢公开对抗,只好施阴谋、耍手腕,行缓兵之计。张春桥扣压这个批示一个多月之后,于十月十五日批道:“××同志:此件在我处压了一些时候,本想面商,实在按(安)排不出时间,反而误了时间。请你们同出版局协商,先办起来。”这里所说的“本想面商”是真的,但有邓小平同志的批语在,他作贼心虚、踌躇不定。什么“实在按(安)排不出时间”,都是假话,张春桥搞阴谋从来不吝惜时间,“拟原则同意”的话不是报告送上的第三天他就批了么?可见他心里有鬼。签名之后,张春桥又作了补批:“待商。可以先设在出版局,如果不方便,将来再说。”什么“面商”,“协商”,“待商”,总之,在邓小平同志批示的打击下,他显得六神无主。但是,这个惯于耍反革命两面派的张春桥还是想了对策,暗示亲信们不要泄气,《人民文学》可以“先”设在出版局,《人民文学》的权还得抓住不放,以待“将来”反扑过去。文化部的亲信领会了张春桥的意图,一面向编委会和编辑部严密封锁邓小平同志的批示,一面极力争夺《人民文学》的领导权。经过“协商”,他们竟干出这样的事:只让国家出版局出经费、管出版,而刊物的方针大计概由他们在文化部的亲信制定。这样一来,《人民文学》还是由“四人帮”直接控制。
一九七六年元月,《人民文学》正式出版。众所周知,一九七六年年初,“四人帮”向党发动了猖狂进攻,全面推行修正主义极右路线。他们借着《人民文学》复刊的问题欺世盗名,恶毒进行煽动。“四人帮”的帮喉舌、反革命别动队“两校”批判组,在《否定文艺革命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一文中叫嚣什么:“对文艺界,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抡起‘整顿’的大棒,诬蔑文艺界新的领导班子,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连个文艺刊物也办不好。”这是对毛主席的“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的公然诽谤,是对邓小平同志的险恶诬陷。所谓“文艺界新的领导班子”,就是指“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所谓“文艺刊物”,就是指《人民文学》。当时人们读它不懂,现在完全读懂了,那些话也是针对邓小平同志一九七五年这个批示的,他们一直对邓小平同志怀恨在心,乘机要翻这个批示的案。从此以后,《人民文学》筹办中的种种周折以及邓小平同志的批示都成了疑案,《人民文学》被他们严加控制;《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同志虽然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进行过一些抵制,但终究无能为力,因而收效甚微。这样的局面一直延续到“四人帮”被粉碎的前夕。
这就是围绕着《人民文学》复刊问题上的一场激烈复杂的斗争。这场斗争更使我们认识到“四人帮”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推行的是一条极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他们是一伙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是彻头彻尾的极右派!他们的反革命罪行激起了我们极大的革命义愤。
“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四人帮”的滔天罪行现已大白于天下。英明领袖华主席指出:“四人帮”“对邓小平同志进行打击、诬陷,这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又说:“‘四人帮’对邓小平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当推倒”。今天,我们学习华主席的这些重要指示,回顾《人民文学》复刊上的这场斗争,心情非常激动,感受更加深切。我们跟全国人民一起热烈欢呼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伟大胜利!
粉碎“四人帮”之后,《人民文学》又回到了人民的手中。人民需要它,我们有责任办好它。“四人帮”处心积虑要争夺它,我们应当加倍地珍惜它。我们要总结这场斗争的经验教训,提高我们的路线觉悟和政治敏感,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坚守社会主义的文学阵地,彻底清除“四人帮”的一切流毒和影响。我们一定牢记毛主席对《人民文学》的亲切关怀,牢记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关怀,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粉碎“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全面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创作,让毛主席的“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的光辉题词永远鼓舞着《人民文学》胜利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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