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这个案是永远翻不了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批判组
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如何鉴别无产阶级左派和资产阶级右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有关反击右派斗争的光辉论述，对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作了科学的回答。
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好不好？有没有成绩？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右派否定人民事业的成绩。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走那一个方向呢？走这边就是社会主义，走那边就是资本主义。右派就是要倒转这个方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三条，要搞社会主义，谁人来领导？是无产阶级领导，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是共产党领导，还是那些资产阶级右派来领导？右派说不要共产党领导。我看这一回是一次大辩论，就是在这三个问题上的大辩论。”
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从党的整风一开始，便大叫大嚷，什么“肃反成绩等于零”呀，“农民生活没有改善”呀，把几亿人民从事的伟大事业描绘得一团糟。谁要是讲八年的成绩，他们就攻击你是“歌德派”、“护墙派”。他们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是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根源，扬言要对现存制度进行“爆破”。他们利令智昏，咒骂党的领导是“党天下”，公然要共产党下台。他们还搞什么“政治设计院”，要和共产党“轮流执政”，甚至气势汹汹地叫嚷要杀共产党员，真是猖狂之极。
十多年后，资产阶级右派的这一套，全盘为“四人帮”所承袭，并且表现得更凶恶、更阴险、更毒辣。
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就狂叫要“搞十七年”。谁要是说对十七年要作分析，她就给你扣上“包庇十七年”的大帽子。近年来，他们更是露骨地提出要“和十七年对着干”。谁要是有点异议，谁就是“右倾翻案”、“复辟派”。在他们眼里，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简直成了罪恶的、黑暗的十七年。
这是何等恶毒的历史颠倒！
全世界的人们，不管政治见解如何，都不能不承认，中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十七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早在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就指出：“我们的政权的建立还不过短短几年，人们可以看到，不论在经济方面，在文化、教育、科学方面，都已经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到了建国后的第十六个年头，毛主席用“到处莺歌燕舞”、“试看天地翻覆”的豪迈诗句，概括了我国文化大革命前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面貌。十七年中，我们在国际的阶级斗争中，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和粉碎苏修叛徒集团反共反华逆流的伟大胜利，只有卖国贼才会否定这种胜利。十七年中，我们胜利地进行了镇反、肃反的斗争，并在政治战线、经济战线和思想战线上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向无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只有反党的极右派，才会否定这一伟大的战斗历程。十七年中，我们不仅完成了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而且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制度，并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引下，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各条战线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弱国变成了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只有社会主义的死敌，才会对十七年的成就一笔抹煞。十七年中，毛主席总结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凶恶敌人，才会丧心病狂地诽谤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大放光彩的十七年。
马克思主义者对任何事物，包括对十七年，从来都是采取分析的态度。十七年，我们取得了伟大成就，但也有“黑暗面”，这就是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和干扰。我们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亿万群众自下而上地揭露“黑暗面”，就是为了排除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毒瘤，更好地肯定、贯彻和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发展十七年来我们事业的主流。我们揭露缺点和错误，完全是站在党和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而“四人帮”却站在极端反动的立场，从右面向党进攻。
毛主席曾经指出刘少奇控制的文艺界的许多部门，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问题是严重的，但又指出，不能低估电影、诗歌、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这正是从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出发，充分肯定了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在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所取得的成就。“四人帮”篡改毛主席的指示，把文化大革命前的文艺战线说成完全是“一条黑线”。他们还别有用心地推而广之，说什么公安战线“十七年没干一件好事”；外交部是“卖国部”；“不能说工矿企业比文艺战线好”；“体育战线十七年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科技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军队是“军阀统治”，等等。这伙穷凶极恶的反革命黑帮，就这样把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全党的主导地位，把毛主席英明领导的丰功伟绩，把八亿人民的伟大事业统统勾销。不是极右派，能说得出来、干得出来吗？
“四人帮”在否定十七年伟大成就的同时，全面地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一九六九年张春桥在分析上海工农业发展情况时，多次在大会和小会上说，一九六九年上海工业生产所以能够超过一九六六年，其原因“主要是中央各部都瘫痪了”。农业为什么丰收呢？他说：“就是由于政权机构瘫痪了，无人指挥了，所以丰收了。”“四人帮”这种荒谬绝伦的分析，就是说，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桎梏，只有彻底“瘫痪”，彻底垮台，中国才有出路。他们那么气焰嚣张地叫嚷要“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决不是偶然的。
江青说：“我们跟旧社会没有什么不同，所不同的就是所有制变更了，其实，现在所有制也有问题了。”张春桥讲得更露骨，他说：“现在全国上下左右形成了一个走资派网，把持社会主义经济，成了走资派所有制。”王洪文也指使他们在上海和辽宁的亲信，在一九七六年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提出，我国的“全民所有制”已经变成“党内资产阶级所有制”。从这个基本论点出发，他们借批“条条专政”，公然诬蔑我国的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即最坏的、垂死的资本主义，连一般的资本主义都不如。这伙穷凶极恶的反革命黑帮，对社会主义仇恨死了。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诽谤、攻击、破坏已经达到疯狂的程度。
整垮共产党，这是当年右派的方针，更是“四人帮”的既定方针。和右派公开叫嚷要共产党下台的方法不同，“四人帮”用更毒辣、更阴险的一手，就是结帮反党，在党内搞一个反共反人民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这个帮派既不同于党外那种打着白旗反党的“章罗同盟”，更不同于党内的一般闹独立性的小宗派，而是一个从中央到地方，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同我党实行全面对抗的反革命政治派别，是一个以推翻中国共产党为目标的专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反动独立王国。
这个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一直用卑鄙的阴谋诡计来对付我们的党。他们背着毛主席、党中央，擅自发号施令，擅自处理党政军的重大问题。他们为了毁掉我党，建立自己的帮天下，无所不用其极。青红帮的封建勾结，地主野心家的“清君侧”策略，国民党的特务伎俩，希特勒的法西斯专政，托洛茨基的“战略性诡计”，赫鲁晓夫的“突然袭击”，林彪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段，都被“四人帮”奉为至宝。他们通过种种卑鄙手段，设立秘密联络点，经营严密的情报网，大量地整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黑材料，甚至伪造、篡改毛主席的指示。他们通过这些帮派活动，妄图把我们的无产阶级政党变成法西斯党。
“四人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疯狂表演使人们清楚地看到，这伙恶贯满盈的黑帮，根本不是什么他们自封的那种“左派”，而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极右派，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最凶恶、最危险的敌人。
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是在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赢得了全国人民衷心拥护和爱戴的伟大的党。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人民以数十年流血牺牲换来的先进的社会制度。一个是党的领导，一个是社会主义，这两条用鲜血凝成的案，是永远不能翻的。谁要翻这两条案，中国人民是绝对不能答应的。正如毛主席在批判右派时所指出的，“有些人想翻案，那不行。只要他们翻这两条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没有他们的位置。”“四人帮”的可耻失败，再一次证明：要翻这两条案，要搞垮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是不容易的。阶级敌人总是以翻案开始，以失败告终，翻案翻得愈凶，就失败得愈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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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提倡分析
南海舰队理论组
“四人帮”形而上学猖獗。在他们把持的报刊、广播和出版物上，对任何事物、任何问题，从来不准作任何科学分析，只能按照“四人帮”的调子叫喊。谁说半个不字，“帽子”、“棍子”马上飞过来。
然而，乌鸦的翅膀终究遮不住太阳。“四人帮”那一套反动谬论，不管打的旗号多么“革命”，叫嚷得多么凶，只要放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下稍加分析，“西洋景”立刻就被拆穿。
一九七五年底，“四人帮”的御用文人们炮制了一个口号，叫做“对着干”。它象阴沟里刮出来的一股邪风，通过“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和他们那个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很快刮遍全国。起初还限于教育领域，一转眼就扩展到科技、文艺、卫生、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起初还说是“同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资产阶级路线对着干”，后来干脆连这个幌子也不要了，赤裸裸地叫嚷，就是要“同十七年对着干”。
其实，只要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这个口号在理论上是十分荒谬的，在政治上是极其反动的。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了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十七年。在这个时期，我们同国内外、党内外的阶级敌人进行了反复的斗争，取得了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把我国建设成了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铁的事实，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同十七年对着干”的口号，把亿万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进行的伟大斗争和取得的伟大成就一概否定，也就否定了毛主席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否定了我们党的领导作用，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这只有“四人帮”这伙中国人民的死敌才能干得出来。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也不例外。十七年中，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也产生过一些缺点和错误。但是必须肯定的是：第一，十七年中，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我们工作的成绩占主导地位，缺点错误只能占次要地位。第二，即使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也要作具体的分析。
十七年中，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我们的革命和建设工作确实受到了影响和损害，这在某些部门还是相当严重的。对于这条修正主义路线，广大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进行了反复的批判。可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是不是都是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而产生的呢？这却需要具体分析。应当看到，在那个时期，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我们都还没有经验或者经验不足，需要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逐步提高自觉性，去掉盲目性，因而，在工作中产生这样或那样的缺点错误，完全没有什么奇怪。这种由于缺少经验而产生的缺点错误，在任何时候都是难免的。正象毛主席在一九五六年说过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本正确。至于错误，确实有，这也是难免的，因为我们缺少经验。将来搞了几个五年计划，有了经验，是不是还会犯错误呢？还会犯的。经验是永远学不足的。一万年以后，搞计划就一点错误不犯？一万年以后的事情我们管不着，但是可以肯定，那个时候还是会犯错误的。”至于我们的干部由于工作作风、工作方法不对头而产生一些缺点错误，讲错一点话，办错一点事，那就更是难以避免的了。怎么能不加分析地把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一概说成是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
“四人帮”把十七年的成绩一概否定，把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一概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划等号，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给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领导干部扣上修正主义的帽子，统统打倒，为他们篡党夺权扫清障碍。
毛主席在领导全党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清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时候，反复教导全党：要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事物的习惯。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翻开《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每一篇都闪耀着辩证法的灿烂光辉，每一篇都是运用辩证法分析具体事物的典范。几年来，“四人帮”打着马列主义的招牌，在政治与经济、革命与生产、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革命精神与科学态度、红与专等等问题上，散布了大量的谬论，制造了种种混乱。他们或者把矛盾的双方绝对对立起来，或者把没有必然联系的事物硬拉到一起，或者把矛盾的一方强调到荒谬的地步，或者把一分为二的辩证法诬蔑为“折中主义”。他们就是用这一套形而上学的东西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搞乱人们的思想，为他们篡党夺权服务。
为了彻底批判“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澄清他们制造的种种混乱，我们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掌握辩证法这个锐利的武器，对于被“四人帮”搞乱了的各种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进行批判。通过批判，彻底肃清“四人帮”在各条战线的流毒和影响，把我们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大大提高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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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参考资料16
帝国主义搞了两次反共大风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有两次大的辩论风潮 一九五六年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借口“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和攻击、诬蔑斯大林，鼓吹所谓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议会道路”，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乘机掀起了一次反共大风潮。同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克思主义者同修正主义者之间对苏共“二十大”提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也展开了大辩论。同年秋，帝国主义在匈牙利制造反革命暴乱遭受失败后，再一次掀起反共高潮。在这期间，围绕着对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对斯大林评价以及对社会主义制度等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又一次引起了大辩论。针对以上情况，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五六年四月和十二月先后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对斯大林的一生作了全面的评价，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
我们对于工农业产品的交换是缩小剪刀差 在工农业产品交换的比价中，工业品价格愈来愈偏高，农产品价格愈来愈偏低，两者好象剪刀张开形状，称为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状价格差距” （简称“剪刀差”）。在旧中国，由于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对立，由于帝国主义的压迫，剪刀差越来越大，广大农民受到残酷掠夺。解放后，人民政府实行缩小剪刀差的政策，适当提高粮食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逐步降低化肥、医药品等工业品的价格，使工农业产品比价日益合理。
一九四四年八月，大公报作社评一篇，说什么“不要另起炉灶”
指一九四四年八月五日《大公报》社评《延安视察的感想》。这篇社评中说：“我们拥护国家统一，我们爱护国家中心，政府若有缺点，应该促其改善，政府若有失政，应该促其纠正，但绝不可轻谋另起炉灶。”这完全是站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上说话。
一个人，叫纳赛尔 纳赛尔（1918—1970），埃及民族独立运动领袖。一九五二年七月，领导“自由军官组织”执行委员会推翻了法鲁克封建王朝，实现了埃及的政治独立。一九五四年起任埃及总理，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七○年任埃及总统。
另外一个人，叫艾登 艾登（1897—1977），英国保守党重要人物。一九五五年四月起任内阁首相，一九五六年十月，他的政府伙同法国、以色列出兵侵略埃及，失败后，被迫下台。
第三个人，叫艾森豪威尔，要赶走英国人，把这个地方霸起来 艾森豪威尔（1890—1969），美国前总统，共和党重要人物。一九五三至一九六○年担任了两届美国总统，推行反动的对内对外政策，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九五七年初，他向美国国会提出了扩大侵略中东的计划。英、法、以色列武装侵略埃及以后，艾森豪威尔政府乘机向英国施加压力，以便取代英国在埃及的势力。
康德 康德（1724—1804），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他的主要哲学著作有《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等。康德早年研究自然科学，写了一部有名的著作《自然通史和天体理论》，提出太阳系起源于星云的假说，对当时流行的天体不变的形而上学自然观是一个重大打击。在后期，他建立了唯心主义先验论的哲学体系，提出了他的唯心主义的社会政治观点。康德哲学虽然承认客观世界即所谓“自在之物”的存在，但又认为客观世界是超经验的，不可知的。他的哲学的基本特点是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使各种互相对立的哲学派别结合在一个体系之中。康德哲学承认人的认识中存在着矛盾。这种辩证法的因素对以后德国哲学辩证法的发展，有积极作用；但他又认为这些矛盾不是客观世界本身的矛盾，而只是人类主观认识能力的矛盾，从而使他的哲学陷入了不可知论。
黑格尔 黑格尔（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哲学著作主要有：《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哲学全书》、《哲学史讲演录》、《美学讲演录》、《历史哲学》、《法哲学原理》等。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客观唯心主义。他认为“绝对精神”是世界万物的起源，实际上宣传了“上帝”创造世界的荒谬观点。黑格尔的功绩在于，他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界、人类历史和精神世界都看作是永恒的运动和发展的过程，并且企图揭示这些运动和发展的内在原因。这种辩证法的思想，是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但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他把整个宇宙的运动和发展都归结为“绝对精神”的运动和发展。黑格尔最后又违背了他自己的辩证法，陷入了形而上学，他宣布普鲁士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后、最高阶段，而他自己的哲学体系则是最终的真理，至此，一切矛盾都调和了，发展停止了。
在评价黑格尔时，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认为，黑格尔辩证法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大成果，但也批判了他的唯心论体系。毛主席指出：“生活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期的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对于辩证法曾经给了很重要的贡献，但是他的辩证法却是唯心的辩证法。”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黑格尔哲学中吸取了辩证法这个“合理的内核”，而摒弃了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从而创造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以上各条见《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