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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
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同工人、农民实行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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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真学大寨就得带头干
陶乐县委领导成员提高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自觉性
编者按：陶乐县的这篇报道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农业学大寨要迈大步，县委领导干部必须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而且要做到一年在一百天以上。干部一带头，群众有劲头。干部不劳动，指手划脚，说话没人听，群众意见大。要真学大寨，而不是假学大寨，就要象昔阳县的干部那样，和群众一起流汗，带领群众大干。这是个硬功夫。陶乐县的干部这样做了，许多学大寨的先进县也这样做了，希望其他县的领导干部都练就这个硬功夫。
据新华社银川一九七七年八月十四日电 一九七六年，宁夏回族自治区陶乐县战胜严重自然灾害，粮食总产和亩产都比历史最高水平的一九七五年增长近三成，平均亩产第一次上了《纲要》。这一年，陶乐县委领导成员平均每人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也是第一次达到了一百零四天。这两个数字有什么联系，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各族贫下中农和基层干部的回答是：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没有县委领导干部的带头劳动，农业学大寨就迈不开大步。
一九七五年，陶乐县是宁夏引黄灌区粮食亩产唯一没有上《纲要》的县。在贯彻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中，陶乐县委进行开门整风。他们认真对照昔阳的经验和建设大寨县的六条标准，检查了自从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以来的工作，痛切地感到：五年中，县委做了不少决定，开了不少会议，出了不少点子，学大寨却没有迈开大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县委领导没有带头大干苦干，未能组织起学大寨的千军万马，使党的号召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
问题找到了，就要下决心解决。陶乐县委切实转变领导作风，把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当作促进领导班子革命化，开展学大寨运动的一件大事来抓。八名常委中有五名深入社队蹲点，调查研究，和群众实行“三同”。留在机关跑面和主持日常工作的三名常委，也经常深入基层，并轮流下生产队当社员。在劳动中，他们听到了群众的声音，吸取了丰富的政治营养；看到了群众的力量，增强了大干快上的信心；学到了本领，逐步由外行变内行。这样，领导农业学大寨运动就有了主动权，使全县农业学大寨运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
陶乐县委领导成员做到参加劳动一百天以上，还由于他们解决了几个认识问题和实际问题：
劳动也是工作。他们认为，对县委领导干部来说，批阅文件、召集会议、找人谈话等是工作，亲自实践，参加劳动同样也是工作，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更重要的工作，因为没有后者，前者就失去了基础，就做不好。基于这种认识，他们在思想上把劳动和工作统一起来，在制度上把劳动固定下来，在时间上把两者兼顾起来，做到工作不忘劳动，劳动带动工作。
班长要带头。县委主要领导成员工作忙，担子重，但是决不能把劳动这件工作丢了，这是实现“一百天”的关键。这个县的县委主要领导成员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坚持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县委一班人中参加劳动较多的一个。
不做点上的“客人”。过去，县委常委也下去蹲点，但是常常由于各种事情被叫回机关，成了“铺盖蹲点”，或者人在点上，但说的多，干的少，群众称他们是点上的“客人”。现在，陶乐县委较好地改变了这种情况。在基层蹲点的干部一身泥巴，两手老茧，积极带领群众学大寨，努力做到“时间一年，面貌改变”。下去的县委领导成员所主管的工作由在机关值班的领导成员代管，一般情况不把蹲点的干部叫回机关，必要时通个气。
时间在于挤。留在机关主持工作的常委，要办公，要跑面，又要劳动，在时间上的确有些矛盾。但是，他们认为，只要脑子里有劳动观念，就能挤出劳动的时间，做到工作、劳动两不误。
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陶乐县委领导成员联系自己的体会，深入批判“四人帮”破坏党的优良作风、反对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罪行，进一步提高了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自觉性。他们开展了互相学习，互相比赛的活动。到今年六月底，八名常委平均每人参加劳动已经达到五十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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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武汉地区高等院校科学研究成果多
据新华社武汉一九七七年八月十四日电 武汉地区高等院校适应教学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大力开展科学研究活动。广大教师和科研人员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排除“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辛勤劳动，努力工作，不断取得新的成绩。
据武汉地区十五所理、工、农、医、师范院校和湖北省直属医疗卫生单位统计，自一九七一年以来，共承担科研任务二千六百二十一项，到目前为止已完成一千三百六十九项，其中取得重大成果的有四百三十六项。不少项目填补了国家科技领域的空白。许多科研成果已在农业、冶金、机械、水利、建筑、交通、电子、化工、地质、测绘、医学、国防建设等部门应用和推广。
各有关高等院校在科研选题中，优先考虑了与农业现代化有关的项目。华中工学院遵照毛主席关于“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教导，近几年来先后同湖北省几十个农机厂、汽车厂协作，共承担为农业机械化服务的科学研究项目一百四十五个。华中农学院、华中师范学院、武汉大学等院校，几年来与有关单位协作，培育出了一批水稻、棉花、小麦、玉米、油菜和柑桔、梨、苹果等新品种。华中农学院从一九七二年开始，用五年时间，试验成功了“甘蓝型油菜自交不亲和系杂种”这项油菜育种新技术。
除了大力研究当前工农业生产建设中提出的应用科学研究课题以外，武汉地区有关高等院校还顶住“四人帮”的破坏，开展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近几年来，在植物遗传育种、病毒病因、电化学催化理论、断裂力学、微电子学、针麻理论研究等方面，都有所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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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他把一颗红心铸进了纪念堂
——记毛主席纪念堂“工地铁人”王学礼
被毛主席纪念堂工程现场指挥部树为先进标兵、授予“工地铁人”光荣称号的北京市六建公司老工人、共产党员王学礼，是出席一九五九年全国群英会的老模范。在建设毛主席纪念堂的日日夜夜里，他以铁人王进喜为榜样，怀着对毛主席无比崇敬和爱戴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大干社会主义不辞劳苦，有一股敢于拚命的精神；他依靠群众大胆创新，勇攀高峰，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加快纪念堂建设步伐的新工艺；他坚持
“三老四严”的严细作风，对工程质量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为高速度、高质量建成纪念堂，做出了出色的贡献。人们赞扬他“把一颗红心铸进了纪念堂”。
“毛主席给了我一切，我要把一切献给毛主席”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多么令人难忘的日子呵！这一天，王学礼作为首都工人阶级的代表，参加了毛主席纪念堂奠基仪式，亲眼看到英明领袖华主席为纪念堂奠基培土的动人场面。华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执锹培土后，他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在基石上满满地培上六锹土。这六锹土呵，寄托着学礼全家六口人怀念毛主席的深情。
去年九月九日，毛主席逝世的噩耗传来，学礼浸沉在无比悲痛之中。这天晚上，他含着热泪把爱人和四个孩子叫到身旁，回忆起自己在旧社会的苦难经历。学礼的老家在山东，他八岁就跟着母亲逃荒要饭。稍大一点，又去木工作坊学徒，常被老板打得死去活来。解放后，是毛主席使他这个被人踩在脚下的奴隶，变成了新中国的主人。他先后十二次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他常说，有了毛主席，才有我王学礼的一切啊！
毛主席逝世不久，王学礼作为首都工农兵代表，来到人民大会堂给毛主席守灵。他凝视着毛主席那坚毅慈祥的面容，多么盼望能把毛主席的遗体永远保存下来，让子孙万代瞻仰啊！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作出了关于建立毛主席纪念堂的英明决定，这个决定表达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王学礼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比热爱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接连几次找领导，坚决请求亲手去建设毛主席纪念堂。领导批准了他的请求，还让他担任纪念堂工地一个分指挥部的副指挥兼木工大队的队长。他暗暗发誓：“毛主席给了我一切，我要把一切献给毛主席，一定要拿出全部心血和力量来建设纪念堂！”
王学礼来到纪念堂工地，一言一行都按毛主席的教导去做。他以铁人王进喜“翻山越岭去见毛主席”的学习精神为榜样，更加刻苦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王学礼从小没有上过学，靠自学勉强能看懂一些书报，不懂的地方，就向别人请教。在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他以顽强的毅力，通读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同时，自觉地运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自己的工作。他听毛主席的话，身为分指挥部的副指挥，当官不象官，每天和工人一样流汗大干；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他以身作则，以革命加拚命的精神建设纪念堂，成为全工地学习的榜样。
“办公室圈不住的人，干社会主义不要命的人”
纪念堂地下室防水工程，是个十分艰巨而又关键的工程。如果不尽快拿下来，其它工程就无法上马。防水工程上马后，学礼一直战斗在工地上。施工现场是他的办公室，膝盖头是他的办公桌，他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哪里有问题就出现在哪里。很多人看着他那疲劳的样子，都心疼地劝他注意身体。可是学礼却说：“纪念堂一天不建成，我心里一天不踏实，豁出命来，也要早日建成纪念堂！”这时学礼染上了肺炎，发高烧，咳嗽不止，头痛难忍。但他一声不吭，坚持战斗。同志们看到这情景，心里很不平静，学礼大干社会主义的往事，又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一九六六年在山西宁武施工时，学礼曾经带头跃身扑入山洪激流，和大伙一起，把被洪水冲走的木料全部打捞上来。国家的木料没有损失，而他却累得昏倒在打捞上来的木料堆上。
一九七○年在化工七厂施工时，他突然晕倒，吐了一大口鲜血。同志们要送他去医院，他摇了摇头，蹲在地上歇了会儿，又扛起模板干了起来。
一九七二年在高井电站施工时，高大的烟囱竣工后，上边还有些模板没有拆除。学礼一声不响地爬上二十多米高的烟囱，把绳子一头拴在烟囱顶上，一头系在腰上，吊在半空中，手持撬棍，脚登筒壁，很快就把模板拆了下来。
想起这件件往事，同志们议论说：要想劝他休息真难呀！他们以开会为名，把他拉进一间工棚，从外面把门锁上，强迫他休息一会儿。学礼被关进工棚，可他的心又飞到工地：大伙为早日建成纪念堂，争分夺秒，日夜苦战，我身为共产党员，怎能躺在屋里睡觉？正在这时，一个不知情由的工人进屋拿工具，他便乘机跑回工地，又大干起来。同志们赞叹道：“学礼真是个锁不住的人！”岂只是锁不住！同志们还说他是“办公室圈不住的人，工地上闲不住的人，干社会主义不要命的人！”
为了提前完成工程任务，王学礼不但革命加拚命，而且带头开动脑筋，向技术革新要速度，要质量。上级要求王学礼他们在地下室工程现场安装模板时，不动斧子，不用锯，以免木屑锯末到处乱飞，影响浇灌混凝土的质量。王学礼组织技术人员和工人多次研究，终于想出了一个施工方案：先预制出几个成型模板，再拿到现场吊装拼接。结果十天的任务，他们只用四天半就完成了。
在一层结构的施工中，王学礼所在的五段位于一层结构的中心，钢筋最密，板墙最多，塔吊够不着，运料全凭肩扛手抬，费力不小，可进度缓慢。周围几个工段都打上去了，五段却远远落在后面。为了加快五段的进度，王学礼积极改革四壁和顶板打混凝土的办法。没几天，五段的施工进度就超过了其它工段。喜讯传遍工地，王学礼提出的新施工法很快在全工地推广开，大大加快了纪念堂的建设步伐。
“我们干的每一件活，都要让华主席、党中央放心，让八亿人民放心”
在毛主席纪念堂工地，人们称王学礼是最讲认真的人。学礼说，毛主席纪念堂是千秋万代的伟大工程，我们一定要学习大庆工人阶级“三老四严”的优良作风，对工作认真又认真，精心再精心。我们干的每一件活，都要让华主席、党中央放心，让八亿人民放心，让子孙万代放心！
隆冬的一个清晨，北风呼啸，寒气逼人。浇灌混凝土板墙的战斗就要开始了。这时，质量检查员发现十二米深的模板墙死角里有杂物，不清理干净可能影响工程质量。按一般做法，需要拆掉一些模板进去清除，这样要延误工期。王学礼说了声：“我有办法！”只见他脱掉棉衣，爬上十二米高的钢筋顶部，侧着身子，手攀钢筋，从仅能容纳一个人的钢筋空隙中钻进去，艰难地下到板墙底部，手持高压风管，吹扫杂物。王学礼只穿一件棉毛衫，坚持在钢筋缝隙里苦干了一个多小时，手脚冻麻了，衣服和皮肉被绑钢筋的铁丝划破了，可他毫不在意，还说：“冷点怕什么！比比红军爬雪山就不冷，比比大庆人在冰天雪地里艰苦创业就不冷。为毛主席盖纪念堂，身上冷，心里热！”
王学礼对工作认真负责的精神，反映了他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也表现出工人阶级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在纪念堂工地上，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次，工人们正在浇灌一层结构的混凝土板墙，王学礼去检查工作，转到一堵刚刚打好的板墙旁，一眼就发现十二米高的板墙上少留了一个梁豁子。打混凝土的工人想，这堵墙上留了几十个豁洞，王学礼又没拿着图纸，少个洞能一看就知道？他们特地找来图纸查对，果然在王学礼指出的部位上，少留了一个梁豁子。从此，王学礼这个“活图纸”的称号，就在工地上叫开了。
“工地铁人”王学礼的英雄事迹，深深地教育和鼓舞着纪念堂的建设大军。“远学王进喜，近学王学礼”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在工地蓬勃展开。一批“铁人”式的英雄人物，在纪念堂的建设中涌现出来了。这支英雄的队伍，在短短半年时间里，高速度、高质量地胜利完成了纪念堂的建筑工程的英雄事迹，激励着亿万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夺取新的胜利！
《北京日报》记者 本报记者（附图片）
王学礼同志在纪念堂工地和工人一起精心施工。
《北京日报》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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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论罗思鼎
申涛声
罗思鼎是“四人帮”控制的上海写作班子的化名。它在制造反革命舆论、垄断论坛、搞乱人们的思想方面，起了极为恶劣的作用。罗思鼎自封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历史领域飞扬跋扈，不可一世，俨然是“四人帮”御用史坛的挂帅人物。今天，该是彻底揭穿罗思鼎的真面目的时候了。
“四人帮”史坛上的挂帅人物
早在一九七二年，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在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主持下，一批久经考验的革命老干部陆续重新走上工作岗位。这是符合党心、军心、民心的大好事，“四人帮”却看作是他们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恶毒攻击为“右倾回潮”，把矛头直指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在这个背景下，罗思鼎秉承“四人帮”的指令，张牙舞爪，披挂上阵。
罗思鼎一上阵，在利用历史反党方面便起了领头作用。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三日，姚文元给罗思鼎下达黑批示，一不提批林，二不提批孔，居心叵测地单单提出个“尊儒反法”问题，胡说什么“关于批判‘尊儒反法’问题，并未完全解决。望能继续研究这方面问题”。罗思鼎心领神会，马上据此炮制文章。当罗思鼎（化名石仑）的文章《论尊儒反法》在九月号《学习与批判》上抛出后，姚文元立即下令十月号《红旗》以显著地位转载，并转发全国。正是这篇文章，抢先抛出了充斥史坛的所谓“儒法斗争延续两千年”、“党内有儒”、“法家受压”等谬论；也正是这篇文章，为以后“四人帮”在全国铺开的层层“揪儒家”，“还我少正卯”，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的反革命活动轰出了第一炮。批林批孔另搞一套的后一阶段，即一九七四年七月后，打头阵的仍是罗思鼎。其时正值法家著作注释会议在北京举行，张春桥、姚文元轮番召见赴京开会的罗思鼎大头目，经过一番秘密磋商，授意他炮制《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这篇文章后来以伪造历史、吹捧吕后而臭名昭著，在当时出笼即有很大阴谋。在此以前，“四人帮”的重点在“批儒”，影射一大批革命领导干部；在此以后，连篇累牍的文章转向“评法”，猖狂地为“四人帮”组阁上台造反革命舆论。罗思鼎的两篇文章，都起了指挥定调的作用，显示了罗思鼎在“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中的地位。
罗思鼎之外，“四人帮”御用史坛尚有一帅，就是北京的梁效。两个黑帅是结为联盟的。罗思鼎的《秦王朝建立过程中的复辟与反复辟斗争》一连点了七、八个宰相，刮起了“批宰相”的妖风。梁效接着就抛出《从〈乡党〉篇看孔老二》等黑文，恶毒地影射、攻击周总理。梁效的《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为“四人帮”组阁张目，提出中央政权要有一个“连贯的法家领导集团”。罗思鼎在《论西汉初期的政治与黄老之学》中紧紧跟上，北呼南应。引人瞩目的是一九七四年四月，梁效的《孔丘其人》与罗思鼎的《评〈吕氏春秋〉》同时发表。梁效文章借古喻今，说孔丘是“复辟狂”，“大恶霸”；罗思鼎文章则大谈“秦始皇与吕不韦进行了一场尖锐的斗争”，特别点明吕不韦“这种以折中主义形式出现的反动思潮在今天仍还可以看到”。两株毒草，发表在同一个刊物上，操的是同一个调子，攻的是同一个目标，完全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联合行动。罗思鼎、梁效是“四人帮”牵着脖子的两条乏走狗。
罗思鼎根据黑主子的指令，与“四人帮”其他史坛论客也勾结得很紧。姚文元布置的那篇反军黑文《秦统一六国的决定作用是什么》，就是由作者写出初稿，然后征求罗思鼎意见而修改成的。他们有挂帅的，有敲鼓助威的，有担任主攻的，有配合侧翼的，有领导、有计划地向无产阶级发起反革命的舆论攻势。
伪造的“历史理论”
“三次复辟”
鼓吹古代史上反复辟斗争的长期性，是罗思鼎炮制批儒评法文章中始终不变的主题。在批林批孔中，“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言必斥“复辟”，文必批“倒退”，千篇一律，领唱的就是罗思鼎。这个反动的史学观点，始见于《论尊儒反法》，其代表作是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抛出的《秦王朝建立过程中的复辟与反复辟斗争》。
早在一九七二年冬，罗思鼎的一名头目声称自己“重新读了一遍《史记》，很有感触”，提出秦王朝建立过程中，有过三次复辟事件。究竟是那三次？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但他提出的这个写作计划，却由姚文元亲自拍板通过。究竟是那“三次复辟”呢？就是在由他们精心炮制、姚文元亲自修改的文章里，还是糊里糊涂弄不清楚。文章举出的所谓奴隶主势力的“三次复辟”：商鞅被杀算一次，范睢“谢病请归相印”与随后的蔡泽引退算一次，吕不韦拜相算一次。怎奈范睢、蔡泽是主动辞职，算是谁人复辟？但不算范睢、蔡泽，凑不满“三次”，算上去，又变成了“四次”——正是从这个混乱逻辑中，暴露出罗思鼎一个十分清晰的目的，就是蓄意臆造“三次复辟”！
罗思鼎侈谈当年的“复辟”，是要论证今天的“复辟”，讲二千年前的秦国，是要影射今日的中国。这个“三次复辟论”，是暗示继挖出刘少奇、林彪两个反党集团后，现在又面临第三次“复辟”的危险了。它为一九七四年初“四人帮”“批林批孔批周公”的反革命叫嚣，埋下了伏笔。它也为罗思鼎以后一系列反党文章规定了基调。罗思鼎在批林批孔时的一系列毒草文章，都是从影射污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儒家复辟派”这个论点出发的。
“折中主义”
罗思鼎为虚构的“复辟派”罗织了一大堆吓人的罪名。罪名之一，叫做“折中主义”。
奴隶制的复辟派确实是信奉折中主义的，《论语》主张“允执其中”，《中庸》宣扬“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然而，罗思鼎却借批折中主义为名，玩了个“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还是那篇《秦王朝建立过程中的复辟与反复辟斗争》中关于《吕氏春秋》部分，在全国范围首先提出了批折中主义的问题。文章原先在这部分并没有提及折中主义，是罗思鼎二头目在审稿时，特意在讲到战国末年儒家的“显学”地位发生动摇的后面添上：“因此，这时在秦国要公开亮出儒家的旗帜是不行了，而是只能标榜折中主义，在‘杂家’的招牌下贩卖儒家的黑货”。《吕氏春秋》究竟是一部儒家经典，还是一部“兼儒墨，合名法”的杂家著作，本来是一个可以讨论的学术问题。但这里决不是做学术文章，而是象姚文元密令的那样“写政治文章”。看看罗思鼎的这个头目后来煞费苦心地在《孔丘和林彪都是政治骗子》中添的“汉代第一个位至丞相的儒生”公孙弘“的秘诀是在朝廷上‘多磕头，少说话’”；在《汉代的一场儒法大论战》中添的丞相田千秋“是一个相当圆滑的老官僚。他善于摆平关系，模棱两可”。可见，他这一添寓有深意，即非把“宰相”跟折中主义捆在一起不可。“春江水暖鸭先知”，罗思鼎这个头目的反革命敏感是特别灵的。他早在一九六六年底就曾经叫嚷：“为什么在全国有许多问题得不到解决，依我看，除刘少奇外，因为还有一个大人物在”，恶毒攻击周总理“是保守势力的代表”。后来，又一再污蔑周总理搞的“就是各方面摆得平”。这一回，他从古代史中又拣到一个便利于他们颠倒是非、诬陷周总理的武器了。果然，江青一看到就叫好：“这篇文章的好处是批了吕不韦”。一九七四年一月，姚文元窜到上海，两次找罗思鼎头目密商批吕不韦问题。这个反动文痞叫嚷“写文章要联系当前的政治斗争”。二月四日，姚文元又批示：“批判《吕氏春秋》文望认真抓紧改出，要有揭露批判其用折中主义贩卖孔孟之道搞复辟、搞阴谋、搞分裂的内容。”“抓紧”二字，道出了“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的急迫心情。他们一伙以为祭起批折中主义的烂法宝，就能整垮在亿万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周总理。这真是蚍蜉撼大树。周总理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时，既有革命原则的坚定性，又有革命策略的灵活性，是坚持革命原则性和策略灵活性的典范。“四人帮”和罗思鼎妄图把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打成折中主义的代表，恰恰暴露出他们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罪恶企图！
“儒家卖国”
借批“洋奴哲学”直攻国务院，是前几年“四人帮”抓住不放的一个大题目，也是罗思鼎利用历史反党的一大罪状。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一日，姚文元下达密令：“关于王安石变法，请再组织一篇讲王安石的重要目的是为了对付异族侵略”，“法家爱国，儒家卖国，宋亡于地主阶级中尊孔派”。罗思鼎很快炮制出《论北宋时期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的斗争》，什么法家路线同爱国主义传统有“内在的联系”、历史“证明了儒家的卖国主义本性”，把姚文元的狗屁编成象煞有介事的“历史规律”。
这些“规律”，令人惊奇。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在形成的过程中，都有过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斗争和融合，岂能把它和我们今天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相提并论？即使古代国内各民族中的抗战和投降的斗争，也不可能用他们的所谓“法家爱国，儒家卖国”的公式来解释。
法家“爱国”吗？先秦时代的法家，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常常是背井离乡，到新兴地主阶级兴旺发达的他国展拓自己的政治抱负。罗思鼎点了商鞅、吴起，硬说王安石从他们身上继承了爱国的传统。谁都知道，商鞅是卫国人，跑到秦国当了“客卿”，吴起则由卫到魏，魏国呆不下去，又跑到楚国，才掀起那场变法的大波。同样，认为有儒家思想的人，一概都是卖国的，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岳飞、文天祥，这些大名鼎鼎的抗战派，究竟哪一个算是尊法的？文天祥临死时的《自赞》竟是：“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历史给了罗思鼎一记响亮的耳光！
姚文元授意罗思鼎胡诌“法家爱国，儒家卖国”的历史公式，用心险恶。所谓“法家爱国”是给以当代法家自居的“四人帮”脸上贴金；所谓“儒家卖国”，则是影射、攻击周总理执行的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和外贸政策，攻击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该文完稿后，姚文元压着不发，一直等到当年十一月才与罗思鼎捉刀代笔的另一篇《扬眉吐气的三万二千浬》同时同处发表。至此，一篇文章借“风庆轮”出海，大骂：“有那么一些人，满脑子崇洋迷外”，“投降卖国”，是“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一篇文章以司马光为靶子，大骂：“在司马光这批孔孟之徒身上，还有什么民族气节可言”！攻击的矛头，集中露骨。罗思鼎的大头目得意地说：“这一回，我们十八般武器都打到了一块！”捏造出个“儒家卖国”的规律是为着打现在的人，明乎此，罗思鼎以后就李鸿章、盛宣怀接二连三炮制的《李鸿章出洋》、《这里也是战场》、《李鸿章与轮船招商局》等黑文，就可以读懂了。
“半截子革命派”
“半截子革命派”是罗思鼎反对和攻击革命领导干部的又一根大棒。
翻开《学习与批判》一九七三年十月号，历史栏内赫然在目的，一篇是罗思鼎主持炮制的《资产阶级与儒法论争》，两篇是罗思鼎直接授意、亲自增删的《〈天演论〉和中国近代反孔思潮》、《从尊法反儒到尊孔读经》。这三篇文章都是渲染所谓“半截子革命派”的。《资产阶级与儒法论争》不但历数从康有为、章太炎到吴虞，如何一个个从主张革新或革命而走向反面，还特别点出个陈独秀，并且声明：“混进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同样如此”。画龙点睛之笔，切莫放过！
罗思鼎要把大批无产阶级革命领导干部打成“半截子革命派”，是蓄谋已久的。早在一九七○年，张春桥在给罗思鼎的黑批示中就牛头不对马嘴地胡说过：“有人走着走着就不愿干了，这是适应敌人的需要。孔子是不革命的，维护旧秩序的，也适应了敌人的需要。”拿着鸡毛当令箭，从此攻击所谓“半截子革命派”，就成为贯串在罗思鼎文章中的一条黑线。罗思鼎的头目一九七四年在拉人炮制《论项羽》时说得多么露骨：“我们写张良如何由坏变好，这还不够。我想写项羽如何从好变坏，把它讲透，这个现实意义可大了！”值得一提的是《试论西汉前期复辟的主要危险》，罗思鼎二头目一眼看中，说“写得尖”，亲自加工定稿，匆匆抛出。这篇文章杜撰出西汉前期奴隶主复辟的两个阶段，别有用心地说什么第一阶段“复辟的主要危险来自那些曾为刘邦统一中国建立过‘功勋’”的异姓王，第二阶段是“那些从自己队伍内部产生出来的右派复辟势力”即同姓王。胡扯他们也是“半截子革命派”。后来，罗思鼎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时又根据姚文元的指示，炮制了《回顾“三反”、“五反”运动》等文章，掀起了一股“回顾风”，把矛头指向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也是围绕着“半截子革命派”做文章的。以后在《革命与资本》中更恶毒地把汪精卫也拉进“半截子革命派”。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论证同一个反革命公式：“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真是狂犬吠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党的宝贵财富。罗思鼎的含沙射影，除去证明自己卑鄙外，还能证明什么呢？
“稳定的法家领导集团”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正当“四人帮”以“反复辟”为名的反革命活动嚣张一时之际，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四人帮”进行了严厉批判：“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四人帮”一方面要抵制毛主席对他们的批评，一方面又要积极准备四届人大期间“组阁”。正好，这时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已经整理出来，其中反映黄老“无为而治”思想的《经法》等篇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张春桥、姚文元密召罗思鼎大头目，面授机宜：“为什么黄老之学在汉初那么盛行，很值得研究”；还强调指出：“吕后时期，政治清明”。于是罗思鼎大头目白天参加法家著作注释会议，晚上请有关人员教他读《经法》、《十大经》，反党的劲头十足。
仅仅几个月之前，他们不是还在大骂“折中主义”，主张“大乱是好事”吗？怎么一下子一百八十度大转变，要“无为而治”起来了？鲁迅说得好：“要人帮忙时候用克鲁巴金的互助论，要和人争闹的时候就用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说。”（《上海文艺之一瞥》）问题在于：形势变了，罗思鼎要借助黄老之学，宣传“要有稳定的法家领导集团”。他在会议期间，赶制了《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集中吹捧吕后，该文经姚文元多次删改，亲笔加上吹捧吕后的话，明目张胆地对抗毛主席对江青一伙的批判。
姚文元仍不满足，又专门作了批语：“未讲透，可另写专文。”罗思鼎头目回到上海后，立即布置写《论吕后》，那位二头目把他们的反革命目的说得暴露无遗：“论吕后的文章谁来写？愿者上钩，愿者上钩！这是很有现实意义的，不过也有点风险。”他还说，写秦汉历史“要以吕后为中心，把秦汉作对比。”文章写出后，又嫌“太露”，决定改从“写汉初学派”的角度来写。罗思鼎大头目说：“要讲安定，讲不变。曹参表面上整天喝酒不管事，实际上是守住法家路线不变。这个不变很重要，变来变去老是变，弄得不好，把自己都变掉了。”这样，《论西汉前期的政治与黄老之学》出笼了。这篇文章翻来复去强调吕后“竭力守住刘邦的法家路线不变”，“使得中央有一个比较连贯的法家领导集团，保证了法家路线不致中断，它对巩固政权有着重要的意义。”文中吹捧吕后“忠实按照刘邦、肖何既定的路线和政策办事”，这与“四人帮”灭亡前夕伪造的那张“按既定方针办”的护身符，不仅思想一致，连语言也一致。一九七四年十一、十二月，毛主席多次批判“江青有野心”，指出“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紧接着，一九七五年一月，罗思鼎便在《学习与批判》上抛出《论历史上儒家对妇女的迫害》和《女皇帝武则天》两篇文章。二月，又抛出《评淮西之捷》，借美化裴度，吹捧张春桥，说什么“儒法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造就了一批法家代表人物”，“代表着进步阶级或进步政治集团，组成为一个法家阵营”，公然为“四人帮”篡党夺权造反革命舆论。但是，四届人大胜利召开，“四人帮”“组阁”迷梦破产了。一九七五年七月初，罗思鼎又抛出《法家路线与黄老思想》，别有用心地引用了明代李贽“深得退一步法，自然脚跟稳实”大做文章。七月中姚文元来上海，对罗思鼎头目恶毒地说：“有些文章，发表也要看时机”，“这篇文章这时候发表，时机就比较好。”好就好在它适应了此时此刻“四人帮”以屈求伸、以退为进的反革命策略！
“清君侧”
妄图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是“四人帮”的既定方针，“清君侧”是他们常常祭起的“法宝”。
就在毛主席批评“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的两天后，即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九日，张春桥险恶地同罗思鼎头目谈“诛晁错”和“清君侧”。七月中旬，姚文元在罗思鼎送去的晁错《募民相徙以实塞下疏》注释稿上，又写上数百字的谈“清君侧”的黑批示：“‘清君侧’的反革命策略为历代不少野心家们利用，资产阶级野心家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时也这样干，这是我们研究儒法斗争所应当吸取的重要历史经验之一。”晁错这篇文章讲的是屯戍边塞问题，同“清君侧”何干？但这可见姚文元的心情急迫。罗思鼎接到这个批示，立即在《试论西汉前期复辟的主要危险》一文中含沙射影地说：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时都是打出‘高皇帝’、‘安刘氏社稷’的旗号，在‘清君侧’的幌子下反咬革新势力一口”。罗思鼎的逻辑是：谁反“四人帮”，就是“清君侧”，就是“右派政变”，好大的罪名！
最为猖狂的，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病重之际，罗思鼎的二头目正式下令撰写评“清君侧”的文章：“吴楚七国之乱，人家总得找攻击的代表人物。晁错旗帜最鲜明，资格又老，所以人家最恨他。”并具体发挥：“七国之乱，是靠中央政权坚定，分化瓦解，才能最后一个一个削平！”箭已上弦，刀已出鞘，罪名已经拟就，策略已经想好，只等“四人帮”一声令下，就要动手杀人！但所有这些反革命狂想，以及随之而来的“四人帮”猖狂一跳，都理所当然地被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
历史的判决
长期以来，罗思鼎打着那块“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招牌，招摇过市，自吹自擂，确实迷惑过不少人。打掉招牌，原来竟是这么一个货色！纵观它炮制的利用历史反党文章，或者精心挑选一批适合影射的历史人物，或者编造真真假假的历史事实，无中生有有之，移花接木有之，黑白颠倒有之。这哪是搞历史，分明是搞现实的反革命政治！罗思鼎的头目公然说：“《史记》上记下项羽自刎前的叹气话，谁听到过？写历史嘛，就是七真三假。”有谁还识不破罗思鼎的“伪历史”，那就读一下它这个无耻的自白吧！
罗思鼎的种种罪恶表演，是有它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
人们不妨回顾一下它的发迹史：
十多年前，当罗思鼎还只是上海某大学临时抽人组成的写作班子时，人手不多，名气不大。只是随着叛徒江青、特务张春桥和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在政治上勾结起来后，罗思鼎才靠上主子，初露头角。
从文化大革命初期奉张春桥密令造反，到“一月革命”后为张、姚篡夺上海党政大权，到后来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用罗思鼎的话就是：“我们只听春桥、文元的！”自此以后，张、姚对罗思鼎这条得心应手的走狗也是步步提携。一次上海市革委会讨论常委名单接近尾声时，由于没有提到罗思鼎的大头目，张春桥跳出来说：“没有了吗？我来提一个为党埋头工作、默默无闻的人”，此人就是罗思鼎的大头目！还是张春桥，在一九七四年法家著作注释会议上，拉着罗思鼎的大头目引见江青，竟得意地连呼三声“罗思鼎”。被“四人帮”如此恩宠有加的奴才，谁还敢碰吗？革命群众要清算罗思鼎的问题时，姚文元从北京打来长途电话：“要问罗思鼎的后台吗？我就是，来揪好了。”这种肮脏的政治交易，正如《红楼梦》中揭露的：“连络有亲，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它表明罗思鼎十多年来一步深一步地紧跟“四人帮”，它的政治生命已经与“四人帮”阴谋集团结为一体了。
罗思鼎向“四人帮”的步步紧靠，既是它无耻灵魂的大暴露，也是基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需要。
“屠夫有帮手，骗子有屏风”。罗思鼎的头目就是作为出卖灵魂的无耻文人和反动文痞的典型代表而被看中的。为了制造反革命舆论，他们能够动用“十八般武艺”，编造应有尽有的谎言。为了替主子搜集情报，罗思鼎甚至无耻地自比为清朝康熙派在江南地区搞情报的曹寅，以“为老主子当好耳目”为荣，所到之处，探头探脑，鸡鸣狗盗，无孔不入。
“四人帮”特别看重罗思鼎利用历史反党的擅长，这是因为“四人帮”对历史一窍不通，但又必须用历史来搞阴谋的特点决定的。“四人帮”口口声声要“古为今用”，说穿了是“古为帮用”，就是需要罗思鼎这样的“史学权威”，根据“四人帮”旨意来宣扬那些所谓史学“新理论”，搞乱人们的思想，以便乱中夺权。怪不得张春桥夸赞罗思鼎说：“搞学问的人能搞政治，还真不错啊！”这恰恰道出了罗思鼎的所谓“历史学”完全是“篡党学”。
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罗思鼎自以为靠着“四人帮”，就可以横行无忌，人莫予毒了。殊不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也就把罗思鼎扫进了历史垃圾堆。始于玩弄历史，终于受历史惩罚；从用历史反党起家，到用历史反党覆灭——这就是历史对罗思鼎的严峻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