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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毛主席语录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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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忠诚的战士 光辉的一生
——纪念贺龙同志
王震
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五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回忆和怀念“八一”南昌起义主要领导者之一贺龙同志的革命和战斗的一生，心情倍感激动。贺龙同志在一九六九年六月九日去世。他生前多次参加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红卫兵的检阅，看到了我们党对刘少奇反党集团斗争的胜利。他去世以后，我们党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领导下，清除了以林彪为头子的反党集团；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就是这个拉大旗作虎皮的“四人帮”，始则同林彪集团狼狈为奸，陷害了我党我军的一大批革命领导同志；继则衣钵相承，有过之而无不及。几年来，他们对我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条战线，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华主席、叶副主席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当机立断，切除了这个毒瘤，确是大快人心，大得人心。今天，我们能够公开地郑重地纪念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贺龙同志，就是打倒了“四人帮”以后的直接的政治成果之一。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贺龙同志是我们党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军事家，是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军的创始者之一。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贺龙同志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历尽艰险，不屈不挠，赤胆忠心，艰苦奋斗，为革命建立了巨大功绩，受到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贺龙同志逝世后，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对他作了高度评价。党中央明确指出：“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作出重大的贡献。在他的一生中，无论在战争年代，或在全国解放以后，他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
贺龙同志是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人，一八九六年生。他从小就跟着父亲种田，在辛亥革命影响下，他为反对当地官府的苛捐杂税，敲诈勒索，两把菜刀闹革命，夺了盐局的武器，开始了武装斗争的活动。以后，他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军，历任团长、旅长，澧州镇守使。贺龙同志当时对国弱民穷，忧心忡忡，对旧官场上的浑浑噩噩、你争我夺的丑态，极为厌恶；而对新的事物，对革命的民众运动的兴起，则表现出深厚的同情。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初期，他曾邀请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赴宴，而后请他们各自发表对时局和国家前途的见解。听了双方的意见后，贺龙同志说：“还是共产党的理论对。”所以，大革命期间，他坚决奉行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他积极参加北伐战争，任师长，军长，在与北洋军阀作战时，打了很多胜仗，是当时国民革命军中著名的左派将领。这期间，他对派到他的部队工作的共产党员，很支持也很尊重。在多年斗争实践中，在与共产党的政治活动家多次接触中，他终于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一九二七年七月，我党决定以武装起义回击蒋介石、汪精卫的叛变革命，回击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这时候，贺龙同志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坚决站在革命人民一边，坚决执行共产党的决策，完全接受中国共产党中央代表、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他清除了自己队伍中的反动派，毅然率领二十军，英勇地参加了南昌起义，担任起义军总指挥。毛主席曾经指出：“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南昌起义就是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同志以及恽代英、林伯渠、陈毅、聂荣臻同志等一起，向国民党反动派打的第一枪。这是我们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伟大开端。贺龙同志也在南昌起义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新的光荣的战斗历程。
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六年，贺龙同志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总指挥和党的前委书记；第二军团总指挥和中共湘鄂西分局委员；红二、六军团总指挥兼湘鄂川黔军区司令员，和党的湘鄂川黔军委分会主席，以及红二方面军总指挥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二○师师长兼晋绥军区司令员。抗日战争中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任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司令员，西北军区司令员，中共西北局第二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西南军区司令员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后又调到中央工作，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在党的第七次和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贺龙同志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具有高度的阶级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他在党的历次重大路线斗争中，都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同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贺龙同志十分热爱和尊敬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毛泽东同志在湖南长沙曾多次发动反帝、反军阀的群众斗争。贺龙同志曾经说过，他当时对毛泽东同志在这些运动中所表现的革命胆略就无限崇敬，并受到很大影响。一九三四年七月，湘赣军区（即井冈山地区）的红六军团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在任弼时同志率领下走向长征征途，于一九三四年秋冬之交，在贵州省东部松桃县与贺龙同志指挥的红二军团会师。贺龙同志对六军团的同志很热情，很爱护。他以无限崇敬的心情，要任弼时等同志向他介绍毛泽东同志的光辉思想、中央红军反“围剿”以及土地革命的经验。他对毛主席制订的路线、政策，对毛主席著作，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真诚拥护；同时对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表示很大的尊敬。当时他关于拥护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周副主席的多次讲话，对二、六军团的团结战斗起了极大的作用。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六军团接到了遵义会议决议和中央有关组织问题的电文，得知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贺龙同志坚决拥护，坚决听从毛主席指挥。他激动地说：“我虽然没有见过毛泽东同志，但从我本身的经验教训中，从读到他写的文章中，深知他是我们的正确领导者。”
一九三六年秋，红二方面军到达陕甘边境时，毛主席、党中央派邓小平同志等前来慰问，并传达瓦窑堡会议的精神和毛主席《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贺龙同志兴奋地说：“好了，从此我们就可以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之下了！”几十年来的事实充分证明贺龙同志是衷心拥护毛主席、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
在党内多次路线斗争中，贺龙同志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九二七年，贺龙同志毅然决然地参加南昌起义，为中国无产阶级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打响了第一枪，就是对陈独秀右倾投降路线直接的有力的批判。
一九三○年夏秋之间，“左”倾冒险主义的立三路线统治下的党中央，错误地要贺龙同志领导的红二军团离开湘鄂西根据地，配合攻打长沙。贺龙同志同周逸群同志等对错误路线进行了严肃的斗争。
一九三二年春天至一九三四年秋天，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
“左”倾路线的破坏，红二军团遭受了很大损失，不得不离开洪湖根据地转到湘鄂川黔边区。贺龙同志对王明路线，特别是对肃反扩大化进行了抵制，保护了大批革命干部。他抱着坚定的信心，紧紧团结广大红军和游击队，继续进行艰苦的革命斗争。
一九三六年，贺龙同志在长征途中，坚决反对了张国焘的右倾逃跑路线和分裂主义。这年四月，窃取红军总政委职务的张国焘，电令二、六军团北渡金沙江，而且别有用心地要两个军团分作两路先后向甘孜前进，妄图离间和分化二、六军团。六月，二、六军团改称红二方面军。在到达西康省的甘孜，与英勇善战的红四方面军会师时，弄清了张国焘另立中央和分裂红军的罪恶活动。当时被张国焘劫持的朱德同志对二方面军的到来十分高兴。他对贺龙同志说：“你们来了，我们一起北上。党中央在毛主席那里！”贺龙同志坚定地和朱德等同志站在党中央、毛主席一边，坚决反对张国焘另立中央。张国焘试图向二方面军散发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文件，遭到贺龙等同志坚决抵制。张国焘提议召开两军联席会议，企图从组织上强迫二方面军同意他的反党路线，也遭到以贺龙同志为首的军委分会坚决拒绝。同时，贺龙同志积极推动张国焘带领部队北上抗日。他强调说：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同志和广大指战员是抵制张国焘的错误的，四方面军同志编织了大量毛背心、毛袜等送给二方面军，充分体现了兄弟部队的战斗情谊。由于朱德、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等同志坚决维护中央正确路线，加上徐向前同志指挥的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纷纷要求北上与中央会合，张国焘的分裂阴谋完全失败，被迫取消了伪中央，并率领部队北上，使具有伟大意义的三个方面军的会师得以实现。
贺龙同志完全拥护毛主席根据当时民族危机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红二方面军到达陕北之前，毛主席领导红一方面军、陕北红十五军团，于一九三六年东渡黄河，转战山西，取得很大胜利。接着回师陕甘宁，一面对国民党的东北军、西北军英勇作战，一面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这一战略决策博得了中国各阶级各阶层的热烈拥护，也得到东北军、西北军首领张学良、杨虎城的积极响应。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发生了震动中外的张、杨扣留蒋介石的西安事变。毛主席、党中央派周恩来、叶剑英同志去西安谈判时，贺龙同志十分高兴。他坚决拥护毛主席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政策和策略，也完全相信周恩来、叶剑英同志能出色完成任务，深信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新形势一定会到来。
抗日战争时期，贺龙同志贯彻执行了毛主席提出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方针，抵制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
在全国解放以后的党内历次路线斗争中，贺龙同志也总是立场坚定，维护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贺龙同志坚定不移地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和广大革命群众在一起，积极参加了反对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
几十年来，贺龙同志在关键时刻，总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作斗争，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直到最后一息。这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
贺龙同志善于领会和运用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有卓越的指挥才能。他对我军的创建和发展，对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巩固，都作出巨大的贡献。
当初南昌起义军与占优势的反革命军队连续苦战在潮汕失败后，党中央要贺龙同志转到上海。当时中央想派他到苏联学习军事，他考虑了一下说：“还是让我回湘鄂西拉队伍打游击，干土地革命吧。”于是党中央就派他和周逸群同志等七个人，带着一本《共产党宣言》和一支手枪，前往湘鄂西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当时蒋介石悬赏十万大洋买贺龙同志的头颅，处处搜查极严。但贺龙同志混在旅客当中，在群众掩护下，机智地摆脱了敌人的追捕，如期到达洪湖地区。他们在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军开展农村的游击战争，创造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形势鼓舞下，和湘鄂西地区党组织一起，领导当地工农群众，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展开了气势磅礴的革命武装斗争。虽也几经起落，但在不长的时间，就建立了红二军团，建立了以洪湖为中心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使湘鄂西的革命事业取得了很大胜利。毛主席曾指出：“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争支持了数年之久，都是河湖港汊地带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据。”洪湖根据地和游击战争的发展，是和贺龙同志的正确领导，以身作则，艰苦奋斗分不开的。这个根据地同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湘鄂赣苏区，构成了对江西、湖南、湖北等省敌占中心城市的战略包围，促进了全国的革命运动。
贺龙同志的指挥才能，在毛主席的及时指导下，得到了充分发挥。例如：一九三四年，红二、六军团会师时，敌人多我十几倍，由于贺龙同志为首的军委分会，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军事路线，集中兵力打运动战，连战皆捷，在永顺、桑植、大庸为中心的湘鄂川黔边区，实行了土地革命，创造了根据地，成立了湘鄂川黔边省革命委员会和军区。一九三五年二月，蒋介石命令两湖军阀六路围攻我军。毛主席为首的中央军委及时来电指示：要利用湘鄂两省敌人相互间的矛盾，命令我们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地在运动中将敌人各个击破。贺龙同志和军委分会坚决遵循遵义会议确定的军事路线，坚决执行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他分析了湘鄂边广大地区的地形、物产和群众条件，利用四省边界广阔的周旋余地，决定采取战略上内线作战，战役、战斗上外线作战，敌人分进合击时，诱敌深入，歼其一路的方针。首先，我军在永顺县龙家寨猛击湖南军阀陈渠珍师三个旅，歼其大部。随后又在桑植县的陈家河，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全歼陈耀汉纵队的一个旅；接着跟踪追击，又在桃子溪再歼敌一个旅和一个师部，恢复桑植城和广大地区，并乘胜东出敌后慈利一带，逼得敌人纷纷后撤。这时，贺龙总指挥和任弼时政委等，重温了毛主席的指示，分析了两湖敌人的矛盾，决定对湘敌取守势，对鄂敌取攻势。为此，我军又大踏步转向湖北，包围宣恩，诱敌来援，在中堡地区歼援敌一个旅和一个师部，生俘其纵队司令兼师长张振汉；在板栗园设伏，全歼敌八十五师，击毙其师长谢彬；继在芭蕉托，击溃敌十个团等，直接配合了中央红军长征。根据贺龙同志的提议，并请示中央军委，我二、六军团趁着打破敌人“围剿”的声威，又大举东进，进占津市、澧州、临澧、石门等城市和广大地区，逼近常德，得到大量人员和物资补充。在敌人更大规模的“围剿”行将到来之前，为了求得更有利的发展，二、六军团遂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由桑植出发，经过大庸，神速而英勇地突破澧水、沅江两道封锁线，直捣湘中，袭占新化、锡矿山、辰溪、溆浦等城镇，开始了万里长征。这一个时期的战斗，打得机动灵活，有声有色，运用自如，所向披靡，是红二方面军战史上的光辉范例。
抗日战争中，贺龙同志指挥一二○师，挺进敌后，进入晋西北，粉碎日寇“扫荡”，收复岢岚、五寨、神池等七个县城。继而东进，配合聂荣臻同志等，转战晋察冀、冀中地区，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多次粉碎日寇“扫荡”，生俘日军、缴获武器、物资甚多。在著名的齐会战斗中，贺龙同志亲临火线指挥作战，被日寇的毒气弹毒伤，仍坚持指挥，把敌人打得狼狈逃窜。接着，又在陈庄战斗中，取得了很大胜利。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阎锡山顽军疯狂向晋西北进攻，贺龙同志奉命率部星夜回师晋西北，歼灭了顽敌，打退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建立了晋绥根据地。贺龙同志和晋绥分局的同志遵循毛主席的路线和政策，充分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深入减租减息，建设人民政权，抓好生产和财经工作，使晋绥根据地不断巩固和发展，成为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的重要屏障，成为陕甘宁边区与敌后各根据地相联系的牢固的纽带。贺龙同志回到陕甘宁边区工作后，致力于整训部队，保卫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参加毛主席发起的整风运动，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解放战争中，在毛主席留在陕北指挥期间，贺龙同志担任西北军区司令员，指挥部队对敌作战，并积极发展后备兵团，加强后方建设，为解放大西北做了大量工作。解放大西南时，贺龙同志率部入川，协同第二野战军完成了毛主席、党中央交给的任务；后又组织部队进军西藏，为全国的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贺龙同志从长期的武装斗争过程中，深切地体会到必须遵循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必须把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必须加强部队党的建设和政治思想工作。他经常教育干部，要把这些原则作为部队建设的根本。全国解放以来，他又对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建树了重大功绩。他十分关心国防建设，重视军工生产，注意军队训练，积极促进了我军的战备工作。“硬骨头六连”命名时，贺龙同志即指示他们要“加强党支部堡垒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贺龙同志一贯关心军队屯垦戍边，关心内地建设。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六年以抱病之身，两度视察了成昆铁路和各工业基地，激励广大干部、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努力奋斗。
在体育工作方面，贺龙同志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革命体育路线，为国家建设了一支无产阶级体育工作队伍。
贺龙同志大公无私，顾全大局，党性纯，风格高，主动承担艰苦任务，一切服从党的决定，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之际，贺龙同志与二方面军其他领导同志即致电中央，表示服从中央统一领导。电文中说：“三个方面军在军事上能得到统一集中领导之正确决定，……党内统一团结自可随之解决。这是党与中国革命事业最可喜幸之条件。”
抗日战争开始，八路军开赴前线的前夕，毛主席在洛川会议上提出，是不是留一部分队伍保卫陕甘宁边区。林彪出自对国民党的幻想，不同意留。而贺龙同志赞成毛主席的提议，同意留下部队，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
晋绥根据地各方面条件较差，特别是人口稀少，使部队的发展受到较大的限制。但贺龙同志根据党的需要，很好地坚持了这一地区的斗争。有一次他到中央汇报工作，谈到这个情况时说：“晋西北缺人哪！”毛主席说：“缺人不缺土啊！”贺龙同志及时向晋绥的干部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并常常教育干部，要从大局着想，埋头工作。在敌寇破坏下，加上连年灾荒，晋绥军队吃黑豆。贺龙同志积极组织军民生产救灾，节衣缩食，尽力支援陕甘宁边区。
贺龙同志从来对所属部队原有干部和外来干部、新干部一视同仁；一向把他所率领的部队看作是党的部队，党怎么调动，他就怎么服从；党分配他干什么工作就干什么工作，一贯顾全大局，心悦诚服地执行党的决定。
贺龙同志胸怀坦白，光明磊落，表里如一，爱憎分明，艰苦朴素，平易近人。
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始终坚持原则，服从真理，反对各种错误倾向；坚持党的和军队的团结，反对分裂；坚持光明正大，反对搞阴谋诡计。
他从旧营垒冲出来，但一尘不染；他能艰苦奋斗，是个革命乐观主义者。在困难和挫折面前，他从不消沉灰心，总是想办法克服困难。一九二八年他回湘鄂西的时候，有人对他抛弃相当的权势和舒适的生活有怨言；有人见他和劳苦大众在一起、穿着草鞋打游击不理解。而这正充分显示出他的坚定的革命立场。
贺龙同志善于团结同志，热爱士兵，热爱人民，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以人民之所憎为憎，以人民之所爱为爱。他的这些优秀品德，早为全党全军所乐道，在人民群众中有口皆碑。
由于贺龙同志曾先后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过严肃的斗争，这些反革命黑帮对贺龙同志一直怀有刻骨仇恨。十年前，林彪、江青等勾结起来，利用手中篡夺到的权力，捏造事实，隐瞒真相，欺骗和封锁中央，对贺龙同志进行疯狂的诬陷和迫害，而且株连很多跟贺龙同志一起南征北战的老同志，造成严重后果。仅这个事件，就充分暴露了这帮阴谋家、野心家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践踏社会主义法制，要打倒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的狼子野心和鬼蜮伎俩；充分说明了这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确是地主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混进我党的代理人。几十年来国民党军队、国民党特务想办而办不到的事，他们办了。然而，真理永存，历史无情。在为贺龙同志举行骨灰安放仪式时，敬爱的周总理代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贺龙同志又作了高度的评价，表示了深切的哀悼；对林彪一伙的罪恶行径则作了充分的揭露和无情的鞭挞，表达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心愿。“四人帮”却不甘心。一九七六年春夏之间，“四人帮”的黑干将把敬爱的周总理参加的这个仪式，诬之为“复辟翻案的典型”，“不能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妄图为林彪翻案，为“四人帮”张目，其反动和疯狂程度一至于此。但是，贺龙同志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人民的光辉形象，决不是林彪一伙和“四人帮”所能抹掉的。他为中国人民解放和为共产主义战斗的一生，他的高尚品质，将永远铭记在世世代代革命人民的心中。而林彪和“四人帮”阴谋集团，则落了个万人唾骂、遗臭万年的可耻下场，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
在庆祝我军建军五十周年的今天，在缅怀革命先烈的日子里，我们正面临一个空前大好的形势。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我国国民经济正在出现一个新的跃进局面。我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在英明领袖华主席、敬爱的叶副主席、邓副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下，继承毛主席和革命先烈的遗志，坚决执行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和党的十届三中全会的各项决议，深入揭批“四人帮”，意气风发，团结战斗，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为加速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而奋斗！
（载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八日《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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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加强工业学大庆的领导
许多重要产品产量完成全年国家计划一半以上
据新华社讯 工业学大庆、普及大庆式企业的群众运动，正在首都工交、基建、财贸战线蓬勃发展。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召开以来的整个第二季度，全市工业生产水平逐月上升，工业总产值比第一季度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七点八，其中六月份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到六月底，煤炭、电力、原油加工、合成橡胶、手扶拖拉机、冷冻设备、棉纱、棉布等重要产品产量，都完成了全年国家计划的一半以上，其中大部分产品产量比去年同期大幅度增长。多数产品的质量稳定提高，原材料消耗下降。
中共北京市委采取各种措施，加强了对工业学大庆的领导。各级党委以大庆领导班子为榜样，不断加强自身思想革命化，许多人认真改进领导作风，努力当好学大庆的排头兵。目前，全市工交系统局一级党委常委已有近半数深入基层。北京电业管理局的十名党委常委，除留下两名在机关主持日常工作外，其他八名分别带领三分之一的机关干部下到基层蹲点。各厂矿企业的领导干部，纷纷深入车间班组，参加劳动，调查研究，总结经验，以点带面，指导运动健康发展。北京矿务局城子煤矿党委“一班人”，以大庆领导班子为榜样，揭矛盾，找差距，大大振奋了继续革命的精神。他们带领全矿职工深入学习大庆经验，和工人一道大搞技术革新，改进采煤方法，上半年原煤产量和掘进进尺分别提前九天和十四天完成了全年任务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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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一批大庆式企业向高标准进军
据新华社长沙电 “前有标兵，后有追兵，我们还是学大庆的新兵。”湖南省二十六个大庆式企业和单位的党组织，带领广大干部和群众，反骄破满，继续革命，向高标准的大庆式企业和单位进军，迈出了新步伐，取得了新成绩。长岭炼油厂、衡东铅锌矿、杨梅山煤矿各级领导层层带头，大力开展“三大讲”和“路线对比”活动，把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长岭炼油厂抓纲带目，新技术、新成果不断涌现，有四项新成果在全国同行业中领了先。醴陵国光瓷厂领导干部发动群众深揭狠批“四人帮”，大讲党受其害、国受其害、厂受其害、身受其害，人人上阵，讲出了一派革命、生产的大好形势，企业管理面貌也焕然一新。
领导干部要继续革命，就要当好学大庆的排头兵，切切实实地转变作风。湖南动力机厂、湖南橡胶厂、株洲车辆厂、邵阳市制药厂、红岩汽车保养厂、新晃汞矿等大庆式企业的带头人，在作风上都有一个新变化，纷纷到基层蹲点，带领群众加快步伐学大庆。浦沅工程机械厂党委书记赵加胜，出席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回来，就把铺盖搬到车间，和工人实行“三同”。在他的带动下，其余的党委领导成员都把办公地点搬到生产第一线，到问题多、困难大、条件差的车间、班组去，一步一个脚印地实践高标准大庆式企业的规划。衡东铅锌矿党委书记唐伯雄、副书记谭润衡，分别到两个采矿工区蹲点，两人还开展对手赛，互帮互学，你追我赶，带动了全矿九个基层单位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涟源钢铁厂、汨罗纺织厂、龙家寨煤矿、衡南县氮肥厂等大庆式企业和单位的广大干部群众，学铁人，做铁人，拚命大干，革命、生产出现了热气腾腾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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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组织学大庆工作队下基层
据新华社西安电 中共陕西省委为了加强对工业学大庆运动的领导，从五月下旬起，从省级机关陆续抽调了近千名干部，组成一百一十多个学大庆工作队深入基层，帮助工作。各地市、县委，根据省委的指示，也派出了大批工作队。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全省下到工矿企业的学大庆工作队已有八百四十多个，参加工作队的约有五千名干部。
中共陕西省委对派出学大庆工作队十分重视，在省委常委会上多次作了讨论。省委分管工业的书记肖纯亲自到略阳钢铁厂蹲点。各级许多领导干部担任了工作队队长。全省出席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的三十二名县、团以上领导干部，全都参加了这批工作队。为了抓好重点，带动全盘，各级党委把这批学大庆工作队的主要力量，放到计划在今年建成大庆式企业和对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的企业中去。由中共西安市委第一书记王林率领的工作队到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以后，通过调查，发现有三个基层单位的“三大讲”活动开展得比较好，便协助公司党委推广了这三个单位的经验，全公司很快掀起了一个联系实际，开展“三大讲”，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热潮，从而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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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总理电贺雷迪就任印度总统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七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七月二十七日打电报给尼兰·桑吉瓦·雷迪，祝贺他就任印度共和国总统。电报全文如下：新德里印度共和国总统尼兰·桑吉瓦·雷迪
先生阁下：
在你就任印度总统之际，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表示祝贺，并祝中印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不断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总理 华国锋
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七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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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单行本出版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七日讯 《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历史性的会议》，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二十八日起在北京新华书店发行并将在全国各地新华书店陆续发行。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文本，亦已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即将在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