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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持唯物辩证法，彻底批判“三突出”
——学习周总理关于塑造英雄形象问题的一次谈话
中国话剧团
一九六四年五月，敬爱的周总理两次观看了原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的《豹子湾战斗》。周总理热情地肯定了这个戏的自力更生主题的现实意义，肯定了整个创作和演出在文艺方向、路线上的正确，赞扬这是一出好戏。周总理还特别对戏中塑造英雄形象问题作了非常精辟的分析。他说：先进人物主导方面是先进的，积极的，所以是可爱的。对待任何事物都是两分法，对先进人物也是如此。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从物质到精神，再从精神到物质，总结经验，再去实践，不断前进，不断发展。丁勇是典型，是先进人物，是可爱的。丁勇的主导方面是积极的，积极因素不断克服消极因素。有些同志在写先进人物时把先进人物神化了。现实中的先进人物是最平凡、最普通的。现实中没有神化了的人物。把先进人物神化了，自然就没有发展了，所以舞台上常常出现“四平八稳”的先进人物，这就概念化了，戏剧矛盾也就没有了。写先进人物，应该写他的发展、成长。先进人物所以先进，是因为他不断实践，不断总结经验。周总理还说：现实生活中的先进人物多种多样。通过特殊（个别）反映一般。你写先进人物写这一点，他写先进人物也写这一点，取材全一样，不就千篇一律了？周总理的这些话，充满了唯物论和辩证法，是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和文艺思想分析创作问题的杰出范例。今天，重温周总理的指示，深深感到它是批判“三突出”原则这一反动谬论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一、周总理指出：对待任何事物都是两分法，对先进人物也是如此。
周总理的这一指示，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运用到了文艺理论和文艺创作之中。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间的普遍规律，任何事物自身的内部都存在着矛盾。时代在不断前进，先进人物要紧紧跟上时代，就要不断克服自己的思想同发展着的形势之间的差距。旧的差距克服了，又会产生新的差距，还要再实践，再认识，再克服。先进人物正是由于他不断克服自己的差距，不断在实践中总结提高，所以才能走在时代的前列。《豹子湾战斗》的作者在塑造丁勇这个形象的时候，正是尊重了事物的唯物辩证法的。丁勇是“常胜英雄连”的连长。在抗日前线，他英勇善战，不怕牺牲，越是打大仗、打硬仗越高兴。这无疑是先进人物，是英雄。但由于斗争的需要，丁勇的连队奉命从前方调回延安，编为专业生产连，进驻豹子湾屯垦。丁勇的思想不通，放松了对战士们的思想工作，于是，这个英雄的连队破天荒地在第一天的开荒中“背了乌龟”，生产成绩落在了全团的最后。丁勇的思想未能及时适应变化了的历史条件，所以他认为部队搞生产是不合理的和不可理解的。这种思想差距，是丁勇这样一个典型人物在这样的典型环境中产生的。
这样写先进人物的思想差距和缺点，会不会给先进人物脸上抹黑呢？或者说，这样的人物还算不算先进人物呢？毛主席指出：“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周总理说：先进人物主导方面是先进的，积极的，所以是可爱的。丁勇的主导方面是积极的，积极因素不断克服消极因素。丁勇有缺点，但通过他战胜缺点的英雄姿态，他的优秀品质显得更为光采。
“四人帮”炮制的“三突出”原则，鼓吹突出所谓“第一号人物”，塑造所谓一贯正确、绝对“高大完美”的“英雄典型”。这是完全违背历史规律和艺术规律的。恩格斯说：“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而杜林先生的相反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的，它把事情完全头足倒置了，从思想中，从世界形成之前就永恒地存在于某个地方的模式、方案或范畴中，来构造现实世界”。“四人帮”就是这种唯心论的先验论。在他们看来，作品中的主要英雄人物，不能是现实斗争生活中先进人物的典型化的反映，而只能是按照他们的“原则”“突出”出来的结果；作品中的其他人物，更不能是来源于生活的有生命的个性，而只能是按照他们主观排定的“座次”，作为“第一号”的“陪衬”物而存在的；因此，作品的政治倾向性，也不能从人物关系和性格发展所构成的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只能是把事先早已规定好的政治概念作为标签贴在主要人物身上，然后通过主观地“设置矛盾”、“采取深度和广度措施”把它“突出”出来。在“四人帮”统治文艺界的那些年里，《豹子湾战斗》也曾被用“三突出”原则来加以改造。改造方案：其一，是将丁勇推向主要对立面人物的位置，而另外凭空再写一个“第一号人物”与丁勇作斗争，尽管按“三突出”原则拚命加以“突出”，仍然没有生命。其二，将丁勇这一人物支离分割成两个人，也就是保留丁勇的“优点”部分，使其成为“第一号人物”，而将其“缺点”部分剔出来，写成另一个对立面人物（副连长），其结果是两个人物都没有生命。可见，“三突出”是“四人帮”运用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来摧残革命文艺创作的极其阴险毒辣的手段，它是社会主义文艺的大敌。
二、周总理指出：写先进人物，应该写他的发展、成长。先进人物所以先进，是因为他不断实践，不断总结经验。
一切事物都在其自身的矛盾运动中发展，如果停止了发展，也就停止了生命。无产阶级先进人物也是不断地在斗争中成长发展的，如果他的思想不再发展了，就要落后于形势，向其自身的对立面转化，先进人物也就不成其为先进人物了。丁勇的思想之所以产生差距，就是由于他用原有的观点来看新的事物。后来他了解到战士们夏天的单衣和过冬的棉衣全发不下来；敌人阴谋要用经济封锁把我们冻死，饿死，困死；特别是从毛主席亲笔题字的那架纺车和毛主席穿着带补钉衣服的那张照片，丁勇深深感到革命形势的严重性和自力更生搞生产的伟大意义，促使他思想改变。经过四年的奋斗，丁勇及其连队，在豹子湾战斗中取得了重大战果。丁勇通过他在这一场特殊战斗中的成长发展过程，显示出多么耀眼的英雄的光采！
“四人帮”所规定的“三突出”原则，却强制作者笔下的“第一号人物”“起点要高”，一出场就不许再有发展。他们最忌讳表现“第一号人物”的内在矛盾和思想发展。他们所谓的冲突，就是让“第一号人物”无休止地去斗争和改造别人，而决不触及自己的灵魂。毛主席说：“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四人帮”所鼓吹的“三突出”原则是直接和毛主席的这一教导相对抗的。他们反对写英雄人物的发展成长。他们把英雄人物的成长阶段和成熟阶段绝对地对立起来，所谓“第一号人物”只能是成熟的英雄而不能是成长的英雄。甚至儿童文艺作品中的“第一号人物”也不许写他的成长。这是公然鼓吹超越实践、超越人物发展的“先知先觉”、“生而知之”等“天才论”黑货。在《豹子湾战斗》被用“三突出”原则加以改造的时期，也曾出现过这样的场面：戏刚开始，“第一号人物”丁勇已经“预感”到部队不会去前方，而要留在后方，任务不是打仗，而是生产。当时，生活斗争还没有任何启示，命令也没有下达，毛主席关于“自力更生”的方针还没有灌输到连队指战员中来，可是丁勇已经先于实践、先于党的指示而预感到一切。这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改造力量又如何显示出来呢？一个作品中的英雄人物究竟要“高大”、“成熟”到何等程度，这要看在一定的典型环境中的这一特定典型人物思想发展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四人帮”鼓吹的“第一号人物起点要高”，“一出场就不能再发展”，“一写成长就不高大完美”，等等，都不过是林彪的“最、最、最”和“顶峰论”的变种罢了。“三突出”原则驱使人们凭空地机械拼凑虚假、伪善的形象，这种人物只尚空谈，专会整人，思想是静止和封闭的。由于“四人帮”已事先规定好了作品的政治倾向、矛盾冲突和性格特征，所以这种“第一号人物”就往往打上“四人帮”的思想烙印，甚至是他们的形象的影子。《反击》和《盛大的节日》就是突出的例子。
三、周总理指出：有些同志在写先进人物时把先进人物神化了。现实中的先进人物是最平凡、最普通的。现实中没有神化了的人物。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是群众的代表，是群众的智慧和创造的集中表现。现实中的英雄人物都是生活在群众之中，与群众共呼吸，时时处处虚心向群众学习的。如果有人处处以英雄自居，在群众面前摆起一副英雄的架子，这种人肯定不是英雄，而是英雄的对立面。
然而，“四人帮”的“三突出”原则，强制作者把“第一号人物”写成处处高踞群众之上的“救世主”。他们把“第一号人物”写成“天生之才”和“超群之才”，这种人物超越自己的实践范围和经历，懂得一切，预见一切；并且超越群众超越党，驾驭一切，指挥一切，在党群关系、军民关系、上下级关系中，都要突出他个人，完全破坏了党的优良传统。“英雄”就是“救世主”，他不出场，党和群众都束手无策，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他一出场，逢凶化吉，化险为夷，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批评过那种把革命派的领导人“画成一种官场人物，脚穿厚底靴，头上绕着灵光圈”的绘画，是一种丑化革命者的行径。周总理在谈到《豹子湾战斗》时又明确提出不要把先进人物神化了。“四人帮”有意地反其道而行之。很明显，他们的“三突出”原则就是要把我们今天的工农兵英雄描绘成旧时代的官场人物。“四人帮”强制推行“三突出”原则的罪恶目的，就是要在舞台上突出他们这伙以“英雄”自居、高踞于群众头上的资产阶级野心家的形象。“三突出”的要害就是突出“四人帮”。这个“原则”是为“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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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三突出”就是“三堵死”
武汉市武昌区群众业余文艺评论组 叶德新
“三突出”一出笼，“四人帮”及其御用工具，就进行了肉麻的吹嘘，什么“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创作规律的科学总结”啊，什么“三突出是指导文艺创作的根本原则”啊，等等。又是吹喇叭，又是抬轿子，真是热闹死了！其实，“三突出”就是“三堵死”，是扼杀革命文艺的一根狼牙棒。
哪三堵死？
一，把作者深入生活的路子堵死。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不深入生活，没有对实际生活的观察、体验、研究、分析，没有对现实生活的集中概括，就无从创作。但“四人帮”所宣扬的“三突出”，却硬把变化万千的现实生活和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纳入它那个固定的框框里。你要搞文艺创作吗？无需深入生活，只要关在高楼深院里，根据“三突出”，定主题，安排人物，编造故事，就行了。《反击》不就是这样搞出来的么？你深入了生活，写出《创业》、《海霞》，他说你“二号人物压了一号人物”，或说你主要人物“起点不高”，不符合“三突出”。帽子就这么一扣，完了！你深入生活又顶啥用？
二，把作者运用多种多样的文艺形式来表现生活的路子堵死。革命人民的战斗生活丰富多采，气象万千，反映这种生活的文艺作品的形式和风格也应该是千姿百态，多种多样。但是，“三突出”却不允许文艺作品的形式和风格的多样化。你要发展各地群众喜闻乐见的地方戏吗？不行。你要用各种文艺形式创作吗？不行。“三突出”的哭丧棒一扬，统统都要被它打下台去。如果按“三突出”的框框套下去，很多文艺形式都只能销声匿迹。试问，抒情短诗，政治讽刺诗，肖像画，风景画，杂文，相声，单人舞，如何去“三突出”？“四人帮”就是妄想用“三突出”这根魔杖，使所有文艺作品都变成一种格式，一个调门，一副面孔。这说明，他们是破坏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罪魁祸首。
三，把作者的创作热情和创作思路堵死。革命文艺的创作，应在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指导下，充分发挥作者的创作积极性，活跃创作思想，大胆创造。但是，“四人帮”把“三突出”定为任何文艺形式都必须一律遵守的“根本原则”，强加在作者头上，使文艺工作者思想僵化，只有死板地照葫芦画瓢。再加上“四人帮”的大棒随意乱打，今天批这个，明天斗那个，搞得人人自危，干不是，不干也不是，哪里还有什么创作热情，什么创新？只能视创作为畏途，最后搁笔了事。
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园地，在一个时期内所以变得几近凋敝零落，其罪完全在“四人帮”！
（摘自《武汉文艺》一九七七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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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三突出”是一条绞索
郑择魁 张光昌
“四人帮”不仅把“三突出”当作“指导文艺创作的基本原则”，而且还把它定为衡量一切文学作品优劣成败的根本标准。其实，它是绞杀革命文艺的一条绞索。多年来，因为不符合“三突出”的要求而被扼杀的革命文艺作品，不知有多少！
革命导师列宁早就指出，文学事业“是最不能来一套公式主义的”，“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曾谆谆教导我们，要“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并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繁荣的正确方针。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文学艺术领域中的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也反映了艺术反映生活的特点和规律。我们所处的时代是风云搏击、英雄辈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时代，我们的生活是云蒸霞蔚、丰富多彩的火热战斗生活。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作品，当然也应当是时代和生活的“镜子”，呈现出千姿百态、生气勃勃的繁荣景象。文学作品不论从内容还是形式而言，都十分广阔和丰富，其中人物塑造的表现方式也是不拘一格，各具特色的。如果一切作品都要用“三突出”这个固定不变的框框来约束，那么，文艺创作必然要走进千人一面，万人一腔的死胡同。因此，要以“三突出”作为指导一切文学创作的一个原则和标准，不但在理论上是荒谬的，而且在实践上也是根本行不通的。
（摘自《浙江文艺》一九七七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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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是辩证法还是形而上学
俞智先
江青一伙吹嘘说，他们推行“三突出”的“原则”，是为了“突出矛盾的主导方面”，体现了辩证法的“重点论”，是“用对立统一规律指导文艺创作的典范”。用辩证法来装点“三突出”，这是“四人帮”的骗人手法。其实，“三突出”恰恰是形而上学猖獗的一种表现。
请看他们是怎样要求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吧：什么主要英雄人物应该“始终处于矛盾的主导地位”，什么“处处主动”，“节节胜利”，等等。这是辩证法的观点吗？否！诚然，将矛盾着的双方平均看待是错误的。因为矛盾的发展的基本形态是不平衡，其中必有一方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但是，“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方面，因为一定的条件而各向着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了去，向着它的对立方面所处的地位转化了去。”而且，“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因而“形成为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革命文艺应当根据事物本来的辩证法，着力于表现无产阶级英雄人物遵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能动地改造世界，转被动为主动，转失败、挫折为胜利，转劣势为优势，“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的英雄业绩，从而歌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歌颂工农兵英雄人物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永远进击的革命精神。革命现代京剧在矛盾冲突的处理上，有许多体现了矛盾双方不平衡，而矛盾双方依据一定条件互相转化的范例。如果象江青一伙胡说的那样根本否认矛盾双方可以转化，而使英雄人物“始终处于矛盾的主导地位”，“处处主动”，“节节胜利”，势必就要取消了英雄人物促进事物转化的能动作用，取消了英雄人物波浪式前进的过程，否定英雄人物会遇到挫折、困难甚至暂时的失败，把他们写成“超人”，轻而易举地获得成功，也就等于扼杀了英雄。这不仅在理论上荒谬绝伦，而且与现实生活相距十万八千里！江青一伙硬把他们那种静止的、否认事物发展变化的形而上学观点，同辩证法的“重点论”联在一起。其目的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以售其奸而已。
（摘自《辽宁大学学报》一九七七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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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突出”与“超人”哲学
余倩
“三突出”这个创作模式，也叫“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原则”。怎么突出呢？“四人帮”的喉舌说，“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就是要“突出”他“在矛盾斗争中的主导地位和支配地位”，要使他“坐第一把交椅”，始终主宰一切。有的干脆说这就是“谁被谁专政的问题”。这一来，“主要英雄人物”就成了超凡入圣的先知、主宰人类历史的全能的救世主。其他人物，包括人民群众、党的领导都须向他顶礼膜拜，做他的垫脚石，供他驱遣，由他“专政”。从“四人帮”关于“三突出”的主张中，人们不是可以听到法西斯幽灵的嚎叫吗？
法西斯主义的先驱尼采就发明过一种“超人”哲学。他说：“有上等人，也有下等人，一个个人是可以使千万年的历史生色的——也就是说，一个充实的、雄厚的、伟大的、完全的人，要胜过无数残缺不全、鸡毛蒜皮的人。”他认为，上等人具有“坚强意志”，是“非人和超人”；下等人即人民群众，所具有的是“软弱意志”，是“鸡毛蒜皮”的“群氓”。“坚强的意志指挥软弱的意志”。因此，“超人”要统治“下等人”，群众只是“超人”实现自己意志的工具。——所谓“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三突出”创作原则，不正是这种反动的法西斯哲学的翻版吗？
无产阶级的文艺，当然要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但他决不是“超人”和救世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主人。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之所以具有卓越的历史作用，正是由于他们代表了人民的利益，集中了群众的愿望，吸取了人民的智慧，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因此，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决不能把他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
“四人帮”高喊“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其实是为了破坏、否定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典型。他们眼里的“英雄”，分明是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野心家、阴谋家，也就是他们自己一伙。“这些人怀疑整个人类，却把个别人物神圣化。他们描绘出人类的天性的可怕形象，同时却要求我们拜倒在个别特权人物的神圣形象面前。”
“四人帮”和一切反动派一样，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无视人民群众的力量。他们抛出“三突出”这个创作模式，其根本目的就在于通过歌颂他们那一帮反革命“英雄”，为他们篡党夺权“坐第一把交椅”，“主宰”和“支配”一切制造舆论。结果是，历史并未被他们扭转，他们受到了历史的应有惩罚。
（摘自《艺术教育战线》一九七七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