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谁是“逸民”？谁“举逸民”？
——评李成的文章《要继续批孔》
韩立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用楷体字刊登的一篇署名李成的文章《要继续批孔》，是一篇极为恶毒的反党文章。
批孔，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一贯倡导的。孔丘的反动思想，是千百年来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它在社会上的恶劣影响，不能低估。李成打着要继续批孔的旗号，却对在群众中有影响的那些孔丘的反动思想一概不提，唯独抓住“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九个字，特别是在“举逸民”问题上大做文章。
谁都知道，孔丘一生，只在鲁国做过短时间的官。他周游列国，到处碰壁。临死时只好悲叹：天下无道，我的主张没有人听从，没有人实行。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只是他的反动愿望，历史上孔丘曾经兴了哪一个灭国？又举了哪一个逸民呢？“四人帮”的御用文人尽管挖空心思，牵强附会，七拉八扯，却还是拿不出一点事实，可以证明孔丘举了哪个“逸民”。那末，李成为什么偏偏专门选择这个问题做文章呢？
原来，在二月初，“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的那个心腹吹了“风”，传达了“四人帮”的“精神”。他们为了要把当时的运动引向歧途，恶狠狠地叫嚷什么“这场斗争是又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些走资派一上台就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搜罗文化大革命前的原班人马，不问其政治历史情况如何，不问这个人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怎么样，统统搜罗起来”。李成对他的主子篡党夺权的意图心领神会，赶快在稿子上写上一大段，把“四人帮”的那几句原话都写了进去。文章中写道：“他们在用人问题上”，“不问这个人的政治历史状况如何，不问这个人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如何，统统搜罗起来。他们妄图‘兴灭继绝’的正是刘少奇、林彪相继推行，并且接连破产的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他们原来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过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这篇文章因为体现了“四人帮”的“新精神”，“四人帮”的那个心腹赶快送给姚文元，很快就由姚文元修改定稿，立即安排在头版头条发表，全国各报予以转载。
“四人帮”和李成所说的“逸民”指的是谁呢？原来就是长期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的老干部。多少年来，“四人帮”和林彪、陈伯达一伙疯狂煽动“全面内战、打倒一切”。“打倒一切”，当然不是要打倒他们自己，而是要打倒那些抵制和反对他们的、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他们千方百计地栽赃诬陷，无中生有地制造莫须有的罪名，必欲把我党大批久经锻炼的干部置之死地而后快。由于毛主席多次指示、亲自过问，许多干部才得到解放，重新分配了工作。可是，“四人帮”和李成却又把这些好干部诬蔑为“逸民”，要一律再行打倒。
李成这篇文章非同寻常，在当时，它是一篇定调子的文章。谁要再继续批孔，就必须按它定的调子讲。这篇文章流毒全国。“四人帮”在各地的爪牙闻风而动，纷纷出笼，大肆诬蔑各级领导干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就是“举逸民，请隐士”，是“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他们公然对抗中央“不要层层揪”的指示，大喊大叫要层层揪“逸民”，把许多已经解放并担任了工作的干部，又打了下来。反革命气焰嚣张一时。李成这篇文章，就是为这场篡党夺权的反革命丑剧提供“理论根据”的。
“四人帮”大反“举逸民”，其矛头究竟是指向谁呢？表面上看，他们是在反对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那位领导同志。但是，稍加分析，一目了然：不对了，不是那么回事。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正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察觉了“四人帮”的阴谋，及时驳斥了“打倒一切”的谬论，并且明确提出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解放干部的方针。“四人帮”阳奉阴违，采用各种卑劣手段进行阻挠和破坏。我们不少党的高级干部得到解放和重新担任工作，是毛主席亲自督促、再三批驳了“四人帮”的种种借口之后，才得以实现的。
“四人帮”一心要打倒的那位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同志，大家都知道，就是由毛主席亲自提议任职的。所以，“四人帮”在当时大批什么“举逸民”，其罪恶矛头首先就是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
“四人帮”的攻击矛头也是对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周总理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方针和政策。周总理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最关心和爱护干部，坚决地抵制“打倒一切”的谬论和行动，做了很多的工作，保护了大批好干部。因此，“四人帮”极端仇恨周总理。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由王、张、江、姚和林彪、陈伯达一伙阴谋组织的“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就恶狠狠地扬言：“要揪出那个保人保得最多的人”，把矛头直指周总理。当李成的文章发表时，敬爱的周总理已经逝世一个多月了，它却还要批。在这篇文章发表一个多月后，由“四人帮”直接控制的一家报纸，居然把“举逸民”直接点出为：“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这种猖狂恶毒的反革命叫嚣，自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义愤。
“四人帮”的攻击矛头也是针对华主席和当时负责中央和省市工作、坚持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同志的。正是华主席和中央与地方的领导同志，坚决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解放干部，让他们重新担任领导工作。“四人帮”却诬蔑这是“举逸民”，“搞复辟倒退，搞反攻倒算”。他们把党的干部政策公然辱骂为孔丘的“儒家路线”。原来“四人帮”加在革命干部身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种种捏造的罪名，经过文化大革命中各级党委和群众反复审查、已经弄清楚了的问题，“四人帮”却说是“不问这个人的政治历史状况如何”；只要对“四人帮”的“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等罪恶行为表示不满的，他们就扣上“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的帽子，妄图再行打倒，以达到他们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
在这些方面，李成的文章写得实在太露骨了，连姚文元看了，也觉得有点不妙。他就亲自动笔在“他们在用人问题上”这句话下面加了两句：“不讲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不讲老、中、青三结合”。他以为加上这两句话，就可以掩饰他们的反革命面目了。其实是“贼喊捉贼”，欲盖弥彰。究竟是谁不讲毛主席关于接班人的五条标准？还不就是“四人帮”自己吗！提出“以中、青为主”，公然对抗老、中、青三结合原则的又是谁呢？也还是“四人帮”自己！
想当初，“四人帮”口口声声要追查所谓“风源”。现在，各地都在深入揭批“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在一九七六年大搞“层层揪”的反革命罪行，在这个时候，把李成这篇文章拿出来示众，可以帮助大家进一步认识清楚，那股反革命黑风的风源，原来就在这里！
第3版()
专栏：报刊文摘
必须加强革命法制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理论组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要不要加强法制？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肯定的回答：“一定要守法，不要破坏革命的法制。”“我们要求所有的人都遵守革命法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58—359页）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和法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阶级斗争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统治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实行阶级统治，一定要建立与其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法制就是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体现，它具有强烈的阶级性。一切剥削阶级的法制，都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工具，有极大的虚伪性、欺骗性和反动性。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革命法制是多数人统治少数人的工具，它同一切剥削阶级的法制是根本对立的。我们国家的法制是亿万劳动人民长期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是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的，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的：“我们的法律，是劳动人民自己制定的。它是维护革命秩序，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生产力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59页）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一贯重视革命法制的建设。毛主席说：“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29页）建国以来，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及时颁布了《土地改革法》、《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贪污条例》、《婚姻法》等一系列法律、法令、条例、规定、政策、决议。二十多年来，在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由于不断加强和完善革命法制，给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残余势力以毁灭性的打击，保障了土改、镇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肃反等各项政治运动的顺利进行，推动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发展，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
“四人帮”出于他们反动阶级的本性，把革命法制看成是实现其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严重障碍。他们对革命法制咬牙切齿，恶毒咒骂，疯狂破坏。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狂叫要“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狂妄叫嚣要“重新创造”一种“新的组织形式”来“彻底打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妄图用资产阶级的法制代替无产阶级法制。叛徒江青恶毒诬蔑公检法是“特务机关”，把人民的公安、法院等专政机关，说成是“比国民党还坏”，歇斯底里地叫嚷要“彻底砸烂反动公检法”。他们狂吠要“改朝换代”，煽动地富反坏、牛鬼蛇神起来造无产阶级专政的反。他们大刮无政府主义妖风，大搞打、砸、抢，妄图搅乱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诬蔑人民法院二十几年来“符合社会主义的东西不多”，“还没有走出一条路子来”，把建国以来人民法院执行的革命法制，说成是“旧法”、“老框框”，提出什么要创“新经验”，走“新路子”。“四人帮”及其余党采取种种阴险毒辣的手段，把人们的思想搞混，把无产阶级专政机关搞垮，把社会主义秩序搞乱，妄图乱中夺权，恢复地主、资产阶级法制，建立法西斯王朝。这就从反面告诉我们，加强革命法制，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需要，是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
（摘自《解放日报》）
第3版()
专栏：报刊文摘
一切从实际出发
中共肇庆地委书记 许士杰
从实际出发，不仅是指要对当时当地的客观外界的事物作具体分析，更重要的是要认识我们所处的究竟是什么历史时期，现在的社会性质是什么，我们的总路线总任务是什么，如果不首先从这个实际出发，光从具体单位和具体事件的实际出发，就会迷失方向，左右摇摆。
毛主席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社会经济制度变化了，个体经济变为集体经济，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在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里说的就是处在什么历史时期的问题。毛主席当时指出，我们的任务是要搞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要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个共产党员，必须时时刻刻记住我党的基本纲领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不要忘记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明确了我们所处的历史时期，搞清楚了我们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而又和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样的从实际出发，就能抓纲带目，各项工作都有统属。
在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战斗中，要做到从实际出发，也有个要从我党的总路线、总任务、总政策出发的问题，要深刻地懂得：“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要加快农业发展的速度，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把农田基本建设当作一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来办，重新安排山河，增强抗御自然灾害能力，实现稳产高产。在建设的规模和速度上，固然要注意当年的生产需要和群众的负担能力，做到从本地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出发，但是，必须首先有个重新安排山河的雄心壮志。这就不能单纯地从一个生产队、一个村庄这个实际出发，而要善于着眼于一条河流、一片山河的有计划有步骤的改造。在这方面，我们总结了经验教训，开始使工作做得好一些。我们认为，在安排农田基本建设进度时，要充分注意到当年群众的收入水平和负担能力，当年生产对劳动力的需要；但同时还要看到加速改变山河面貌是群众的迫切要求，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们能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干社会主义，必须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在组织向自然开战的行动时，要注意生产队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但也应注意发挥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根据需要和可能，实行统一指挥，协同作战。在执行政策时，必须坚决执行互利政策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但又必须支持与发展共产主义因素，进行共产主义风格的教育，要看远景，看宏图，要“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
总之，无论搞革命，搞建设，都必须十分注意我们自己所处的历史时期，牢记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认真地对当地情况进行调查研究，这样就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实行正确的领导。
（摘自《南方日报》）
第3版()
专栏：
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参考资料13
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 “军民兼顾”、“公私兼顾”这两句话，是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中说的，以后又多次说过。当时说的“军民兼顾”，是指军队参加生产，节省军费开支，减轻人民的负担；人民群众努力生产，多打粮食，支援军队多打胜仗。“公私兼顾”是指在大生产运动中，在分配上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利益；同时也是指在由于抗日战争的需要，增加人民的“救国公粮”的负担时，要尽可能组织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人民的收入。毛主席说：“我们一方面取之于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这就是对人民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盐业和商业，采取帮助其发展的适当步骤和办法，使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使所得大于所失，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
苏联……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 义务交售制，是苏联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五七年实行的征购粮食和其他主要农副产品的制度。一九三三年一月，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联合发布决议，规定集体农庄和个体农户必须每年按照国家规定的数量和价格向国家义务交售粮食。以后，又对大牲畜、油料、土豆、甜菜、蔬菜等也实行义务交售。这种义务交售价格极低，只相当于国家在市场上收购价格的十一分之一到十三分之一。因此，义务交售制实际上具有农业税的性质。此外，还规定集体农庄向国家机器拖拉机站提交实物报酬，这也是从农民手里取得粮食和农副产品的一种主要手段。义务交售和实物报酬统属于征购。这种征购量很重，一般占苏联每年粮食总产量的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四十。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叛徒集团不顾苏联人民死活，用“义务交售制”等名义，从农民手中挖走的谷物，竟占全苏联谷物总产量的百分之四十二点四。
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是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写成的。关于如何评价斯大林的功过，文中指出，苏联迅速地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实现了农业的集体化，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科学和文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打败法西斯的主力军，并且帮助东方人民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有斯大林不可磨灭的功劳。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保卫了列宁主义遗产，进行了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等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文中说：“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
盘古开天辟地 “盘古”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人物。据说他生于天地混沌之中，经过一万八千年，就把天地开辟出来。这种神话最早见于三国时一个名叫徐整的人写的《三五历记》。毛主席借用“自从盘古开天辟地”这句话，意思是我国有史以来人们办不到的事情，今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办到了。
“三定”，就是定产定购定销 “三定”是我国政府在一九五五年为了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增产，保证国家和人民对粮食的需要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定产，就是农户的粮食产量，以一九五五年核定的单位面积正常年景的产量为标准，规定自一九五五年起三年不予变更，也就是说，在三年之内增产不增购。定购，就是国家把向农户征购粮食的数量也暂时加以固定，以一九五五年征购总数为标准，三年不变。根据规定，一般农户，除按各地农民当时的消费水平，留够口粮、种籽、饲料粮外，国家只收购余粮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使农民仍保留有一部分余粮。定销，就是对于缺粮户由国家实行粮食定量销售供应，定销数量则根据缺粮数量和时间，每年评定一次，以保证国家按时供应。
《阿Ｑ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 《阿Ｑ正传》是鲁迅写的一篇中篇小说，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起，用巴人的笔名陆续发表在北京《晨报》副刊上，以后又收入鲁迅著的小说集《呐喊》和《鲁迅全集》、《鲁迅小说选集》中。这篇小说，以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社会为背景，通过对雇农阿Ｑ的受压迫、要反抗、最后被杀害的悲剧描写，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小说对阿Ｑ饱受压迫、凌辱、摧残的生活寄予深切同情，对赵太爷、钱太爷、假洋鬼子等封建反动势力给以有力的鞭挞；并通过对阿Ｑ的软弱、不敢反抗的一面，即对他的“精神上的胜利法”的痛切批判，表达了力图唤醒农民的觉悟、促使他们起来斗争的热烈愿望。《阿Ｑ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品之一，也是世界公认的名作。
（以上各条见《论十大关系》）
世界上……超过两千万吨钢的国家只有几个 一九五六年世界上大约有一百多个国家，当时已独立并且加入联合国的有八十多个国家。据一九六三年联合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字，在上述国家中，一九五五年钢产量超过两千万吨的有四个国家，即：美国（一亿零六百一十七万吨）、苏联（四千五百二十七万吨）、西德（二千一百三十三万吨）、英国（二千零一十万吨）。
（见《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