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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农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指针
——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论述
王谦
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以很大的篇幅论述了农业合作化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农业集体化和现代化的理论。这些光辉著作，引导我国几亿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指明了农村继续革命的方向。今天，在我们落实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深入揭批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罪行，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下，重读毛主席的这些著作，五十年代那种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又展现在我们的眼前。使我们永远不能忘怀的是，我们每前进一步，都有毛主席的光辉指示指明方向。我们的一切胜利，都归功于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毛主席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国农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唯一正确的指针。
五亿农民的方向
在我国农村，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马克思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之间的斗争，一直围绕着一个中心问题：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毛主席指出：“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做革命的促进派》）
经过土地制度的改革，农民从封建所有制下解放了出来。在当时农村中，存在的是富农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象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农民的所有制。农民个体经济，自发地发展下去，必然出现两极分化。一九五○年，根据对武乡县六个村的调查，一九四八、四九两年，出卖土地的已有一百三十九户，占总户数的百分之十一点八。有百分之四点三的农户因生产、生活困难又失去了土地。不少富裕农民憧憬“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热衷于个人发家致富。在有些地方，还出现了高利贷，并有个别新富农产生。随着农村经济上两极分化的发展，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也都出现了涣散现象。
面对着两条道路的严重斗争，我们必须作出抉择：是引导农民经过互助合作，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任其自流单干，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关系到亿万农民的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当时，我们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组织起来》和《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的精神指引下，认真地、反复地讨论了农村土改后的方向道路问题。毛主席说得非常清楚，对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并且指出：“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
山西省有一部分老解放区，在毛主席“组织起来”的号召下，抗日战争时期就有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经验。土改以后到一九五○年，全省加入互助组的户数已占全省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以上，其中常年互助组有三万多个。一些办得好的常年互助组，已经有了一定数量的公有农具、种籽、牲畜和资金，有的还集体开垦了土地。这些新的因素是社会主义萌芽。这说明，广大贫雇农是愿意走互助合作道路的。但他们已不满足于互助组的组织形式，要求向高一级的组织形式过渡。遵照毛主席的一贯教导，根据广大贫雇农的实践和要求，省委提出了在互助组的基础上提高一步的方针，于一九五一年春，在晋东南地区试办了十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新生事物一出世，就显示了它的优越性。合作社当年的粮食产量就超过上年百分之二十一，在生产和社员收入方面，也都超过互助组和富裕中农的水平。
但是，这个使贫雇农欢欣鼓舞的新生事物，却触怒了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刘少奇。一九五一年七月，他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对山西省委关于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报告恶狠狠地指责说：“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刘少奇的这些谬论，是直接和毛主席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相对抗的。他反对办合作社，大肆鼓吹“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确保私有财产”、“四大自由”等谬论，就是妄图引导中国农村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刘少奇这条修正主义路线，当时就受到毛主席的痛斥。一九五一年九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同年十二月，又写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内通知，指示要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一九五二年，在毛主席制定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照耀下，山西省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全国一样，蓬勃地发展起来。一九五三年春，初级社发展到二千二百多个，入社农户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一点七；到一九五五年春，社数猛增到三万一千七百多个，入社农户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一。
正当全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即将到来的前夕，刘少奇再次跳出来攻击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超过了实际可能”，“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超过了干部的经验水平”，并且挥动板斧大砍合作社，在两个月的时间内，就砍掉了二十万个。就在这关键时刻，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并写了一系列著作，全面地阐明了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深刻地批判了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揭露了“他们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的反动本质。
毛主席在这些论述农业合作化的著作中，满腔热情地支持群众运动，坚定地相信群众中蕴藏着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热烈地称赞河北省三户贫农坚持办合作社“是全国五亿农民的方向”（《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毛主席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对土改后农村阶级关系变化的新情况进行了科学分析，明确地规定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阶级路线是：依靠贫农、下中农，巩固地联合中农，限制和消灭富农剥削。从而粉碎了刘少奇、陈伯达所鼓吹的什么土改以后农村已经中农化了，不能再提依靠贫农了的谬论，解决了党在农村社会主义革命中依靠农民的大多数的问题。毛主席还精辟地阐明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两件事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关系，驳斥了刘少奇的合作化如果不下马就会破坏工农联盟的无耻谰言，指出：“我们认为恰好相反，如果不赶快上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这里看来只有一字之差，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却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一九五五年，农业合作化的高潮，象急风暴雨，迅猛异常，席卷全中国，震撼全世界。我国广大农民是那样热情而又很有秩序地参加这个伟大的运动。伴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同时出现了农业生产建设的高潮。在这个高潮中，广大干部和群众感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已经不适应生产发展的要求，迅速掀起了高级合作化运动。由于农村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我们所采取的步骤是稳的，由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进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再进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实现了农业合作化，而且做到了连年增产。一九五六年春，山西省基本上完成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年全省的粮食产量创造了历史的最高水平。回顾农业合作化的战斗历程，我们深深感到，毛主席关于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光辉思想，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极为重大的指导意义。在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万里长征中，我们要始终牢牢掌握这个法宝。
高举大寨红旗 坚持继续革命
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毛主席首次提出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在这个理论的指引下，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这个崭新的社会组织形式，象早晨的太阳，从世界东方的地平线上升起了。人民公社化的实现，是继农业合作化以后的又一伟大的革命。它把几十户、几百户的单一农业生产合作社，联合成为大规模的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结合、政社合一的组织，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又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毛主席亲自为我们树立的大寨红旗，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光辉典型。大寨为我们提供了在农村政治、经济和思想各个领域继续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极其宝贵的经验。大寨的方向就是全国农村的方向。我们既要学大寨的今天，又要学大寨的明天。学大寨还是反对学大寨，真学还是假学，是当前我国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集中表现。从刘少奇、林彪到“四人帮”，这些不肯改悔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疯狂地反对农业学大寨。这实质上就是反对在农业战线上坚持继续革命，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我们学大寨，就要象大寨那样，自觉地开展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领域的革命。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教导我们：“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阶级斗争为纲，改革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经济基础的部分，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加速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增强物质基础，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课题。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农村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一方面，我们要巩固新的生产关系，巩固人民公社制度。这方面的斗争是长期的，搞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是随时可能的。一九六二年刘少奇推行“三自一包”，近几年来，在“四人帮”严重干扰和破坏下，有些地方出现分田单干；有些单位打着集体经济的旗号发展资本主义，使集体经济蜕化变质；还有的城乡勾结，大搞投机倒把，大挖社会主义墙脚。这些都说明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作斗争。另一方面，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要及时地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必须注意改善和调整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把“四人帮”搞乱了的东西纠正过来。在所有制方面，从全国大多数地区来看，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在目前，与生产力的发展还是基本适应的。但是，随着农田基本建设的发展，农业机械化的逐步实现，社队企业力量的增长，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公社一定会逐步多起来，我们也要为促进这种发展创造条件。
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更加重要了。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对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起着决定作用。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搞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经济基础的革命能不能巩固和发展。在农业合作化实现的第二年，毛主席就及时地提醒全党：“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我们党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开展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伟大斗争的同时，对广大农民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六年，又开展了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最深刻的政治大革命，它使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更加深入人心。近几年来，我们又紧密结合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特别是当前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在广大农村开展了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所有这一切，对于搞好农村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巩固和发展农村人民公社制度，都起了巨大的作用。
大寨的经验告诉我们，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要突出地解决好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加强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建设，保证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贫下中农手里。要坚持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坚持常年整党整风，不断端正领导班子的思想政治路线，把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战斗堡垒。对一部分社队中存在着的坏人、蜕化变质分子、热衷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老好人和思想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人掌权的问题，则要通过整顿，区别不同性质，认真加以解决。另一个是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农民。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制度的改造是重要的，但人的改造更重要。没有人的改造，制度的改造就不能巩固。没有人的改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不能充分地发挥。人变——地变——产量变这个公式，生动地体现了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大寨就是把人的思想改造，把做好人的工作，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的。我们应当“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加强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发扬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引导农民逐步从小农经济习惯势力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如果我们每一个社队都能象大寨那样，不断地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人民公社制度一定会得到更好的巩固和发展。
高速度地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
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基本任务。只有经过“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四人帮”污蔑搞四个现代化是“复辟资本主义”，到处挥舞“唯生产力论”的大棒，用破坏生产来破坏革命，给革命和生产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我们必须把他们搞乱了的是非界限纠正过来，把他们造成的损失夺回来。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只有加速实现农业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农业生产力，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巩固和扩大农村社会主义阵地。早在农业合作化时期，毛主席就指出，我们面临两个方面的革命任务。一个是“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一个是“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毛主席还指示我们，从一九五五年算起，用二十五年时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随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迅速完成和社会主义工业的发展，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国农业机械化事业已有了很大的发展。实现农业机械化是毛主席的遗志，是全国人民的心愿，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一步发展的迫切要求。它对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制度，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逐步缩小三大差别，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一定要加倍努力，大大加快步伐，保证在一九八○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并在本世纪内实现农业的现代化。
办好社会主义大农业是伟大的革命运动，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深切地感到，毛主席在用很大的精力领导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过程中，非常注重农业增产的问题。毛主席对于合作社的经营管理，对于农业技术改革，对于兴修水利，精耕细作，繁殖和保护牲畜，发展养猪事业，实行绿化等等，都作出了具体的指示，字字句句凝结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的深切关怀。还在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期间，毛主席就提出了农业十七条的意见，后来发展成农业发展《纲要》，其中既讲了农业的增产指标，又讲了各种增产措施。毛主席担负着党和国家的繁重的领导工作，关怀着世界革命，又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工作，还那样细致地研究农业生产问题，并且再三教导我们要“在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的基础上，使自己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我们一定要继承毛主席遗志，认真学，拚命干，千方百计地迅速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四人帮”是一伙一不会种田，二不会做工，三不会打仗的寄生虫，是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的罪魁祸首。选集第五卷中，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论述，是批判“四人帮”罪行的最有力的武器。现在“四人帮”打倒了，思想大解放，生产力大解放，我们要甩开膀子大干社会主义。
山西省从农业合作化以来，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增长，集体经济不断壮大，农业机械化也有一定发展。但是，同先进的兄弟省市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大寨在山西，大寨的经验还没有在山西全面开花结果。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九七五年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报告中，给我们山西算了一笔帐：“如果山西全省所有的县都建成了具有昔阳水平的大寨县，都象昔阳今年那样，每人平均生产一千五百斤粮食，提供五百斤商品粮，那么，全省粮食总产量将比一九七四年增加一倍半，提供的商品粮将比一九七四年增加近三倍。”这笔帐给我们绘出了山西发展农业的宏伟蓝图，也给我们增添了信心和力量，我们一定要全党动员，为尽快实现这个目标而奋斗。首先苦战四年，到一九八○年，把全省一半以上的县基本上建成大寨县，使全省粮食平均亩产达到四百斤；第二步，到一九八五年，全省粮食平均亩产达到六百斤，实现华主席对我省提出的要求。我们要发扬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革命精神，进行改天换地的斗争，把以改土治水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当作一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坚决办好。下定决心引黄入晋，沟通全省四大河系，贯穿全省五大盆地，从根本上解决“十年九旱”的问题。山西工业基础比较好，要认真贯彻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加快工业发展的速度，特别是要加快基础工业的发展，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业支援农业的工作，进一步满足农业对于机械、化肥、农药、燃料、动力等的需要。要全面贯彻农业“八字宪法”，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工作，提高科学种田的水平。要认真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在重点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努力发展多种经营。
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让我们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团结战斗，高速度地发展山西的社会主义工业和社会主义农业，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作出应有的贡献。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七年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