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从政治上”和“从经济上”
钱唐
一九七六年二月，“四人帮”的御用文人梁效，抛出了一篇自称是读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的文章，题为《经济建设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托洛茨基说他自己是“从经济上”看问题，攻击列宁是“从政治上”看问题。梁效根据这一点，就得出结论说：“在这里，托洛茨基公开打出了以经济为纲的旗号，反对列宁。”梁效作出这个论断的用意何在呢？其险恶的目的是要把当时坚决执行毛主席“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的中央领导同志污蔑为“以经济为纲”，就是“托洛茨基”。以此影射比附，把当时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和“四人帮”之间的斗争，说成是
“从经济上”看问题和“从政治上”看问题的分歧，美化“四人帮”是“从政治上”看问题，就是“列宁”。
围绕工会问题展开的那场争论，其根本分歧，果真是列宁“从政治上”看问题，而托洛茨基“从经济上”看问题吗？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这种说法本来是托洛茨基为了掩饰自己的错误而进行的诡辩，梁效却把它奉为“真理”。现在我们来看看，那场争论究竟是怎样引起的？列宁同托洛茨基之间的分歧究竟在那里？这只要读一读《联共（布）党史》第九章第二节，读一读斯大林的《我们的意见分歧》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场争论是从一九二○年底开始的。当时，苏联人民战胜了国内外阶级敌人，结束了战争，转入了和平的经济建设时期。列宁为首的党中央提出，必须迅速恢复被战争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大力发展工业、运输业和农业。为此，列宁提出，要结束在战时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制度，因为它已经同农民的利益相抵触了；要用粮食税来代替余粮收集制，使农民能自己处理他们的剩余粮食，以发展农业；而首要的任务是发展工业，要积极吸引工人群众参加。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组织，是党和工人群众之间的联系，它不是国家组织，不能用行政的手段，只能采用说服方法，才能把工人的积极性真正调动起来。所以，列宁说，工会是学习管理的学校，是对工人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学校。
当时，托洛茨基跳出来反对列宁，他选择工会的问题向列宁挑战。他不同意列宁说的工会是学校，而提出工会是管理经济的国家机关，要工会对工人实行强迫命令，并提出口号：“把螺丝钉扭紧一下”，“对工会进行整刷”。这那里是什么“从经济上”看问题呢？梁效找来找去，从托洛茨基那里找到了一句话：“如果他使皮靴的数目、面包和煤的数量增加了，那时他就将成为工人阶级的真正的领袖。我们对工会所树立的旗帜就是恢复经济的旗帜。”于是，梁效振振有词地说，“托洛茨基公开打出了以经济为纲的旗号”。按照这个逻辑，提出恢复经济的方针的是列宁，岂不是列宁也“以经济为纲”了吗？
所以，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分歧，根本不在于什么“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用当时斯大林所概括的说法，这是对待工人群众的两种方法，即说服方法和强迫方法的分歧。（参看《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6—8页）
如果实行托洛茨基的方法，就只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挑拨工人群众反对党，引起党和工会、工人阶级的分裂。这样，不但破坏了国家经济建设，也会使无产阶级专政灭亡。正因为这场争论是一个这样严重的政治问题，所以，当托洛茨基和布哈林非难列宁是“从政治上”看问题时，列宁义正词严地回答说：这是一种“非常荒谬的、完全不应当由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讲出来的话。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换句话说，从政治上看问题，意思就是说：如果对待工会的态度不正确，就会使苏维埃政权灭亡，使无产阶级专政灭亡（在俄国这样的农民国家里，如果由于党的错误而造成党和工会的分裂，那就会使苏维埃政权遭到灭亡）。”（《列宁选集》第4卷第441—442页）
学习列宁的教导，我们就可以看清楚：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领导同志和“四人帮”之间的斗争，也决不是什么“从经济上”看问题和“从政治上”看问题的分歧。“四人帮”打着批所谓“唯生产力论”的旗号，破坏革命，破坏生产，妄图以此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正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所以，我们和“四人帮”的斗争，就是这样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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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方面，另一方面”
瞿夹明
“四人帮”大搞形而上学、片面性。在政治与业务、红与专这些矛盾中，他们不许谈经济，谈业务。工厂、企业要抓生产，他们说是什么“唯生产力论”；学校要教知识，他们说是“智育第一”；科技单位要钻研科学，他们说是“白专道路”。群众对他们这套做法，非常反感。一九七五年，在中央领导同志主持下，制定了几个文件，反对形而上学，强调要全面看问题，指出：一方面不能忽视政治，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经济。
“四人帮”疯狂反扑。他们从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一文中找到一句话：“‘又是这个，又是那个’，‘一方面，另一方面’——这就是布哈林在理论上的立场。这就是折中主义。”他们就振振有词地说，谁要是反对他们搞形而上学，谁就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布哈林的折中主义”。一九七六年，他们写了不少文章，大反“折中主义”，把“折中主义”当作所谓“翻案风的哲学理论”来批。
人们感到非常诧异。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早就指出：“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例如：只了解中国一方、不了解日本一方，只了解共产党一方、不了解国民党一方，……”毛主席列举了许多的矛盾方面以后，总结说：“一句话，不了解矛盾各方的特点。这就叫做片面地看问题。或者叫做只看见局部，不看见全体，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明明是辩证法，怎么经“四人帮”一摆弄，就变成“折中主义”了呢？
读读列宁的原文，就可以看出“四人帮”的一贯手法：他们总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抽取个别词句，为我所用，把革命导师完整的思想，加以篡改和歪曲。列宁的这段原话是这样说的：布哈林“所犯的错误的理论实质，就在于他用折中主义偷换了政治和经济之间的辩证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所教导我们的）。‘又是这个，又是那个’，‘一方面，另一方面’——这就是布哈林在理论上的立场。这就是折中主义。辩证法要求从相互关系的具体的发展中来全面地估计这种关系，而不是东抽一点，西抽一点。”（《列宁选集》第4卷第449页）很明显，列宁批判布哈林的折中主义，并不在于布哈林既谈了政治，又谈了经济；恰恰相反，列宁是批判布哈林不是全面地估计政治和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而是东抽一点，西抽一点，这才是折中主义。
接下去，列宁用了好几页篇幅，并且用了通俗的例子，说明布哈林的折中主义。
那时围绕工会问题的争论，列宁主张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托洛茨基主张工会是管理生产的行政机关。而布哈林却要在列宁和托洛茨基提出的两种根本相反的主张之间搞调和折中。布哈林派提出的提纲中说：“一方面，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另一方面，它们又是经济机关和整个国家政权机关的一个组成部门……”。布哈林说：“我看不出有任何逻辑上的根据，可以证明第一个不正确或第二个不正确，因为这两个原理都是对的，把这两个原理结合起来，也是对的。”原来，所谓“一方面，另一方面”的折中主义，列宁指的是这么一回事。这和“四人帮”所谓的“折中主义”，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布哈林举了一个例子：一个玻璃杯，这个人说它是玻璃圆筒，那个人说它是饮具，两个人都是对的，谁也没有错。列宁接过布哈林举的这个例子，通俗地说明辩证法和折中主义的区别。
是的，玻璃杯既是一个玻璃圆筒，又是一个饮具。这从形式逻辑来讲是无可争辩的。但是，辩证逻辑不能以此为满足。辩证法要求对事物进行具体分析。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拿玻璃杯来说，如果要把它当作饮具来使用，那末，它是圆的或是方的，是玻璃的或是陶瓷的，都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它底上不要有洞，不然，它就不能作为饮具。如果我要一个玻璃杯不是为了喝水，而是用来压纸，那末，它底下即使有洞，也还是可以用的。
辩证法要求我们进行这样具体的分析，才能确定什么是真理，什么是错误，以及它为什么是错的。就工会问题来说，工会本来是党、国家和广大工人群众之间的“联系”。工会只有作为一个学校，采用说服教育的方法，才能把广大工人群众很好地团结在党和国家的周围，才能起到联系的作用。如果象托洛茨基所主张的，工会是管理生产的行政机关，对工人群众采用行政的方法，那就只能引起工人群众的不满，不但割断了这个联系，而且会分裂党、工会和工人阶级。因此，列宁指出：“托洛茨基的纲领是：尽管玻璃杯没有底，但玻璃杯还是一种饮具”。（同上书第459页）
什么是“四人帮”的纲领呢？他们的纲领就是：尽管工厂不生产，但它还是一种工厂；尽管学校不传授知识，但它还是一种学校；尽管科研机关不进行科学研究，但它还是一种科研机关。这不是和托洛茨基一样荒唐可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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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经济和政治
陈红年
“四人帮”从列宁的《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一文中找到一句话，到处引用：“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列宁选集》第4卷第441页）“四人帮”以为这样就可以把所有反对他们的人的口都堵住了。谁要是提出必须重视经济，他们就给谁扣上所谓“唯生产力论”、“经济主义”、“以经济为纲”、“修正主义”这类大帽子，一顶接着一顶，压得人透不过气来。
列宁的这句话，可以象“四人帮”那样解释为只能重视政治，不能重视经济吗？只要看看列宁自己在这篇文章中，甚至就在这句话的前后几页上对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是如何讲的，就可以戳穿“四人帮”的谣言和诡辩了。
列宁在批判布哈林的折中主义时，着重指出：布哈林用折中主义偷换了政治和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并且指出，马克思主义所教导我们的正是政治和经济的辩证关系。（参看同上书449页）
政治和经济的辩证关系的最根本点是什么呢？列宁在批判布哈林的“生产民主”的术语时指出：“任何民主，和一般的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这种上层建筑在阶级消灭之前，在无阶级的社会建立之前，是必然存在的），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同上书第439页）在这里，列宁说的本来是众所周知的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道理：一切上层建筑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并且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经济决定政治，政治为经济服务。凡是否认这一原理的，就只能是历史唯心论者。可是，在“四人帮”控制的报刊上，多年来就是不许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这条根本原理。在“四人帮”的影响下，有的人竟至于把这条根本原理污蔑为“经济主义”、“修正主义”。马克思自己一再阐述过的基本原理，居然成为“修正主义”，这真是海外奇谈。
马克思主义者充分承认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不然，就不是辩证唯物论者，只能是机械唯物论者。但是，既然说它是“反作用”，就不能象“四人帮”那样把政治和经济割裂开来。政治对经济有反作用，就是说，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能够促使经济发展；如果是错误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就会阻碍甚至破坏经济的发展。列宁在批判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割裂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时指出：“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同上书第442页）这里的最后一句话，又是“四人帮”不喜欢的，有时就干脆砍掉了。
“四人帮”把列宁说成是一个只强调政治占首位的人，仿佛列宁认为经济是无关重要的事情。实际上，列宁自己说得很清楚：“自然，我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希望我们少搞些政治，多搞些经济。但是不难理解，要实现这种愿望，就必须不发生政治上的危险和政治上的错误。”列宁深感遗憾地说，正是由于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所犯的“政治错误，却使我们党离开经济任务，离开‘生产’工作，迫使我们——遗憾得很——花许多时间来纠正这些错误”。（同上书第444页）马克思主义者当然首先应该从政治上正确处理问题，但这样做正是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在一定时期，经济也可以成为最主要任务。就在一九二○年底，列宁在《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中指出：“同志们，经济任务、经济战线现在又作为最主要的任务和基本的战线提到我们面前来了。”（同上书第380页）
在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问题上，列宁特别反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那种抽象的、空洞的、不切实际的、理论上错误的空谈。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提出一个关于工会的提纲，空谈什么“生产民主”，他们责备季诺维也夫（那时他还站在列宁一边）只举了一个修建澡堂的例子，说他“关于工会应该做什么，你却‘一句话’、‘一个字’也没有提”。列宁尖锐地驳斥说：“不对。澡堂的例子——请原谅我说句笑话——可以值十个‘生产气氛’再外加几个‘生产民主’。”（同上书第442页）因为修建澡堂正好说明：工会应该关心群众生活。
“四人帮”对列宁的著作一贯是断章取义，肆意曲解。我们应该认真学习列宁的整篇著作，完整地了解列宁的思想，彻底拆穿“四人帮”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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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参考资料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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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很好的整社经验，值得推荐 这是《一个整社的好经验》一文的按语。这篇文章介绍的是福建省华安县龙峰乡先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整社经验。这篇文章总结了在整社中，依靠党支部、检查评比生产、进行社章教育，贯彻执行互利政策等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总结了用“四对比、五算账”的方法向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经验。四对比是：一比合作社、互助组、单干户，哪个好；二比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哪个好；三比剥削制度和没有剥削制度，哪个好；四比个人发展和共同富裕，哪个好。五算账是：一算灾害账，二算搞副业增加收入账，三算发挥劳动积极性增加工分账，四算贫农中农合作互助增产账，五算克服生产、生活困难账。
反革命破坏合作化运动的问题，是一个普遍的问题 这是《必须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作坚决的斗争》一文的按语。这篇文章介绍了在贵州省都匀县第五区的十八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反革命分子曾经多次制造破坏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农业生产的政治事故和案件的情况，介绍了各个合作社都建立了以党团员为骨干的保卫组织，加强了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作斗争的经验。
为了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动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生产活动，具有极大的意义 这是《妇女走上了劳动战线》一文的按语。这篇文章介绍的是天津市东郊区詹庄子乡崔家码头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事情。这个社组织妇女参加劳动和学习农业技术，扭转了男社员轻视妇女的思想，解决了社内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取得了有益的经验。
这一篇很好，可作各地参考 这是《中山县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青年突击队》一文的按语。这篇文章介绍了广东中山县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青年突击队推广先进技术、保证耕作质量的活动情况。他们在工作中，十分注意和农业生产上的保守思想以及无人负责的现象作斗争。
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参考 这是《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的按语。这篇文章讲的是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的经验。这个乡在合作化高潮中，为了保证运动健康发展，作了全乡扩大社和新建社的规划；对互助组、骨干、阶层、思想、敌对分子等方面进行排队，以便贯彻阶级政策、互利政策，搭配骨干，发展生产。在骨干排队中，不仅注意党团员和积极分子的适当搭配，而且注意了适当搭配中学和高小毕业生，以便解决会计和记工员不够的困难。
（以上各条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