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这笔账一定要清算
——从反党影片《春苗》的出笼看“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
上海电影制片厂大批判组
编者按：反党影片《春苗》是“四人帮”直接策划炮制的一株大毒草。“四人帮”及其余党打着歌颂文化大革命、歌颂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歌颂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幌子，精心炮制这株毒草，是为他们的反革命政治阴谋活动服务的。它的炮制和出笼过程，充分暴露了“四人帮”妄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狼子野心。
反党影片《春苗》一出笼，立即受到广大工农兵观众的批判。一九七五年，山东省利津县贫农社员赵安亭同志应邀来本报写稿时，看了《春苗》这部影片，激于无产阶级义愤，写了一张题为《〈春苗〉是一棵大毒草》的大字报，贴在报社。“四人帮”安插在《人民日报》的心腹被这张革命大字报吓破了胆，立即向“四人帮”打小报告，并以种种借口，将赵安亭同志撵出报社。
今天，本报将上海电影制片厂揭露“四人帮”利用反党影片《春苗》搞阴谋的文章和赵安亭同志在一九七五年写的大字报同时发表，供广大群众作为深入揭批“四人帮”罪行的材料。
“四人帮”炮制反党影片《春苗》，是他们整个政治阴谋活动的一部分，是紧紧地为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服务的。今天，我们揭露“四人帮”及其在文化部的亲信和在上海的余党利用影片《春苗》搞的种种阴谋，和全国人民一起向“四人帮”清算这笔账！
一次“毁灭性”的“大手术”
《春苗》剧本的前身叫《赤脚医生》。那是我厂几个年轻的电影工作者怀着歌颂赤脚医生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愿望，于一九七○年开始创作的。它根据毛主席批示的《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这篇调查报告的精神，塑造了先进赤脚医生李红华的形象，表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主题。剧中的杜文杰，是个有错误思想的干部，但属于认识问题，后来改正了错误，受到贫下中农的欢迎。
《赤脚医生》定稿于一九七三年十一月。这时，已是党的“十大”以后了。“四人帮”觊觎着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加紧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把敬爱的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在这样的背景下，“四人帮”通过在上海的余党开始插手和控制这个剧本的创作。有一次，大野心家张春桥在一个会议上透露：“我对赤脚医生这个题材很感兴趣，如果有时间的话，也愿意和你们一起搞。”于是，“四人帮”在上海主管文教的那个余党对他主子“很感兴趣”的剧本就十分热心起来。十一月初，他借口市委审查剧本，亲自主持召开了一个大型的所谓“工农兵座谈会”，打着走群众路线的幌子，请来了一百多位赤脚医生、医务工作者、工农兵业余作者和专业创作人员，讨论这个剧本。座谈会上，大家对原剧本的主题和人物塑造给予热情的支持和肯定，也为进一步修改提了很多宝贵意见，总的认为略加修改就可以开拍。这些意见当然不合“四人帮”的口味，“四人帮”的余党亲信们早就频繁策划，定下了他们的“修改方案”。“四人帮”的余党在座谈会的总结发言中，非但置工农兵的意见于不顾，还硬把赤脚医生和革命医务工作者对原剧本的支持污蔑为“偏爱”，抛出了一个他自称是“毁灭性”的意见，恶狠狠地提出要对剧本“动大手术”，“开大刀”。他说什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主题不高”，李红华也是“好而不高”，只是个“先进赤脚医生”，而不是“真正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非常高的英雄人物”，“不是典型”，“不是我们要歌颂的”。作了这一番“毁灭性”轰炸以后，他给剧本指出了唯一的“活路”，就是“要放手地描写文化大革命”。他进一步规定：“这个剧本就做这个文章：要让修正主义路线把赤脚医生压得喘不过气来，不是文化大革命，这个新生事物就完了，就夭折了，就被走资派、阶级敌人压垮了。”最后，他着重点出：“要使人感到权的重要，杜文杰是资产阶级专政……我们就要取而代之。”这一番话，正是张春桥所谓“文化大革命是改朝换代”的反革命黑话的翻版。这么一来，犯一般错误的干部杜文杰一下子升格为“走资派”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李红华，要变成同“走资派”作斗争的“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反潮流英雄”了，她为改变农村缺医少药面貌所作的努力，也就一下子变为“夺权”了。
“四人帮”哪里是要歌颂赤脚医生！他们感兴趣的只是为他们理想中的反党分子找到了“赤脚医生”这一时髦的外衣，以便荫蔽起来充当他们篡党夺权、“改朝换代”的急先锋罢了。
又一个“爆炸性”的意见
大修改开始了。在“四人帮”的余党派来“加强力量”的人的具体“指导”下，剧本里赤脚医生十年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斗争，被“压缩”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四清”运动之后，而被修正主义卫生路线“专了政”的农村医疗卫生阵地，必须是“一片漆黑”，赤脚医生必须是“奄奄一息”；小妹不能仅因缺医少药而在半路咽气，必须死在“老爷卫生院”里，而且她的死必须和杜文杰挂钩；文化大革命不能写毛主席亲自发动，而要写“自下而上”自发而起……。《赤脚医生》这剧名也被改为更合“四人帮”口味的《春苗》。
这一稿就按这个路子去改了。但是，要把杜文杰写成“走资派”，是没有生活依据的。现实生活中哪一个公社卫生院院长是作为“走资派”定性，戴上“走资派”帽子的呢？实在找不到。所以，在这一稿中，创作人员还是把杜文杰写成一个“犯走资派错误的好人”，是苦出身，本质是好的。他虽然执行了修正主义卫生路线，但还是能够认识，愿意改正的；在落实了党的干部政策后，在剧本的尾声中，他还背着背包，来到大队蹲点，帮助搞好合作医疗，受到了群众的欢迎。摄制组就按这一稿进行拍摄，于一九七五年一月初完成全片的摄制工作。
不料，“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开完十届二中全会回来，急急忙忙要审看《春苗》样片。他不顾自己生病住院，在一月十三、十四日连续两天看影片。接着，召集电影局、厂领导和影片主要创作人员开紧急会议，出人意外地又抛出了一个“爆炸性”的意见，劈头一句就是：“影片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后面第三章（指影片中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部分）有加工的素材，创造的素材。”大家一听，瞠目不知所对。这不是已经拍完的影片吗？怎么只是一堆可以加工的素材呢？还需要怎么加工呢？原来，“四人帮”的这个余党又有了进一步的要求，他说：“我们要塑造一个走资派的典型。你们不能老想落实干部政策。不要担心把杜文杰写过头，影片最后（指尾声部分）也不要再出现杜文杰，人家要问的话，就说他在什么地方劳动锻炼！”听到这儿，人们才明白，原来他要“加工”，就是要把杜文杰“加工”成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要把他彻底打倒。这个余党还恬不知耻地说：“写了这个，主题思想就有很长期的现实意义，可以管三百年到五百年。”
“四人帮”及其余党不惜将拍好的片子推翻重来，完全是出于他们反革命的需要。这时，“四人帮”妄图利用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组阁”的阴谋破了产，他们的罪恶活动遭到毛主席的批判痛斥，但他们不思改悔，反而变本加厉地搞阴谋，伺机反扑。他们肆意践踏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恨不得把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革命干部统统打倒，统统弄到什么地方去“劳动锻炼”。他们执意要把杜文杰这么一个小小的公社卫生院院长，加工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其罪恶用心就在于此。张春桥不是嫌只写公社一级的走资派太小了，要写大的，写中央的吗？那个余党也提出影片不但要写杜文杰，还要写县里的梁局长，省里还有杜文杰，杜文杰有“大红伞”，要“层层揪”。他进一步“启发”说：“杜文杰的世界观是奉承迎合，自己爬上去”，要“把他灵魂深处肮脏的东西写出来”。最后干脆明说了：“实际上杜文杰和钱济仁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表现形式不同。”他要创作人员把原剧本中钱济仁干的一些坏事、说的一些坏话，“让”给杜文杰去干、去说，以达到把杜文杰描绘得比钱济仁还坏，更被人痛恨的目的。至于杜文杰是“苦出身”这一点，则不许改，据他说，这样“更有教育意义”。
然而，这些反革命两面派要搞阴谋，总要有些伪装，总是打着红旗说黑话，剧本又改了几回，但他们总感到是隔靴搔痒，说不出他们的“心里话”。于是，他们终于让原创作人员靠边站，自己赤膊上阵，捉刀代笔干起来。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二日晚，“四人帮”那个余党突然窜到上影厂，下令把《春苗》摄制组人员全找齐，对大家说：“你们攻关（指修改剧本）攻得很苦，我们也找了几位热心无产阶级电影故事片的同志（其实就是他自己）来攻关。”接着，就从包里拿出一个铅印好的、他秘密炮制的《春苗》第三章（文化大革命部分）修改本，指令摄制组要按这个本子重新拍摄。这个匆匆抛出的修改本，在许多关键地方作了重大修改：
原剧本中回忆对比这场戏，是在影片前半部，是春苗出诊回来的路上对方明谈的，意在说明新旧社会的不同，忆苦思甜，使方明受到教育。可是修改本中一勾一划，就把回忆搬到了春苗尝药的时候，有意把春苗爹在旧社会临死喝不到一口汤药，与杜文杰砸水昌伯的药碗作对比，既用以诬蔑杜文杰和国民党地主老财没有两样，也抹杀了新旧社会的本质区别，把原意完全颠倒了。联系到一定要小妹死在卫生院等等的修改，他们蓄意丑化社会主义制度的恶毒用心，就很清楚了。
修改本中，他们把大队支部书记李阿强的戏一砍再砍，让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起任何作用，戏少得比一个群众角色都不如，而且对阿强原台词中说到的代表正确路线的县委洪书记，更是一笔勾销。当创作人员要求加强“二号人物”阿强的戏时，那个余党蛮横地说：“有了一号人物就行了，谁说支部书记非得排作二号？”他还创造了一个谬论：“党的领导不是由哪一个干部来体现的，党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领导，春苗学习了十六条，就体现了党的领导。”他们把党的各级干部能丑化就丑化，能打倒就打倒，能删掉就删掉，妄图把毛主席、党中央架空起来，这完全是为他们篡党夺权服务的。
修改本中大大渲染了所谓“白色恐怖”，加强了杜文杰对春苗的镇压，为春苗的“夺权”作铺垫。他们不给杜文杰改正错误的机会，而且通过影片中方明之口问：“杜文杰这种人，大家要不要他当卫生院的院长？”又让影片中的群众高呼：“不要！”让水昌伯大喊：“叫他靠边站！”“叫他靠边站”这句话，和盘托出了“四人帮”炮制《春苗》的险恶用心。他们就是想把各级领导干部都打成“走资派”，统统靠边站！
对他们抛出的这个修改本，摄制组内有不少同志提出疑问。有的同志说：剧本中这样刻画公社一级的
干部，是否符合十六条的精神？那个余党马上斥责摄制组人员“学习不够”、“很差”，勒令全组停下工作学习三天。
此后，“四人帮”对影片拍摄组控制得更严了。那个余党有时亲临摄影棚督阵，有时派人来坐镇，有时想到什么地方要修改，立即派人赶到外景地，传达“领导意见”。同时，为了使影片能够及时配合他们的政治阴谋，他们对拍摄工作一催再催，稍不如意，就责骂摄制组“松松垮垮，不负责任”。说什么：“我们睡不着觉，不知你们睡得着睡不着觉？”确实，这帮热衷于搞阴谋，整天想着篡党夺权的坏家伙，哪里会睡得着觉呢！
一场丑恶的表演
反党影片《春苗》于一九七五年五月拍摄完成，八月正式上映。这期间，“四人帮”及其余党亲信们又作了一场丑恶的表演。
影片刚拍完，“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立即将完成片送到王张江姚面前邀功请赏。“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看后，吹捧备至。他们从“四人帮”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出发，称赞这部片子做到了“三歌颂、一突出”，即所谓歌颂了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歌颂了文化大革命，歌颂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突出了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真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反面文章正面做！实际上，这株毒草恰恰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丑化文化大革命，歪曲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塑造了一个“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小野心家的形象。难怪新生反革命分子王洪文看了，连声叫好，要“大量印拷贝”、“在国内外发行”。
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主席严正指出：他们（指“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个战略部署，是对“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活动的又一次沉重的打击。当时，全国各条战线遵照毛主席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已经开始进行整顿。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特务张春桥做贼心虚，不敢立即把《春苗》抛出来，通过他们在文化部的亲信下达暂不放映的通知。后来，在摄制组的追问下，“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亲信不得不吐露一句：“等适当时机”。很清楚，他们的所谓“适当时机”，就是选择有利于他们篡党夺权的时机。
果然，到了八月，“四人帮”似乎感到气候起了变化，他们打算作又一次反扑了。八月九日，“四人帮”在上海的那个余党召集电影局、上影厂有关领导和创作人员，要求将《春苗》再作进一步修改。当创作组同志向他反映，社会上很多人对影片把杜文杰写成走资派有异议时，这个余党装模作样地说：“社会上那些关于这部片子的流言，纯属无稽之谈。”接着，他又恶狠狠地说：“走资派这一点坚决不改！”最后还叫嚷：“就改这一次了，以后再也不改了！”影片完成后，受到毛主席严厉批评、当时躲在上海的王洪文，也赶来审看影片，他居心叵测地说什么过去不放此片，是鉴于“全国形势发展不平衡”，“要从全国形势考虑”等等。什么“全国形势”！戳穿了，还不是他们伺机反扑，认为这时又一次抓住了搞阴谋活动的“适当时机”！？
一九七五年十月一日，正是江青在大寨会议期间大放厥词，叫嚷“老娘要说话”后不久，“四人帮”果然用《春苗》来“说话”了。他们打出了这颗早已准备好的反党炮弹，十分“隆重”地安排了《春苗》的上映。
由此可见，《春苗》从炮制到出笼不是偶然的。它告诉我们，“四人帮”就是一伙蒋介石国民党的典型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他们就是这样采取阴险狡诈、凶狠毒辣的手段，利用电影为他们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制造反革命舆论。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为国除了奸，为民平了愤，为党除了害。这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的一次伟大实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春苗》这株反党大毒草，作为“四人帮”的一项罪证，也受到了应有的清算和批判！
第3版()
专栏：
《春苗》是一棵大毒草
被称为歌颂赤脚医生成长壮大的影片《春苗》，实际上是一棵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第一，影片抹杀了党对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领导。历史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党的正确领导，中国革命就不会取得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每一次重大的政治斗争，每一件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在各级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取得的。一九六五年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传达后，尽管有些卫生部门的走资派抵制，但各级党委对农村医疗卫生工作是重视的，加强了赤脚医生队伍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而影片《春苗》中却根本没有代表正确路线的党委代表人出现（春苗她“阿叔”，也是一个被领导人形象，不能算作领导人形象）。上起省、县，下到公社各级党委都烂掉了，广大赤脚医生队伍同资产阶级卫生黑线作了那样轰动全社的斗争，竟没有一个代表正确路线的公社党委领导人出面领导和支持，这就一笔抹杀了各级党委对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领导。
第二，大骂党的领导。影片塑造一个执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代表人物是可以的，但在影片中却没有另外的代表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而恰好这个杜院长身为公社党委委员，手里又有“省里的精神”，“县里的指示”，代表公社党委说话，这就把杜院长塑造成影片中唯一的最高党代表形象。而这个唯一的党代表，却尽做坏事，就连暗藏的地主分子的破坏活动，也是由他出谋划策并加以挑动、鼓励干出来的。这不但给人造成了“党”的“恶劣”的印象，而且也起到了替暗藏的地主分子开脱罪责的效果。影片通过水昌伯、阿芳嫂、春苗等人之口大骂：“他们这是把我们往死处逼！”“骨子里是资产阶级！”等，这不就是在骂党吗？
第三，鼓吹自发的群众运动。影片歪曲了农村赤脚医生的成长过程。我国农村赤脚医生这一新事物，不是石头缝里抱的没娘孩子，而是在毛主席指示、各级党委的领导、关怀和培养下同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卫生路线斗争中诞生成长起来的。但影片中的春苗和全社赤脚医生队伍，竟没有党委的领导和支持，只是因为她有为人民解救痛苦的强烈愿望和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痛恨，便自发地斗争、成长起来，这是完全违背我国农村赤脚医生成长的事实的，是在宣扬群众运动的自发性。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这两条原理是统一的，是不可分割的。把党和群众对立起来，鼓吹无组织、无领导的群众自发运动，从而根本否定党的领导作用，这正是修正主义的观点。
第四，丑化广大医务工作人员。不可否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尽管卫生部门有反革命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干扰，但广大医务工作人员，经历了党的历次政治运动的锻炼和改造，政治觉悟有了提高，其中的大多数是好的，是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也是做了很多工作的。但影片中的医务人员，从戴着眼镜的西医、老中医到护士，都那样麻木，象木偶人一样，听任杜、钱二人的摆布。病人进院几个钟头，钱济仁不看，别的医生也不管。他们对毛主席的指示那样无动于衷，不关心病人的痛痒。在钱的挑动下，很快就写出大字报围攻春苗等等。难道在卫生界就不要相信广大革命群众了吗？难道卫生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依靠了广大革命的医务工作者，而是由一个刚刚毕业的学生和赤脚医生们代替他们搞的吗？这种别有用心的歪曲和丑化，目的是什么？
歌颂赤脚医生这一新生事物是好事，但必须防止在这种倾向的背后，掩盖着反党的倾向。毛主席关于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中有一条：我们的文艺应当“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影片鼓吹不要党的领导，并通过春苗之口说：“他们手里有权！”在影片中只有杜院长是最高党委代表人的情况下，这个笼统的“他们”是指谁？我们的各级党委和贫下中农手里还有没有权？我们当前的重要任务是加强党的领导，学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而影片却要煽动夺权斗争，其用心何其毒也！
总之，我们的文学艺术，应当歌颂党的领导，而不是反对党的领导。这部影片把党的领导干部塑造成一个什么形象？它要煽动人们反对什么？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关心党的事业的人深思的。
山东省利津县贫农社员 赵安亭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