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部队文艺工作的光荣传统不容破坏
——批判“四人帮”利用文艺反军乱军的罪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文化部理论组
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深刻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有一条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就必然有一条什么样的文艺路线。我们的部队文艺工作，有一个从毛主席缔造人民军队之日起就开始形成、并在《讲话》发表之后得到发扬光大的优良传统，就是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使文艺成为无产阶级的有力的战斗武器。“四人帮”为了实现其篡党夺权的狂妄野心，极端仇视《讲话》，疯狂破坏我军文艺工作的光荣传统。今天，我们要更高地举起《讲话》的伟大旗帜，深入批判“四人帮”破坏部队文艺工作的罪行，彻底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一
党的十大以后，“四人帮”为了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在军队大搞乱军篡军的阴谋活动。他们妄图从部队文艺战线打开缺口，首先篡夺部队文艺领导权，以便为他们夺取军队领导权制造反革命舆论。一九七四年三月五日，张春桥、江青召集他们在国务院文化部和军队文化部门的亲信，以听取汇报为名，大放厥词，恶毒攻击人民解放军。江青胡说什么“军队执行的不是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啦，“不许普及样板戏”啦，
“看封存片最严重”啦，“八一厂是没有娘的孩子”啦，等等。她在泼妇骂街般大闹一顿之后，发出了“放火烧荒”，把部队文化工作大权“夺过来”的反革命号令，并且指令那个当时在总政文化部还没有领导职务的亲信，“把部队文化工作管起来”。在他们的策动下，那个亲信猖狂叫嚷：“江青有权来管军队”，煽起了一股反军乱军的妖风。
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时察觉了“四人帮”策动的这一场反革命夺权阴谋，立即对他们严加痛斥。“四人帮”慌了手脚，连忙掩护退却。江青给毛主席写信掩盖她“三·五”讲话的罪行。三月二十日，毛主席在复信中，严厉批评了江青，指出她有特权，第二天，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赖帐。张春桥、江青又让那个亲信写所谓“检讨”，发表“更正声明”，否认江青说过篡军的话，用以掩盖“四人帮”的罪责，欺骗毛主席和党中央。
张春桥、江青策划的这场夺权阴谋被挫败了。但是，他们躲进阴暗的角落，变换手法，继续策划新的阴谋。一九七四年十月，“四人帮”派王洪文到湖南向毛主席告周总理的黑状，妄图利用四届人大组织他们的内阁。同一时间，王洪文派人找那个亲信座谈一部影片的所谓“创作经验”。他们说，“王洪文对这部电影很重视”，“根据王洪文、姚文元指示”，“宣传规格要同样板戏差不多”。他们妄图通过这部影片为王洪文的组阁制造舆论，同时也继续为那个“放火烧荒”的亲信撑腰、打气。为了千方百计地破坏部队文艺工作，同无产阶级拚死争夺领导权，一九七五年六月，张春桥鬼鬼祟祟地把那个亲信叫到自己的住处，要他去“管文化工作”。就这样，七月底，张春桥就利用他篡夺的总政治部主任的职权，让那个亲信窃取了部队文化部门的一部分领导权力。二
“四人帮”妄图利用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组阁”的阴谋遭到了可耻的破产，但是他们贼心不死，一九七五年春，四届人大后，又肆意歪曲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抛出“反经验主义为纲”的黑纲领，狂叫什么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当前的大敌”，在全国、全军煽起了一股反经验主义的妖风，把矛头指向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党政军各级领导同志。
“四人帮”大反经验主义，在文艺上突出表现为反对文艺作品宣传毛主席培育的我军的光荣传统。他们对宣传我军革命传统的革命文艺极端仇恨。一九七五年十月，为纪念毛主席亲自领导的震撼世界的长征四十周年，部队文艺工作者演出了《万水千山》、《长征组歌》和音乐、舞蹈等节目，报刊上也发表了描写长征的回忆录、文章、诗歌和报道，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周总理、朱委员长等老一代革命家的丰功伟绩。这对于教育、鼓舞部队，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起了很好的作用，在群众中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四人帮”对此进行恶毒的攻击，胡说这是“怀古”“复旧”，并且训斥说：“你们一讲起过去，就津津乐道，讲现在就有气无力。”张春桥恶狠狠地指责演出简报“都是讲好的”，别有用心地说要听听所谓“不同意见”。这还不够，以后又借一封诬告信件大作文章，强令总政“查处”。
话剧《万水千山》在创作过程中，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周总理、朱委员长等老一代革命家的关怀和支持。一九七四年七月二日，是毛主席观看《万》剧的十周年纪念日，再次进行试验演出。张春桥拒绝看。八月九日，有关领导再次写信请他看，他又以没有参加过长征，不了解情况为借口，拒绝审查，并心怀鬼胎地推给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去看。九月十三日，中央政治局、人大常委、国务院许多领导同志亲临剧场审查，并对戏的演出和修改，作了明确的指示。“四人帮”全伙都没有去观看。后来他们又反咬一口，说“某某某插了手”，“政治背景不明”，并指使他们的御用写作班子“初澜”写文章攻击这个戏。
“四人帮”诬蔑《长征组歌》为“毒草”，咒骂排《长征组歌》是“复旧”。他们放出空气说：“广播、出版、演出后，马上就要批判，消毒！”他们不准广播这个组歌，不准为它制作唱片、发行歌曲集，叫嚷“这是在文艺上实行专政”。他们甚至采取特务手段，对去观看《长征组歌》的老干部一一登记，准备“秋后算帐”。
《解放军文艺》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号拟发表陈毅同志诗作《赣南游击词及其他》（共八首）。张春桥看了请示报告，恶狠狠地批上黑话，说什么“作者已去世，重新发表，似应谨慎”。真是又蛮横又无耻！
对于发表刘伯承同志的《回顾长征》，张春桥也是心怀不满的。叶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对这篇回忆录亲自作了修改，并明确指示可以发表。但张春桥不表示意见，而用红笔划了几个记号，姚文元则以“我因不熟悉这方面的具体历史”为借口，拒不表态。
“四人帮”甚至公开反对提“发扬革命传统”。总政文化部为筹备纪念建军五十周年起草的一个《通知》中提出：“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张春桥在这两句话下面，重重地划了一道杠，批了一句黑话：“内容不清楚”，明目张胆地对抗毛主席的指示。他们的那个亲信也跟着叫嚷：“光讲发扬部队的传统，那还有什么新生事物”，“现在强调老传统没有什么好处”。
“四人帮”的这种反革命手法，同当年托洛茨基所搞的一套一样。列宁曾经说过：“马克思非常重视革命传统，严厉斥责对革命传统的背叛和庸俗的态度”，同时又尖锐地指出：“反动派的任务是消灭传统。”“四人帮”和托洛茨基一样，都是妄图消灭革命传统的反动派。托洛茨基趁列宁病重不能视事，别有用心地攻击党的机关，企图把党员同党的机关对立起来，并污蔑“老布尔什维克蜕化”，阿谀青年是“时代的晴雨表”，企图以此来掩盖他的篡党夺权的阴谋。“四人帮”继承了托洛茨基的衣钵，大肆否定革命传统，把青年干部同老干部对立起来，恶毒地污蔑跟随毛主席革命几十年的老干部，妄图把一大批革命老干部打下去，以便他们上台。他们甚至把“世上新人换旧人”的成语，改为“世上新人撵旧人”。一个“撵”字，活画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野心和穷凶极恶的丑态。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四人帮”千方百计反对部队文艺宣传的革命传统，反对革命老干部，完全是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政治需要。三
一九七六年一月，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后，毛主席亲自提议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这对朝思暮想当总理的张春桥是当头一棒。张春桥在一号文件下发当天，写下了《二月三日有感》，猖狂叫嚣要“新桃换旧符”，恶毒攻击华国锋同志，妄图取而代之。二月六日，张春桥迫不及待地把国务院文化部的一个亲信叫了去，亲自部署写所谓“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并叮嘱说，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务，你们要理解这个任务的重要性。江青也说：“样板戏都老掉牙了，你们赶紧写与走资派斗争的戏。”姚文元也连声叫喊这问题“很重要”。“四人帮”蛊惑人心地提出“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的反动口号，妄图利用文艺在全国煽起一股妖风，为他们“揪一层”“层层揪”，打倒一大批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大造反革命舆论。
一九七六年春，“四人帮”打着“联系实际”的幌子，煽动层层揪“代理人”，到处抓“走资派”，揪“军内纳吉”。他们的矛头直指华主席、叶副主席。他们的追随者也狂妄叫嚷：“要把他们这些军队的资产阶级、走资派揪出来，这是我们的战斗任务。”猖狂到了极点。
“四人帮”在部队文化部门的那个亲信，这时候再一次跳出来，充当急先锋。他召开各种会议，卖力推销“四人帮”关于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的黑货，还抛出了写“军内走资派”的口号。他声嘶力竭地叫嚷：“写好同走资派的斗争，是当前文艺创作的首要任务”。他大讲“写穿军装的走资派”，叫嚷要破除“军队特殊论”，说什么“写同军内走资派的斗争和写同地方走资派的斗争，没有一道鸿沟”。他还鼓吹写“大人物”，并以威胁的口气说：“写不写与走资派斗争，本身就是一场阶级斗争过程。”叫嚷要破除“阻力”，扫除“障碍”，极力煽动作者“大胆”写，不怕“打成反革命”。还杀气腾腾地说：“有什么地方打击你们，我们给你们撑腰。”他还指令各单位召开座谈会，强迫各单位政治部领导讲话表态，并要写进纪要。他还要求各级文化部门领导亲自抓典型，总结经验，并宣布要出简报，开全军性会议讨论、研究。他亲自抓毒草话剧《千秋大业》、《冲锋向前》的炮制，把罪恶的矛头直指华主席、叶副主席。他还亲自组织人准备到军区抓典型，写同无产阶级“对着干”的“样板”作品。为时不久，电影剧本《飞吧，年青的鹰》，小说《闪光的军号》、《为了明天，向前》、《前线》等一大批反军乱军的毒草作品纷纷出笼。毛主席病重期间特别是逝世后，“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写“军内走资派”的反动口号越喊越响。但是，这些毒箭，都一支支折断在钢铁长城之下，成为我们极好的反面教材，成为他们反军乱军的铁证，成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失败记录。
“四人帮”提出写“军内走资派”这个反动口号，是要颠倒敌我关系，混淆路线是非。他们把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煽动无政府主义，破坏军队纪律，个人凌驾于党之上的大大小小的野心家，写成“反潮流的英雄”，为“四人帮”及其死党涂脂抹粉，树碑立传。他们煽动资产阶级派性，制造分裂，搞乱阶级关系，搞乱路线是非，妄图搞乱全军，从乱中夺权。炮制这个反动口号，是“四人帮”妄图篡夺党政军最高领导权的一个行动信号。
毛主席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极端重要。文艺作品反映这方面的内容，是完全应该的。但是，“四人帮”抛出写“与党内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和写“军内走资派”的谬论，把戴“红五星”的“最可爱的人”写成阶级敌人，完全是为了毁我长城，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他们妄图瓦解人民军队，以便用他们的“第二武装”取而代之。但是，这完全是梦想。我们几百万英雄军队，八亿人民决不允许任何人玷污我们的红五星，决不容许“四人帮”的阴谋得逞。
几年来，“四人帮”为了乱军、篡军，总是千方百计地对抗、否定毛主席提出的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对抗、否定毛主席制定的一系列文艺方针政策，妄图把部队文艺变为他们反军乱军的工具。但他们终究逃不过全军指战员和广大文艺战士的眼睛，逃不脱自取灭亡的可耻下场。今天，部队文艺工作的大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形势一片大好。在英明领袖和统帅华主席的领导下，我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彻底清算“四人帮”在部队文艺战线上的罪行，为实现抓纲治国、抓纲治军的伟大任务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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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根“扎”在哪里？
靳军 范岩
一九五七年四月，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写了一篇文章：《把根扎深一些》。这是写给一位作家的信。这位作家响应党的号召，已经带着户口转移证离开了上海，到农村去安家落户了。任何一个拥护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同志，对于这位作家的行动与决心，都会支持和称赞。但是，一贯以“正确路线的代表”自居的张春桥，却在言不由衷地说了一通“祖国大地，海阔天空，任君选择”之后，还是忍不住对这位作家说出了他真正要说的话：“把根扎在上海吧。”接着就摆出了所谓的理由。
理由之一是：“上海太重要了”，“一个作家如果不了解上海，他就很难了解中国社会”。“写工农兵，不熟悉工农兵的敌人和朋友也是不够的”。
理由之二是，上海“太丰富了，五湖四海，三教九流，‘要啥有啥’”。甚至说，如果在农村呆长了，会使“生活太狭窄”。
那么，张春桥要这位作家“扎根上海”，是要他熟悉那些有着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吗？否！张春桥在文章里，虽然也不得不提了一下上海“有那些参加过历次轰轰烈烈革命斗争的老工人”。但在他的眼里，工人是不了解上海的，不过是愚昧的
“群氓”而已。他认为，只有那些资本家，
“那些曾经横行一时的海上闻人”，那些提篮桥监狱里关着的“大人物”、“刽子手”，才真正“熟悉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全部过程”，才真正熟悉上海。因此一个作家，“如果想写表现近代中国革命的巨大史诗，不熟悉这些人是不行的”。在这里，这位一贯善于伪装的国民党特务，又一次顽强地表现了他那反动的阶级本性。马克思说过：“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产阶级的本质决定了它不可能承认这个血淋淋的事实。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如果把根“扎”在这个阶级之中，怎能真正了解中国社会呢？怎能写出表现“近代中国革命的巨大史诗”呢？我们说，作家要搞创作，的确要象毛主席教导的那样，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但是，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张春桥所谓的那种“扎根上海”，恰恰是离开转变立足点这个根本问题，空谈“熟悉各式各样的人”，这就必然要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引入邪路。前车之鉴，是不乏其例的。有的作者，不就走过张春桥鼓吹的道路，一头扎进资本家当中“体验生活”，和他们称兄道弟，交友攀亲，甚至要在大资本家的公馆里搭个床铺，住上一个时候吗？这样写出来的作品，当然只能是丑化工人阶级，美化资产阶级的毒草。张春桥所谓“扎根上海”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动口号，它是同毛主席提出的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背道而驰的。
张春桥在一九五七年提出这个“扎根上海”的反动口号，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一九五六年，他就在一篇文章里鼓吹文艺工作者应该重新在“同人民群众保持最密切联系的过程中，寻找最适当的前进道路。”众所周知，这个“联系论”并非张春桥自己的发明，而是捡的赫鲁晓夫的唾余。赫鲁晓夫鼓吹的这个“联系”一下的道路，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与工农兵相结合，在群众的火热斗争中，改造世界观，做工农兵的知心人的革命道路是根本对立的。可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诩的张春桥，却十分仇视毛主席指出的这条光明大道，而醉心于贩卖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黑货。在张春桥眼里，这个修正主义头子的洋大人才是他“时刻思念着的人”、“尊敬的领袖”。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号召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改造世界观。就在一个月之后，张春桥竟明目张胆地提出了“扎根上海”的反动口号。这既是他追随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继续，也是他配合国内文艺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直接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射的一支毒箭！
张春桥极力鼓吹“扎根上海”，就是企图让文艺工作者“扎”根于资产阶级之中，成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近十年来，“四人帮”在文艺界疯狂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任意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把文艺工作者关在高楼深院，不让他们去接近工农兵，甚至把深入工农兵当作一种惩罚人的手段。这一切，都是张春桥五十年代反动主张的延续，是为他们一己一帮的利益服务的。然而，历史是无情的，他们的累累罪行，不管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都逃脱不了革命人民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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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好兵 演好兵
解放军济南部队某部战士业余宣传队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毛主席指示的这一唯一正确的方向，引导了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坚持深入工农兵，写出了许多表现工农兵火热斗争生活的革命文艺作品，很好地起到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作用。我们宣传队正是沿着这个方向走过来的。
在抗美援朝的斗争中，我们业余宣传队的队员，既当兵，又当宣传员。在朝鲜战场的战壕里、坑道旁，我们一边参加战斗，打击侵略者，一边热情歌颂连队的英雄人物，彻底揭露敌人的反动罪行和虚弱的本质。我们通过文艺宣传，激发了干部战士英勇杀敌的热情。我们的文艺战士，由于亲自参加斗争，所以能够写出具有强烈战斗气息的作品来。例如，大功三连以一个排的兵力英勇机智地消灭美军一个加强连、夺取了“五○○”高地，创造了一比七的战例。战斗结束后，这个连的业余宣传队，立即编演了《红旗插上五○○》的舞蹈，并带着满身的硝烟，代表志愿军回到祖国首都进行了汇报演出。敬爱的周总理观看了演出并接见了宣传队。从朝鲜回国后，部队从战争生活转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仍以《讲话》为指针，敢于向资产阶级宣战，始终坚持兵演兵的好传统，努力反映部队火热的斗争生活。无论是训练还是施工，也无论是盛夏还是隆冬，我们都坚持长期生活在连队，扎根在战士之中，当战士，写战士，演战士，为战士服务，创作并演出了许多深受群众欢迎的文艺节目，有力地配合了党的中心工作，促进了部队建设。一九六四年底，我们受上级党委和全区干部战士的委托，代表济南军区赴京汇报演出。十二月三十一日和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七日，我们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两次亲切地接见了我们宣传队的全体同志，并和我们一起合影留念。敬爱的周总理还亲自把我们来自祖国各地的四个战士业余宣传队和少数民族宣传队安排在人民大会堂演出。这是对我们的巨大鼓舞和鞭策，是对我们部队业余文艺战士自编自演短小精悍的文艺节目，坚持兵演兵、为战士服务这一方向的充分肯定和极大支持。在毛主席和周总理亲切关怀和巨大鼓舞下，我们更加坚定地走《讲话》指引的路，坚持当好兵、演好兵，并以连队生活为丰富题材，创作了大量革命歌曲。仅一九六五年这一年，我们创作的歌曲就被中央和地方报刊、电台录用了七十多首。二十多年的实践使我们深深懂得：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是无产阶级文艺的唯一正确的方向，部队的文艺战士只有走《讲话》指引的路，坚持兵演兵，为战士服务，才有光明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