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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加强民族团结的强大思想武器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学习组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朽文献。毛主席在五卷的许多光辉篇章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科学地分析了我国民族问题的具体情况，为我党制定了社会主义时期解决民族问题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学说。
毛主席在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中，特别强调各民族的革命团结，把它作为处理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毛主席深刻指出：
“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63页）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三十年的战斗历程证明，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内蒙古是一个蒙古族聚居的多民族地区，地处反修前线，加强各民族的团结，对于“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78页），对于反修防修，建设祖国的北部边疆，都极为重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们正是依靠了蒙汉等各族人民的团结，胜利地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了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战胜了刘少奇、林彪、“四人帮”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粉碎了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插手内蒙古、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粉碎了国内外阶级敌人，特别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颠覆、破坏活动，巩固了祖国的边防，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推动下，各族人民团结战斗，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一向被人称为交通闭塞、经济落后的千里草原，建起了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和一批又一批的现代工业，关系到少数民族发展和繁荣的畜牧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社会主义农业欣欣向荣，农业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文教事业蒸蒸日上，医疗卫生的落后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蒙古族人口比解放初期增加了一点三倍。过去那个满目疮痍、贫穷落后的旧内蒙古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内蒙古巍然屹立在祖国的北部边疆。斗争实践使我们认识到，毛主席关于加强民族团结的光辉论述，是我们战胜国内外一切阶级敌人，促进各民族繁荣和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
加强民族团结，主要是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毛主席指出，“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86页）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主要是汉族统治者，在内蒙古地区推行民族压迫的反动政策所造成的民族间的隔阂，在劳动人民中间也还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必须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长期以来，自治区各级党组织坚持不断地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党的民族政策的教育，大汉族主义的影响越来越小。但是，由于林彪和“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干扰、破坏，在一部分汉族干部中间，民族政策的观念又淡薄了。一些干部对民族问题的长期性认识不足，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搞了二十多年，又经历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民族问题已经解决得差不多了，因而在实际工作中曾产生过忽视党的民族政策的现象。所有这些，都影响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损害了民族团结。针对以上情况，自治区党委坚持正面教育的方针，从一九七一年以来，紧密联系批判林彪，特别是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联系深入揭批“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在全区范围内多次进行民族政策的再教育，组织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马列和毛主席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批判林彪和“四人帮”反党集团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民族分裂、破坏民族团结的反革命罪行，使广大汉族干部认识到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决定了民族问题存在的长期性，增强了克服大汉族主义思想的自觉性，进一步树立了全心全意为少数民族服务的思想，积极主动地和少数民族搞好关系，加强了民族团结。在反对大汉族主义的同时，遵循毛主席关于“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86页）的教导，对少数民族干部不断进行民族团结的教育，要求他们克服地方民族主义的影响。自治区三十年的战斗历程使我们体会到，无产阶级民族观和资产阶级民族观的斗争将贯串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斗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
加强民族团结，必须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毛主席为我党制定的民族政策，既反映了各民族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又充分重视了少数民族的特点和要求，是党的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正是为了使党的总路线、总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更好地落实，两者是完全一致的。内蒙古自治区的实践表明，在一部分干部中间，由于世界观的原因，在贯彻执行党的总政策的过程中，往往忽视少数民族的特点和要求，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党的总政策和民族地区的具体政策割裂开来。为了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自治区党委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不断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正确认识和处理各民族的共同性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性的关系，提高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自觉性；同时，还经常对民族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近几年来，自治区党委在多次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基础上，着重落实了少数民族干部的政策，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政策，以及牧区生产方面的政策。由于认真落实了少数民族干部的政策，全区少数民族干部迅速成长。在自治区、盟市及旗县三级领导班子中，少数民族干部占百分之二十四点六；在十六个牧区旗县中，有十四个旗县由少数民族干部担任第一把手。发往牧区基层单位的文件、学习材料、表册、布告，坚持用蒙汉两种文字，召开会议用蒙文翻译；在大、中、小学设立蒙语授课班；并在全区加强了蒙文报刊、书籍的出版发行和蒙语广播的工作。在牧区生产上，贯彻执行
“禁止开荒，保护牧场”的政策。在发展民族贸易方面，对少数民族特需的生产和生活用品，积极组织生产和供应；商品的分配优先照顾边境牧区；供应牧区的粮食品种，尽量照顾牧区的生活习惯。由于全面贯彻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进一步密切了汉族和蒙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调动了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在要不要加强民族团结的问题上，历来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历次修正主义路线头子，都是破坏各族人民团结的罪魁祸首。“四人帮”反党集团更是如此。“四人帮”恶毒攻击党的民族政策，把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诬蔑为“说外国话”。他们还把黑手伸向少数民族地区，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民族对立，妄图搅乱边境地区的局势，以便乱中篡党夺权。这一切充分说明，“四人帮”反党集团是我国各族劳动人民的凶恶敌人。
内蒙古自治区各族人民，坚决响应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认真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誓夺揭批“四人帮”伟大斗争的更大胜利，并要在斗争中进一步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加强民族团结，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紧跟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把内蒙古自治区建设成为祖国北部边疆的坚强阵地，为反修防修斗争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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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决执行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
中共山东省烟台地区委员会
坚定地依靠贫下中农，这是我们党在农村中长期实行的阶级路线。早在五十多年前，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深刻指出，贫农深受三座大山的剥削和压迫，苦最大，仇最深，革命性最强，并高度赞扬贫农是中国革命的革命先锋。在长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我们党正是依靠贫农这个革命的主力军，建立工农联盟，发动武装斗争，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推翻三座大山，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大转折。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关头，毛主席对农村各阶级的状况作了精辟分析。当时，由于土地改革完成以后几年的发展，过去的贫农一部分已经上升为中农。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才能够把依靠贫农的方针和依靠农村最大多数的方针统一起来呢？毛主席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农业合作化必须依靠党团员和贫农下中农》和《〈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等著作中回答了这个重要问题。毛主席指出，我们不是放弃了“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的口号，“而是使这个口号按照新的情况加以具体化，即将新中农中间已经上升为富裕中农的人们，不算作依靠对象的一部分，而将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算作依靠对象的一部分。”“这即是说，贫农和两部分下中农，相当于老贫农，作为依靠对象”。在这里，毛主席提出了依靠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贫农及新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的光辉思想。毛主席接着又进一步指出，我们作为依靠对象的贫农和下中农，就相当于老贫农，而两部分上中农，则相当于老中农，作为巩固地团结的对象。所以，和土地改革以前相比，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的实际内容没有改变。
贫下中农是无产阶级最主要最广大的同盟军，无产阶级要战胜资产阶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定地依靠广大的贫下中农。毛主席在《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一文中，对这一问题作了深刻的论述。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一个什么范围内的革命，是一些什么阶级之间的斗争呢？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劳动人民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我国无产阶级数目比较小，但是它有广大的同盟军，最主要的就是农村里头的贫农、下中农，他们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或者还要多一点。”贫下中农之所以是无产阶级的最主要的同盟军，这是由他们的阶级地位决定的。广大贫下中农，不仅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也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在农村中的社会基础。我们不仅在民主革命时期，在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时期，要在农村实行依靠贫下中农的阶级路线，而且在实现集体化以后，还要坚定不移地执行这条阶级路线，绝不允许改变这条路线。英明领袖华主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一贯忠实执行和坚决捍卫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早在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时，华主席就写下了《充分研究农村各阶层的动态》、
《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等重要文章，用大量事实驳斥了那种认为“土改靠贫农，合作化靠富裕农民”的错误思想，有力地捍卫了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中，华主席又把树立贫下中农阶级优势作为建成大寨县的六条标准之一。最近，华主席在论述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时，提出要在组织上把“四人帮”搞乱了的阶级阵线搞清楚，使我们的各项工作真正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斗争的实践使我们深刻体会到，华主席不愧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接班人，我们的好领袖。只要我们坚决贯彻执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就无往而不胜。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顽固地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极端仇视和极力打击贫下中农，疯狂反对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野心家、阴谋家张春桥胡说什么读了毛主席著作之后，“对中国社会各阶级情况还是不甚了了”。不仅如此，张春桥还狂妄地要写一部所谓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调查，搞什么“新的阶级分析”，叫嚷要用所谓的“张春桥思想”来代替毛泽东思想。“四人帮”如此恶毒地攻击毛主席对社会主义时期各阶级的分析，其罪恶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党长期实行的阶级路线，打击广大的工人、贫下中农，搞乱阶级阵线，为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服务。“四人帮”一方面骂英雄的大寨贫下中农是“跟着修正主义走了”，骂广大贫下中农是“右倾保守势力”，把农村基层干部诬蔑为“只拉车不看路”的“走资派”；另一方面，却把那些跟着他们屁股转的，不论是地富反坏、牛鬼蛇神，还是象翁森鹤、张铁生那样的新生反革命分子，统统封为“造反派”、“反潮流英雄”，搞什么“突击入党”、“突击提干”，叫嚣就是要依靠这些“反潮流战士掌权”。很明显，如果依了“四人帮”的这条极右路线，资本主义就要复辟，地主资产阶级就要重新上台，广大工人、贫下中农就要受二茬罪，吃二遍苦。
我们烟台地区各级党组织，同“四人帮”在阶级路线上的干扰和破坏作了坚决的斗争。从一九七○年北方农业会议以后，我们每年都在农村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坚决依靠贫下中农，强调树立贫下中农的阶级优势，不断批判各种各样的分裂贫下中农阶级队伍的反动谬论，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群众运动蓬勃展开。随着揭批“四人帮”斗争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全区革命和生产的形势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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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参考资料7
在江西是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 从一九三○年到一九三四年，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了土地分配，激发了农民的革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为了解决劳动力不足的困难，发展农业生产，很多地方组织了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这是在个体经济的基础上，采取自愿、互利的原则组织起来的，以五、六家或七、八家为一个集体，相互轮流为各家耕种、锄草和收割。秋后结帐，一工抵一工，少出工的按农村工价补工钱给多出工的。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还帮助红军家属和缺少劳力的孤寡老人耕田作农活，不要工钱。由于这种劳动互助组织对生产起了很大作用，采取的办法又很合理，所以得到群众热烈的拥护。此后，抗日战争时期在陕北农村的变工队，华北、华东和东北解放区农村的劳动互助组，都是这种性质的劳动互助组织。
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草案 这个决议草案，中共中央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发给各级党委试行。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作了部分修改，通过成为正式决议，同年三月二十六日在报纸上发表。决议强调了党对于发展互助合作运动的方针，指出：要使广大贫困的农民能够迅速地增加生产而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就必须提倡“组织起来”，发挥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因此，在一切已经彻底实现土地改革的地区，应该引导农民逐步地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组织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决议并根据当时的情况，规定了互助合作运动的三种主要形式，即最初级的临时性季节性的简单的劳动互助，常年的互助组和以土地入股为特点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到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我党中央发布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决议的时候 这个决议总结了我国各地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经验，特别是一九五一年以来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验，明确规划出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正确道路和具体办法。规定了：“党在农村中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用明白易懂而为农民所能够接受的道理和办法去教育和促进农民群众逐步联合组织起来，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农业能够由落后的小规模生产的个体经济变为先进的大规模生产的合作经济，以便逐步克服工业和农业这两个经济部门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并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这个决议还指出：“根据我国的经验，农民这种在生产上逐步联合起来的具体道路，就是经过简单的共同劳动的临时互助组和在共同劳动的基础上实行某些分工分业而有某些少量公共财产的常年互助组，到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而有较多公共财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到实行完全的社会主义的集体农民公有制的更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这些合作社，一般地是半社会主义的 这里是指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这是因为，一方面，它统一使用土地，合理使用工具，共同劳动，按劳分配，并且具有较多的公共财产，因此已经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另一方面，社员还有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有权，他们还可以按照入股的土地分红，入股的工具和牲畜也取得一定的代价。这种农业生产合作社，是走向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一种过渡形式。
《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不是告诉了我们，他们的许多地方党组织，曾经在合作化的速度问题上，在一个时期内，犯过急躁冒进的错误吗？一九二九年冬，苏联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的群众运动全面铺开后，许多地方党组织，违反联共（布）中央的指示，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斯大林在《答集体农庄庄员同志们》一文中指出，这些地方党组织的主要错误是：不正确地对待中农，违背了列宁的建立集体农庄的自愿原则，违背了列宁关于必须估计到苏联不同地区的不同条件的原则，跳过了劳动组合而径直组织农业公社。一九三○年三月二日，斯大林发表了《胜利冲昏头脑》的文章，重申了苏共中央关于农业集体化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对那些头脑发热、离开党的路线而使集体农庄运动遭受失败危险的人，发出了警告，并纠正了他们的错误。
（以上各条见《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反唯心论的斗争，从《红楼梦》那个问题上开始，还批评了《文艺报》，以后又批判胡适，批判梁漱溟，已经搞了一年 一九五四年十月，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这个批判，以后扩展到哲学、历史、经济、教育以及自然科学等学术界的各部门。为了开展和推动这次思想批判运动，《人民日报》在这年十月二十八日发表文章，公开批评了《文艺报》对待《红楼梦》研究问题上的错误。十月至十二月，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先后召开了八次扩大联席会议，检查了《文艺报》的工作，批评了《文艺报》对于文艺上的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容忍和投降，对于新生力量的轻视和压制，在文艺批评上的粗暴、武断和压制自由讨论等严重错误。在对胡适的反动思想的批判展开之后，还开展了对胡风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批判。一九五三年九月对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作过批判，一九五五年五月开始，又在报刊上对他进行了公开的批判。
苏联曾经犯过的大批杀掉牲口的那个错误 一九三○年初，为了消灭农村资产阶级，苏联把过去实行的限制富农的政策，改变为消灭富农的政策，大力开展农业集体化运动。到一九三○年二月，苏联全国已有百分之五十的农户实行了集体化。在这种胜利的形势下，部分地区的一部分工作人员，违背了列宁关于建立集体农庄必须坚持自愿原则，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而在有些地区，又跳过集体农庄的阶段，径直组织农业公社，把住房、自用奶牛、小牲畜及家禽等等也实行公共化。富农利用了这种过火行动，煽动农民在参加集体农庄前大批屠杀牲畜，致使苏联一九三○年的牲畜数字比一九二九年大幅度下降，如马下降百分之八点三，牛下降百分之二十六点五，羊下降百分之四十点七，猪下降百分之四十二点九。以斯大林同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及时发现和纠正了这个错误。虽然如此，在这以后，苏联的大牲畜数量，仍长期未能恢复到十月革命以前的水平。
我们不要当《阿Q正传》上的假洋鬼子，他不准阿Q革命 鲁迅在他写的小说《阿Q正传》第八章《不准革命》中，描述了未庄地方豪绅地主钱太爷的儿子假洋鬼子混进辛亥革命的队伍后，阿Q到钱府想让他介绍自己“投降”革命，假洋鬼子却不准阿Q革命，还“扬起哭丧棒”把阿Q赶了出去。
不是有个《大登殿》的戏吗？看那个薛平贵做起王来很舒服 《大登殿》是旧京剧《红鬃烈马》中的一折。虚构的唐朝人物薛平贵是这出戏的主角。他在西征西凉国时被俘投降，又勾结西凉国代战公主，攻破他自己国家的首都，做了国王。《大登殿》颂扬了他做国王时高兴、舒服的无耻情景。
（以上各条见《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