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毛主席的《讲话》永放光芒
——驳“四人帮”在文艺上的谬论
陈其通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一部划时代的经典文献，是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的典范。它粉碎了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文艺理论，对我国和世界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基本经验，作了全面的科学总结，创造性地制定了一条无产阶级文艺路线，为无产阶级文艺的发展指明了唯一正确的道路。三十五年来的历史证明，走《讲话》指引的方向，革命的文艺就欣欣向荣，蓬勃发展；反之，就会走向反面。正因为如此，党内外阶级敌人总是把矛头指向《讲话》。刘少奇、林彪和“四人帮”，为了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阴谋，妄图把文艺变成他们反党活动的工具，总是采取阴一套、阳一套的两面手法，千方百计地否定、攻击毛主席的《讲话》。但是，狂犬吠日，丝毫无损于《讲话》的光辉。
英明领袖华主席指出：“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我们团结在毛主席的旗帜下，进行了胜利的战斗。在毛主席逝世后，忠实于毛主席的旗帜是我们革命事业胜利的保证。”华主席这个指示，对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继承毛主席遗志，把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以及敬爱的周总理、朱委员长等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华主席的指示，对部队文艺战线广大文艺工作者，也是一个极大的教育。我们部队文艺工作者，一定要遵照华主席的指示，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努力学习《讲话》，用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批判“四人帮”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继续开展文艺革命，让毛主席的文艺思想世世代代传下去。
《讲话》发表以来，文艺战线上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每一次斗争必然要反映到部队文艺战线上来。部队文艺战线上的情况，总的说来是好的，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始终是占主导地位的，成绩是主要的。但是，对刘少奇、林彪和“四人帮”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对部队的影响，也不能忽视。尤其是对“四人帮”插手和破坏部队文艺战线的严重性，决不能低估。我们一定要遵照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以阶级斗争为纲，以《讲话》为武器，深入揭批“四人帮”在部队文艺战线上的罪行和谬论，把许多被“四人帮”搞颠倒了的路线是非逐个加以澄清。
一、要不要坚持党对文艺的领导？
“四人帮”反对党对文艺的领导，鼓吹江青一人“管”文艺。江青在一九六八年自己就说：文艺“由我亲自管”；一九七五年还念念不忘，说文艺“我还是要管的”。国民党特务张春桥则明目张胆地叫嚷：文艺“只归江青一人管”。江青俨然以“太上皇”自居，说“只能有一个中心”，“直接领导是我、春桥、文元，任何人不得插手”，“我死了文元当主帅”。她连接班人都指定了。她凌驾于毛主席、党中央之上，她就是党，党就是她。她说：“听我的话，就是听党的话”。“四人帮”通过他们在文化部的亲信把文艺界搞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帮天下”，公然叫嚷：“文化部序列在国务院，直属于政治局（四人帮）领导”。作为国务院的一个部，国务院管不了，国务院总理管不了，似乎老虎屁股谁也摸不得。但是，对于军队文艺，江青感到“难办”，管不上。于是，便背着党中央、中央军委，指使他们在部队的那个亲信去“夺权”，妄图把军队文艺也一起纳入他们的“帮天下”，变成他们反军乱军，篡党夺权的工具。
列宁曾经指出：“我们说的是党的文学以及党的文学应受党的监督。”毛主席在《讲话》中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思想，指出：“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我们一定要用马列主义的文艺思想，用毛主席的教导，彻底批判“四人帮”及其亲信反对党管文艺，破坏党对文艺的领导的罪行，打烂“四人帮”在文艺界建立的“帮天下”。同时，我们还要同破坏党对文艺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无政府主义作斗争。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尊重、支持文艺部门、团体的党委领导，要切实把文艺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把军队文艺置于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之下，置于各级党委领导下。笔杆子永远受党指挥，文学艺术永远是党的整个机构中的齿轮和螺丝钉。
二、要不要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巩固部队的战斗力服务？
“四人帮”在叫嚣“江青一人管文艺”的同时，抛出了“塑造正面英雄人物是一切文学艺术的根本命题”的谬论，妄图根据他们的反革命需要，塑造“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所谓“造反派”，塑造所谓“与走资派作斗争”的“英雄”，为他们篡党夺权服务。江青鼓噪“英雄人物要坐第一把交椅”，其实就是为她自己当女皇坐第一把交椅制造舆论（如反动电影《反击》）。在军队文艺创作上，“四人帮”颠倒敌我关系，混淆是非，反对宣传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煽动“造军委的反”；反对宣传毛主席培育的军队的光荣传统，鼓吹宣传“开门建军”、“倒蹲点”等反军乱军的“新鲜经验”；反对宣传军队的革命纪律，鼓吹宣传“矛头向上”的所谓“反潮流精神”；反对宣传接班人“五项条件”和老中青三结合，鼓吹宣传“闹而优则仕”（如话剧《千秋大业》）；反对宣传政治与军事统一，煽动写军事、技术、业务“无用”；反对宣传“要准备打仗”，煽动写抓战备是“只知反侵略，不知反复辟”，“用战备压革命”等；反对宣传野战军、地方武装、民兵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的光辉思想，鼓吹写所谓“第二武装”（如《冲锋向前》等）；反对歌颂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雷锋式的英雄，鼓吹写所谓与“军内走资派”作斗争的“反潮流英雄”，为打倒一大批军队革命领导同志煽风点火。总之，他们妄图把文艺变为反军乱军，毁我长城的罪恶工具。
毛主席在《讲话》中一开头就明确指出：“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在《讲话》的“结论”部分，毛主席又教导我们：“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并且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部队文艺工作是有着光荣的传统的，那就是贯彻毛主席《讲话》中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面向连队，面向基层，使文艺为鼓舞士气，提高战斗力服务。我们要努力继承、发扬这个传统。要揭露、批判“四人帮”炮制毒草进行反军乱军的反党阴谋。我们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要使每一出戏，每一首歌，每一个舞蹈，每一部作品，都成为鼓舞人民投入斗争的战鼓，刺向敌人的钢刀。要使部队文艺，在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积极、战斗的作用。
三、要不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要不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社会主义时期文艺方面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辩证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刘少奇用资产阶级自由化曲解它；林彪、“四人帮”则全然抹煞、否定它，二者都是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从一九六六年到“四人帮”倒台，他们闭口不提“双百”方针，在他们控制的报刊发表的文章中，凡是有“双百”方针字眼的，统统删去。张春桥公然声称“百家争鸣，一家作主，最后听江青的”。他们搞 “一花独放”，只许宣传样板戏，实际上连这“一花”也是他们窃取别人的。他们搞的是“毒草丛生”。“四人帮”及其亲信在文艺界搞法西斯专政，公开叫嚣要把文化部变成“公安部”“保卫部”。他们疯狂地扼杀了歌颂革命历史的《东方红》、《洪湖赤卫队》、《万水千山》、《长征组歌》以及《雷锋》、《霓虹灯下的哨兵》、《南海长城》等等优秀剧目；把歌颂社会主义现实的《创业》、《园丁之歌》、《海霞》等一大批优秀文艺作品打成毒草；他们还以所谓“靡靡之音”、“轻浮”、“怨妇之声”、“语汇贫乏”、“没有基本功”、“不可救药”等罪名，把河南梆子、越剧、广东戏、评剧、评弹、民族舞剧、民族舞蹈、歌剧、话剧、民歌、漫画、山水画、相声等，统统判处死刑。在“四人帮”统治时期，艺术形式愈来愈少，创作濒临绝境。“四人帮”反对“双百”方针，就是要打倒一切，排斥一切，实行资产阶级垄断，把文艺纳入他们篡党夺权的轨道。
“双百”方针，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提出的发展我国文化艺术科学事业的唯一正确的方针。毛主席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毛主席还说：“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针对“四人帮”破坏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一九七五年七月，毛主席对电影《创业》作了重要批示，提出了“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我们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双百”方针。首先要彻底批判“四人帮”公开否定、反对这一方针的种种谬论和罪行；同时也要同刘少奇取消文艺党性原则，妄图放手让牛鬼蛇神出笼，腐蚀瓦解革命队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创作划清界限。我们讲的“百花齐放”，就是要坚持毛主席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在创作上，我们主张要有广阔的天地，“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坚决反对“四人帮”搞的那套“帮八股”。在题材上，除了首先要强调写重大题材、现实题材、部队题材外，也要考虑题材选择的多样性；艺术形式要注意推陈出新，丰富多彩；艺术风格要自由发展；要注意发挥作者和演员的特长和才干。要提倡新鲜活泼，提倡为我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形式和风格。部队文艺要特别注意继承光荣传统，发扬部队的战斗风格。
四、要不要坚持正确的文艺批评？
“四人帮”在文艺界搞资产阶级专政，搞“一言堂”，搞形而上学，帽子、棍子满天飞。他们或者把别人的作品加以改头换面，据为己有，吹得天花乱坠，然后再把原著说成“坏作品”；或者把不跟他们走、不拍他们马屁的作者写的作品，说得一无是处，斥为“毒草”；或者以“求全”、“求严”为名，行镇压之实。他们一手拿着帽子，一手拿着棍子，今天批这个戏，明天批那个电影，弄得文艺界人心惶惶，鸡犬不宁。他们用棍棒领导文艺，反对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文艺批评。
毛主席在《讲话》中论述了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并批判了一系列错误观点，指明文艺界的主要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在阶级社会里，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无产阶级必须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作品，也反对没有艺术力量的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要求的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贯彻毛主席的这一指示，严格掌握党的政策，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文艺作品要作细致的调查研究，作具体的分析。对于政治和艺术统一的好作品，要热情鼓励；对于政治上好但艺术上还不完善的，或者还存在这样那样缺点不足之处的，要加以扶植，帮助，使之逐渐完善；对于作品中存在的不良政治倾向，要坚持原则，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帮助创作人员克服改进；对于有严重错误的作品，要进行批评帮助，使作者认识错误，弄清犯错误的原因，从中汲取教训。但是，对于反军乱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则必须进行严肃的批判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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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紧紧团结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努力实现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创作出无愧于我党、我军的作品，帮助群众推动历史前进，为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而奋斗，为共产主义的壮丽远景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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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学《讲话》 狠批“四人帮”
胡可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五周年了。三十五年来，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把《讲话》作为工作的指针，作为对文艺问题分辨是非的准绳，作为向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武器；而一切资产阶级，包括他们在共产党内的代表，在文艺问题上，则无不集中地攻击和篡改毛主席在《讲话》中所规定的一系列原则。对待《讲话》持什么态度，一直是文艺领域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焦点。
“四人帮”也不例外。尽管他们披着马列主义外衣，打着文艺革命旗号，具有欺骗性，但他们的屁股后面始终拖着一条狐狸尾巴，这就是他们对待毛主席这篇光辉《讲话》一贯采取的明显对抗的态度。而对于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来说，也正是《讲话》这盏指路明灯，指引着他们去识别“四人帮”推行的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并给他们以向“四人帮”作斗争的勇气和信心。
毛主席在《讲话》中，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深刻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一系列根本原理。毛主席指出了文艺的阶级性，指出了文艺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的道理，进而强调指出了工农兵的斗争生活和文艺工作者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对于革命文艺的决定作用。毛主席在《讲话》中不仅向我们指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而且向我们指明了一条怎样为工农兵服务的唯一正确的路线。毛主席要求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必须投身到工农兵的斗争生活之中，同工农兵相结合，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使自己成为“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
长期以来，“四人帮”完全背叛了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极力推行他们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把文艺当成了他们结帮营私、篡党夺权的工具，肆意践踏毛主席规定的革命文艺的一系列原则。他们也谈创作，但是，他们是把窃夺别人的现成作品拿来改头换面叫作“创作”的，所以他们谈“创作”时，不讲作品的生活源泉，不讲作者的世界观对创作的关系，不讲“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这个唯物论的反映论的道理。他们害怕讨论革命文艺的这种集中、典型化的过程，极力贬低作品的生活基础。革命样板戏本是革命文艺工作者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辛勤劳动的成果，江青及其一伙亲信为了把这项成果永远据为己有，居然大讲其“创作经验”，并把这些“经验”吹嘘成革命文艺的“创作原则”。这些所谓的“创作原则”，就是什么“三突出”、“三陪衬”、“多侧面”、“多层次”那套东西。这套东西是任何资产阶级文艺家都不会反对的。江青一伙就这样在漂亮的革命词句掩盖下挖空了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基本内容，就这样抹掉了无产阶级文艺的鲜明的党性原则。
毛主席在《讲话》中为我们规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不但在文艺工作的对象、文艺反映的内容、文艺工作者同工农兵群众的关系上，坚持把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作为主体，而且在整个文艺事业的发展上，坚持把专业文艺工作者同广大人民群众的文艺活动结合起来。毛主席在《讲话》中精辟地论述了普及和提高的辩证关系，指出了“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这一规律。这是一条发展革命文艺事业的群众路线，是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人帮”同一切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样，他们把自己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主宰。在他们的心目中，文艺是少数人的事业，应靠他们几个天才人物来安排。我国的文艺，只要有江青这个“旗手”发号施令，有她的几个心腹来“抓创作”，再加上几个可作试验田的文艺团体就足够了。他们不要广大群众的文艺活动，也不要广大专业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他们蔑视群众又害怕群众；想摘桃子又怕桃子多了把他们的“创作”淹没。于是就出现了这些年来他们“抓创作”而排斥广大的创作人员，管文艺而不谈文学创作的怪事。
在普及和提高的关系问题上，他们拒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首先，他们是不要提高指导下的普及的。他们把窃夺来的革命样板戏当作私产，甚至不许群众学演。是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作出了要普及样板戏和地方戏可以移植的指示，才打破了江青一伙对这些作品的垄断和封锁，使这些文艺作品得以普及而为工农兵所利用。其次，他们也是不要普及基础上的提高的。江青一伙窃取了样板戏以后，先是把排演样板戏的剧团封为“样板团”，进行腐蚀拉拢；继而指令“样板团”搞新的样板戏。江青的这套做法，是有其“树队伍”的政治目的的，但此后也就形成了团因戏而“样板”、戏因团而“样板”这个“四人帮”的规矩。创作新的作品而没有长期生活的积累肯定是拿不出来的，于是只好从其他文艺团体“摘桃子”；为了保证“质量”，就着眼于所谓艺术上的加工，长年累月关起门“磨”戏，就这样走上了一条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斗争生活，也脱离普及工作基础的关门提高的道路。“四人帮”的这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无论在普及的问题上还是在提高的问题上，都是直接与毛主席的指示相对抗的。
毛主席在《讲话》中谈到文艺批评的时候，曾指出：“也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但是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以正确的批判”，以推动革命文艺的发展。毛主席的这一论点，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发展成为著名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毛主席根据辩证法的观点指出：“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同敌对思想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的文艺也只有按照双百方针，在各种各色艺术品的比较中，在各种文艺问题的讨论和争论中，在同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以及各种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中，经受锻炼并获得迅速、健康的发展。双百方针是一条相信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和群众一起来谨慎地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方针；是一条以阶级斗争为纲、暴露矛盾，并通过斗争去解决矛盾的方针；是党在文艺问题上的一条坚定的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的表现。
“四人帮”及其在文艺界的亲信，出于他们反革命的需要，尤其害怕和拚命抵制党的双百方针。他们对《讲话》发表以来直到文化大革命前这段时间，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涌现的好的和较好的作品，几乎一概否定，一概禁演，一概封存。对文化大革命以来受到工农兵欢迎的新创作，或因触犯了“四人帮”的禁忌而予以扼杀，或因形式和风格不合于“四人帮”的要求而定为毒草。他们把毛主席规定的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混淆在一起，把他们的一套技巧性的烦琐规定凌驾于区别香花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之上。长期以来，他们在文艺上强制推行他们的那种所谓风格，而禁止其他的风格；江青的“一言堂”代替了党的民主集中制；而所谓的“文化工作危险论”正是江青一伙乱扣帽子、乱打棍子造成的一个恶果。
“四人帮”是一伙以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为目的的穷凶极恶的反革命黑帮。他们用棍棒控制文艺，说明他们是十分孤立、十分虚弱的。他们害怕摆事实讲道理，害怕民主，害怕争鸣。归根结柢，他们怕真理，怕掌握了真理的群众，怕群众把他们这伙假革命的反革命识别出来。这就是“四人帮”控制下的舆论工具为什么拒不宣传双百方针的真正原因。
“四人帮”已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但是斗争远没有结束。他们那条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流毒不能低估，被他们搅乱了的文艺思想必须澄清。让我们高举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伟大旗帜，认真学《讲话》，狠批“四人帮”，紧跟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毛主席为我们开创的无产阶级文艺革命事业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