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驳“三老四严”是“奴隶主义”
上海色织一厂政宣组 上海安装机械厂理论小组
“三老四严”是大庆工人对革命事业赤胆忠心，对革命工作认真负责的生动体现。可是，“四人帮”出于砍倒大庆红旗的罪恶目的，却诬蔑“‘三老四严’是‘奴隶主义’”。“三老四严”果真是奴隶主义吗？否！
奴隶主义是一种错误思想，它的特征就是盲从，也即对每件事情都不问一个为什么，不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不想一想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然而，“三老四严”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的。
“三老”，即对革命事业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我们党向来主张老老实实地办事，这是毛主席的一贯教导。什么叫老实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从客观实际出发，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内部规律，使自己的主观想法符合于客观实际，毫不弄虚作假，毫不主观唯心，这难道是什么奴隶主义吗？不！这正是从根本上防止和消除了奴隶主义的弊病。
“三老”是如此，“四严”也是如此。“四严”强调对于革命工作要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而“四人帮”却因为“四严”讲了“服从”，就攻击它是“奴隶主义”。的确，“四严”是强调了服从；但是，我们讲“严格的要求”，是说要服从革命事业的最高标准；讲“严密的组织”，是说要服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讲“严肃的态度”，是说要服从客观世界的科学规律；讲“严明的纪律”，是说要服从无产阶级的统一意志。这有什么不对呢？无论在生产斗争中，还是在阶级斗争中，服从总是缺少不了的。正如恩格斯所说：“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造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不管社会组织怎样，在产品的生产和流通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下，都是我们所必需的。” （《论权威》）
“四人帮”根本反对这个论断，按照他们的逻辑，凡“服从”皆“盲从”，凡服从都是唯命是从，都应加以反对。这种对“服从”的歪曲，不正是他们形而上学猖獗的一种表现吗？
“四人帮”鼓吹“‘三老四严’就是‘奴隶主义’”的反动谬论，最终就是要达到砍倒大庆红旗，进而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在革命人民面前，这当然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第3版()
专栏：
“法家造反，儒家生产”议
上海锅炉厂 王德员 刘济栩
“四人帮”这帮败类的“理论”真是无奇不有，其中有一条叫做：“法家造反，儒家生产”。
这个“妙”论实在是奇。我们知道，法家并不是造反到终的，而说“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儒家专搞生产，更要叫人笑掉大牙。把没有必然联系的东西硬扯在一起，随心所欲、无中生有地制造所谓“对立面”，这是“四人帮”用形而上学进行招摇撞骗、蛊惑人心的一种惯伎，
“四人帮”及其喽罗在“造反”上面加一顶“法家”的桂冠，似乎“造反”的都是什么“革新派”、“新生力量”，这是混淆视听。对于“造反”，能不作阶级分析、一概肯定吗？不能。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坚持的是“对反动派造反有理”。而“四人帮”及其喽罗则是打着“造反”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煽动停工停产，煽动无政府主义，这种所谓“造反”，完全是反动的行为。事实上，“四人帮”要的只是他们那种“搞乱全国”的“造反”，而谁要同他们斗，造他们的反，他们是绝对不容许的，必欲扑灭和禁绝。
至于给“生产”扣上一顶“儒家”的大帽子，好象一搞生产就是“守旧”、“复辟”，更是荒谬绝伦！自古以来，种地做工的都是劳动人民，难道都是什么“复辟派”？我们广大工人大干社会主义，难道反倒成了什么“守旧势力”？毛主席为我们亲自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难道是什么“儒家”路线？这完全是颠倒黑白，无耻诽谤。
按照“四人帮”及其喽罗的这种论调，法家和儒家既然是冤家对头，“造反”与“生产”也就势不两立，他们既然志在“造反”，生产当然是要不得的。可是问题来了，没有农民生产粮食，没有工人纺纱织布，他们吃什么，穿什么？他们饿着肚皮去“造反”吗？不。人民群众生产出来的物质财富，他们是那样地大肆掠夺、恣意挥霍，真比豺狼还凶狠。
对无产阶级来说，革命和生产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对反动派造反，变革旧的生产关系，正是为了打破反动派和旧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和阻碍，推进社会主义生产的高速度发展，而根本不是抛开生产去空谈造反。粉碎“四人帮”，思想大解放。我们要坚决踢开“四人帮”的帽子、棍子，理直气壮地抓革命、促生产，大干社会主义。“四人帮”蓄意用“造反”来反对革命和生产，借“造反”以篡党夺权，毕竟是痴心妄想，遭到了可耻的破产。
第3版()
专栏：
广西西林县那佐公社渭洪大队的瑶族社员在交谈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体会。
本报通讯员摄
第3版()
专栏：
知识分子难道都“挖墙脚”？
上海建筑机械制造厂 王国荣
“十七年培养的知识分子都是挖社会主义墙脚的”，“基本上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了破坏作用”。这堆大得吓人的罪名，是“四人帮”一伙硬按在广大知识分子头上的。
把广大知识分子打成“挖墙脚”的“破坏分子”，这分明是否定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现状的科学分析。毛主席肯定：不仅知识分子的先进部分，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能够站稳无产阶级立场，而且，“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是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他们中有些人还有所发明、创造。当然，就世界观来讲，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离开确立完全的无产阶级世界观还有相当距离，因此，需要继续同工农兵结合，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改造自己。但是需要改造世界观同“挖墙脚”、“起破坏作用”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四人帮”把二者划上等号，正是他们形而上学猖獗的表现。照此推理，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那岂不人人都是“挖墙脚”、“起破坏作用”的？——“四人帮”就是这样肆意颠倒社会主义革命的敌我关系的！
至于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那是有的，也确实起着“挖墙脚”的破坏作用。但这是极少数。例如，“四人帮”网罗、重用的梁效、罗思鼎写作班子中的一些人就是这样的蛀虫。他们及其反动主子“四人帮”，都在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筑成的铜墙铁壁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第3版()
专栏：
评所谓“管”和“改”
复旦大学新闻系 张跃智
文化大革命的浩荡东风把我们工农兵学员送进了大学。“四人帮”之流却心怀叵测地刮起一股阴风：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就是所谓管大学，改造大学。乍一听，似乎很注意发挥工农兵学员的作用，其实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当然要用毛泽东思想管大学、改造大学，但是，在管大学的同时，要不要在大学里认真学政治、学业务；在改造大学的同时，要不要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按照“四人帮”的说教，有了前者，后者都不需要了。要是谁不理他们这一套，而要抓紧业务学习，那对不起，“抓业务，丢政治”的大帽子马上飞来，因为这样做是同“管大学”相矛盾的。至于谁重视主观世界的改造，那命运也不妙：“颠倒改造对象”的呵斥随之而来，因为这样做又是同“改造大学”相违背的。如此“管大学、改造大学”，岂不发人深思。人们不禁要问：
一、“管大学”难道仅仅是工农兵学员的事吗？毛主席说，“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四人帮”硬是踢开广大教职员工，片面地由学员来管理学校，把学员说成当然的管理者、革命者，把教师说成当然的被管理者，不革命者，这不是公开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吗？
二、工农兵学员难道不要改造吗？毛主席说，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工农兵学员又怎能例外？
其实，别看“四人帮”把工农兵学员捧得老高，在他们眼里，压根儿没有我们工农兵学员的地位。他们依靠的只是张铁生一类“交白卷”的反革命小丑，对于广大真正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工农兵学员，他们是恨之入骨的。我校有一位学员，在斗争中敏锐看出张春桥一伙篡党夺权的野心，一九七五年初曾贴出《剥开林彪、张春桥一类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画皮》的大字报，“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就凶相毕露，把她打成反革命，投进监狱，残酷进行迫害。这对“四人帮”所谓的工农兵学员管大学、改造大学不是绝妙的讽刺吗！
“四人帮”形而上学猖獗。深入揭批“四人帮”，就要充分发动群众，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武器，把“四人帮”搞乱了的问题一个一个加以澄清。这里刊登的几篇短文，是从《解放日报》批判形而上学专版转载的。
——编者
第3版()
专栏：
江青的“谦虚”与吹嘘
广州部队理论组
江青有个特点：善于自我吹嘘，说谎已经成性。她实践起林彪的“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的反革命信条来，真是“青出于林，而胜于林”。
读过江青的文章，听过江青的谈话，都会发现江青吹嘘有术。什么“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正确路线的代表”等等，不一而足。颇为有趣的是，江青也偶尔谦虚几句。可是，稍加寻思，就会发现，这种谦虚还是吹嘘。本来，谦虚的人是不会吹嘘的，爱吹嘘的人总是不谦虚的。但是，江青却能寓吹嘘于谦虚之中，实为一大发明创造。
谓予不信，请看数例：
“怕人家祝寿”。江青说：“我一九一四年生在一个很贫苦的手工业家庭。三月生的，哪一天不告诉，保密，怕人家祝寿。”江青不讲她的生日，是“怕人家祝寿”，这是“谦虚”了吧？其实，江青是自作多情地把自己摆在领袖的位置上。她不是到处要人家把她用过的什么东西留着当纪念吗？她不是要人上书拥戴她当主席吗？江青说什么“群众都认识我，到哪里都包围我”，“我外出时车上要摇上第二层玻璃，否则群众叫我，还跟着车跑”，仿佛群众多么“敬爱”她似的。这种“谦虚”，比起赤裸裸的吹嘘来，还要肉麻得多。
“说来说去，又说到我身上”。江青说：“有人问《红色娘子军》谁编？谁导？我怎么说呢？说来说去，又说到我身上。”江青这种扭扭捏捏的别致表演，自然是不夸耀自己的“功劳”，自然是“谦虚”了。但是，这句“说来说去，又说到我身上”，又完全暴露了她爱吹的本色。《红色娘子军》和许多优秀革命文艺作品一样，问世不久，就被江青抢去，变为江记私有财产，使原作者都不敢承认是作者。而江青却厚着脸皮，说什么从编到导，一说又说到她身上。这种“谦虚”，真可谓别具“匠心”了。
“我只承认我是半个‘红学家’”。江青说：“《红楼梦》是讲不完的。你们不要认为我是‘红学家’，我只承认我是半个‘红学家’。”江青硬要别人把她当作“半个‘红学家’”，貌似谦虚，骨子里却是自吹自擂。江青研究《红楼梦》的得意之作，是提出了一个什么“父党”与“母党”之争，高唱“母党胜利了”，借以比喻应当由她窃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江青只承认是“半个‘红学家’”，还为了说明“文艺只是我工作的一个侧面”，“实际上我做政治工作”。如果吹嘘自己是个“红学家”，岂不辱没了江青“能文能武啥都会”的身分了么？为此，须得谦虚一番，只承认“半个”才行。
“我是无名英雄”。江青说：“我是无名英雄，甘心做无名英雄。做革命工作什么都是光荣的，对了是应该的，不吹；错了，应自我批评，改。”明明是大大的野心家，却硬说是比“小小老百姓”更小的百姓，是“无名英雄”。江青未免过谦了。她到处抢新闻镜头、争报纸版面，还嫌自己官小俸薄，要林彪给她提级加薪，乃至写信向毛主席伸手要官要权。这一切，难道用轻轻的一句“无名英雄”，就能掩盖得过去么？江青还把自己说成是对了不吹，知错就改的谦谦君子。其实，揭出来的大量事实证明，江青是个吹了又吹，错了从来不改的死硬顽固派。
“对马列主义不精通”。江青说：“我是不是马列主义者呢？是的，但不精通，还得努力。”江青把自己说成是马列主义者，这个牛皮吹的可真不小。可是好象又有点自知之明，由于“不精通”，便想到“还得努力”。江青经常摆出一副“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样子，她在一个大会上说：“我很忙，也每日挤时间学”，“我正在读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还在读列宁的《哲学笔记》”。她在某地住处的每个房间里，都放上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还有削好的红蓝铅笔。看起来真是够“努力”的了。殊不知，桌上的书和笔却从来没有动过。毛主席一九七四年就批评江青：“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她一贯不读书，不看报，对马列主义理论一窍不通。不过，江青虽不努力学习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对有些事倒是很努力的。她是努力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搞篡党夺权，还努力把自己吹成“共产主义女皇”！
“我有个缺点”。江青说：“我有个缺点，当然也是我的优点，我不满意我的工作，总想多做些工作，我的身体支持不了，我得学点官僚主义。”江青一向认为自己是“一贯正确”的，居然也看到自己的“缺点”，确实是“伟大的谦虚”了。那么“缺点”是什么呢？据说是“总想多做些工作”，因为如此，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九日，便写信向毛主席伸手要官要权，不愿当“闲人”了。但是，闲中有忙。这个“闲人”真的忙活了一阵子：她忙于送材料，看黑信，忙于“揪一层”，“层层揪”，终于“忙”得招架不住，说要“学点官僚主义”了。这样，“官僚主义”倒成了谦虚之辞了。这种谦虚，运用之妙，就妙在既抒发了她的反革命狼子野心，又似乎可以用来说明她是为革命“呕心沥血”的。这不是连林彪都自叹不如么？
“野心就是一切虚伪和谎话的根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49页）。江青的吹嘘和“谦虚”，是她用阴险毒辣的手段，掩盖自己反革命真面目的一种表现，是她篡党夺权的一种武器。她虽然吹得很神气，“谦虚”得很巧妙，但是，她“演反派人物很象，演正派人物老是不大象，装腔作势，不大自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34页）现在，江青的吹嘘和“谦虚”，正好成了她反党野心的见证，供人们深揭狠批。
第3版()
专栏：
贼喊捉贼
鲁庸
“×××是叛徒！”这是“四人帮”一伙诬陷同志的时候常常用的一顶帽子。认真一查，被他们诬为叛徒的人，往往并非叛徒。真正的叛徒不是别人，正是“四人帮”的头面人物江青自己。据查证，江青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在青岛加入共产党。一九三三年秋，她又在上海加入“左翼教联”和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四年十月，江青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自首叛变，成为可耻的叛徒。
“×××是特务！”这是“四人帮”诬陷同志的另一顶帽子。例如，江青了解到某某同志知道她三十年代的罪恶历史，于是，江青就诬蔑这位同志是“特务”，并伙同林彪反党集团，把这位同志投入狱中致死。现在一查，不对了。特务确实有，就是江青的同伙张春桥。张春桥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期间，就充当了国民党特务，积极进行反共活动，密告领导反蒋抗日学生运动的负责人和积极分子。此后，他还伙同国民党复兴社分子在济南发起建立法西斯组织华蒂社。并在复兴社特务的掩护下，伺机潜入我根据地，后又混入延安，钻进党内。
“四人帮”这伙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大杂烩，明明自己是叛徒、特务，反而倒打一耙，动不动就诬陷别人是叛徒，是特务。这种卑劣的手法，倒是用得上一个成语，叫做“贼喊捉贼”。
明明是“贼”，为什么还要煞有介事地大喊“捉贼”呢？看起来，不外有以下三个目的：
一是掩护自己。贼被追捕，眼看就要落网，于是也大喊“捉贼”，甚至比好人喊得还要起劲，意在混水摸鱼，乱中脱逃。
二是陷害别人。江青、张春桥之流，自己明明是叛徒、特务，他们却起劲地又是查叛徒，又是揪特务，无中生有，造谣诬陷，就是要把矛头指向中央到地方许多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党政军负责干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三是篡党夺权。这是“四人帮”“贼喊捉贼”的终极目的。他们自己明明是贼，偏要加以伪装，把自己打扮成“捉贼”的英雄好汉，翻过来又把叛徒、特务的帽子扣在别人头上，其目的无非就是：打倒你们，由我们上台。
江青、张春桥篡党夺权的美梦，做了非止一日了。他们满以为可以趁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把他们的黄梁美梦变成现实。多年来，他们大肆销毁其丑恶历史的罪证，自以为伪装得相当巧妙。然而，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凡狐狸，尾巴终将露出。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揭露了他们的罪恶历史，把他们的叛徒、特务的丑恶嘴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人民看清楚“四人帮”一伙究竟是些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