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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青掠夺文物阴谋反党
钟史闻
王、张、江、姚“四人帮”，是一伙典型的吸劳动人民血的贵族老爷。北京市文物管理处保存的一部分文物和工艺品，使他们眼睛发红。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多次窜到北京市文物管理处，抢掠侵吞了大批珍贵文物。其中用心特别恶毒，情节特别严重的是反革命阴谋家、野心家江青。
在几年里，江青亲自或者派人到这个单位掠夺达九十四次，劫走金表、玉器、瓷器、砚台、图章、笔墨、书画等共一千零八十七件，各种图书（包括极端黄色的旧小说）四千六百多册。其中，有不少是价值很高的珍品。
江青劫走的全部文物和工艺品，粗粗估价，约值十三万一千二百元，江青付的全部款项是二十元六角四分，相当于原价的六千三百五十分之一。
江青一伙明明是凭借特权，白昼行劫，偏偏还要留下几分钱，换走一张发票。你说没有付钱吗？我是付了钱的，有发票为证。例如，她拿走明代吴天章所造墨一锭，付款二分。抢走象牙杆狼毫笔一枝，付款一分。这种买卖的记录，翻遍古今中外的帐本，无论如何是不能找到的。
江青一伙掠夺文物干什么用呢？当然，资产阶级的腐化享乐和政治暴发户的冒充风雅，都少不了用一些古代文物来做点缀装饰。但是，事情的实质决不仅止于此。江青自己招供说：“我不是玩古的人，我要实用的。”这个招供倒还老实。
在江青掠夺的一千多件文物和工艺品中，有三方图章。一九七一年四月一日，江青亲自到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勒索了一批东西，随即命令在一方白寿山石上镌刻“制怒”二字，在一方虎皮青田石上镌刻“君向潇湘我向秦”七字，在一方田黄石上镌刻“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十四字。
图章上刻一点古人的诗句或者格言，用来寄托自己的某些思想感情，过去叫做“闲章”。江青成天忙于搞阴谋诡计，上窜下跳，东跑西颠，“闲”是未必有的，但可寄托的情感却多得很。那么，江青在这三方图章里寄托了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呢？
江青所刻的这三方印文全是抄来的。“制怒”二字，出于她所深恶痛绝的十七年中所拍摄的一个历史故事片《林则徐》。“制怒”，就是克制怒气。喜怒哀乐，是人的感情。在有阶级的社会里决没有超阶级的感情，这一点，在今天已经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常识。江青要制的怒包含了什么样的阶级内容呢？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义愤吗？“天兵怒气冲霄汉”，“怒向刀丛觅小诗”，这样的怒好得很！对此，无产阶级不但不需要克制，而且通过种种宣传教育，来进一步激发广大人民这种对于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愤恨。江青此人虽然喜怒不定，然而在不定之中却又贯串着一根固定的黑线。她对一切反动派和腐朽没落的东西喜爱备至，顶礼膜拜，从为蒋介石“购机祝寿”义演到精心炮制林彪“认真读书”的巨幅彩色照片，都使足了全部的力气；而对一切革命者，从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和老一辈的革命家到普通的劳动群众，则无不怀着敌视和仇恨。
江青与叛徒、卖国贼林彪完全是一丘之貉。在林彪实行“韬讳”计，大书特书“克己”、“忍耐”这些条幅以后，江青刻了这个“制怒”的图章，告诫自己要控制住内心的反党怒气，等待机会，再求一逞。这种惊人的相似，决不是出于偶然的巧合。
革命者之所快，必然是反动派之所怒。江青虽然竭力拉紧制动阀，但总不免有所宣泄，这种泄露出来的怒气，就化为上述的另两方图章。
“君向潇湘我向秦”，是唐人郑谷送别友人一首七绝的末句，原意是说离别分手，各自东西。这首唐人的名诗，形象地表现了依依不舍的离情别绪。江青割裂全诗，取其一句，就使原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其意若曰：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这一回是掉臂而行，决不回头了。在这里，江青想要和谁分手而各自东西呢？是不是忽然心生悔改，要和林彪一伙“决裂”了呢？不是的！绝对不是的！江青和林彪一伙的反革命勾结是“剪不断，理还乱”的，那张为林彪摄制的“认真读书”的照片，时间就在镌刻这方图章之后，并且是和叶群反复商量，得到林彪点头拍板之后，在“九·一三”事件的前夜抛出来的，这是一个铁证。既然要分手的不是林彪，那就只能是被她诬蔑为“顽固保守”的广大革命老干部。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潇湘”两个字。古诗中的潇湘，指的是湖南，江青的矛头所向十分明显，这是毒蛇吐出的信息，她在怒气冲冲的表态，狡猾地然而也是清楚地向毛主席、党中央表示了死不改悔的顽抗态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两句，是唐人李商隐所作《贾生》七绝中的后两句。这首《贾生》是被江青作为歌诀一样经常在嘴里念念有词的。早在一九七○年十一月六日，江青就讲过一段耐人寻味的黑话，她说：“唐朝的李商隐不只是一个写爱情诗的人，而且是一个写政治诗的诗人，他的‘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就是讽刺汉文帝的。”到了一九七五年初，在毛主席直接关怀和领导下，我们党胜利召开了十届二中全会。这次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确定了国家机构的人事安排。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洞察“四人帮”的罪恶打算，“四人帮”的“组阁”夺权阴谋未能得逞。一月十日深夜，会议闭幕，反革命野心家江青一离开会场，就气急败坏地窜到解放军某部一个连队，以“看望”“关心”为名，行宣泄怒气之实，大放厥词，肆无忌惮地对毛主席、党中央进行恶毒攻击。在这次谈话中，江青忽而别有用心地大谈提拔青年干部，忽而心怀叵测地大吹西汉的贾谊，指桑骂槐，摇头晃脑地反复吟诵这首《贾生》诗。她首先肯定贾谊“代表的基本是法家”，接着话音一转，就大骂汉文帝刘恒没有重用这个年轻有为的法家人物。她念完《贾生》诗，就恶狠狠地说：“文帝没有采用贾谊的政策，他也不能采取。”唯恐别人听不出弦外之音，她又补充说：“李商隐的无题诗是很有名的，政治诗更好，是挖苦他们的。”
贾谊是西汉初年的一个年轻的政论家和文学家。他在从政的十数年间，写了不少政论文章，向汉文帝刘恒陈述自己的政治主张。汉文帝也曾对他破格提拔，一年间由博士越级升至太中大夫。贾谊自负有才，总想青云直上。然而他缺乏实际经验，同时他毕竟是剥削阶级的一员，对权势怀有很大的兴趣。西汉的开国老臣如周勃、灌婴等人，当时就批评他“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正如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贾生之言，乃颇疏阔”，尽管文章写得才华横溢，“而沉实则稍逊”。汉文帝后来采纳了周勃等人的中肯意见，把贾谊调离京城，派到长沙去担任长沙王吴差的太傅。贾谊的愿望没有达到，感到“逢时不祥”，在长沙怨天尤人。一年之后，汉文帝又召见贾谊。当贾谊进见的时候，正好汉文帝在做祈祷，就顺便问起了鬼神之事。贾谊对答如流，吸引着汉文帝不断向他靠近（即所谓“前席”），促膝而谈。
李商隐是晚唐人，一生仕途坎坷蹇滞，长时期过着寄人篱下的幕僚生活。有感于自己的身世和当时的政治形势，他的确写过不少政治诗，其中那首《贾生》诗，感叹贾谊虽然再被召见，终不被委以国家大事，诗的锋芒直刺汉文帝。
诗言志。李商隐借用贾谊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表达了自己的愤愤不平。那么，一千年之后的江青煞有介事地宣扬这首诗，居心何在呢？
“四人帮”和林彪集团是一对孪生的反党怪胎，唱一样的调子，干一样的勾当。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都以反对“旧政府”的“新生力量”自命。他们妄图搞得天下大乱，混水摸鱼，以售其奸。他们的罪恶矛头始终对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江青头一次讲到《贾生》，时间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两个月，第二次下令在图章上刻上“可怜夜半虚前席”等十四个字，是正当林彪密谋炮制《“571工程”纪要》的同时，第三次再讲《贾生》则是在十届二中全会开完的当天晚上，这一个时间表本身已经充分地说明了问题。看一看江青的阴谋活动，想一想历史上的贾谊是因为汉文帝采纳了周勃等人的意见而未能青云直上，联一联江青所惯用的以历史比附现实的手法，事情就更加水落石出了。江青自己招认，李商隐这首《贾生》“是挖苦他们的”，挖苦谁们呢？不正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么？不正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么？不正是一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一辈革命家么？其实，“挖苦”二字哪里够用，从林彪的《“571工程”纪要》到“四人帮”在毛主席逝世前后的篡党阴谋，出现的是一派刀光剑影、血雨腥风，刻几方图章，念两句古诗，不过是刀兵未动，舆论先行而已。
〔原载《文物》一九七七年第一期，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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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毁不掉的罪证
——从妄图扼杀一封控诉信看“四人帮”的极右面目
一九七○年初，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某部“潍县团”在战备中进行阶级教育时，印发了一九四八年春天中共山东省潍县县委给这个团所在部队全体指战员的一封控诉信。这封信以血淋淋的事实，揭露了一九四七年蒋介石反动派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时，国民党反动军队和地主还乡团对翻身农民进行疯狂反攻倒算的滔天罪行，是一份阶级教育的教材。“潍县团”的指战员们含着眼泪读这封信，浑身怒火燃烧，极大地激发了对国内外阶级敌人妄想在中国搞复辟变天的深仇大恨，愤怒的口号声响彻云天：“决不让还乡团卷土重来！”“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誓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站好岗、打好仗！”当时，其他部队和地方上的一些单位也印发了这封信，对战士和群众进行阶级教育，都起到了极大作用。
可是，“四人帮”的狗头军师张春桥、吹鼓手姚文元一见到这封信，却象掘了他们的祖坟一样，大发雷霆。张春桥黑笔一挥，批道：“这个材料宣扬战争恐怖，不是我们的方针”；姚文元也挥动秃笔煞有介事地批道：“要长中国人民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而不是相反”。他们勒令各单位不准“翻印”，还要把已印发的这封控诉信“立即收回”、“销毁”。
面对张春桥、姚文元的高压和恐吓，“潍县团”党委和指战员作了坚决的抵制，仍然用这封信进行阶级教育，并把这封控诉信保存了下来。但是，压在心里的疙瘩却没有解开：这封信控诉的是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还乡团，张春桥、姚文元对它为什么如此反感，如此仇视，要如此横加扼杀？他们同国民党反动派、地主还乡团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些年来，大家一直纳闷着，特别是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想起这事，更是疑虑不解。
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王张江姚“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早就是国民党特务分子的张春桥、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的罪恶历史随着被彻底揭露出来了，事情的真相大白了。原来他们同国民党反动派，地主还乡团是一个鼻孔出气的。“潍县团”党委认为，张、姚扼杀潍县县委的控诉信，猖狂反对我军进行阶级教育，决不是偶然的，是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揭露和批判他们的这一罪行，对于大家进一步认清他们的反革命面目，认清同“四人帮”斗争的性质和意义，是很有帮助的。在深揭狠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团党委重新印发了这封控诉信，组织全团指战员重读这封控诉信，联系张、姚的反动家庭出身和罪恶历史，对他们的黑批示进行了分析批判。指战员们发扬当年老前辈打蒋匪、消灭地主还乡团的革命劲头，奋起投入战斗。
潍县县委这封用鲜血写成的控诉信，桩桩事实，揭露的都是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还乡团的滔天罪行，字里行间渗透着解放区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满腔仇恨。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还乡团重占解放区潍县后，烧杀、劫掠、抓丁、抢粮无所不为，全县有一千多名党的干部和翻身群众惨遭杀害。仅纸房区李家营村就被活埋一百余人。地主还乡团的残杀手段令人惨不忍睹！他们把有的翻身群众先割耳割舌而后活埋；把有的妇女拔去头发而后用铡刀铡死；把村干部剥光衣服绑在树上，用开水浇得全身烫起水泡，再用竹扫把把皮扫去，活活被折磨而死；连不懂事的婴儿也被惨无人道地撕开两腿，丢在烧红的锅里。
指战员们重新读着潍县县委这封用鲜血写成的控诉信，怒火烧胸膛，愤怒地指出：国民党还乡团这种丧心病狂的兽行，革命人民难道不应该无情揭露和控诉吗？！按照张、姚的逻辑，揭露和控诉敌人血洗解放区的暴行是“宣扬战争恐怖”，那岂不是说，劳动人民只能默默无声地听任反动派宰割，连哼一声的权利都没有吗？这完全是法西斯强盗的逻辑！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张春桥是国民党特务，姚文元是阶级异己分子。他们和双手沾满革命人民鲜血的国民党反动派、地主还乡团，是“柳条串王八——一路货”。我们控诉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还乡团的罪恶，向他们讨还血债，张、姚感到“恐怖”，那是很自然的。张、姚要“销毁”的哪里是一封信，而是要替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还乡团销毁罪证。然而，张春桥、姚文元要销毁这些罪证，那是妄想！正如控诉信上所说的，这是“人民的血海深仇，永世难忘”！
战士们说，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主席亲自倡导了以“诉苦三查”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成为我军政治工作光荣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可是张、姚却胡说什么这样的阶级教育“不是我们的方针”！这就一语道破了他们是多么凶恶地对抗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又是多么仇恨我军的光荣传统！
潍县战斗参加者、副参谋长段会俊，回顾当年在解放潍县的战斗中，团党委用潍县县委的这封控诉信对战士进行阶级教育的情景：领导在上面流着眼泪读控诉信，战士们在下面流着眼泪擦枪炮、磨刺刀；很多同志咬破指头用鲜血给党支部、团党委写决心书、请战书，发誓不把国民党匪军和地主还乡团消灭，不回来见父老乡亲。战斗打响后，广大指战员怀着“解放潍县城，誓死为死难的阶级兄弟报仇”的杀敌决心，发扬刺刀见红的精神，杀得敌人鬼哭狼嚎，一排排地倒下。全团和整个参战部队一起，一举攻克了被敌人吹嘘为“固若金汤”的潍县城，全歼守敌四万多人，达到了潍县县委在信中向子弟兵们提出的“坚决彻底地消灭蒋匪军和还乡团”的要求。这次战斗，我们团三个连队荣立战功，四个连队获得光荣称号，团队也荣获了“潍县团”的光荣称号。段副参谋长说：懂得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才能懂得革命。我们用诉苦进行阶级教育，揭露反动派的残暴，是激发我军战斗意志，达到痛歼敌人的重要措施。而张春桥、姚文元的行径，只能说明他们是破坏我军为人民而战的建军宗旨的。
新华社通讯员
（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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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算盘响 穷人眼泪淌
——揭穿江青出身穷苦的谎言
叛徒江青为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一贯善于乔装打扮，恬不知耻地说什么“我是劳苦家庭出身”，“我爸爸是木工，手工业工人”，“我从小就革命”，“我从小就反封建”，这完全是无耻的捏造，骗人的鬼话。
江青出生在地主阶级家庭。她的祖父李纯海是一个拥有一百多亩土地的地主。江青的亲生母亲是一个臭名远扬、心狠手毒的地主婆。她的父亲李德文在山东诸城县城关经营旅店和木匠铺二十多年，有房屋十四间，敞棚六间，常年雇一个长工，雇两个盲人专为她家推磨轧碾，还雇四、五个短工。后来，她的父亲将店房出卖，典入本县大地主的土地一百二十亩，出租盘剥。李德文阴险毒辣，贪得无厌，穷人叫他“李狼贼”。
广大贫下中农揭发说，种江青家的地，地租格外重，每亩要交六斗粮食，三十斤草，外加两吊五的土地钱。粮食只要麦子、豆子、谷子，别的统统不要。收租用的是大斗。一斗合一斗一升，收租草的秤也是订做的，十斤草在她家的秤上一过，只有六斤六两。
“李家算盘响，穷人眼泪淌；李家斗一量，穷人饿断肠”。这就是贫下中农对江青家的血泪控诉。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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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谁迫害谁？
江青的哥哥李干卿，充当过日伪和国民党的警长、巡官、局员、津浦铁路“防奸组”组员，是个有历史罪恶的反革命分子。解放后，江青竭力包庇李干卿，多次出谋划策，要李干卿抗拒有关部门对他的反革命历史的审查。她当面告诉李干卿说：“你要稳住，不要害怕，还有上边嘛！”以后又写信给李干卿说：“有人找你的麻烦，你可以完全不理，去年在济南我就和你谈过，只要自己拿稳了，是不怕这个的，你如拿不稳，出了岔子，我完全不能负责任，希望你注意，不可因小失大”，千方百计包庇她的反革命哥哥。
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又伙同林彪死党给李干卿增加工资，住好房子，使这个反革命分子享受了特殊照顾。
叛徒江青还残酷迫害审查李干卿的革命同志，逮捕关押了原山东省公安厅副厅长李秉政等六同志。江青胡说什么：“我哥哥很苦，为了糊口，在旧社会干了几天警察，他们对他进行迫害。”以此施加压力，使李秉政等同志被关押达七年之久。江青究竟对谁亲，对谁恨，不是很清楚了吗？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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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
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家庭的历史是一部罪恶累累的剥削史，祖辈五代都是大地主。据姚文元老家所在地姚公埠上、中、下三村一些八十岁左右的老人回忆揭发，姚文元的远祖父姚杏山和高祖父姚麟秀，都是独霸一方的大地主。他的曾祖父姚宝槐，既是大地主，又是官迷心窍的鸦片鬼，清朝时中秀才，在姚家祠堂立“文元”匾，先后两次赴绍兴府考举人，没考中，疯癫而死。他的祖父姚西耀，当过圩长，以管理浦阳江堤为名，勾结土豪劣绅横行乡里，派捐要税，鱼肉百姓。他的父亲姚蓬子，是地主兼资本家，早年投机革命，后来叛变充当国民党文化特务。
姚文元家祖辈几代对劳动人民横征暴敛、敲骨吸髓，侵吞了大量良田和财产，是本村二十户地主中最大的一户。姚文元家剥削劳动人民的花样繁多，剥削手段极其残酷。除了雇用长工、短工，放青苗、放高利贷等外，姚家还有一种特别毒辣的剥削手段，叫做“放忙月钱”。每年趁村里贫下中农“稻头青黄、眼泪汪汪”的缺粮断炊时刻，姚家就用比平时雇短工少十分之二的工钱，先把劳动力买来，到农忙季节，就逼着贫下中农放下自己的农活到他家去干活。做过姚家长工的贫农老社员茅龙泉、姚文忠、李信安等揭发控诉说：我们做姚家的长工，一人要种二、三十亩田，还要管好“三缸”：挑满水缸，春满米缸，管好粪缸。吃的是隔餐用余火焖热的冷饭，睡的是冷屋檐。许多贫下中农在姚家当长工血汗被榨尽，身体被摧残，有的甚至搞得家破人亡。在姚文元家当过五年丫头的贫农社员钱亚芬控诉说：我十一岁那年进姚家当丫头，服侍姚文元的曾祖母、祖父母和两个姑姑，姚家根本不把我当人看待，每天要我烧饭、抱小孩、洗衣服、倒马桶，农忙时节还要晒二、三十亩田收的稻谷。姚家向我宣布了所谓家规：“碗三天，锅三年”，即摔破一只碗要白做三天，打烂一只锅要白做三年。当我离开姚家时，七扣八扣，只得了三个铜元。
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充满血腥味的剥削世家。他的父亲姚蓬子希望儿子继承“祖业”，当姚文元出生时，就用他曾祖父姚宝槐的秀才匾“文元”给他起了名字。贫下中农在揭批中指出，这个吸工人、农民血长大的姚文元，确实不忘“祖业”，钻进革命队伍后，坚持反动立场，仇视党，仇视人民，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忠实的孝子贤孙。（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