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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西省委领导同志带头造林
编者按：毛主席在二十多年前就教导我们：“我看特别是北方的荒山应当绿化，也完全可以绿化。北方的同志有这个勇气没有？南方的许多地方也还要绿化。南北各地在多少年以内，我们能够看到绿化就好。这件事情对农业，对工业，对各方面都有利。”（《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03页）周总理一九六四年五月七日在听取林业部汇报时也指示：从中央到地方，每个负责同志，除年老有病的外，每年都要带头种种树，要养成一种风气，并对此事作出相应的规定。
今年春季，山西省委领导同志狠抓绿化，带头造林，有力地推动了省级机关的植树造林运动，这种作法值得提倡。
四月下旬，在山西省委领导同志亲自带动下，省委、省革委机关掀起了绿化太原东西山的高潮。省委书记以及省委、省革委二十多名部、局领导同志带领机关干部三百多人，同群众一起在太原西山植树，有力地推动了省城在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个植树造林运动。
省委第一书记王谦同志多次动员各级领导同志带头植树造林，要求省级各部门负责同志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包括每年参加十天造林劳动。四月二十四日，王谦同志和省委书记王大任同志上山造林后，又连夜召开省直机关正副局长会议。王谦同志说：绿化祖国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号召，是一九五六年中央给延安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的贺电中提出来的。后来，毛主席又发出实行大地园林化的指示。一九六四年，我们学习首都人民绿化北京大西山的经验，动员省城人民绿化太原东西山和汾河滩，各单位都有任务，分片包干，限期完成。开始几年作出一定成绩，后来就放松了。去年我们顶着“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又发动了一下，许多负责同志带头上山，任务完成得很好。现在，粉碎了“四人帮”，我们要在华主席领导下，甩开膀子大干，把省城的绿化搞得更快更好。王谦同志特别强调各级领导要带头，要上山造林，能劳动多少是多少，到工地烧烧火也是尽了一分责任。
王谦同志动员以后，省直各单位人员纷纷上山植树造林。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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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西冬小麦又丰收
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区冬小麦种植面积一年比一年扩大，今年冬小麦总产量创造了最高水平
新华社南宁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九日电 广西壮族自治区冬小麦在去年增产的基础上，今年又获得丰收，总产量创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最高水平。
过去广西冬种小麦较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区冬小麦种植面积一年比一年发展。去年冬季，广大农村干部和社员深入揭批“四人帮”破坏农业学大寨的滔天罪行，焕发了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坚决贯彻自治区党委关于把冬种当作一造生产来抓的指示，努力发展“早稻、晚稻、小麦”三熟制，认真总结和推广冬小麦增产经验，妥善安排好劳动力和农机具，使全自治区冬种小麦面积达到二百五十万亩，比上一年扩大百分之二十五。
去冬以来，广西长期干旱，对小麦越冬威胁很大。各地干部、社员以大寨为榜样，发扬“天大旱，人大干”的革命精神，适时中耕除草，增施水粪肥，戽水、挑水浇灌小麦，精心保苗，促进麦苗茁壮生长。玉林地区由于认真加强田间管理，小麦长得好，总产量比一九七六年增长四成。（附图片）
右图：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德峨公社的两万七千多亩越冬小麦，获得丰收。这是保上大队社员在麦田选种。 新华社通讯员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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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川江津地区夏粮增产
据新华社成都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日电 四川省主要粮食产区之一的江津地区，今年夏熟粮食作物获得丰收，小麦、大麦等夏熟粮食作物的总产量比大丰收的去年增产一成左右。
江津地区今年夏熟作物面积大，产量高，收割、脱粒、晾晒、运输量大，
人力、运力、仓库、用具都显得不相适应；加上开春后持续低温，夏熟作物成熟季节推迟了半个月左右。这样，三百多万亩夏熟作物和三百多万亩中稻、高粱等都要集中在一个月内抢收抢种完毕，还要做好近百万亩的玉米、甘薯、棉花、甘蔗、花生等秋收作物的田间管理，收、种、管的矛盾比历史上任何一年都突出。在这种情况下，江津地委和各县委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集中一切力量，大打“双抢”人民战争。在“双抢”期间，各地尽量减少会议，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劳动力，充实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同时，调动各行各业的力量，支援“双抢”。地委常委除留两名在机关处理日常工作外，其余的同志带领大批干部，分头深入到荣昌、江津、铜梁等六个县，同社员实行“三同”，参加割麦栽秧。留在机关处理日常工作的地委书记聂荣贵，也带领在机关的干部到附近的永川县西北公社胜利大队参加抢收小麦。地、县、区、社四级干部中百分之九十左右都下到基层，和群众一起夜以继日地奋战。过去受“四人帮”严重干扰的合川县，一万六千多名城镇居民，由县委第一书记李成文带领，去到南屏、思居等八个公社奋战了十多天。一百三十多万师生员工到了农业第一线。全地区战斗在“双抢”第一线的劳动大军比春耕时增加了一百六十七万多人，收割、插秧日进度都在十万亩以上，比去年同期快一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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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投一光辉 群魔毕现
——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批示，深揭狠批“四人帮”破坏鲁迅著作出版研究工作的罪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一日，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就鲁迅著作的出版、研究工作，作了重要批示：“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
这个光辉指示，是批在周海婴同志写给毛主席的一封信上的。这封信，针对“四人帮”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竭力扼杀、恣意歪曲鲁迅著作的罪行，尖锐地提出了近年来在鲁迅著作的出版、研究等方面存在着“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过去“也向有关负责同志提过多次建议，始终没有解决”，因此只好请求毛主席帮助。信是十月二十八日写的，过了三天，毛主席就作了上述批示。它象一声春雷，炸开了鲁迅著作出版研究领域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给了“四人帮”反党集团以沉重的打击。
多少年来，围绕着鲁迅和鲁迅著作，始终存在着尖锐激烈的斗争。鲁迅以他的如椽之笔，曾经使形形色色的敌人望风披靡。鲁迅著作中丰富的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闪耀着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光辉的革命思想，是革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说过：“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并多次对鲁迅给以崇高的评价，号召我们“学鲁迅的榜样”和“读点鲁迅”，继承和发扬鲁迅的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精神，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与此相反，从封建军阀到国民党反动派，从资产阶级的走狗文人到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者，都把鲁迅和他的著作看成肉中刺、眼中钉，肆意进行攻击和歪曲。一贯无耻地自封为“无产阶级左派”、实为极右派的“四人帮”，正是这支反革命队伍中的成员。
在“四人帮”中，既有混在革命阵营中围剿鲁迅、为王明投降主义路线充当打手的特务，也有在三十年代从蒋介石狗洞里爬出来，争演赛金花、为人民公敌蒋介石歌功颂德的叛徒；既有鲁迅生前就痛斥过的叛徒、特务的孝子和国民党特务头子的干儿子的阶级异己分子，也有鲁迅在文章中生动刻画过的“青皮”和暴发户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这批人实际上是地地道道的旧上海滩上的“沉滓”，随着革命的浪潮趁机浮起，结成“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象荫蔽着”，欺世盗名，打着“红旗”反红旗，干尽破坏革命事业，包括破坏广大人民学习鲁迅宝贵遗产的罪恶勾当。他们是一小撮“伏在大纛荫下的群魔”。周海婴同志信中所说的长期干扰、破坏，使鲁迅著作出版研究中许多问题无法解决的“有关负责同志”，就是指当时控制着文化出版大权的“四人帮”。正是他们，恣意阻挠毛主席批准的一九七一年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文件规定的鲁迅著作出版任务的落实；正是他们，无视广大群众学习鲁迅的迫切要求和出版工作者的建议，用扣压报告、反对注释、砍杀选本、禁出书信、诽谤鲁迅著作等鬼蜮伎俩，疯狂破坏敬爱的周总理十分关怀的鲁迅著作出版规划的顺利进行。
周海婴同志给毛主席的信里，着重谈了关于鲁迅书信的问题。鲁迅书信是鲁迅著作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们反映了鲁迅一生伟大的思想和战斗，是学习鲁迅、研究鲁迅所处的那个时代思想文化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珍贵文献。出版一部比较完备和准确的鲁迅书信集，是广大读者和研究工作者的迫切要求，也是鲁迅的夫人和战友许广平同志多年的愿望。许广平同志生前，无论在国民党压迫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的艰苦环境下，都亲自主持鲁迅书信的搜集和出版工作。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四人帮”出于销毁有关他们历史罪行的文献资料的反革命目的，指使他们的同伙戚本禹窃取了当时收藏的全部鲁迅书信手稿。许广平同志得知此事，曾愤怒地进行控诉，并因此受了刺激而病发去世。可是，反革命文痞姚文元之流竟以所谓有的收信人后来成了坏人等为借口，几年来百般阻挠，不让出版。周海婴同志的信批驳了他们的这类谬论，并特意提到毛主席引用过的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痛斥姚文元的叛徒老子姚蓬子的一封信，击中了这个文痞的痛处。
周海婴同志在信中还揭露了在“四人帮”的控制下，《鲁迅全集》的整理和注释“一直无人过问”的严重情况，提出了立即抓好这项工作的极端迫切性。对鲁迅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信中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指出：长期以来，不仅鲁迅研究中的资产阶级观点，特别是瞿秋白歪曲鲁迅思想的观点未受到批判，还出现了新的“以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曲解鲁迅思想”的倾向。这不但抨击了姚文元在所谓“鲁迅研究”中奉瞿秋白的谬论为经典，来曲解和攻击鲁迅的罪行，更触及了“四人帮”及其喉舌大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借古喻今、歪曲历史、颠倒黑白，来为他们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的险恶用心。针对“四人帮”设置的重重障碍，信中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措施，以便使鲁迅著作的出版研究工作能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下，尽早走上正轨。这封信真切地表达了广大群众的要求和愿望，说出了广大读者和研究工作者要说的话，也是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有力的控诉。
正是在我们党同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展开激烈斗争的形势下，伟大领袖毛主席对这封信作了上述重要批示。一九七五年五月，毛主席对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作了重要部署后，接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在思想文化领域里，毛主席在当年七月作了关于调整党的文艺政策和关于电影《创业》问题的重要批示，鼓舞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向“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八月，发动了对《水浒》所宣扬的投降主义的批判；十一月，又对周海婴同志的这封信作了光辉批示。这个批示，照亮了鲁迅著作出版研究工作前进的道路，把“四人帮”反革命的阴谋诡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真是“投一光辉，可使伏在大纛荫下的群魔嘴脸毕现”！
对毛主席的批示，“四人帮”既怕且恨，他们“怨鬼似的在黑暗中奔驰”，大搞阴谋诡计，进行疯狂的反扑。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更加尖锐更加剧烈地展开。“四人帮”反党反人民的狰狞面目也就暴露得更加鲜明，更加充分。
国民党特务张春桥在不得不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找去传达毛主席的批示时，大讲他们什么一贯“正确”，歇斯底里地叫嚷“有人说张姚怎么样，张姚没有错”，不仅明目张胆地抗拒毛主席对他们的批判，而且公然把矛头指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他还别有用心地叫嚷什么“现在忙于抓纲，你们的只是目”。这里张春桥的所谓“抓纲”，正是“四人帮”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迫不及待地妄图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的绝妙自供。
与此同时，他们对毛主席批示进行了严密封锁，不准向下传达，谁要“泄露”，就要严加追查，甚至连写信人周海婴同志也不让知道；各地参加注释工作的同志直到半年之后才听到传达。请看，“四人帮”是如何处心积虑地对抗毛主席的“立即实行”的批示，封锁毛主席的声音，又是如何处心积虑地妄图把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压下去。
不仅如此，“四人帮”更以他们颠倒黑白、造谣污蔑的惯技，倾巢出动，狺狺狂吠。他们借反击右倾翻案风另搞一套，公然把毛主席的批示，连同毛主席所批示同意的信，当作他们“反击”的对象，恶毒地咒骂周海婴同志的信“反映了旧的习惯势力的情绪”，甚至攻击它“同黑线有关”。一个“黑”字，把毛主席的批示、政治局的决定、国务院的文件统统骂遍，真是猖狂到了极点。他们还煽阴风、点鬼火，扬言这信“是有人指使的”，是有人“捉刀代笔的”，写信人“被收买了”等等，恶狠狠地叫嚣要“抓后台”。反革命文痞姚文元甚至为此布置了“围剿”阵，要查写信人的“情况”，“接近些什么人”，妄图把周信打成“右倾翻案风”，从而把支持“右倾翻案风”的罪名加于毛主席，加于一贯关怀鲁迅的后人和鲁迅著作出版研究工作的周总理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这样，“四人帮”在鲁迅著作出版研究问题上的猖狂进攻，就同他们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步骤紧密结合起来。他们用心之险恶和手段之卑鄙，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为了达到分裂党中央和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四人帮”一贯无视党的组织原则，以我划线，自成体系，另搞一套。在鲁迅著作出版研究领域也不例外。一九七五年十二月，毛主席、党中央批准从各地调集必要人员参加这项工作，“四人帮”控制的某些单位却百般抵制，甚至叫嚷这是“走资派要挖我们的墙脚来了”。一九七六年五月，在十三个省、市、自治区鲁迅著作注释工作座谈会期间，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不公开出面，却通过出版界的个别人干扰这个会议，以致许多重大问题未能得到认真的讨论。他们还私下接见了他们在上海御用写作班子的某负责人，胡说什么：“北京同你们没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北京搞的“你们可以批”。“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心领神会，积极贯彻，并赶紧制定了两手：一手是北京搞的“我们可以批”，随时准备打棍子，而且发出“要打出威风来”的狂妄叫嚣；另一手是他们自己搞的“粗一点不要紧，一定要赶在北京之前”，拚命抢夺旗帜，霸占阵地，妄图利用鲁迅的威望来为他们的反革命阴谋服务。
他们要“批”的第一刀，就对准了《鲁迅书信集》上。出版《鲁迅书信集》是毛主席、党中央批示的第一项重要任务。为了落实毛主席的批示和纪念鲁迅诞生九十五周年，工人同志们冒着强烈地震的危险，加班加点，终于使它在一九七六年八月如期出版了。可是“四人帮”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通过他们的亲信、干将和追随者，大搞阴谋诡计，在这本书的《出版说明》上无理挑剔，说什么和鲁迅通信的人当中有好人有坏人，《出版说明》中没有交代；甚至对从我解放区党报上转述的一条注释也横加指责，胡说是什么“资产阶级报刊的语言”，硬给戴上“严重政治错误”的大帽子，妄图把《鲁迅书信集》一棍子打死。由于他们的干扰破坏，使广大读者和研究工作者盼望已久的这本书信集，推迟了一个半月以后才开始陆续发行。
老反革命张春桥之流并通过出版界的个别人，蓄意给鲁迅著作的注释工作制造种种困难和障碍。他们疯狂地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批示，最好不过地说明他们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典型代表。现在已经很清楚，在三十年代，国民党反动派疯狂迫害鲁迅时，围剿鲁迅的重要据点《大晚报》副刊《火炬》主编崔万秋，是个复兴社特务分子，而“四人帮”中的老反革命都同国民党特务系统有紧密联系。特务张春桥就是在崔万秋指使下，在《火炬》上发表一篇篇黑文围剿鲁迅的凶恶打手；叛徒江青从敌人狗洞里爬出来后，也同崔万秋密切勾结，无耻地向人民公敌蒋介石献媚和为国民党效劳；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则继承了他叛徒老子和中统头子干爹的反革命衣钵，在鲁迅著作的研究和出版方面，更加猖狂地进行阴谋破坏活动。这伙黑帮继续干着国民党特务过去所干的反革命勾当，因此围绕鲁迅著作出版问题上的这场斗争，同样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四人帮”尽管使尽了浑身解数，然而“中国究竟也不是他们的”。他们的名字连同他们长期以来反共反人民的罪行，早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他们疯狂地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分裂党、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更是他们现行反革命罪行的铁证！他们妄图砍倒毛主席的光辉批示，只能是灭亡前的一次垂死挣扎。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按照毛主席生前的决策，一举粉碎了“四人帮”，鲁迅著作的出版研究工作也获得了解放。今天，在全国各条战线一片大好形势下，我们决心在华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为落实毛主席“立即实行”的重要批示努力工作，并确保在一九八一年前完成新版《鲁迅全集》的出版工作，以纪念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诞生一百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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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各地在多少年以内，我们能够看到绿化就好。这件事情对农业，对工业，对各方面都有利。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