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揭穿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的老底
——上海棉纺织十七厂大批判文章选编
编者按：英明领袖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四人帮”是一伙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剥开他们的伪装，弄清他们的来历，他们那样仇恨革命，那样疯狂地反共反人民，就不足奇怪了。”
王洪文在上海棉纺织十七厂当过工人，当过保卫科干事，是从这里投机“造反”起家的，这里的工人和干部对他的老底知道得最清楚。本报今天刊登的一组由上海棉纺织十七厂工人、干部写的揭发和批判王洪文的文章，用无可辩驳的事实，剥开了王洪文的层层画皮，戳穿了他的反革命伎俩，还了他新生资产阶级典型代表的本来面目。
《大事记》·大野心
大凡野心家、阴谋家都要为自己树碑立传，为的是巩固权势、欺世盗名。刘少奇指使人拍反动电影《燎原》，替自己树碑。林彪叫人写“回忆录”，替自己立传。王洪文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什么拍“电影”，写“小说”，立“圣地”，应有尽有。
党的十大以后，王洪文加紧了反党阴谋活动。所谓《上棉十七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就是他为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的一个罪证。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王洪文拿了三万多字的《大事记》初稿，一口气连看了两遍，洋洋得意，并亲自为《大事记》修改定稿发指示。王洪文嫌突出他不够，厚颜无耻地说：“个人是有作用的”，“一般的人一般写写……”。因此，由他审查定稿的《大事记》中，王洪文的名字出现近二百处。王洪文还恬不知耻地在《大事记》中为自己涂上了一道道油彩，什么“优秀共产党员”呀，“五不怕”的“英雄”呀，一贯学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呀，简直使人眼花缭乱。名谓《大事记》，实为《王洪文传》。
王洪文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不顾历史事实，胡说什么：“十七厂的夺权应比一月革命早”。硬要将原稿中“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我厂夺权的日子，篡改成“六六年十一月四日”。这里绝不是一个日期的更改，它包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和野心。文化大革命初，在王洪文的“小兄弟”中间，曾流传着这样一个反动公式：“全国看上海，上海看十七厂，十七厂看王洪文。”王洪文就是想通过篡改历史事实，把这个反动公式改头换面地塞进《大事记》中，从而搞成：王洪文领导的十七厂夺权斗争，引起了上海“一月风暴”，上海的“一月风暴”引起了全国夺权斗争。这样，一本《大事记》的价值就不限于一个厂，而带有全市、全国的意义了。这完全是为王洪文的所谓“工人运动领袖”、“文化大革命功臣”伪造根据，为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王洪文妄图否定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历史功勋，窃取上海人民革命斗争的胜利成果，贪天之功、窃为己有的大野心不是暴露无遗了吗？！
王洪文露骨地说，“《大事记》要为今后路线斗争服务。”说穿了，就是为他复辟资本主义服务。昔日的阴谋是今日的罪证。君不见那些欺世盗名的大野心家，不是一个个都变成了遗臭万年的狗屎堆吗？！
（十七厂团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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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势压人的大恶棍
王洪文从一九五八年住进定海路地区，在里弄表现极为恶劣。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初期，里弄居民群众贴出了题为“王洪文的十大罪状”的革命大字报，揭露了王洪文的许多严重问题。这张革命大字报说出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心里话，也触到了王洪文的痛处。王洪文暴跳如雷，咬牙切齿地扬言要把写大字报的人“捆起来砸死”，“要批斗游街”。
王洪文窃踞上海市委的要职后，篡党夺权的野心越来越大，总想抹去他在定海街道的一段丑恶历史。于是，他就利用手中权力，对贴他大字报的这个同志大搞法西斯专政。他一面指使自己的老婆，拿着大字报底稿，多次去压街道里弄组织，妄图对这个同志进行政治迫害；一面又派出亲信，三番五次地调查这个同志的表现及其历史，甚至查了祖宗三代。这个同志是里弄小组长，从小受苦，爱憎分明，热心社会工作，常常给大家忆苦思甜，群众关系很好。王洪文眼看鸡蛋里挑不出骨头，竟给街道党委下了一道黑禁令：“这个人不准当小组长，不准入党。”真是专横到了极点！
定海街道的干部和群众，没有理睬王洪文这一套，这使他恼羞成怒。他通过老婆之口污蔑定海街道党委是“黑党委”，“某些人应该整一下”，并且对邻居横行霸道，蛮不讲理。王洪文完全是一个以势压人的大恶棍。
（十七厂保卫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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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地·故居·标准像
我们厂的广大工人、干部，听到王洪文竟敢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不久偷偷拍摄自己的“标准像”，妄想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无不怒火万丈，简直肺都要气炸了。王洪文真是一个十恶不赦的野心狼！
要说王洪文的狂妄野心，那是由来已久的。远的不说，就说一九六九年吧。一天，他装模作样来厂劳动，亲自授意他在上海的余党，“要把保卫科办公室好好地保留起来”，并踌躇满志地说：“这是我写厂里第一张造反大字报的地方。”“保留”干什么？清楚得很，就是要辟为“圣地”，让人们在他有朝一日篡权“登基”的时候前来“瞻仰”。果然，这间办公室的一切陈设都按文化大革命前原封不动地摆好，就连王洪文桌子玻璃板底下压的一张选民证，也不准移动半分。
“圣地”既立，当然就有“朝圣”的。“四人帮”在上海市的一个余党，先后两次带了王洪文的“小兄弟”，倾巢而出，蜂拥到“圣地”，大搞所谓“传统教育”、“路线教育”，以表对主子的忠心，培养对主子的感情。那个余党一进门就狂叫：“大家看看，这是司令工作过的地方。”一声吆喝之下，这批“小兄弟”一个个肃然起敬了。
辟了“圣地”，还嫌不够，还要立“故居”。一九七五年九月三十日深夜十二点左右，王洪文带了一批人，突然窜到定海路他原来住过的旧房子前，徘徊流连，吹嘘什么：“文化大革命中这里可热闹了，人来人往，运动的事都是在这里商量的。”这番话的意思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他在厂里的亲信对此心领神会，正准备整修房屋留作“永久纪念”，可是来不及了，“四人帮”被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
“标准像”也好，“圣地”、“故居”也好，都暴露了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的狂妄野心。
（十七厂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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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政治一例
王洪文绝不是什么“造反英雄”，而是十足的政治流氓，他玩弄的完全是一套流氓政治。我们仅举一例，看看王洪文是怎样窃踞上海“工总司”领导权的。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初，上海市十七个基层单位的造反派代表，在一起商量召开“工总司”成立大会。我们厂不是最早发起单位，要“排座次”是决排不上号的。在一次预备会上，各厂代表正为谁当头头而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王洪文灵机一动，利用休会的时间把一个厂的代表叫到身边说：“我们两个厂来得晚，肯定当不上一、二把手，等一会你叫大家报报自己的出身、成份、工作经历，把他们比下去。”结果，王洪文靠了“复员军人”、“保卫干部”、“共产党员”等几块招牌，身价倍增。
接着，会议讨论“工总司”成立大会的出席人数。大家商定，大会不能少于八千人。会上有人问王洪文，十七厂能有多少人参加大会？他眼珠一转，伸出三个手指夸下海口：“三千！”一下把其他厂代表压了下去。王洪文就是凭了他“一报二夸”的手法，当上了“工总司”副司令。其实，王洪文对厂里能出多少人心中根本没有底，他夸下海口以后，不知又到哪里鬼混去了，根本没有做什么工作。“工总司”成立那天，厂里仅去了几百人，动员组织工作都是厂里同志做的。王洪文象一个交易所里的奸商，买空卖空，结果，连本带利输个精光！
（十七厂四纺工场理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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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下“一贯正确”的伪装
王洪文一贯把自己打扮成“正确路线的代表”，而且又是“一贯正确”，果真如此吗？否！
略查一下王洪文的历史，单看他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表演，就完全可以打破“一贯正确”的神话。旧市委派的工作队进驻十七厂后，王洪文为了能捞个文革主任当当，成天围着工作队团团转。当时北京红卫兵来上海串连，工作队派王洪文去围攻、镇压，他立即带了不明真相的一百多人，急急忙忙赶到旧市委，大肆攻击污蔑革命小将，完完全全站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对立面，站到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对立面。什么“一贯正确”？不过是骗人的鬼话而已！
至于说到王洪文后来贴工作队大字报，那也是为了做官。因为工作队没有让他当文革主任，只让他当了大字报管委会副主任，开大会也没有让他上主席台，他就怀恨在心，说什么：“他们不给我当文革主任，我就造他们的反。” 这就是王洪文造工作队的反的真实动机。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王洪文用自己的行动拆穿了他“一贯正确”的谎言，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十七厂机动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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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帮三招
政治流氓王洪文在结帮篡党方面，很象十九世纪法国的流氓无产阶级首领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王洪文结帮有三招：
第一招是封官许愿。恩格斯写道：“我们已经看到路易—拿破仑如何敏捷地支付现金，或是把他的朋友们安插到最能使他们暴富起来的肥缺”上。而王洪文呢，他利用手中窃取的权力，拚命从中央到地方安插亲信，培植势力。王洪文对厂里一些人说：“你们好好地干，以后我一个个把你们往外调。”果然，有的当了“人大代表”，有的当了“党委书记”，有的当了“主任”。他还许愿某某当“部长”、某某当“工人大使”，甚至要把他的一些“小兄弟”拉出来当“中央委员”。
第二招是请客送礼。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写道：波拿巴“相信有某种最高力量是人们特别是军人们所抵抗不住的。而首先被他列入这种力量的就是雪茄烟和香槟酒，冷盘禽肉和蒜腊肠。”马克思在这里所提到的“最高力量”，也就是资产阶级惯用的糖衣炮弹。王洪文这个新生资产阶级典型代表也完全袭用了这一伎俩。他时而大摆宴席，把一帮“小兄弟”叫到黑窝，请抽高级烟、喝茅台酒、吃佳肴名菜；时而大肆送礼，从电视机到葡萄干，都被用来作为培植反革命感情的诱饵。
第三招就是吓。一九七五年，伟大领袖毛主席严厉批评了“四人帮”后，王洪文窜到上海，大肆发泄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不满情绪。他使出了旧上海滩流氓、地痞的一套手段，威吓他的同伙说：“我打倒了，你们一个也跑不掉。”妄图稳住他们的阵脚，继续把他的“小兄弟”绑在他们篡党夺权的战车上。
中国有个“黔驴技穷”的故事，王洪文很象这个故事里的驴，他虽然结帮有术，但毕竟技穷，终究难逃历史对他们一伙的惩罚！
（十七厂团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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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围垦英雄”
一九七五年秋，反党头子王洪文带了一帮子人窜到上海崇明县，俨然以“围垦英雄”自居，大吹自己十多年前如何参加围垦的“光荣”史，肉麻地说什么“我对崇明是有感情的”，“如果插队落户，我第一个报名到崇明”。但是，凡厂里参加过围垦的同志，都十分清楚王洪文当年在崇明扮演的是一个什么角色。
三年暂时困难期间，上海军民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组织十万围垦大军，奔赴崇明岛，在“潮来一片汪洋，潮退一片芦荡”的荒滩上，顶风雨，战海浪，拦洪筑坝，围堤造田，对克服暂时困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王洪文是一九六○年十月五日去崇明的。他在崇明共呆了两年多时间，而真正在围垦第一线只有几个月。他没有参加过一次象样的劳动。数九寒天，赤脚踏冰，挖土筑堤的艰苦劳动，王洪文没有参加；六月酷暑，顶着烈日，开渠整地的紧张战斗，王洪文没有参加；深更半夜，摸黑挑土，合龙堤坝的火热会战，王洪文也没有参加。……
人们不禁要问：王洪文不好好劳动，干些什么呢？他经常用小口径步枪打鸟，用练习手榴弹炸鱼；工作时间常常躲在房间里喝酒、下棋、打扑克；有时甚至一连几小时坐在河边钓鱼。有一次，王洪文装模作样参加挖泥劳动，等到太阳西下收工时，一点人数，缺了王洪文。带队同志派人去找，结果发现王洪文钻在芦苇深处捉螃蟹。什么“围垦英雄”？分明是个游手好闲之徒！
更严重的是，当领导上要王洪文留场落户时，王洪文吓呆了眼，扬言“要我留下，我不干，我逃也要逃回上海去”。一个“逃”字，把王洪文的丑恶灵魂和盘托出。当年要“逃”出崇明的坏蛋，以后居然厚颜无耻地大讲对崇明“有感情”，难道还有比这个更不知羞耻的吗？！
（十七厂革委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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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迷心窍
王洪文一九五六年从部队复员来厂后，不安心做工，成天想当官。有一次他所在的党支部改选，王洪文自以为是“复员军人”、“预备军官”，笃定能捞个支部书记当当。不料，同志们选另一个同志担任支部书记，王洪文只当了一个不脱产的委员。他为此心怀不满，在党支部里大搞小宗派活动，拉了些人专门和支部书记作对，致使支部无法开展工作。一九七五年，王洪文窜到金山石油化工厂“视察”，当他知道那个支部书记已调到金山工作时，象见了仇人一样，特意点了他的名，加以报复，真是卑鄙到了极点。
一九六○年，王洪文削尖脑袋钻进保卫科搞内勤。他不好好工作，却朝思暮想要当科长。他有一个经常挂在嘴边的奇妙推理：“保卫科长都是内勤提升的，前面有两个科长都是从内勤提拔的，所以……”说清楚一点，就是：科长是内勤升的，我王洪文是内勤，我一定要当科长。后来，武装部要一名副部长，王洪文又把手伸了过去，他对领导说：“我蛮喜欢这个工作。”真是厚颜无耻！
还有一件很能说明王洪文官迷心窍的事例。那是在一九五六年，王洪文从部队到南京参加军事集训。当时，每一个学员可以买一套解放军战士服装，但王洪文千方百计买了一套军官服装。他经常在休息日穿了那套军官服装到市里兜风，过一过“官瘾”。
文化大革命中，王洪文投机造反，大大小小的乌纱帽捞了一大把。王洪文还不罢休，相反，野心越来越大，同张、江、姚一起结成“四人帮”，疯狂地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结果，遭到了一朝覆灭的可耻下场。《红楼梦》里有两句诗：“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赠给王洪文及其同伙，不是十分恰当的吗？
（十七厂业余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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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认烟肉酒 不分敌我友
文化大革命前，王洪文是工厂的保卫干部。王洪文“保卫”的是那些人，他究竟是那一家的保卫干部呢？请看看事实吧。
王洪文家附近，有个盗窃犯，他利用工作之便，从工厂盗窃价值两千余元的珍贵衣料，被发现后，只好交出赃物。因为这个盗窃犯平时免费给王洪文一家人做衣服，所以王洪文想方设法地包庇他，使他逍遥法外。王洪文还肉麻地称他为“娘舅”。有一个因病保外就医的劳改分子，暗中摸透王洪文贪婪的本性，就千方百计巴结他，经常给王洪文送一些大螃蟹之类的东西，博得了王洪文的欢心。后来，王洪文竟为他开脱罪责，帮他说话。王洪文甚至还替一个参加过中统特务组织的人写入党申请书。工人们气愤地说：“王洪文只认烟肉酒，不分敌我友，早就是社会渣滓的保护人了！”联系到王洪文窃取了上海市和中央领导职务以后，一再叫嚣要为四类分子“平反”，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他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本质所决定的。
（十七厂保卫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