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衣钵相传，同出一源
从姚文元与姚蓬子反革命的父子关系看他的反革命嘴脸
上海师范大学批判组
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五年多以前，在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中，人们揭露了叛徒、卖国贼林彪和他的法西斯儿子林立果狼狈为奸、疯狂反党的大量罪行。五年后的今天，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我们从姚蓬子与姚文元身上，又一次看到了这种反革命的父与子的关系。虽然它们在表现形式上有着这样那样的不同，然而从其衣钵相传这一点讲，则是一模一样的。
反动阶级本性一脉相承
姚蓬子是个什么货色？揭开老底，此人原来是地主、资本家兼叛徒、特务的“四料货”。
姚家祖上五辈都是浙江农村的大地主。姚蓬子继承祖业，残酷剥削压迫农民。当地贫下中农流传的口谣：“蓬子老爷的斗，毒蛇的牙齿，饿狼的口”，就是对这个反动地主的血泪控诉！后来，这个吸血鬼竟混迹文坛，搞起文化活动来了。特别是三十年代初，正当“左翼”文艺运动兴盛的时候，他以为这是时髦，立刻表示“左”倾，混进了“左翼作家联盟”。但不久，他在天津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以后，就写了一篇“排击共产主义”的反共宣言，从狗洞里爬出来，成为可耻的叛徒。姚蓬子叛变后，深得国民党特务头子的赏识，充当了文化特务，干起了反共反人民的罪恶勾当。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他被连天的炮火吓破了胆，乘坐国民党中统局的专轮，随国民党反动派逃往重庆。一九四三年，他在蒋匪特务机关的资助下，先是在重庆，继之到上海开设“作家书屋”。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这个民族败类却趁火打劫，贩卖纸张，投机倒把，牟取暴利，大发国难财；并继续接受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指使，从事文化特务的罪恶活动。
姚文元就是出身在这样一个极端反动的家庭。姚文元从小就鬼混在叛徒、特务堆里，靠吃喝革命者的血肉长大。后来，姚文元被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和他的姘妇、叛徒费侠看中，认作干儿子，经常随他们出入于官场酒厅。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姚文元，灵魂深处早就浸透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
诚然，家庭出身并不能完全决定一个人的生活道路，在一定的条件下，人们的世界观是可以改造的，立场是可以转变的。那么，姚文元的阶级立场是不是象他们一伙所吹嘘的那样已经转变了，成了“无产阶级的战士”了呢？没有，完全没有！姚文元是一九四八年混入党内的。当时，解放战争节节胜利，蒋家王朝岌岌可危，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指出的，“我们是胜利者，各种人都向我们靠拢，未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在这种胜利的形势下，采取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皮里的战术已成了反动阶级共同的策略。姚文元正是这样。他伪装进步，投机革命，吹嘘姚蓬子是和鲁迅一起参加“左联”的“进步作家”，向党组织隐瞒了家庭的罪恶历史，混进了共产党内。
此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姚文元非但从未向组织老实交代过姚蓬子的叛徒、特务、地主身分及其罪恶活动，相反，他继续美化他的反动老子是什么“对党及政府拥护”的“民主人士”，“革命低潮时的脱党知识分子”；直到一九五五年，他在上海市卢湾区委工作时，仍拒不交代反动老子的问题。以后，党组织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才被迫承认姚蓬子是“自首变节分子”，但继续隐瞒了反动老子的地主、特务身分和大量的罪行，并采取拖延的办法，拒不向党组织写出书面交代材料。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如果说，法国资产阶级的国民议会里至今还有保皇党的代表人物的话，那末，在地球上全部剥削阶级彻底灭亡之后多少年内，很可能还会有蒋介石王朝的代表人物在各地活动着。”很清楚，姚文元长期隐瞒反动老子的罪恶历史，隐瞒自己的政治历史问题，就是为了使作为蒋介石王朝代表的他们父子俩潜伏下来，准备东山再起。这说明姚文元不但没有同他的反动老子和国民党反动派“划清界线”，相反，是作为他们的政治代表混进了共产党内。
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两名忠实伙计
姚家父子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两名忠实伙计。
姚蓬子同胡风的勾结是很有一段历史的。早在重庆时，他们就已相识，抗战胜利回到上海后，更是打得火热。胡风的许多黑文黑书，就是由姚蓬子的“作家书屋”出版发行的。解放以后，胡风经常躲在姚家，同姚蓬子一起疯狂发泄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仇恨。胡风离上海去北京时，又把自己的住房让给了姚蓬子，作为“作家书屋”的职工宿舍。
姚文元同胡风也早有来往。还在他上中学的时候，就经常受姚蓬子之命，来往传递稿子、信件，赠送土产，充当胡风同姚蓬子之间的联络员。解放以后，姚文元多次在家里听到胡风和胡风分子攻击谩骂党的领导，但从来不揭发，不报告。他自己还买了大量胡风和胡风分子的书，拚命阅读钻研，从中接受他们的反革命教育。
对于这一切，姚文元守口如瓶，从来没有向党组织作过半点揭发交代。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开始以后，卢湾区委组织力量对姚文元多次进行批判，他慑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被迫作了一个极不象样的检查，采取胡风的反革命策略，能推则推，能赖则赖，轻描淡写地说自己是“受了胡风、丁玲思想的影响”，完全不提他是怎样吹捧胡风，实践胡风的反动理论的。
当年，姚文元曾在卢湾区委机关吹嘘，要写一部反映工人阶级生活的大部头作品。但他既不接触工人，又不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整天关在屋子里，遵循胡风的主张，用“主观战斗的精神”去“拥抱现实”，东摘西抄，七拼八凑，写了四大捆稿纸。姚文元真不愧为胡风反动的“主观战斗精神”的忠实执行者！
当年，在卢湾区委机关的青年中间，人们经常可以听到姚文元津津乐道地介绍胡风的作品。有时是利用纳凉晚会，有时是利用个别谈心，姚文元总是满口夸奖胡风是如何的“进步”，并扬言要给大家系统地介绍胡风的“文艺思想”，拚命在青年中扩大胡风的影响。有的青年就在姚文元这种反动宣传的毒害下，走上了歧路。
“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象荫蔽着。但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象荫蔽得十分彻底。”今天，押在历史审判台上的姚家父子，终于暴露出了他们胡风式的反革命嘴脸。
一出反党的双簧剧
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趁我们党整风之机，向党向社会主义发起了猖狂进攻。黑风恶浪一起，姚家父子按捺不住内心的反革命狂热，立即破门而出。在右派“鸣放”的紧锣密鼓中，演出了一出颇为滑稽的反党双簧丑剧。
当时上海的一个右派头面人物王若望，发表了一篇题为《步步设防》的毒汁四溅的反党黑文，鼓动右派冲破所谓教条主义的“清规戒律”和“防线”，疯狂向党进攻。这篇黑文发表才十天，姚文元立即抛出《一点补充》，作为响应。他不仅“同意王若望同志基本看法和不少正确的分析”，而且犹感反党之意未尽，必须对王若望的黑文作点“补充”。姚文元“补充”说，根本的问题在于教条主义，叫嚣“首先着重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庸俗机械论”，矛头直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姚文元在报刊上与王若望遥相呼应的同时，姚蓬子则在另一种场合跟王若望紧相配合。一次，王若望在作协鸣放会上放了一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恶言毒语，立即得到姚蓬子的热烈响应。王若望的话音刚落，姚蓬子立即跳出来，捶胸顿足、声嘶力竭地叫嚷：“我代表中国人民，对王若望刚才揭发的事实，表示最大的愤慨！”姚文元则不只抛出了《一点补充》，与王若望、姚蓬子的反党叫嚣相呼应，而且从一九五六年十月到一九五七年五月的半年多时间内，一气写了四十多篇反党黑文。姚家父子与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配合得多么默契！
然而，双簧丑剧并未就此结束。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他们又演出了拙劣的另一幕：父子双双掩护退却。
面对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时抓住战机，号召全党“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一场全国范围的反右派斗争轰轰烈烈开始了。这时，姚文元凭着从反动老子那儿学来的投机本领，又借着与张春桥的特殊勾结，急忙转舵，抹上红脸，大“批”右派，成为名噪一时的“反右英雄”。姚文元自然不会忘记右派老子，于是又克尽孝道，利用职权百般包庇姚蓬子过关。有人起来揭发姚蓬子在作协的丑恶的反党表演，姚文元装聋作哑，不置一词。党组织要姚文元回家了解姚蓬子同右派头面人物来往的情况，他一拖再拖，最后公然声称：“我早已与父亲划清界线，平时也不往来，没法了解。”“平时也不往来”，真是弥天大谎！事隔两天，人们就看见姚文元偷偷地拿了一卷纸在作协传达室等候姚蓬子。第二天，墙上便出现了姚蓬子“拥护共产党整风”的大字报。原来，在“平时也不往来”的盾牌后面，姚文元为姚蓬子精心策划了这个骗局。
为大造反革命舆论一唱一和
姚文元和姚蓬子反共反人民是无孔不入的，不仅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上窜下跳，互为配合，平时也是积极追随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大肆鼓吹封资修黑货，为大造反革命舆论一搭一档，一唱一和。姚蓬子在学校借讲中国古典小说之机，大肆贩卖孔孟之道，姚文元也吹捧孔孟之道有“进步的积极的作用”；姚蓬子在课堂上大捧《水浒》，姚文元则写黑文歌颂叛徒。
姚蓬子后来以讲授古典小说为业，并以《水浒》研究者自居。他不仅在当时学报上写过几篇吹捧《水浒》的文章，而且还准备写一部“研究”《水浒》的专著，还常以指导学生科研为名，大放其毒。一九五九年，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有些学生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在《水浒》研究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宋江是叛徒”的观点。于是姚蓬子大摆擂台，同学生进行所谓“辩论”，强以“指导者”的身分“总结”说：“宋江是英雄，不是叛徒”，压制了学生的正确观点。姚文元在黑文中则说，“历代农民革命家从《水浒》中得到鼓舞”。《水浒》是“真正歌颂劳动人民的作品”。
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父唱子和，丝丝入扣！姚文元不但思想象姚蓬子，语言也很象！父子俩在思想上确是衣钵相传，同出一“源”！
如果认为姚文元只会跟着反动老子鹦鹉学舌，那就未免小看他了。他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一九七五年，毛主席发动评《水浒》、批判投降派。姚文元这个反革命两面派，又玩弄起故伎来了。他又是发表谈话，又是组织别人写文章，别有用心地抢旗帜，捞政治资本，甚至另搞一套，攻击敬爱的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此时，他绝口不提自己过去如何吹捧《水浒》，如何美化投降派宋江，丝毫不检讨自己鼓吹历史唯心主义的罪恶行径，相反，他把自己洗刷得一干二净，无耻地把自己装扮成评《水浒》的正确意见的代表。从这种厚颜无耻的表演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姚文元的灵魂深处是何等丑恶，何等卑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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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必须把粮食抓紧
——批判“四人帮”在粮食问题上散布的反动谬论
商业部批判组
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是“宝中之宝”。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指出：“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王张江姚“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疯狂地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粮食问题上说了不少热昏的胡话，肆无忌惮地破坏粮食生产和分配，破坏党对粮食工作的领导。对于他们在粮食问题上散布的谬论，必须彻底批判。
他们说，“阶级斗争抓好了，就是颗粒无收也不要紧。”这完全是反动谬论。谁都知道，人是每天要吃饭的，就是他们自己，哪一天都不会少吃一顿的，怎么能说颗粒无收不要紧呢？！
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斗争是推动生产发展的强大动力。在社会主义社会，我们讲阶级斗争，就是要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斗争是纲”，“纲举目张”。抓好阶级斗争这个纲，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就会不断提高，抓革命、促生产的劲头就会更足，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就会迅速发展。
“四人帮”所谓抓阶级斗争要抓出一个“颗粒无收”的局面来，按照这种荒谬的逻辑，岂不是阶级斗争成了发展生产的阻力了吗？这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无耻歪曲。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他们所谓抓阶级斗争，就是抓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要不然，我们的农业怎么会颗粒无收呢？
马克思主义同样认为，阶级斗争可以推动生产斗争，但不能代替生产斗争。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社会和自然的矛盾，用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去解决”。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不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我们的生产肯定上不去；没有战天斗地的大无畏精神，不出大力，流大汗，不掌握生产本身的规律，不认真解决生产中的矛盾，生产同样上不去。大批才能促大干，大干才能促大变。不干，半点马列主义也没有。我国农业连年丰收，正是广大干部、群众狠抓阶级斗争，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取得的丰硕成果。“四人帮”胡说“阶级斗争抓好了，就是颗粒无收也不要紧”，是要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叫人们不要搞生产，让全国人民要吃的没吃的，要穿的没穿的，要用的没用的，以便他们搞乱无产阶级的天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由于他们的插手干扰，一些地区的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给人民生活带来不少困难。对这样一伙不顾人民死活，只会搞阴谋诡计，篡党夺权，只会鱼肉人民的吸血鬼、害人虫，广大人民群众怎能不恨之入骨！
“四人帮”在破坏粮食生产的同时，还千方百计地破坏粮食管理，妄图把已经收到手的粮食也糟踏掉。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敬爱的周总理和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对粮食管理工作也一直非常关心。多年以来，粮食部门广大职工从爱护国家粮食出发，开展无虫、无霉、无鼠雀、无事故的“四无”粮仓活动，取得了很大成绩。“四人帮”在辽宁的死党及其同伙却竭力反对，胡说这是典型的唯生产力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并无中生有地说：有人认为粮食管理上的主要矛盾是“四有与四无”的矛盾，妄图把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国务院领导同志头上。难道粮库抓阶级斗争就不该灭老鼠、防麻雀吗？“四人帮”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四人帮”认为，既然要藏粮于民，生产队就不应当交公粮、卖余粮。江青听说生产队交售征购粮时，就别有用心地对生产队干部讲：“既然要藏粮于民，你们还要交，这怎么理解呢？”看，他们每天吃粮食，却不知道粮食是由农民提供的，居然对生产队交公粮、卖余粮表示“不理解”，岂不是天大的怪事！其实，说怪不怪，那是妄图煽动农民用粮食卡工人，卡国家。背着农民，他们又借食油供应问题，阴阳怪气地对城市工人说：这“是农民小弟弟欺负了工人老大哥”。他们在工农关系上，阳一套，阴一套，两面三刀，充分暴露了他们反革命两面派的丑恶嘴脸。
不错，我们要藏粮于民。实现这个任务，一靠增产，二靠节约，决不是说生产队可以不交征购粮。在分配问题上，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国家每年在规定粮食征购任务时，都考虑到农村提供商品粮的可能，力求购得适当，留得合理。多年以来，国家征购任务的安排是适应我国当前粮食增长情况的，基本上是稳定的，农民负担是合理的。个别地区由于调查研究不够，有时多购了一些粮食，有时该购的一部分粮食没有收购上来，一经发现，就及时纠正。由于农业连年丰收，我们在粮食分配上注意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不但保证了国家必不可少的需要，而且农村留粮也逐年有所增加，许多生产队都有了集体储备粮，社员的口粮水平也有所提高。在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同时，国家从财力和物力上，对农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给予巨大的支援，并多次提高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的收购价，降低一些工业品的销售价，从多方面增加社队集体和社员群众的收益。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样，“我们同农民的关系历来都是好的”。大野心家江青借口藏粮于民，对生产队交售征购粮表示“不理解”，其实很清楚，她要说而又不敢直说的那句话的意思就是：余粮全部留在农村，颗粒不交，让城镇人民喝西北风。其险恶用心是在工人和农民、城市和农村之间制造对立，以达到他们破坏工农联盟、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目的。
“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四人帮”煽动无政府主义，肆意攻击党对粮食工作的领导，用心也是十分险恶的。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农业是基础，粮食又是基础的基础。无产阶级要巩固政权，就必须认真抓好粮食。只有把粮食抓好了，无产阶级专政才有可靠的物质基础。因此，我们党对粮食问题历来是十分重视的。“四人帮”反对我们党抓粮食工作，目的就是要由他们来抓粮食，为他们篡党夺权作准备。近几年来，在“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一些地区出现了粮食管理纪律松弛的现象，有些事情该抓的不敢抓了，该管的不敢管了，有的地方甚至各自为政，影响了粮食的统一管理。我们要通过揭批“四人帮”，统一思想认识，提高执行党的粮食方针政策的自觉性，进一步加强党对粮食工作的领导。任何时候我们都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必须把粮食抓紧。我们不要忘记，虎狼在前。为了准备对付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我们一定要搞好粮食储备，备战备荒。虽然我国粮食生产有了很大增长，但毕竟还是不够宽裕的，在粮食使用上，一定要从全国八亿人口这个大局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坚持计划用粮、节约用粮，反对铺张浪费，反对不顾国家计划乱支乱用粮食的现象。在当前，加强党对粮食工作的领导，抓好粮食，管好粮食，用好粮食，是实现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夺取天下大治的重要一环。我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彻底揭露和批判“四人帮”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破坏粮食统购统销的罪行，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当前，特别要尽最大努力夺取夏粮丰收，大力增产粮食，搞好粮食分配，更好地保障国民经济各方面对粮食的需要，为实现天下大治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