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骗局·陷阱
辛南
去年此时，大报小报上很喧嚣了一阵，叫做批判“积重难返论”。那罪名可大了：“鼓吹今不如昔”呀，“诬蔑大好形势”呀，“否定文化大革命”呀……其声嗡嗡，其势汹汹，大有把人押上历史审判台的味道。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呢？说得轻些，是个骗局；究其实质，当然是诬陷了。而骗局也罢，诬陷也罢，其圈套和陷阱，盖出于“四人帮”的“北门学士”梁效之手。原来梁效编了不少《言论摘编》、《言论摘录》，正本之外，又有续篇。其中就摘有这样一条。梁学士捣鬼有术久矣，光读其《摘编》、《摘录》是不行的。还是费些笔墨，把这条“言论”的出处、原文，统统抄录下来吧。
这条“言论”是针对工业发展的有关问题而讲的，说的是：“规章制度关键是一个责任制，现在的问题是无人负责，要突出这个问题。现在是积重难返，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开始要严一些。”紧接着说：“毛主席历来主张有章程”，又接下去说：“有章程，才能体现党的方针、政策和一些办法”。
考核出处，通读全文，“积重难返”四个字，明明白白是就工业的规章制度问题而言，上下左右都有限制词在，怎么也牵扯不到别处去。有人竟能从这四个字“顿悟”出什么诬蔑大好形势、否定文化大革命之类的意思来，如非别有用心，恐系精神失常。而“四人帮”的学士们一个个敏捷、敏锐之极，其神经是正常的。他们之所以抠出这四个字来大做文章，除了为其主子篡党夺权扫除障碍、铺平道路之外，恐怕是别无理由可说的了。
至于这条“言论”所谈的问题本身怎么样呢？一个现代化的企业，如果没有统一的指挥，没有科学的管理方法，不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是无法进行正常的生产的。这一点，马克思、列宁、毛主席早有明确的教导，能持常人之见者也都有这个常识。但是，张春桥居然“要建立没有规章制度的企业”，姚文元居然“要总结一个没有规章制度而搞好生产的典型”。“四人帮”抛出这种假革命的反革命货色，目的是再险恶也没有了，张春桥就说得很明白：“不要怕生产垮下去，不要怕形势搞乱，生产下去了，形势乱了，就会把他们打下去”。
“四人帮”捣乱的后患是不能低估的。要把“四人帮”搞乱了的东西矫正过来，也不是不下功夫、不花力气所能办到的。就拿建立和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来说，由于“四人帮”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把人们的习惯搞坏了，要端正过来，就不那么容易。这一个具体问题尚且如此，推而广之，哪行哪业，哪个领域，不曾受到“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四人帮”及其余党惨淡经营多年，是搞成了一套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那套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理论上所造成的恶果，如山之积，不可谓不重，不然，为什么称“四人帮”是国之大贼、党之大奸、民之大害？如果说“四人帮”把很多事情弄得“积重难返”，是一点也不错的。
当然，其积虽重，其返虽难，但是，只要我们紧密团结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抓纲治国，把困难告诉群众，知难而进，那么“四人帮”的罪恶，一定会被一一清算，“四人帮”的流毒，一定会被彻底肃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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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揭穿“四人帮”利用工会篡党夺权的阴谋
巩 群
“四人帮”在篡党夺权过程中，利用筹备中国工会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机会，进行了一系列的阴谋策划。他们篡改工会的性质、任务，大搞结帮营私，妄图把工会纳入其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轨道，充当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
一九七五年三月，在中国工会第九次代表大会筹备组（简称工会“九大”筹备组）举行第一次会议期间，张春桥摆出一副理论权威的架势，别有用心地提出了“建立工会干什么”的问题，责令与会代表讨论。经过一番密谋策划，“四人帮”在工会“九大”筹备组中的那个黑干将，抛出了“工会是工人阶级的战斗指挥部”的谬论。
好一个“工会是工人阶级的战斗指挥部”！这是明目张胆地否认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工人阶级的战斗司令部，否认工会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国际国内工人运动的经验反复证明：作为工人阶级群众组织的工会，只有在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下，才能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反之，则必然走上歧途，堕入资产阶级的泥潭。“四人帮”一伙叫嚷“工会是工人阶级的战斗指挥部”，只不过是从历史上机会主义者的武库中拣来的工团主义破烂货，同当年曾遭列宁痛斥的苏联“工人反对派”鼓吹“工人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不是党而是工会”的论调同出一辙。这是公然篡改工会的性质和作用，蓄意搞乱人心，制造工会和党的对立，把工会凌驾于党之上，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效劳。
“四人帮”篡改工会的性质和作用，要工会“指挥”工人群众向谁“战斗”呢？他们接着在工会任务问题上，制造了一个“同走资派作斗争”的政治阴谋。
去年五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由“中国工会‘九大’筹备组理论组”署名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四人帮”一手策划炮制的。姚文元在文章的关键之处亲笔加上工会要“领导工人群众同党内走资派作斗争”，强调这是工会的历史经验总结和工会的根本任务。
“四人帮”为什么在此时此刻提出工会要“领导工人群众同党内走资派作斗争”，这是包藏着巨大祸心的。人们清楚地知道，在这之前，毛主席先后提议任命华国锋同志为国务院代总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给“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阴谋以致命打击。他们气急败坏，加紧阴谋活动，制造了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动公式。他们利用其控制的宣传工具大造反革命舆论，在文艺界叫嚷要“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他们大叫大嚷走资派有“一层人”，要“揪一层”、“层层揪”，“要清算”“别的挂帅人物”。正是在这样的反革命紧锣密鼓声中，他们急急忙忙地抛出了这篇文章，用他们当时的话来说，发表这篇文章“是要开辟一条战线”。就是要利用工会这个群众组织，利用工运这条十分重要的战线，为他们的篡党夺权冲锋陷阵。
工会要“同走资派作斗争”的口号一出笼，“四人帮”在工会“九大”筹备组的那个黑干将，摆出了“战斗指挥部”的架势，更加猖狂地四出伸手，八方串连，同某些地方工会中的一小撮人频繁往来，互相勾结，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传递“四人帮”的黑指示，干了大量坏事。
工会要“同走资派作斗争”的口号一出笼，窃据某些地方工会领导职务的“四人帮”的亲信，欣喜若狂，更加疯狂地进行罪恶活动。他们打着“同走资派作斗争”的旗号，肆意分裂工人阶级队伍，大搞打砸抢，煽动停工停产，冲击地方党政机关，破坏革命，破坏生产，充当了“四人帮”搞乱地方的急先锋。他们有的搞什么“工管”，叫嚷要象过去“军管”那样实行“工管”，在一些企业抢印夺权；有的搞什么“工人检查团”，派往一些单位，强迫党委按他们的意图办事；有的搞什么工会“宣讲团”，到处鼓吹“夺权斗争”；有的自上到下拉起山头，狂叫“要象割韭菜那样把所有老家伙一批一批搞掉”，由他们来掌权。被王洪文、江青看中的某省总工会的那个野心勃勃的人，更是煽动“层层点火，处处冒烟”，叫嚷要“烧得走资派团团转”，“省委瘫痪了我们来”。去年夏天，他又窜来北京，叫嚷“我省的问题不在我省，在北京”，把矛头直接指向敬爱的华国锋同志。真是猖狂已极！
十分明显，“四人帮”的所谓工会要“领导工人群众同党内走资派作斗争”，就是要工会紧密配合他们的反革命部署，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向毛主席亲自安排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指向中央和地方一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
“四人帮”为了要工会“指挥”工人群众同他们所谓的“走资派”即革命领导干部进行“战斗”，使工会成为他们篡党夺权的有力工具，费尽心机地阴谋抓两项措施：一是“工人干部”，二是“工人民兵”。王洪文早就狂妄地叫嚣：“上海只要抓住十万干部，一百万民兵，就可以坐天下了。”寥寥数语，和盘托出了他们的险恶用心。
毛主席一贯重视从工人中培养和选拔干部。解放后，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大批工人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四人帮”却是以工会要向党和国家培养、输送干部为名，阴谋结帮篡权，取代他们要打倒的革命领导干部。他们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工人干部和劳动模范诬蔑为“投降派”、“保守派”，极力排挤打击，公开反对选为工会“九大”代表和委员候选人；对那些跟着他们跑的专门煽风点火、为非作歹的人，不管什么牛鬼蛇神，一概封为“造反派”、“新生力量”，突击发展入党，突击提拔为干部，拉进领导班子。甚至封这个为未来的省委第一书记，那个为未来的某部部长。“四人帮”在他们苦心经营多年的地方，把他们当年的“小兄弟”安插在重要领导岗位，先后提出几十人的名单，准备派往国务院各部门，夺取领导大权。“四人帮”还举办了“工人外事干部训练班”，妄图篡夺外交大权。
“四人帮”要篡党夺权，抓不到军队，就挖空心思地想把民兵抓到自己手里。他们妄图从中央到地方成立由他们控制的民兵指挥系统，建立“第二武装”。在他们控制的地方，工人民兵的指挥大权落到了他们在工会中的亲信手里；在其他有的地方，他们竭力唆使其亲信抢夺工人民兵指挥权。王洪文向他的亲信直言不讳地反复交代：“把我们民兵队伍建设好，就是一个领导权的问题”，“这个队伍不要被人家指挥”。在毛主席明确提出要解决“四人帮”问题之后，他又发出嚎叫：“只要我不死，二十年后我还要把这支队伍拉出来。”更为触目惊心的是：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四人帮”迫不及待地要他们苦心经营多年的地方“立即下发”武器，加紧装备民兵；在他们行将覆灭的时候，竟阴谋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妄图利用工人民兵负隅顽抗，垂死挣扎。真是痴心妄想，白日作梦。
中国工人阶级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有着高度政治觉悟，特别能战斗的伟大队伍。广大工人群众、工人干部、工人民兵、工会干部，对“四人帮”的罪恶行径，早就看在眼里、恨在心里，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反对。“四人帮”尽管费了那么多心机，耍了那么多手腕，妄图利用工会、工人干部和工人民兵进行篡党夺权，到头来只能是一枕黄梁，碰得头破血流，自取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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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岛针织一厂工人、干部，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学习华主席的重要讲话，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迅速掀起“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的新高潮。
本报通讯员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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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话不容篡改
解放军某部 于 平
自诩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张春桥，实际上是一个对马列主义一窍不通、专卖假药的大政治骗子。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底，他在接见外宾谈到我国教育革命的时候，胡诌什么“按照马克思的设想，从儿童时期起，每天劳动两个小时，以后增加到四小时、六小时。”明目张胆地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在他一八六六年八月底写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一文中，谈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童工的劳动时间的时候，是这样说的：“我们认为必须根据生理状况把男女儿童和少年分为三类，分别对待：第一类包括9—12岁的儿童，第二类包括13—15岁，第三类包括16—17岁。我们建议法律把他们在任何工场或家庭里的每日劳动时间限制如下：第一类2小时，第二类4小时，第三类6小时。第三类至少应当有1小时吃饭或休息的间歇时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17页）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使被资本家剥削压迫得喘不过气来的父母把亲生的儿女送到工厂去当童工，出卖劳动力。童工进厂后，资本家任意增加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摧残了童工的身心健康。为了关心和保护童工的健康成长，马克思提出，根据童工不同的年龄把劳动时间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并要求用法律规定下来。而且强调指出：“如果不把儿童和少年的劳动和教育结合起来，那无论如何也不能允许父母和企业主使用这种劳动。”（同上，第218页）张春桥却把马克思为保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童工的生存权益而提出的二、四、六小时劳动时间的建议，说成是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教育革命的设想，真是荒谬之极！
张春桥如此歪曲篡改马克思主义，绝不是一时的疏忽，而是别有用心。其罪恶目的，是反对毛主席关于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妄图变“以学为主”为“以学为辅”，在劳动的幌子下，取消社会主义文化课，使劳动人民变成目不识丁、让他们任意愚弄宰割的奴隶，破坏教育革命，搞乱教育战线，从而乱中夺权，复辟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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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 耶？狗 耶？
张毓茂
“四人帮”嚎叫什么要“揪一层”，“层层揪”，妄图打倒一大批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同志，以篡党夺权。“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赶忙响应。他有一个口号，曰：“放虎归山”。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网罗一些人，加以训练和培养，充当“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打手。名为提高他们“反潮流”、“与走资派斗争”的觉悟，实则研究如何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待到“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认为羽毛丰满、技艺已熟的时候，便把他们放到一些单位去，疯狂扑向那里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同志，抢班夺权，取而代之。
且以臭名昭著的张铁生为例。这个反革命分子在铁岭农学院，今天打击这一些人，明天陷害另一些人，篡夺学院领导权，把一个好端端的大学，闹得乱糟糟。在这个反革命分子的严重破坏下，铁农不要说长期的教改规划订不成，就是每天到底要干什么，全体师生事前也毫无所知。在一天之内，他一会叫你往东，一会叫你往西，直到他的所谓“最后通知”下达，人们才能明白这一天的日子该怎么过。
显然，与其说这是“放虎归山”，倒不如说是“放狗咬人”。
明明是乱钻乱叫的癞皮狗，“四人帮”却偏要把他们打扮成“老虎”，这就叫“吓人战术”。鲁迅当年曾揭露“四条汉子”“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这套伎俩，“四人帮”一直奉为至宝。他们给癞皮狗披上层层璀璨的虎皮，什么“反潮流的英雄”，什么“工农兵学员优秀代表”，什么“社会主义新生力量”，不一而足。然而，乌鸦打扮不成孔雀，癞皮狗冒充不了老虎。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遗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这一小撮丑类，虎皮剥落，狗形毕露，陷入揭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四人帮”及其一小撮死党，是全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对他们决不能心慈手软。我们要发扬鲁迅“永远进击”的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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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效的“断字演义”
关林
文风和学风是分不开的。“帮八股”是“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不批判“四人帮”的反动学风，“帮八股”是不能根除的。
两年多以前，梁效曾经在《北大学报》抛出一篇《赵高篡权与秦朝的灭亡》，把秦朝的历史说成是一部儒法斗争史，把赵高说成儒家。赵高为什么是儒家呢？梁效摘了一句古书，说赵高讲过“孔子之智”，这是吹捧孔丘，因此是儒家。
讲过“孔子之智”的人，是不是一定就是儒家呢？我们不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问题在于这四个字的出处。它引自《史记·李斯列传》。原话是“孔墨之智”，梁效挥笔一改，就改成“孔子之智”。《史记》不是孤本、秘本，大家都可以查对。梁效引错了，并不是由于疏忽。这是一条重要的佐证，哪能不细细斟酌呢？学报出版不久，一家报纸也刊登了这篇文章。大约梁效觉得这么篡改太露骨了，于是把“孔子之智”改成孔丘之“智”。原来引号打在四个字的前后，现在换成打在“智”字上。引文引一个字，真是千古奇观。这不是断章取义，而是断字演义了。梁效以为前三个字不放在引号内，改起来就是合法的。但这恰恰暴露出他们是有意篡改的。他们对于公开流行的书籍都敢肆意篡改，对于一些内部文件、内部讲话，他们会怎样胡改胡编，那是可想而知了。
胡适曾宣扬道：“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实在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四人帮”是“涂抹”和“雕刻”的专家，他们的舆论宣传，成天干的就是涂抹事实、歪曲历史的无耻勾当。当“四人帮”控制舆论工具的时候，实用主义成灾，唯心主义泛滥，形而上学猖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科学性与战斗性相结合的作风，统统让“四人帮”败坏得不成样子。盛行的是谣言和诡辩。在这种恶劣学风的毒化下，怎么可能有良好的文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