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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后来能居上
打倒了“四人帮”，四川迅速走向大治。巴山蜀水间，到处摆开揭批“四人帮”的战场。广大干部、群众决心苦战三年，使全省粮食跨《纲要》，并保证今年粮食产量就有大幅度增长。
新华社成都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八日电 新华社记者报道：打倒“四人帮”，后来能居上。这句话突出地反映了半年来四川农业战线的大好形势。自古以来流传的“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的说法，再也不适用于今天的四川了。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今天的四川，正在迅速地走向大治，即使在那些受“四人帮”干扰严重的地区，也到处是万众一心，团结战斗的动人景象。巴山蜀水之间，到处摆下了揭批“四人帮”的战场，农业学大寨运动以空前未有的规模声势向前发展。在打倒“四人帮”的第一个春天里，全省革命和生产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去年播种的越冬小麦，现在麦浪滚滚，秆粗穗大，长势之好，超出了人们的预料；今年的春播、春耕，不论进度和质量都超过了前几年，五千万亩水稻秧苗和初出土的玉米、甘薯，长得生气勃勃，分外喜人。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四川很有希望”。敬爱的周总理说：“四川要后来居上，万象更新”。四川省各级党委带领九千万各族人民，在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指引下，正以实际行动，努力把这些伟大的预言尽快变为现实。
四川农业落后，是“四人帮”及其黑干将直接插手破坏的恶果。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彻底揭了四川的问题，挖出了四川农业落后的祸根，给四川后来居上创造了根本条件。
广大干部和群众紧跟华主席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在全省迅速掀起一场深揭狠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起行动起来。农忙时在田头揭批，大小会交叉进行揭批。一些边远山区夜晚召开揭批大会时，人们不顾坡陡路险，打着灯笼火把赶来，坚持到深夜。随着运动的深入，过去被“四人帮”搞乱了的思想开始得到纠正，被“四人帮”颠倒了的是非逐步得到澄清；一些被“四人帮”破坏了的农村经济政策和合理的规章制度，正开始得到贯彻和实施；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全省形势大变，面貌大变。过去，许多领导干部被纠缠在城里，既不能抓革命，也无法抓生产，如今他们跃马出战了。许多地、县委领导机关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干部下到农村。全省出现了“十二万干部下基层，七千万社员战春耕”的热烈场面，这是历史上出动干部和社员最多的一次春耕。
被“四人帮”破坏的那些党委的领导权威在斗争中逐步树立起来，党群、干群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开始形成了一种真正的鱼水关系。各级党委旗帜鲜明地站在斗争的最前列，抓革命，促生产。受“四人帮”破坏较大的垫江县，过去各级党委陷于瘫痪，革命和生产无人过问，农业连续三年减产，由一个重要的产粮县变成缺粮县。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大家懂得了加强党委的一元化领导和加强党群团结、干群团结的重大意义。现在，党委指示有人听，干部做事有人帮，一呼百应，全县七十万人的心想在一起，劲使在一起，在学大寨的道路上迈开整齐的步伐。
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四川农业生产受到严重损失，当前的困难是很多的。但是，各级党委坚持依靠群众，坚持依靠自身力量，去克服困难，勇往直前。许多县、社都集中了一切能够集中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恢复和发展生产。从去年冬季的农田水利建设，到当前的春耕生产，全省各地一大变化是：尽管遇到的困难比过去多，但人们喊叫困难，伸手向上要钱、要粮、要机器设备的情况反而比前几年都少。去冬今春，国家用于农田基本建设的资金和粮食，是近几年来最少的一次，但各地出动的人力却是历史上最多的一年，最多时达一千三百多万人，新建和扩建了数以万计的中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至今，还有二百二十多万人参加的常年基本建设队伍，在继续紧张施工。
全省从农村到城镇，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积肥运动高潮。他们把房前屋后的阴沟泥挖出来，把屋子里、街道上的千脚泥铲起来，许多社队还组织专门人力把老墙拆掉换成新墙，把老灶拆掉换成新灶，千方百计积集肥土肥泥送到田里，对解决缺肥难题起到了很大作用。
历年来对四川农业威胁最大的自然灾害是伏旱。早在去年冬季，各地就积极进行抗旱准备。地处大巴山区的巴中县，多年来摸索出一套同“天老爷”打迂回战的战术，把一些易受伏旱损害的玉米、甘薯等作物提前下种，使其躲过伏旱，在连续三年大旱的情况下，连续三年增产。宜宾、江津、涪陵、万县等四个易受伏旱的地区，许多社队也积累了类似的经验，今年他们计划种植的八百多万亩甘薯，大部分都是采用土温床等设施，新法育苗，使秧苗能提前一、两个节气移栽，争取安全躲过伏旱。
打倒“四人帮”，形而上学猖獗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变。四川各地的土壤、气候、水利、肥料、劳力等情况千差万别，农业生产必须因地制宜，这是尽人皆知的事。但是在“四害”横行，形而上学猖獗的时候，他们不准干部具体抓生产，对一些纯属生产领域内的问题，动不动就给人扣上“复辟”、“倒退”的政治帽子，致使一些不从实际出发的片面作法盛行，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打倒“四人帮”，冲破了形而上学的束缚，人们头脑里的辩证法多了。从省委负责同志到各级干部，都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制订增产措施和推广先进经验。四川省委、省革委会根据全省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提出了当前发展粮食生产，首先要抓水稻，猛攻中稻，大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同时创造条件，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双季稻，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过去，在一些水利没有过关，易受干旱威胁的地区，只准旱地改水田，不许水田无水改种旱粮，群众意见很大。今年南充、达县等地对于一些缺乏可靠水源保证的“望天田”，事先都作了两手准备，到时有水就栽水稻，没水就改种旱粮。干部群众对这些改进非常满意，他们说：“这下即使再发生前几年那样的干旱，我们也有把握增产。”
揭批“四人帮”这场伟大的政治大革命，不仅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树立了后来要居上的信心，而且增强了改变农业落后面貌的责任心和紧迫感，立志要急起直追，排除万难，尽快地实现后来居上。
历史的经验证明，四川是能够尽快地实现后来居上的。许多地、县把目前的情况同六十年代初期的困难情况作了对比之后，充满了大上快上的信心。泸县县委负责同志说：“那时的困难要比现在大得多，当时也有人认为要恢复和发展生产，非要十年八年不行。但是，毛主席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以后，全县人民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上下一心，大干苦干，结果三年内粮食总产量翻了一番多。现在，我们的物质条件不知要比过去强多少，只要我们紧跟华主席，抓纲治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我们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速度，决不会比过去慢！”
四川农业落后，增产潜力也大。分布在全省各地的四百二十多个农业学大寨先进社、队，向人们展示了能够大上快上的前景。他们的粮食产量一般都高出当地平均水平一倍以上，而占全省社、队百分之二十左右的后进社、队，又远远落后于全省平均水平之下。
如果把全省水平都提高到现有先进社、队的水平，粮食产量就可以成倍增加。
普及这些先进队的经验并不太难。粉碎“四人帮”后，各地、县纷纷采取抓两头带中间的办法，加强了对先进队和后进队的领导，积极帮助后进队赶上先进，先进更先进。洪雅县委这样做了之后，全县四百○八个后进队在最近短短的几个月内，就有三百七十多个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有些还一跃跨进了先进行列。目前，全省各地正在兴起一个学先进、赶先进、争当先进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热潮。地区与地区、县与县、社与社、队与队之间，广泛发起了挑战和应战，大家决心在比、学、赶、帮中共同提高，并肩跑步向前。最近召开的全省农业学大寨会上，来自各地的一万一千名代表，庄严作出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决定：“苦战三年，全省粮食跨《纲要》”，并保证在今年内粮食产量就有一个大幅度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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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困难纵有九十九，依靠群众啥不愁
襄阳县春耕生产搞得红火
地处鄂西北的襄阳县，绝大部分土地分布在黄土岗上。由于“四人帮”干扰破坏，加上去冬今春严重干旱，全县在春耕中遇到了水、肥料、资金、电力不足的困难。在困难面前，少数干部、群众出现了等天、靠援的思想。襄阳县委及时召开常委会进行了讨论，决定深入基层，依靠广大群众，战胜困难，搞好春耕。二十五名县委领导成员分别带领一千四百多名工作队员下到农村，首先帮助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文件，讨论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困难。县委第一书记崔寿臣来到薛集公社五星大队，组织干部、群众反复学习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陈永贵副总理的报告。大家认识到，只要深揭狠批“四人帮”，认真按照华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办事，眼下这点困难一定能克服。
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树立起自力更生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决心，开动脑筋积极研究战胜困难的措施。例如：欧庙公社的干部、群众，针对化肥不足的问题，采取专业队和群众突击相结合的办法，广辟肥源。通过挖塘泥，起牛栏、猪圈等办法，比去年同期多积农家肥一百八十万担。泥咀公社今年有许多池塘干得见了底，插秧遇到了困难。这个公社的干部和群众以英雄的大寨人为榜样，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采石垒泵站，硬是把河水引上了山。广大干部、群众都说：“困难纵有九十九，依靠群众啥不愁”。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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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三十年代的张春桥
国家文物局理论组
一九三七年一月，张春桥写过一篇《速写红萝卜》，一本正经地描写有这样一种人：披着红色的萝卜皮儿，心子里却全是白的。“那张萝卜皮儿有时披着有时剥下来”，一旦“把红皮一剥”，露出本相，依然是一个“白生生的肥萝卜”。这恰恰是对他自己的绝妙写照。早在三十年代，张春桥就积极参加国民党反革命的文化“围剿”，拥蒋反共，是一个以伪装出现的国民党特务分子。翻翻他三十年代的历史，读读他三十年代写下的反动文章，有助于我们看清他反革命的本来面目。
三十年代，我国正处于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革命和反革命正进行着激烈的搏斗。一九三二年三月，在蒋介石亲自导演下，成立了法西斯组织——复兴社。他们打起“民族复兴”的旗号，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对广大群众进行残酷的镇压，抵制和破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张春桥正是在两个阶级生死大搏斗的历史年代里，开始了他的反动政治生涯。
一九三二年，张春桥还在山东济南正谊中学里读书的时候，就是一个在学生运动中表面伪装积极，暗中向国民党告密的两面派人物。一九三三年，国民党复兴社在济南成立了法西斯蒂组织——华蒂社，创办了《华蒂》月刊。“华蒂”即中华法西斯蒂的意思。张春桥是华蒂社的发起人之一和中坚分子。他积极为华蒂社发展组织，撰写文章，进行反动宣传。在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四年这段时间里，他写了不少反动文章。
一九三二年四月，他在《山东民国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连载小说《为国捐躯》，竭力鼓吹要把抗日救亡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卖国政府身上，说什么：“现在政府也有长期抵抗的决心了。”他大声疾呼地强调：要“在青天白日之下”，也就是要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旗帜之下，“为公理奋斗，为民族努力”。唱的完全是复兴社的反动调子。他真的是在宣传抗日，“为民族努力”吗？根本不是。就在这一段时间，他在《山东民国日报》、《山东国民日报》和《华蒂》月刊上接二连三地发表了《春雨之夜》、《学校生活素描》和《银铃》等充满阴暗颓废心情的文章，妄图扑灭人民抗日的革命烈火，把群众从领导抗日的中国共产党周围夺走，拉到卖国投降的国民党反动政府一边去。
也就在这个时候，张春桥又抡起板斧，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艺大打出手。当时，鲁迅、郭沫若等在白色恐怖的复杂环境下，借用历史题材写出不少战斗作品。张春桥却在一篇杂文中横加指责，声色俱厉地说：“现阶段，‘天灾人祸’下的我们，对于自身的感受不说，而借古代的事情来写作，这无疑是故意的抛开现实而去寻求过去，用过去来表现现在。这是百分之百的不正确。郭沫若是一个时常这样作的。”张春桥明枪刺的是郭沫若，暗箭又是射向鲁迅的。在这段时间里，张春桥的反动文章，时而激昂慷慨，空喊抗日；时而消沉颓废，无病呻吟；时而杀气腾腾地对革命文艺进行恶毒的攻击，看上去仿佛是变化无常，实际上，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遵循复兴社的宗旨，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政治目的服务的。
一九三五年五月，遵义会议刚刚开过，伟大领袖毛主席率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正在爬雪山、过草地的长征途中。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共产主义战士鲁迅正在上海，用笔作武器，同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文化“围剿”进行着坚决的斗争。张春桥就在这时悄然到了上海，同军统特务崔万秋取得了密切联系，并且在崔万秋的直接指挥下，继续从事文化特务活动。六月初到八月，他在崔万秋主编的《大晚报》副刊上连续抛出一批反动文章。
在这些文章中，有一篇叫做《行之端》，也就是宣告他在上海的“行动的开始”。张春桥说：“本来，我可以安心地在济南住着，而且可以读书。”可是，“我需要的不是这，而是动的！”他“需要”的“动”是什么？张春桥神气活现地宣告：“我要带着勇敢，用手执着唐·吉诃德的矛，向社会刺去。”紧接着，他就化名“狄克”，在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的《大晚报》副刊上抛出那篇《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举起“唐·吉诃德的矛”，狠狠地向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刺去了。
但是张春桥披着的那张“红皮”被鲁迅撕开了，露出了他那“白生生”的萝卜心来。鲁迅在四月十六日写的《三月的租界》一文，尖锐指出张春桥是在向敌人“献媚或替‘他们’缴械”。事情完全不出鲁迅所料，张春桥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系敌人所派遣”的特务，是奉命围攻鲁迅，执行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的凶恶打手。他的那篇《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的反动文章，就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分子崔万秋亲自组织并备加赞赏的。
但是，鲁迅先生逝世后，张春桥这个反革命两面派却突然换了另一副面孔。他先在《大晚报》副刊上写了一篇《鲁迅先生断片》，颂扬鲁迅：“那是一位巨人”。接着，他又在一九三七年一月的《热风》杂志上用本名写了一篇《先行者你安息吧》，自称是鲁迅的“伙伴和儿女”，大摇大摆地挤到拥护鲁迅的大旗下来了。
这还不够，张春桥还使出了另外一招。在一九三七年三月的《热风》杂志上，他用本名发表了前面提到的那篇《速写红萝卜》，装出义愤填膺的样子，痛斥有一种“口号比谁喊得响，标语比谁抄得多”的
“红萝卜”。说是：“最讨厌的，却是那些披着战士的衣裳的苍蝇们，他比较聪明，他会比较多样的本领，他能够按照当时的环境，‘摇身一变’、化个名儿，发着各式各样的嗡嗡声”。并且提高了嗓门，大声警告道：“要记着，他们是最会变的，最最会化名的，那张萝卜皮儿有时披着有时剥下来的，我们记着这一点，什么都好办，把手里的苍蝇拍握好，把棍子拿结实，把从角落里爬出来的，鲁迅先生还没有打死的落水狗、苍蝇瞄准确。”大家看，究竟是谁“按照当时的环境，摇身一变”？是谁爱“化个名儿，发着各式各样的嗡嗡声”？谁又是被鲁迅先生痛打过的“落水狗”呢？张春桥的字字句句，不都正是说他自己吗？可是张春桥却有那么厚的脸皮，煞有介事地在那里“贼喊捉贼”。这种表演，绝非偶然，而是有其政治背景的。一九三六年末到一九三七年，国内阶级斗争形势正在发生变化。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国民党反动派也不得不对他们一贯执行的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政策，在表面上作些转变的姿态。张春桥的“摇身一变”，正是适应当时国民党政治需要的一种反革命策略。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张春桥这时伪装进步，也是意在制造一种假象，为他后来伺机潜入我根据地，打进革命队伍，从事特务活动打掩护。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芦沟桥事变，妄图以武力吞并全中国。抗日战争开始后，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之一，是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在这场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的阶级大搏斗中，张春桥又发表不少文章，疯狂鼓吹要把抗日战争的领导权交给国民党反动派。
芦沟桥事变后一个月，他在上海《立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连载五天的小说《别动队来了》，鼓吹要“在政府底统一指挥下抗战”。八月十三日，日寇大举进攻上海。过了几天，他又在《立报》上发表了一篇《武装民众》，进一步提出：“同胞们应当自动地组织起来，接受政府的领导”。他贩卖的还是复兴社老早提出的“国家统一，民族统一”的货色，大肆为蒋介石争夺抗日武装领导权制造反革命舆论。
这年九月，张春桥忽然神秘地离开上海返回济南。十月中旬，他又在《山东民国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连载作品《血火中的上海》，大声叫喊：“‘不用到保定去了，也不用去太原，也不用去延安了，——我们是在前线了’大家回想到一·二八时的情况，兴奋地说。各人站在自己底岗位吧，为保卫祖国底生存而战，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保定”也好，“太原”也好，都是陪衬。真正要说的只有一句：“不用去延安了。”那时候，全国各地大批爱国青年，为了得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历尽艰险，万里跋涉，前往革命中心延安。张春桥却出来拦阻说：要抗日，不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用去延安了”，只要在“政府领导下”，“各人站在自己底岗位”就行了，就是抗日了。
可是，到了这年十二月，这个叫别人“不用去延安”的张春桥，自己却带着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特殊使命，从济南潜往延安，“披着红色的萝卜皮儿”，隐瞒了他的国民党特务身份和反革命历史，钻进革命阵营内部，混进了中国共产党。
他到延安两个月后，就写出一篇《韩复榘》，拿到国民党统治区汉口出版的《战地》杂志上发表。在这篇文章里，张口一个“蒋委员长”，闭口一个“统一”，就是要把一切“统一”到蒋介石手里，把共产党“统一”到国民党手里。张春桥万变不离其宗，唱的仍然是复兴社的法西斯老调。
张春桥在三十年代的所作所为，在自己身上打下了一个国民党特务的图章，证明他是特务头目秦启荣、崔万秋手下的一条凶恶的乏走狗。
一个人的历史，他在阶级斗争中所处的地位，所扮演的角色，这是客观存在，谁想要掩盖涂抹它，都是徒劳的。张春桥对“三十年代”那么神经过敏，那么讳莫如深，费尽心机地妄想掩尽天下人的耳目。他在潜入延安之前，还放了一个烟幕弹，交代一句：“我算是从山东走的。”文化大革命中，在“四人帮”控制的一些地方，谁只要提到“张春桥就是狄克”，就会遭到残酷的迫害打击。他们这样猖狂，就是怕人剥开了那一层红萝卜皮儿。
“铅华谁辨假中真，皮下无些血。”王夫之咏傀儡词《卜算子》的这两句，用在伪装巧妙、隐藏极深的反革命张春桥身上，倒颇为神似。哪怕他脸上涂了层层脂粉，在他的红萝卜皮儿下却没有一点鲜红的血。“四人帮”那么仇恨党，仇恨人民，仇恨社会主义，原来袭用的是四十年前的老谱，是在继承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事业。他们本来就是我们的死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