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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毛主席语录
我们善于辨别在正常情况之下从事活动的好人和坏人，但是我们不善于辨别在特殊情况下从事活动的某些人们。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象荫蔽着。但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象荫蔽得十分彻底。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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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人帮”与胡风集团同异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批判组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了，这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当人们拿到这本渴望已久的宝书时，欣喜之余，更激起对疯狂破坏这本宝书出版的“四人帮”的仇恨。张春桥有一次恶狠狠地说：“现在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对右派有利。”出版毛主席的书竟然使得“四人帮”这样仇恨，岂不奇怪！其实，说怪也不怪，因为在“四人帮”的词典里，“右派”和“左派”的涵义是颠倒的：他们说的“右派”，即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他们说的“左派”，即象他们那样的反革命黑帮。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不是有许多有关识别反革命黑帮的教导吗？别的且不说，仅此一点，就对“四人帮”大大不利了。当年毛主席写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今天仍然象一把锋利的刀子刺着“四人帮”的心脏。因为他们都是反革命黑帮，必有“同”在；因为它们所处的时期、条件和地位不同，又有“异”存。拿起这把刀子，解剖这两个反革命黑帮，辨其同异，明其渊源，这对于深入地揭发批判“四人帮”，是很有益处的。
帮，我们的祖宗叫作“朋党”，查一查辞书，原意是“同类的人为自私目的而互相勾结”。我们只要把“自私目的”改为“反革命目的”，就足以概括这两个黑帮共同的本质特征了。
他们是什么样的“同类”呢？先说胡风集团，其头子原名张光人，曾在江西“剿共”军中做过反共的政治工作，又和国民党的许多特务头子有联系。这个集团的骨干分子之一阿垅是国民党反动军官。又一个骨干分子绿原是“中美合作所”特务。“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四人帮”又怎样呢？他们和胡风集团骨干分子一样，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历史反革命到现行反革命，这就是他们走过的全部道路。稍有不同的是，还多了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
这一类人勾结在一起为了什么目的呢？胡风集团对解放后的新社会、对一切人民革命力量，表现了刻骨的仇恨。他们说：“对这个社会秩序，我憎恨”，“几乎恨一切人”。正如毛主席指出的：“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四人帮”对无产阶级专政、对革命人民的切齿痛恨，比起胡风集团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狂吠要“改朝换代”，要“杀人”，要“枪毙一批”。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如果竟然一时得逞，那就会直接投降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让蒋介石国民党王朝卷土重来。他们作为蒋介石国民党的代表，是比胡风集团更为典型的。
他们结帮的目的既然如此“远大”，人少了是不行的。因而总得不断扩大自己的“圈子”。胡风集团在解放以后是发展了，他们努力“争取人，联络人”，“埋头工作，把群众基础弄好”，想方设法“开辟岗位”，拉人下水，形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圈子。“四人帮”招募“帮手”，不择手段，与胡风同，而其手法则比胡风高明得多。他们明明是拉人入帮，却说是“选拔新生力量”。明明是要搜罗一批反革命小丑，却美其名曰“培养反潮流战士”。明明是要在各级领导班子中安插亲信，建立“帮天下”，却自诩为贯彻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要“以中青为主”。他们袭用林彪“诱以官、禄、德”的一套，把那些投机倒把分子、腐化堕落分子、叛国投敌分子、“打、砸、抢”的首恶分子、“阿飞司令”等社会渣滓统统网罗进来，充当轰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排炮。无怪乎江青洋洋自得地吹嘘说：“林彪有舰队，我们有炮队。”
有了一伙“帮手”，如果他们都被屏于无产阶级战斗堡垒——中国共产党之外，不能里应外合，那是难以将堡垒攻破的。有个“四人帮”的喽罗说得好：
“当官不入党，有权也难掌。”所以，无论是胡风集团还是“四人帮”，都十分重视他们一伙如何打入共产党内窃取党员称号这件事。胡风集团提出了“深入到他们的肝脏里面去”的反革命策略。他们兼用钻进去、拉出来的两手，一方面指使其骨干用尽心计欺骗组织，以便混进党内；另一方面对一些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共产党员做“工作”，尽力把这些人拉进帮内。他们的努力果然收到“成效”，一大批胡风分子钻进党内来。不过，比起“四人帮”来，却又小巫见大巫了。王张江姚不仅深入到我们党的肝脏，而且可以说已经钻进我们党的神经中枢，窃取了中央相当大的一部分权力。因而可以凭借手中的党权胡作非为，把他们的亲信、爪牙、“小兄弟”，用点名入党、突击入党、“飞过海”入党等办法，一批批硬拉进党内，形成了一套资产阶级的帮派体系，使他们这个“帮”成为党中之党，自成系统，妄图取党而代之。
结帮反党，结帮篡党，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明火执仗地干是不行了，他们只能耍两面派手法，“以假象欺骗我们，而在暗里却干着我们意料不到的事情”。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那些结帮反党的“英雄”们，必然要玩弄种种阴谋，攻击和破坏这个理论基础。
“过时了”，胡风集团这样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胡风骨干分子张中晓阴沉沉地说：“这书（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许在延安时有用，但，现在，我觉得是不行了”。“四人帮”和胡风分子唱的一个腔调。江青声嘶力竭地叫嚷：《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现在不适用了”！张春桥则躲在阴暗角落里冷言冷语：“我最近在重读《毛选》四卷，越读越感到对今天各阶级的情况不甚了了。”为什么？“过时了”，不适合“今天各阶级的情况”了。于是乎，这个老反革命，就来动手填补今天的“空白”。他兴师动众，大搞所谓阶级关系的调查，妄图编造出一个“阶级关系变动论”，树起所谓“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四个里程碑”。
其实，“过时论”只是他们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较为阴险狡猾的一手，他们在私下里，在同伙之间，却用畜牲般的语言进行恶毒的攻击。胡风集团污蔑马列主义为“市侩的唯物主义”，叫嚣要“给市侩底唯物主义一个致命的打击”。他们咒骂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光辉著作是“被当作了‘图腾’的小册子”，胡说“它能屠杀生灵”，造成“乱七八糟的皂隶式的机械主义，耀武扬威，把现实主义底生机闷死了”。“四人帮”一伙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在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方面，较之胡风犹有过之。江青把毛主席对她的告诫污蔑为“紧箍咒”，咬牙切齿地说：“他一念紧箍咒，我就头痛。”张春桥竟然宣称：“马恩的有些话也有问题，让人家看，看了要使他们学会分析。”分析什么？就是分析所谓马恩“也有问题”。“四人帮”的亲信更是凶相毕露，狂喊乱叫：“马克思如活到现在，也可以批判。”“要抓辫子还不容易？恩格斯我也可以贴他一百张大字报！——这是关起门来讲的。”妙极了，“关起门来讲”，活画出这个反革命黑帮见不得人的狼子野心！
他们心底里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此的深恶痛绝，可是，在表面上，在公开的场合，却偏偏要把自己装扮成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胡风一语道破了天机：“是为了把大旗抓到手里”。所以，在他向党进攻的三十万言“意见书”中，就引用了许多马列和毛主席的词句；有些“列宁底话”，“记不得直接出处”了，还专门叫同伙给他“查一查”。他生怕同伙不领会他的这种 “抓大旗”的策略，还不厌其烦地一再嘱咐他们：“为了‘字面’上要站稳‘立场’”，“要再看些马列主义”。“四人帮”同胡风一鼻孔出气。张春桥曾经不打自招地说：“写文章要讲道理，讲道理就要引用马列主义，要引证就要去找，就得学习。”这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原来张春桥之流读马列的书，就是为了寻章摘句，装点门面，以便抓大旗作虎皮，去判定那些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人是搞“经验主义”、“折衷主义”等等。这与胡风“把大旗抓到手里”，去对革命文艺工作者任意作出“庸俗社会学”、“机械论”等等的判决，何其相似乃尔！
虽然，这两个黑帮仇恨马列主义之心同，“抓大旗”之术同，但其为害革命的程度却是大相径庭的。原因是：胡风集团所据舆论阵地终究有限，“四人帮”却一度舆论大权在握。据此，“四人帮”可以封锁毛主席的声音，可以篡改毛主席的指示。他们为了篡党夺权，竟无耻到伪造毛主席的所谓“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他们甚至妄图垄断毛主席著作的发表权和解释权。毛主席刚去世，张春桥就对他的亲信说：“《毛选》五卷不能出了，只能出单篇。”为什么不出选集只出单篇呢？这个亲信作了很好的注脚：“这可厉害了，要怎么出就怎么出，要整谁就整谁！”原来，他们是想把毛主席著作垄断起来，发表什么，不发表什么，什么时候发表，一切服从他们篡党夺权的需要。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张春桥认为发表出来对他们不利，就恶狠狠地说，这本著作“不能体现毛泽东思想，要砍掉”。毛主席著作居然“不能体现毛泽东思想”，等于说太阳不发光和热，真是十足的屁话！对毛主席的另一些著作，他们妄图加以曲解，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毛主席的力量。这就叫“要整谁就整谁”。
这两个黑帮反革命之心甚切，可都是志大而力拙。拿“四人帮”来说，虽其“帮手”遍于全国，但比起八亿人民来，仍然是极小的一撮。胡风集团就更不用说了。然而他们竟敢螳臂当车，蚍蜉撼树，冒天下之大不韪，这是什么缘故呢？他们用以想事的方法又是怎样的呢？
让我们看一看胡风骨干分子芦甸在五十年代写给胡风的信中，对形势是怎样估计的：“目前，那些枯黄的叶子正纷纷下落，落在芽子身上，想把芽子压死。可是它们没有想到，它们自己正在腐朽；它们没有想到，芽子正冲开它们腐朽的尸体茁壮地生长起来。”难道这不好笑吗？人民革命力量不过是“枯黄的叶子”和“腐朽的尸体”，而他们这一小撮反革命力量倒成了正在“茁壮地生长起来”的新生的“芽子”。
无独有偶。张春桥在《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里，对形势也作出了类似的估计。据说，他们“四人帮”是“代表人民的利益”的“新桃”，是必然“胜利”的，而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华国锋同志以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则是代表“错误路线”的“旧符”，是“必然失败”的。张春桥诅咒这些领导同志“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满以为“新桃”即将取代“旧符”了。
这种对形势的估计，虽是可笑的，倒又是必然的。因为“我们的敌人是落后的腐朽的反动派，他们是注定要灭亡的，他们不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他们用以想事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方法，因此他们的估计总是错误的”。
胡风曾经给自己壮胆，宣称要使自己“更强一些”，“在这个意义上说，‘万物皆备于我’这句话也许并不是不可以说的”。好一个“万物皆备于我”，道破了胡风们的唯我主义本质。而“四人帮”，同样是这么一伙唯我主义者。他们的个人占有欲和权力欲如此膨胀，恨不得把整个中国一口吞下去。他们抹杀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狂妄地把自己看成救世主，似乎没有了他们，地球就不转了。这样的阶级本能，“引导他们老是在想：他们自己怎样了不起，而革命势力总是不行的。他们总是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低估了我们的力量”。
当然，他们在干着种种反革命勾当的时候，表面上尽管气势汹汹，背地里却又不免心虚胆怯，这是一切腐朽没落的反动派所共有的心理状态。胡风不是感到“小媳妇一样，经常怕挨打的存在着”，“咳一声都有人来录音检查的”吗？“四人帮”也不例外。“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这是张春桥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他一面喊着“要振奋精神”，一面私下又发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的悲鸣。王洪文感叹“斗争复杂”，说是已做好了“坐牢”、“掉脑袋”的准备。姚文元一面叫嚷“无所畏惧”，一面也担心着“可能要出事”，咕哝着“要我挤挤公共汽车，上上五七干校，还是可以的”。这些反革命，既要与人民为敌，就不可能不在人民的威力面前感到恐惧，每每有一丝寒意，从脊梁骨直凉到头顶心。怎么得了呢，只能借助于主观唯心主义这服麻醉剂。“这是因为他们不但需要欺骗别人，也需要欺骗他们自己，不然他们就不能过日子。”
如上所述，“四人帮”与胡风集团，结帮之宗旨同，基本队伍之组成同，“抓大旗”反党反无产阶级专政之策略同，用以想事之方法同。一言以蔽之曰，他们反革命的本性同，有此一“同”而众“同”具焉。
然而，他们也有“异”。这与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和地位不同有关。胡风集团活动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前，那时，资产阶级的主要政治代表还不在党内，而在党外。“ 四人帮”则产生于七十年代，这时，在党外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名声早臭，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已取其地位而代之。这就形成了胡风集团主要在党外而“四人帮”则在党内这样一个根本的异点。由此一“异”而众“异”生焉。因为“四人帮”深深地钻入党内，其头面人物又是窃取了中央相当大一部分权力的正在走的走资派，他们就能自成系统，搞党中之党，以“帮”代党；就能利用“官、禄、德”作诱饵，在社会渣滓和新老资产阶级中大量招募“帮手”，并将他们硬拉入党内，硬塞进各级领导班子；就能垄断舆论阵地，封锁、歪曲、篡改、伪造毛主席的指示，搞乱人们的思想；就能把黑手伸向各地，破坏革命，破坏生产。凡此种种，胡风集团都是望尘莫及的。因此，“四人帮”是比胡风集团作恶更多，为害更烈，危险更大的反革命黑帮；对之进行彻底的揭发批判，确是我们当前的中心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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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务院盛宴欢迎阿瑟·钟总统
李先念副总理阿瑟·钟总统讲话 乌兰夫副委员长王震副总理等出席
李先念副总理会见圭亚那贵宾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四月十九日讯 国务院今天晚上举行盛大宴会热烈欢迎圭亚那合作共和国总统雷蒙德·阿瑟·钟和夫人及其随行人员。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和林佳楣同志，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外交部部长黄华和何理良同志出席了宴会。
李先念副总理主持今晚的宴会。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里并排悬挂着圭亚那国旗和中国国旗。当阿瑟·钟总统和夫人由李先念副总理等陪同步入宴会厅时，乐队奏迎宾曲，全场洋溢着欢乐友好的热烈气氛。
宴会上，李先念副总理和阿瑟·钟总统先后发表热情的讲话（全文见第二版）。
李先念副总理在讲话时表示相信，阿瑟·钟总统的这次访问，必将增进中圭两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有助于发展两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他谈到了我国国内的大好形势，他说，华国锋主席一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决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愧为毛主席的好接班人，不愧为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英明领袖。半年来，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作出的每项决定，每个部署，都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辉。
阿瑟·钟总统在讲话时说，我们在中国受到的热烈而感人的欢迎，是我们两个共和国之间密切的友好合作关系的又一次证明。他说，毛主席的思想如同在他生前一样为我们提供了进行革命变革和发展的战略。毛主席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许多著作将继续为第三世界的领导人提供教益和指导方针。现在，你们伟大的华国锋主席担负起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在各条战线进行英勇斗争，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一步推向前进的崇高任务。
他们讲话以后，乐队分别奏圭亚那国歌和中国国歌。
出席宴会的还有政府其他部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王海容、程飞、刘希文、李人林、杜子端、肖鹏、黄树则、石敬野、路金栋、沈图、曾涛、李哲夫、孙轶青、徐运北，中国驻圭亚那大使王占元和史一波同志。
圭亚那驻中国大使约翰·卡特和夫人，大使馆外交官员以及在京的圭亚那留学生应邀出席了宴会。
各国驻中国的外交使节也应邀出席宴会。
今天下午，阿瑟·钟总统和夫人等圭亚那贵宾由农林部副部长肖鹏陪同参观了全国农业学大寨展览。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四月十九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今天下午会见圭亚那合作共和国总统雷蒙德·阿瑟·钟和夫人及其随行人员。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参加会见的有：圭亚那经济发展、地区发展、地方政府和合作部长德斯蒙德·霍伊特和夫人，外交部政治司司长劳埃德·西尔沃，礼宾司司长尼尔·斯托里，圭亚那驻中国大使约翰·卡特和夫人等。
会见时在座的有外交部部长黄华、副部长王海容，外经部副部长程飞，以及林佳楣、何理良、林平、陈德和、唐闻生、高建中，中国驻圭亚那大使王占元和史一波同志。（附图片）
李先念副总理四月十九日会见圭亚那合作共和国总统雷蒙德·阿瑟·钟和夫人及其随行人员。 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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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同总理出国访问途中抵京
陈锡联副总理设便宴招待越南同志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四月十九日讯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及其随行人员在出国访问的途中，今天下午乘专机到达北京。
国务院副总理陈锡联，外交部部长黄华、副部长余湛、副司长王晓云、刘华到机场欢迎。
越南驻中国大使阮仲永和大使馆外交官员也到机场迎接。
晚上陈锡联副总理设便宴招待范文同总理等越南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