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四人帮”和巴枯宁匪帮
张文焕
“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假话说尽，坏事做绝。他们的目的极其肮脏卑鄙，手段非常阴险毒辣。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丑行恶事，不禁联想起国际共运史上的野心家巴枯宁在第一国际中组织的反革命阴谋集团。把这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所做所为加以对照，会使我们更加认清“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两个反革命的帮派
“既然每次运动中都有这样一些野心勃勃、爱慕虚荣的无能之辈，那末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纠集在一起，随后还是把他们震动世界的奇想暴露出来，这实际上是很好的。这样，全世界很快就会清楚，所有这一切，连一个屁都不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425页）恩格斯这段针对巴枯宁阴谋集团的话，用于“四人帮”也是非常合适的。
巴枯宁是俄国贵族的儿子，青年时期曾参加一八四八年革命。革命失败后，被德国反动当局逮捕，引渡给沙皇政府。在狱中，巴枯宁写了忏悔书，向沙皇“伏地求恩”，忏悔自己参加革命活动是一种罪过，表示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成为可耻的叛徒。可是，巴枯宁却隐瞒了这段历史，把自己打扮成“革命英雄”，混入了无产阶级革命组织第一国际。巴枯宁混入国际后，玩弄阴谋诡计，搞分裂，妄图推翻马克思领导的国际总委员会。“这位道貌岸然的君子到处把自己打扮成国际的最忠诚的先进战士，暗地里却密谋篡夺整个领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499页）
巴枯宁“为了使其他人承认自己是国际的领袖，他就必须以另一支军队的领袖的身分出现，这支军队对他本人的绝对忠诚应当由一个秘密的组织来保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75页）巴枯宁组织了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这个阴谋集团在公开场合承认国际总委员会的领导，暗中却自成体系，另搞一套。它在第一国际会员中培植党羽，发展宗派势力。它的成员打着国际原则的幌子，到处骗取工人的信任，窃据领导地位。它把国际的会员分为他们自己的“亲信者”和“非亲信者”。巴枯宁拉拢“亲信者”，在国际的各个支部内组织秘密支部，它们服从阴谋集团的统一命令，并通过事先策划好的一致行动来操纵国际各个支部。这个阴谋集团把它的成员送入第一国际的各个地方委员会和联合会委员会以及总委员会，以便把这些委员会抓在自己手里。这样一来，巴枯宁的阴谋组织在国际里就成了“国际中的国际”。恩格斯指出：“同盟从一开始就企图成为我们协会内部的一个特殊的贵族集团，一个有自己的纲领、享有特权的上等人物的派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53页）
巴枯宁为了扩大反革命势力，把流氓、文丐、特务、密探、奸细、盗贼收罗到他的阴谋组织中，利用这些社会败类作打手，不断向无产阶级发起进攻。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同盟是一个“由奸细密探组成的受过严格训练的匪帮”，“同盟是一个匪帮，其中除了受骗者外，还有大量骗子、冒险家、欺诈者、警探、投机钻营分子和懦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485、591页）这个匪帮干尽了坏事，它“不择任何手段，不顾任何信义；造谣、诬蔑、恫吓、暗杀——所有这一切同样都是它惯用的伎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71页）马克思、恩格斯愤慨地说：在工人阶级斗争历史中，我们第一次在工人阶级内部遇到了一个目的不是要摧毁剥削制度，而是要摧毁为反对这种制度而进行最坚毅斗争的协会的阴谋。
“四人帮”的头面人物同巴枯宁匪帮一样，是一伙新老反革命组成的黑帮。这一伙巴枯宁式的野心家沆瀣一气，结成一帮，隐藏在共产党内。他们为了篡党夺权，竭力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自己的力量，自成体系，另搞一套，形成党中之帮。他们利用窃取的部分权力，把他们的亲信安插到各级领导岗位上，甚至把社会渣滓、流氓、阿飞、惯偷、贪污犯等等，都当作“造反派”加以重用。“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不择任何手段，不顾任何信义。他们采用的完全是巴枯宁那一整套旧策略，“对这个策略说来，撒谎、诽谤、阴谋诡计，一切手段都是好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70页）
激进的伪装 极右的实质
为了欺骗革命群众，篡夺第一国际的领导权，巴枯宁和他的门徒把自己打扮成“最激进的革命派”、“最激进的人们”，鼓吹要实行“激进的革命”。他们宣布要立即消灭一切权威、消灭一切国家、消灭一切权力、消灭一切剥削者。好家伙，简直是一个超级革命派。“这些没有头脑的侏儒谈吐可畏，摆出一付吓人的样子，想在他们自己眼中能显出革命巨人的姿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451页）实际上他们只是用满口革命词句给自己拼凑了一件骗人的外衣。
巴枯宁骂别人不革命以显示自己革命。他攻击马克思及其拥护者思想“太资产阶级化了”，吹嘘他自己的思想“无疑是对国际中所提出的一切体系中最先进的思想”，“无疑是国际纲领的最后的、最正确的、最彻底的和最好的表述和说明”。这些“最、最、最”里面究竟包藏些什么货色？请听巴枯宁的叫卖声。巴枯宁吆喝道：国际的纲领是“纯粹人道的纲领”，国际的目的是“实现人间的博爱”，国际的使命是“在自由、平等、博爱的基础上实现人类大家庭”。原来，他的“激进”革命就是要把国际的阶级斗争纲领换成资产阶级的人道纲领。国际要为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斗争，巴枯宁则要建立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王国。无须赘言，巴枯宁的“激进”词句掩盖下的极右实质跃然纸上。
巴枯宁匪帮不仅热衷于资本主义，而且留恋封建主义。自称为“最激进的革命派”的巴枯宁，对沙皇崇拜得五体投地，为老沙皇的泛斯拉夫主义世界霸权百般效劳。他歌颂刽子手亚历山大二世是“善良的沙皇、正义的沙皇”，吹捧沙皇可以成为欧洲斯拉夫民族的“救主”，无耻声明他自己“最乐意站到沙皇的旗帜下”，“最乐意跟着罗曼诺夫王朝走”。巴枯宁的信徒们甚至向拿破仑第三高呼“皇帝万岁”，叫喊“要给横遭屈辱的拿破仑第三好好地恢复名誉”。请看，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口头上是高喊要把“君主国、立宪国、资产阶级共和国或者甚至革命的专政”当作剥削压迫的根源，一概加以仇视和反对的，实际上，巴枯宁主义者自己就承认：“我们的思想的自然发展进程使我们成为帝国的拥护者”。
“四人帮”蓄意颠倒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敌我关系，把自己打扮成“左派”、“革命派”，而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干部打成“民主派”、“走资派”，从根本上篡改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他们是极右派，是彻头彻尾的走资派，是穷凶极恶的反革命。他们的路线，右得不能再右了！
“反对权威”，阴谋篡权
“反对权威”是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学说的核心，也是巴枯宁阴谋集团的行动纲领。巴枯宁认为权威是绝对的祸害。他把权威看作是屈辱和奴役的根源，把权威原则看作是“一种罪恶昭彰的对人性的否定”，是“奴隶制、精神堕落、道德堕落的源泉”。巴枯宁宣布“一切权威都是虚假的、专横的、独断的、致人死命的”。因此，凡是同权威有关的东西，都要一概打倒。国家、专政、革命、领袖，都是权威的体现和象征，巴枯宁不管它们的阶级属性如何，要一概打倒和消灭，代之以个人绝对自治的无政府状态。总之，“巴枯宁派对什么一不如意，他们就说，这是权威的，以为这样一来他们就作出了永远的判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368页）巴枯宁的理想社会中是不存在任何权威的。至于没有统一的领导，人们究竟怎样开动工厂，管理铁路，驾驶轮船，巴枯宁是不管的。可是，一个哪怕只由两个人组成的社会，如果每个人都不放弃一些自治权，这个社会又怎么能存在？对这个问题，巴枯宁闭口不谈。所以，恩格斯说，巴枯宁的“所有这些娓娓动听的极端激进和极端革命的词句只是掩盖着思想的极其贫乏和对社会日常生活所处条件的根本无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368页）
马克思说过，巴枯宁在理论上一窍不通，搞阴谋却是相当能干的。巴枯宁的反对权威的理论是从无政府主义的鼻祖葛德文、斯蒂纳、蒲鲁东那里拣来的破烂货。它反映了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过程中遭到破产的手工业者的绝对平等观念。马克思早就把这种谬论批得体无完肤。巴枯宁在第一国际中反对权威是一个大阴谋，它的矛头是对着国际无产阶级革命领袖马克思及其拥护者的。在第一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巴枯宁错误地估计形势，以为他可以夺取国际的领导权了，他便提议加强总委员会的权威，为他的独裁统治作舆论准备。在他的夺权阴谋失败以后，巴枯宁便反过来攻击关于加强总委员会权力的决议是“权威的”和“资产阶级的”决议，要加以推翻。他把马克思主义称为“权威主义”，要把马克思作为“权威主义”者打倒。巴枯宁声嘶力竭地叫嚣：“我们不需要领袖，我们什么时候也不能容忍他们。”老骗子巴枯宁在这里撒了弥天大谎。他不是不要权威，而是要树他自己的权威；他不是不要领袖，而是要由他来当领袖。正如马克思所揭露的，巴枯宁的“头脑里是一片无政府状态，那里只容得下一个明确的思想，即巴枯宁应该当第一提琴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60页）
“四人帮”别有用心地把反对经验主义作为纲。其实，“四人帮”的反对经验主义，不过是巴枯宁的反对“权威主义”的另一种说法而已。权威是以丰富的实践经验为基础的。领袖的权威和领袖的经验是分不开的。列宁说，“培养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信的党的领袖，这是一件长期的艰苦的事情。但不这样做，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列宁全集》第32卷第505页）“四人帮”把反对经验主义作为一根大棒，要把有经验的干部统统打倒，也就是要打倒党的领袖，党的权威。他们妄图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使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化为泡影。
“四人帮”象盗窃集团预先分赃一样，内定了谁当党主席，谁当总理，甚至给他们的干将、喽罗和“白卷”英雄都封了官，许了愿。“四人帮”真是一帮窃国大盗。马克思、恩格斯曾说，巴枯宁“这个革命丑角是用闹剧的形式在干卑鄙下流的勾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77页）这句话也是对“四人帮”这些丑类的逼真写照。“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巴枯宁匪帮为了打击不愿跟他们走的革命者，提出了一个杀气腾腾的反革命口号：“谁不赞成我们，谁就是反对我们。”他们宣布对一切不赞成他们的纲领的人“进行战争”，要“用死亡来威胁一切不拥护它的革命者”。巴枯宁叫嚣：“纲领已经具备。它是不可改变的。谁赞成它，谁就应当跟我们走。谁反对我们，谁就是一切人民的敌人。”巴枯宁狂妄地宣布，谁要是想革命，而又“不参加我们的队伍，那他遭到灭亡就不是我们的过错了”；谁要是上当受骗，失足落入他们的罗网而后又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再不跟他们走，就被认为是不相信他们的“革命原理”和有意识地背离团体，那就要进行“报复”，就要“被从活人名单中除名”。
“四人帮”唱着同样的调子。江青狂妄地叫嚣：“不听我的话，就是不听党的话”。“四人帮”把一切不赞成他们反革命的理论和活动的人当作敌人。巴枯宁匪帮当年为了迫害反对他们的人，曾拟好了“公敌名单”，准备用匕首、毒药、枪弹对付革命者。“四人帮”为了对付不听从他们指挥棒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也准备要“杀人”。如果“四人帮”的阴谋得逞，肯定会有千百万人头落地，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变成法西斯专政。
巴枯宁匪帮和“四人帮”对于真正的革命者恨之入骨，而对于拥护他们的人，不管是什么乌龟王八蛋，则爱之如命。凡是支持“破坏一切”反动纲领的，巴枯宁便引为“亲信者”，施予一切“革命”的桂冠，委以“革命”的重任。“四人帮”对那些阿谀逢迎、助纣为虐的人，一概封官，给以特权。
马克思、恩格斯在揭露巴枯宁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时指出：巴枯宁是“把鲁道夫、基度山、卡尔·穆尔和罗伯尔·马凯尔（注）的形象都集于一身的无定形的破坏一切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476页）就是说，巴枯宁是一个把骗子、强盗、资产阶级暴发户、复仇主义者、狡诈的奸商的特点集中于一身的大阴谋家、野心家。这些也正是“四人帮”的特点。不管是巴枯宁还是“四人帮”，都是实行同一个反革命原则，即“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打击真正的革命力量，扶植反革命势力。
（注）鲁道夫是欧仁·苏的小说《巴黎的秘密》中的主人公，骗
子；基度山是大仲马的小说《基度山恩仇记》中的主人公，
暴发户、复仇主义者；卡尔·穆尔是席勒的戏剧《强盗》中
的主角，强盗；罗伯尔·马凯尔是法国画家杜米埃画的一个
狡诈奸商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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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人帮”是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军事科学院批判组
臭名昭著的“四人帮”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扣上一顶“分裂中央”的帽子。其实，这伙反革命黑帮才是我党历史上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同一切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头子一样，“四人帮”搞分裂，首先就是同马克思主义搞分裂。长期以来，他们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利用他们控制的宣传工具，大肆散布修正主义的谬论，搞得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横行；他们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方面，彻底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肆意歪曲和篡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他们疯狂地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和破坏毛主席一系列重大决策和指示的贯彻落实；他们甚至公然叫嚷什么毛泽东思想“过时了”，无耻地把那个所谓“春桥思想”吹捧成什么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四个里程碑”。
“四人帮”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他们同马克思主义没有丝毫共同之处。正因为如此，他们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中央和地方领导同志，同广大革命干部和群众，根本没有什么共同的原则，共同的语言，更谈不上保持什么团结和统一。修正主义是分裂主义的政治和思想根源，分裂主义是修正主义在组织上的表现。搞修正主义的必然搞分裂，这是规律。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搞分裂、搞宗派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头子颇有几个。但是，象“四人帮”这样穷凶极恶、肆无忌惮的，确不多见。“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使用了各种阴谋手段，大搞分裂活动。从中央到省市，从地方到军队，从干部到群众，“四人帮”搞分裂的黑手插到哪里，哪里就不得安宁。
在中央：“四人帮”凌驾于毛主席、党中央之上，搞党中之帮。他们背着毛主席、党中央，或召开大会，猖狂攻击敬爱的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或私开黑会，阴谋策划篡党夺权；或以个人名义写信、送材料；或私批文件，擅自处理党政军重大问题。他们私设联络点，指使他们的亲信、爪牙，大整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他们在党内自成体系，向全国发号施令，另搞一套，俨然成了第二个党中央。
在地方：“四人帮”控制的地区、部门和单位，“四人帮”就是中央，中央就是“四人帮”，唯“四人帮”之命是从，根本不把毛主席、党中央放在眼里。对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他们阳奉阴违，甚至公然对抗，完全是独立王国。在“四人帮”还没有控制的地区、部门和单位，他们就千方百计地把黑手插进去，挖出一伙人来，叫嚷什么“踢开党委闹革命”，专门同党委唱对台戏，闹得党委根本无法工作，形同瘫痪，甚至公然煽动成立另一个党委。
对军队，“四人帮”一百个不放心，总是千方百计地把分裂的黑手伸向军队，想把军队搞乱、搞垮。他们派亲信，安钉子，打闷棍，甚至公开煽动要“放火烧荒”，“造军委的反”。他们到处煽风点火，挑拨离间，在军队内部制造分裂。江青今天到这个部队说，你们是“受气军”，“你们要准备和他们干”，明天又到那个单位讲，你们是“没娘的孩子”，“我是来给你们平反的”。他们还鼓吹民兵“改造论”、“万能论”，妄图制造民兵和军队的对立，把民兵变成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
对广大群众和干部，“四人帮”疯狂煽动资产阶级派性，按帮派“划线”，搞层层“站队”，把群众分成什么“造反派”、“保守派”，什么“法家”、“儒家”，什么“抬头看路的”、“埋头拉车的”，什么“反潮流的”、“抓耗子的”。他们恶毒地挑拨新老干部的关系，制造了“党内资产阶级”、“军内资产阶级”的谬论，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敢于抵制和反对他们的老干部，一律打成什么“民主派”、“走资派”、“复辟派”，把翁森鹤、张铁生之类的反革命小丑，封作什么青年的“样板”、“典型”，“反潮流的英雄”。他们挑拨工农兵同知识分子的关系，把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广大知识分子一律骂为“孔老二的徒子徒孙”，甚至当作革命对象。……
毛主席多次批评“四人帮”，告诫他们不要搞宗派，不要搞分裂，他们就是不听。毛主席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他们拒不执行，甚至公然对抗。张春桥就胡说什么：“这么大一个国家，乱一点有好处。”哪里出现了安定团结的局面，革命生产搞得好，他们就说是“死水一潭”，“乱得还不够”；哪里被他们搞得四分五裂，一塌糊涂，他们就兴高采烈地叫嚷“形势大好”。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唯恐天下不乱。他们就是要把无产阶级的天下搞乱，以便乱中夺权，乱中复辟。
马克思主义者历来非常珍视无产阶级和革命队伍的团结。毛主席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团结，看作战胜艰难困苦的无价之宝；把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作为识别香花和毒草的一条重要标准。“四人帮”长期以来，疯狂地进行分裂党、分裂军队、分裂群众和干部队伍的罪恶活动，给我们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他们的所做所为，彻底背叛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违反了全国广大人民的愿望，这就使他们在全国人民当中彻底地孤立起来，走上了必然灭亡的道路。
过去人们总是奇怪：这些打着马列主义旗号的家伙，为什么总是同毛主席唱反调，同全国人民对着干呢？现在清楚了：他们哪里是什么革命者，完全是一伙钻进革命营垒里的“蛀虫”，是一小撮新老反革命组成的黑帮。他们钻进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核心，干着分裂党、破坏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罪恶勾当。这就令人信服地证明：我们党同“四人帮”的斗争，确实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