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列宁病重期间托洛茨基派的反党活动
林基洲
一九二三年，在俄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很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三月，伟大领袖和导师列宁病情进一步恶化，不能视事。托洛茨基派认为时机已到，从这时到第二年一月列宁逝世，托洛茨基派大肆进行篡党夺权的反党活动，以斯大林为首的俄共中央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粉碎了托洛茨基派的阴谋，捍卫了列宁创建的布尔什维克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
列宁是在一九二二年身患重病的。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至一九二三年三月二日，列宁在病情稍有好转的情况下，口授了他的最后几篇文章和几封信。
在这些文件中，列宁批驳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首领和孟什维克关于社会主义在俄国不可能获得胜利的谬论。这些批驳也是针对托洛茨基派的。正是在一九二二年，托洛茨基写道：在一个国家内建立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因为掌握了政权的工人阶级必定会同农民发生敌对的冲突，只有在欧洲最重要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以后，才有可能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列宁批驳说，俄国具备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那就是：无产阶级国家政权，这个政权掌握大生产资料；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工人阶级在这个联盟中的领导作用。
列宁教导全党：在资本主义包围和西方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下，务必保卫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工农联盟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要把俄国发展成为强大的工业国家，增强国防力量，使国家有足够的力量击退世界资产阶级的进攻；要通过合作化道路把分散的农民个体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大生产的公有经济；要不断提高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和生活水平；要不断改善和加强国家政权机关；要特别注意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
列宁告诫全党：党的巩固和团结，特别是它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的团结和稳定，是国家强大、巩固和社会主义取得胜利的保证，务必防止党的分裂。列宁在谈到可能发生这种分裂的因素时，指出了托洛茨基的非布尔什维主义，提到了托洛茨基反中央的阴谋。
托洛茨基自从一九一七年混入布尔什维克党以后，从来没有放弃过他的机会主义观点。列宁曾经说过：“实际上，机会主义者形式上属于工人政党这一情况，丝毫也不能抹杀这样一个事实：机会主义者客观上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队伍，是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列宁选集》第2卷，第653页）托洛茨基正是这样一个钻进共产党内的典型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每当革命的关键时刻，他总是代表资产阶级向列宁、向党、向工人阶级猖狂进攻。
一九二三年初，托洛茨基看到列宁病重，领导全党的工作基本上落到斯大林的肩上，便和他的几个心腹干将密谋策划抢班夺权。托洛茨基造谣说，列宁认为非由他代理列宁不可，列宁要他作“人民委员会主席这一职位的继承人”。为了实现抢班夺权的野心，他们阴谋策划把斯大林等老布尔什维克打下去，用他们的黑话说，就是“粉碎成为官僚主义机构的脊椎骨的斯大林一派”。
二、三月间，托洛茨基派非常活跃。他们利用红军建军五周年的机会，为托洛茨基抢班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他们伪造军史，贬低列宁，突出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派骨干分子拉狄克在《真理报》上发表纪念文章，只字不提列宁和党在建军中的领导作用，无耻地吹捧托洛茨基是“武装劳动人民的旗手”。窃据红军要职的托洛茨基分子，在军队中宣传托洛茨基是什么
“红军的领袖和缔造者”。
托洛茨基在这一片吹捧他的喧闹声中，利令智昏，自以为“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头衔唾手可得了。他飞扬跋扈，要居于党的最重要地位，要行使在领导经济方面独断专行的全权，要在革命军事委员会内享有调兵遣将的特权。党中央拒绝他想独揽大权的无理要求，他就消极怠工，不参加党和政府的工作。他对党的其他领导人傲慢不逊，不予合作，蛮横无理到了极点。
这年三月，列宁的病情恶化。这时，尤其需要党的领导人同心同德，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原则，共同解决当时的一些紧迫的任务：预防国内外反革命势力对苏维埃政权的颠覆活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排挤城乡资本主义成分；消除工业和农业恢复水平不相适应的现象，解决工业品价格上涨和农产品价格下跌的问题，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
托洛茨基派却极力阻挠党解决这些政治和经济问题，干扰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妄图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加深劳动人民的困苦，然后嫁祸于人，煽起人民群众对党的领导的不满情绪，以便他们混水摸鱼，篡党夺权。
在四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之前，托洛茨基在他负责准备的工业提纲中，搬出了反动的“工业专政”口号。这个口号是要工业对农业实行专政，即用榨取农民、使农民破产的办法积累资金，发展工业。这是要改变列宁主张的在工农经济合作的基础上发展工业的社会主义道路，而把党引上通过千百万劳动群众贫穷化来发展工业的资本主义道路。政治局尖锐指出，托洛茨基的主张，在经济上会破坏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在政治上会使工农联盟破裂、无产阶级专政瓦解。中央否决了托洛茨基的反动主张。
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又提议，把工业生产集中到能盈利的工业企业中，关闭那些亏损的工厂，包括具有国防意义的大厂。关闭了工厂，工人的生活怎么办呢？托洛茨基恶狠狠地说：“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要么政府一点工资不发给他们，要发的话，也只发给现在工资的一半，另一半借给国家。”与会代表十分气愤，斥责他不顾国家安危，不管人民死活。大会确定进一步恢复工业的道路，要求扭转工业生产亏损的情况，同时还要降低工业品价格。大会规定了改进工业生产领导方法、实行经济核算、提高工业各部门经济指标的具体纲领。
托洛茨基派端出一些修正主义货色来同列宁主义路线和政策较量，结果遭到党的坚决反对。他们上台执政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代表大会以后，托洛茨基又写文章反对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建设。他在《无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艺术》一文中，歪曲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职能的论述，把无产阶级专政说成只是破坏旧制度的工具，而不是建设新制度的工具。在九月写的文章中，他教唆青年空谈“世界革命”的高调，不去积极建设社会主义。托洛茨基就是这样歪曲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把革命同经济建设对立起来。
在俄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托洛茨基见到列宁病情加重、国内发生经济困难、德国和保加利亚革命相继失败，认为篡党夺权的时机已到，急忙赶回莫斯科，网罗一批反党分子，策划向党发起新的进攻，妄图改变党的总路线，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建立托派的天下。经过一番筹划谋算之后，托洛茨基首先发难，他以给中央写信的形式向中央挑战。他的党徒们随后紧紧跟上，向中央递交“四十六人声明”。这个信件和声明是托洛茨基派彻头彻尾反党反列宁主义的政治纲领。他们用露骨的反动语言，叫喊列宁建立的禁止派别集团的党内制度“是完全不能容忍的”，谩骂中央“以特殊的官僚组成的机关代替党”，要求改组党的机关。他们夸大经济困难，散布惊慌情绪，危言耸听地说党“会有在日益迫近的严重事变面前根本不能应付的危险”。他们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列宁和党中央。可是，除了恶毒的攻击，他们没有提出任何改进工业和农业、改进商品流转、改善人民生活的具体建议。
政治局决定在中央内部讨论他们提出的问题。托洛茨基派却无视党的纪律，私自向各地分送他们的反党材料，强迫党进行争论。党中央跟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严肃批评他们任意践踏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严重违反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十二月五日，政治局和中央监委主席团一致通过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这个决议肯定了党的正确政治路线，提出了活跃党的工作、加强党的队伍的统一、提高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的威信的措施，并指出党内民主“绝不是以派别集团的自由为前提，派别集团对于执政党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们总是引起政府和整个国家机关的分裂或瓦解”。托洛茨基理屈词穷，不得不在表面上举手赞成这个决议。
但是，十二月七日《真理报》上公布了党中央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后，第二天，托洛茨基就指使他的党徒在莫斯科的党组织中散发他所炮制的反党文章《新方针》。十一日，这篇文章在《真理报》上发表，托洛茨基派倾巢出动，四处游说。于是，一场空前激烈的争论在全党展开了。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托洛茨基“解释”他的“新方针”的两篇文章见报。托洛茨基派把这三篇反动文章印发全国。托洛茨基派的这一次进攻，其势汹汹，杀气腾腾。
托洛茨基清楚地知道，以斯大林为首的一批老布尔什维克是他篡党夺权的主要障碍，只要这些老干部领导着各级党的机关，他就休想改变党的列宁主义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所以，他在《新方针》中集中火力恶毒攻击党的革命老干部和党的机关。他把党和党的机关对立起来，提出“党要使自己的机关服从党”的口号。这就是要按照他的篡党要求，改组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机关。他把青年和老干部对立起来，诽谤老干部正在蜕化，奉承青年（特别是大学生）是“党的最可靠的晴雨表”，鼓动青年“为自己的见解奋斗”。他这样做，就是唆使青年去打倒一大批坚持列宁主义路线的领导干部。
托洛茨基派把主要力量聚集到莫斯科，妄图把莫斯科党组织变成他们的第二个党中央。托洛茨基在《新方针》中得意扬扬地写道，莫斯科担负了发起改变党的方针的重任。他们在莫斯科建立了托洛茨基派的常务委员会，召开派别集团的会议，拟订他们篡党得逞以后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名单。
托洛茨基派利用他们在军队中窃据的主要领导职务，妄图把军队拉过去，支持他们篡党夺权。他们通过窃据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托派分子，煽动高等军事院校和部队的党组织反对党中央。他还背着中央向部队党组织发出一道通令，要把在军队中贯彻党的路线的各级政治部变为文化教育机关，使军队摆脱党的领导。党中央发觉后，采取果断措施，撤销了这个家伙的职务，收回了那个用心险恶的通令。
托洛茨基派还通过他们在新闻界的亲信在中央和地方的党报上歪曲报道党内争论的情况和性质，影响社会舆论。《真理报》的党内生活部的正副主任扣压反对托洛茨基派的文章。
托洛茨基派哪里是搞什么党内争论，分明是在策划一场右派政变。
对于他们的倒行逆施，人民群众异常愤慨，国内外阶级敌人则雀跃欢呼。反革命右派孟什维克报纸编辑著文褒奖托洛茨基派说：“我们要感谢它，因为它给俄国共产党以精神上和组织上的严重打击。我们要感谢它，因为它的工作帮助了所有那些认为推翻苏维埃政权是社会主义政党的任务的人。”
一九二四年一月，俄共举行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会议讨论了党的建设问题、经济政策的当前任务问题和国际形势问题。托洛茨基派又跳出来，在一切基本问题上反对党的政策，坚持他们的已被驳得体无完肤的反动政纲。与会代表痛斥了他们的一切反革命修正主义主张。托洛茨基派只得到了可怜的三个支持者。托洛茨基派惨败了。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的伟大领袖列宁逝世了。以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决心继承列宁的遗志，高举马列主义旗帜，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沿着列宁指引的道路，向前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托洛茨基派不甘心失败，又在酝酿向党发起新的进攻。
回顾苏联托洛茨基派在一九二三年这一年中反党篡权活动的史实，我们不难看出：王张江姚“四人帮”一九七六年在我国进行的篡党夺权活动，在很多方面就是托洛茨基匪帮的故伎重演。在本质上，“四人帮”和托洛茨基匪帮没有什么不同，他们都是穷凶极恶的野心家，祸国殃民的害人虫，不择手段的阴谋家，彻头彻尾的反革命。这两个黑帮在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伟大领袖逝世前后，走的是同样的阴谋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道路，遭到的也是同样的人心丧尽、完全破产的可耻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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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海洋科学工作在斗争中前进
国家海洋局批判组
我国的海洋科学工作，是一项年轻的事业。新中国成立二十多年来，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对海洋事业的发展极为关怀。周总理多次了解海洋局的工作情况，对一些重大科研项目和工程，亲自作了指示。我国第一艘万吨远洋科学考察船就是周总理亲自批准建造的。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海洋战线的广大干部、工人和科技人员，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们遵照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对辽阔的海域进行了综合和专业调查，获得了大量的水文、气象、化学、生物、地质、地貌等方面的宝贵资料，为国防和国民经济建设做出了贡献。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出于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狼子野心，长期以来，利用手中的权力，对海洋事业竭力干扰和破坏。一九六七年，伟大领袖毛主席根据我国国防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批准了建造万吨级远洋调查船“向阳红十号”。周总理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视这项工作，并作了具体安排。王张江姚这伙反革命两面派，暗中指使他们在上海的余党，千方百计进行阻挠，使工程迟迟不能落实。叛徒、卖国贼林彪摔死以后，他们别有用心地造谣说：“这是林彪搞的黑工程”，妄图一刀砍掉，把矛头直接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周总理同“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明确指出：“这项工程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决不能砍！”并指示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督促落实，有力地戳穿了“四人帮”的阴谋。“四人帮”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见砍不掉，便采取拖的办法，指使他们在上海的余党，在设计方案上百般阻挠和破坏，搞得设计工作无法进行。还对工人、干部、科技人员组成的“三结合”设计小组，实行恶霸作风，凡不听从他们指挥的，就排斥打击，先后把十多名有经验的老工人赶出设计小组。当设计人员冲破他们设置的重重障碍，拟出方案时，“四人帮”在上海的那个余党气急败坏，恶狠狠地攻击这个方案“贪大求洋”、“走刘少奇复旧的老路”，棍子帽子一齐来，弄得设计人员无所适从，方案一直定不了。后来，由于国务院领导同志和有关部委的一再催促，才被迫上马。在建造过程中，他们继续从中破坏，致使该项工程拖延达数年之久，严重地影响了我国远洋调查工作的开展。
“四人帮”反对发展我国海洋事业的罪行，是多方面的。海洋事业的发展，需要在上海修建码头。可是，王洪文在上海的一个心腹却狗胆包天地叫嚣，国务院批准修建码头的文件“不算数”，竟然把文件当作废纸扔掉。海洋事业的发展，需要建造一些中型综合调查船，国务院有关部委已将任务下达，王洪文却背着党中央在上海开了个黑会，以要造大船为幌子，硬是把这个项目取消了。总之，在这伙帮霸的眼里，凡是不符合他们的帮计划、帮利益，不管是中央批准的工程，还是国家计划的项目，一概“不算数”，统统可以否定，真是猖狂到了极点。
为了发展我国的海洋事业，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海洋霸权主义，中央早就指示要大力开展远洋科学考察工作。海洋战线上的广大工人、干部和科技人员，从各方面积极地投入了远洋考察的准备工作。一九七六年初，海洋局正式向中央写了进行首次远洋科学考察的请示报告，华国锋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非常重视，及时圈阅。张春桥这个地地道道的洋奴才，对这个报告却拒不圈阅。中央领导同志识破了张春桥的诡计，直接报告毛主席。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海洋事业非常关怀，在病中亲自批准了首次远洋调查报告，给“四人帮”以迎头痛击，彻底粉碎了他们的罪恶阴谋。喜讯传来，海洋战线的广大干部、群众，欢欣鼓舞，斗志昂扬。担负远洋考察任务的“向阳红五号”和“向阳红十一号”的同志们，更是激情满怀，决心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争光，为社会主义祖国争光。他们以“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英雄气概，在浩瀚的太平洋上，与天斗，与海斗，与帝修反斗，获得了大量的、多学科的第一手资料，圆满地完成了毛主席、党中央交给的任务，使我国海洋科学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四人帮”的威风。
打倒“四人帮”，海洋科学工作要大上。海洋战士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坚决贯彻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狠揭猛批“四人帮”，奋发图强，大干苦干，加速发展我国的海洋事业，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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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批“条条专政”的阴谋
在去年夏天“四人帮”反党集团刮起的批判所谓“条条专政”的黑风中，辽阳石油化学纤维总厂的基建工程被诬蔑为“条条专政”的典型，受到种种指责和攻击。
“辽化”是我国一个大型的石油化工基地，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亲自批准的工程项目，也是国家基本建设重点工程之一。这项工程开工之前，国务院领导同志和有关部、委就强调辽宁省要加强对工程建设的领导，要选派得力的干部具体负责，要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要求辽宁省动员人力物力参加会战，要求参加施工的基建工程兵部队服从地方党委的一元化领导。在建厂过程中，基建工程兵部队的施工方案、施工计划，是在以当地干部为主组成的建厂指挥部领导下安排的，施工情况是分月、季、年向指挥部报告的，遇到问题及时向指挥部请示汇报。部队指战员和广大工人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克服种种困难，千方百计地争取完成施工计划。但是，“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却借口“辽宁省重点工程多，没有力量顾及‘辽化’”，对国务院的指示阳奉阴违，拒不执行。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使本来能顺利进行的工程计划，一度完成得不好。一九七五年七月，经毛主席批准的一份中共中央的文件中，曾明确指出了“辽化”存在的问题。“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在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辽化”的问题“主要责任在我们”，“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他们被迫从辽宁各地调来了基建队伍，同基建工程兵部队一起分头包建“辽化”的各项工程。
但是，在“辽化”建设中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施工生产突飞猛进的时候，“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却突然叫嚷起“辽化”工程是“条条专政”的典型。在一九七六年七月国务院召开的一个座谈会之前，“四人帮”一伙密谋策划，指令辽宁的一些人对所谓“条条专政”，“要作系统的准备”，“尽快搞出材料”，到会上“攻一攻”。“四人帮”在辽宁的亲信采用颠倒黑白，嫁祸于人的手法，把“辽化”等所谓“条条专政”的黑材料，当作“重型炮弹”带到会上，肆无忌惮地攻击华国锋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华国锋同志及时识破了“四人帮”的阴谋，打退了他们的进攻。但是，“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并不罢休，会后又利用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抛出所谓辽阳石油化学纤维总厂工程建设调查，明目张胆地把由于他们干扰破坏，造成“辽化”工程一度进展缓慢的状况，说成是“条条专政”的恶果；把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解决了“辽化”问题，推动施工生产的飞速发展，说成是他们造了“条条专政”的反，冲破了“条条专政”的禁锢，继续把矛头指向国务院的领导同志。
手段的卑鄙正好证明目的的卑鄙。“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那个死党为什么把自己标榜成反“条条专政”的英雄？为什么偏偏在去年夏天国务院召开的座谈会前后，紧锣密鼓地刮起所谓批“条条专政”的黑风？今天已经真相大白了。他们就是借批判“条条专政”之名，行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之实。
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指出：“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那个死党把中央的统一领导统统说成是“条条专政”，他们的目的就是要造成国民经济的无政府和无计划状态，把社会主义建设搞乱，把国民经济搞垮，以便他们篡党夺权。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