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姚文元为什么反对唯物主义？
武汉大学批判组
一
姚文元在一篇文章中，居然给“存在第一、思维第二，客观第一、主观第二”这个观点，扣上许多大帽子，什么“歪曲辩证唯物主义”，什么“完全抹杀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什么“完全抹杀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飞跃”等等，最后竟下了结论，说它是“反动的形而上学”。
说“存在第一、思维第二，客观第一、主观第二”这个观点是“反动的形而上学”，这是哪一家的“马克思主义”？
有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存在第一、思维第二，客观第一、主观第二，这是唯物主义最根本的原理。无论是朴素的唯物主义、机械的唯物主义或辩证的唯物主义，都是以承认这个根本原理为前提的。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第二章中，专门阐述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存在和思维、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哲学家按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分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不止一次地提到恩格斯的这个思想：“两个派别之间的基本差别就在于：在唯物主义者看来，自然界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在唯心主义者看来则相反。”（《列宁选集》第2卷第27页）正因为当时的经验批判主义者反对唯物主义的这个根本原理，把主观的感觉说成是第一性的，所以列宁说他们是唯心主义者。
姚文元污蔑“存在第一，思维第二”这个原理是“反动的形而上学”，这只能说明他所反对的不是什么形而上学，而是唯物主义。姚文元借口反对形而上学，把存在第一、思维第二这个原理也反对掉，就象恩格斯在批评费尔巴哈时说过的：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时，丢掉了它的合理内核——辩证法；如同在泼洗澡水的时候，把盆里的孩子也倒掉了。费尔巴哈丢掉了辩证法，只能成为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者；姚文元反对唯物主义，就必然成为唯心主义者。
辩证唯物主义当然要反对形而上学。它认为存在和思维是一对矛盾，不但承认存在的决定作用，而且承认思维的反作用。但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这种辩证观点，是建立在存在第一这个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上的。如果离开了这个原理，去讲什么思维的反作用，那就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而是主观唯心主义了。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知识，姚文元是完全抛弃不顾的。他只会抡起大棒打人，竟然胡说“存在第一、思维第二”这个唯物主义原理是“完全抹杀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完全抹杀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飞跃”。
试问姚文元：不承认存在第一、思维第二，还能谈什么主观能动作用，还能有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飞跃吗？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辩证唯物主义作出的新的概括。毛主席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一文中作出这个科学概括时，一开始就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毛主席在这里讲的，是对姚文元鼓吹的唯心主义的最深刻、最有力的批判。离开了存在第一，讲什么精神变物质，讲什么主观能动性，就只能是唯心主义的胡言乱语，只能是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只能是“四人帮”的反革命活动。
二
姚文元为什么要反对唯物主义呢？这个问题必须联系我国阶级斗争和哲学斗争的形势来考察。
马克思主义总是在斗争中发展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一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既承认存在第一、意识第二，又重视意识的反作用，强调革命的主观能动性，从而领导我们在革命和建设中不断取得胜利。资产阶级，特别是他们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在政治上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哲学上就要反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他们都是打着“维护辩证唯物主义”的旗号来攻击辩证唯物主义，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割裂开来，只讲一方面，否定另一方面。有的人只讲存在第一、意识第二，反对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有的人夸大主观能动作用，根本否定存在第一、意识第二。
杨献珍是前一种人的代表。正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高潮的时候，他挑起了一场关于思维和存在同一性问题的论战。他根本反对存在和思维的辩证同一性，反对二者可以互相转化，否定意识的反作用，攻击革命的群众运动是“主观唯心主义”。杨献珍的这种谬论是为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服务的。毛主席提出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学说，粉碎了刘少奇、杨献珍的谬论，捍卫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
阶级敌人又从另一方面来进攻。他们故意夸大主观能动性，把它推到荒谬的程度，根本否定存在第一的原理。林彪、陈伯达宣扬的“天才论”就是这种货色。他们主张英雄创造历史，认为人的知识才能是先天就有的，并不是存在的反映。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指出，我们只能站在唯物主义反映论的立场上反对唯心主义先验论，揭穿了林彪、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
“四人帮”和林彪、陈伯达原来就是一丘之貉。当初，“四人帮”和林、陈一起宣扬
“天才论”；批判“天才论”以后，他们只是变换手法，继续宣扬唯心主义谬论。“四人帮”自比为“奇峰”，自封为“权威”、“第四个里程碑”。他们攻击唯物主义，也正因为他们是主张思维第一、存在第二的。他们根本不顾客观实际如何，任意胡说八道。他们可以根本不要物质基础，反对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而空谈什么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空谈什么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经验是主观认识客观的开始，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总是十分重视经验的，“四人帮”却把有经验的干部统统扣上“经验主义”的帽子，说他们是“大敌”、“帮凶”。“四人帮”要以批判经验主义为纲，胡说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他们把我党领导民主革命的经验、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一概否定，认为只有他们那种“打倒一切”的反革命经验才有用。“四人帮”为了结帮篡党，把他们的喽罗塞进各级领导岗位，大批特批“阶梯论”，大搞“双突”，有的毫无实际经验的小学生也被他们捧上了天。这不是宣扬“天才论”，宣扬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又是什么呢？
“四人帮”不仅在认识论上把意识的作用夸大到决定的地位，而且还把这种谬论推广到社会历史领域。在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对矛盾中，他们把生产关系的作用夸大到极端，根本否认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对矛盾中，他们把上层建筑的作用夸大到极端，根本否认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在群众和个人这对矛盾中，他们把个人的作用夸大到极端，根本否认人民群众的决定作用。“四人帮”大搞形而上学，就是要用历史唯心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
所以，姚文元攻击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说“存在第一、思维第二，客观第一、主观第二”是“反动的形而上学”，决不是他偶然的失言，而是“四人帮”唯心主义世界观的一次真实暴露。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从哲学战线上讲，就是要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彻底批判他们的反革命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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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分钟也不向党交白卷”
工人阶级要大干社会主义，“四人帮”就千方百计地进行捣乱。一九七四年初，就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生产出现新高潮的时候，一股“停产闹革命”的邪风刮到了石家庄，什么“不为错误路线生产”，“踢开绊脚石，杀上社会干革命”，“干劲越大，贡献越多，资本主义复辟越快”等等谬论一拥而来。但是，石家庄国棉二厂的职工就是不吃“四人帮”那一套。该厂党委书记代表党委在全厂职工大会上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坚持业余闹革命，我们工人阶级决不能停工停产，坐吃社会主义！”布场挡车工田益兰提出：“我们要象大庆工人那样大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车一分钟也不能停。”筒捻车间老工人李志文说：“光吃不干就是倒退复辟，我们工人决不向那个交白卷的‘英雄’学习。我们要大干社会主义，一分钟也不向党交白卷。”
这个工厂的广大职工，用实际行动实践着自己的战斗口号。田益兰平时看三十二台布机，工作需要时，她一个人就看六十多台。李志文下了早班又上中班，连续奋战十几个小时。为了使姐妹们早一分钟开车，她每天都提前半个小时进车间，为大家准备好纱管。她每天超产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完成生产计划。这个工厂的工人同志们真正做到了“一分钟也不向党交白卷”。
（摘自《河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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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工人阶级的回答
樊庆荣
照“四人帮”看来，对社会主义交“白卷”的人就是“反潮流的英雄”，不消说，大干社会主义自然是一桩罪过了。“四人帮”一伙吃着农民种的粮食，穿着工人做的衣服，躲在阴暗的角落，散布种种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生产的谬论。人们不禁要问：莫非他们是一伙“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仔细一查，不对了，他们是一小撮肆意挥霍社会主义财富的“蛀虫”。按照这伙“蛀虫”的观点，似乎大家都不生产，专吃社会主义，这才算得上“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响当当的反潮流英雄”，你说怪也不怪！
对于人民不能须臾离开的吃饭穿衣问题，“四人帮”及其“白卷英雄”们当然是不屑过问的。他们所关心的是怎样把我们的社会主义江山搞乱，以便乘机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为了这个罪恶目的，他们大造反革命舆论，豢养一批“白卷英雄”之类的打手，用以打人。在“四人帮”的导演和纵容下，这些家伙象疯狗一样到处咬人，到处散布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种种谬论。
对“四人帮”以及所谓“白卷英雄”们的反革命喧嚣，石家庄国棉二厂的工人就是不买他们的账，不吃他们那一套。许多人一眼看穿了“四人帮”的阴谋诡计，以实际行动给予坚决反击。
石家庄国棉二厂的职工怀着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万分愤慨，怀着对社会主义祖国的无比热爱，在“四害”横行的时候，敢于顶逆风，战恶浪，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大干社会主义。这种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是极其可贵的。
“一分钟也不向党交白卷。”“社会主义的车一分钟也不能停。”听吧，这就是工人阶级向党、向人民所作的庄严保证，这就是工人阶级对“四人帮”一伙鼓吹“白卷英雄”所作的有力回答。她们的话说得何等好啊！这豪迈的口号，这战斗的誓言，就是对“四人帮”的严正批判，是对这一伙一不会做工，二不会种田，三不会打仗，只会吃社会主义，挖社会主义墙脚的“蛀虫”们的坚决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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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法家学说的历史演变
——介绍《历史研究》发表的一篇文章
《历史研究》一九七六年第六期刊登吴江写的《法家学说的历史演变》，从历史上对法家学说和儒法斗争问题作了考察，驳斥了“四人帮”所谓“二千多年前的儒法斗争一直继续到现在”的谬论及其他诡辩。下面是这篇文章的内容介绍。
研究儒法斗争是清理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环节之一。阐明地主阶级专政的理论和方法的法家学说，在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斗争中起过进步的历史作用。它的法治学说，主张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制，提倡功利和富国强兵，以及厚今薄古的历史观，对后世仍发生某种影响。
儒法两家学说都是剥削阶级的东西，当两个剥削阶级处于互相斗争的时期，儒法是对立的，但这种对立中又有共同点。汉王朝巩固地主阶级专政以后，两家学说逐渐合流于同一封建思想体系中，各自经历着适应于地主阶级统治需要的改造，它们都不复是原来的面目了。先秦时期的儒法对立，是代表着两种剥削制度的对立，汉以后，儒法变成了不过是同一封建统治者手里为了维持和巩固其统治，按照情况运用的两种互相配合的统治思想和方法，法家作为政治学派渐归消灭，法家学说的革命精神最终丧失。这时主要是儒法一致，而不是儒法对立；但另一方面，儒法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远非根本的意义上）仍反映着地主阶级内部的某些矛盾。
长期封建社会中，儒学占统治地位，儒法相辅为用。法家学说或“法治”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加强封建统治继续发挥作用：一、用法家所擅长的“集势”（集中权力于君主之手）、“任法”（用严刑峻法治民）、“用术”（讲究统治方术和阴谋权术）等项方法，以加强君主专制统治。二、用法家的中央集权学说，维持“皇权”和国家统一，在某种程度上反对割据和豪强兼并，调整地主阶级内部某些矛盾；也力图用某种改良方法缓和农民对地主阶级的反抗，这主要是为维持整个地主阶级的统治和修补封建剥削制度着想，所谓“法家爱人民”是毫无根据的。这里，某些崇法人物的改良主张，对农民来说，不过是以新的绳索代替旧的绳索。损豪强，益朝廷，防“民变”——这就是王安石、柳宗元等地主阶级改革家们所提出的政治主张的一个重要内容。三、用法家所主张的霸术（实力政治）和严刑峻法，治乱世，行“拨乱之政”，如曹操等。曹操主张，“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但是“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所以最后还是归结到儒家的“礼治”。四、在思想领域内，一些封建思想家（多数也是尊儒，但被儒家正宗目为异端，如李贽等），常常用肯定或赞扬先秦法家或后世崇法人物的学说和事业的办法，来攻击儒家“正宗”特别是宋明理学。这里，主要仍是反映地主阶级内部的利害矛盾。总的说，在封建时代，法学的地位和作用仍不容忽视，但完全不是什么先秦儒法斗争的继续。作为封建统治的政治精神支柱，儒法两者表现在施政上尽管某些作法不同，但这种不同，对维持封建统治来说，正是互相配合的；其在一些危机领域（如豪强割据威胁皇室）特别是思想领域所表现出来的矛盾，也和先秦儒法的交锋在性质上完全不同。
法家学说在近代现代的影响尤其值得分析。中国资产阶级思想家生来软弱，要从事变革，但造不出自己的理论，只好一方面向西方抄袭，一面向古人求援。他们召唤古代法家的亡魂，是为了用改良代替革命。严复、梁启超等为此甚至给古代法家（荀子、商鞅、 管仲等）披上进化论和近代君主立宪的服装。曾经是
“有学问的革命家”的章太炎，在他“渐入颓唐”、主张尊孔读经之后，仍不忘“厉精法治”，初寄希望于袁世凯，后寄希望于蒋介石。章太炎、梁启超辈活动的后期，共产主义已磅礴于世界，阔步于中国。他们于西学则抬出所谓“民治主义”，于中学则抬出所谓“法治主义”，来与共产主义相抗衡，以防止“赤祸”的蔓延。这是中国资产阶级改良家们召唤古代法家的一层深意，我们不可不察。
中国的法西斯理论，在立论时，既援引儒，又援引法。蒋介石是依靠孔孟之道来建立他的法西斯理论的，但又提倡“法治立国”。《中国之命运》一书就有专节讲“崇尚法治”。这方面他引国家主义派（后变为青年党）为鹰犬。国家主义派（陈启天、常燕生等人）著书立说，阐述所谓“新法家思想”，认为只有“法家思想的复兴”，才是“中国的起死回生之道”。蒋介石赞扬号称崇法人物张居正（明朝），接过他的“欲攘外者必先安内”的主张，用于“剿共”的反革命需要。蒋介石更特别赞扬屠杀太平天国的刽子手曾国藩。曾国藩以程朱为依归，被称为清代大儒，但他“出办团练军务，又变而为申韩”。曾国藩的“好申韩”，无非是以申韩法术来效忠于清王朝，以血腥手段镇压太平军。在曾国藩的僚属中，就有那么一批号称“崇尚申韩”的人物，认为太平天国的兴起是因为清政府“失于仁柔好儒”，因而酿成“法敝民玩”所造成的。
法家学说在近代资产阶级活动上所表现出的一些影响，虽然也从侧面反映出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主要是早期）互相间的某些矛盾，但大体上是儒法并用或交替使用，以服务于新剥削制度。越到后来，特别到了蒋介石王朝，实行法西斯，儒法并用以镇压人民，这种情形就越加显著。
不能说这是法家学说在近代所遭遇的厄运。归根到底，它是这一学说本身的性质和内容决定的：法家学说既是剥削阶级的东西，其糟粕当然易于被各种剥削者所利用。
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表演儒法矛盾、召唤法家亡魂这幕历史剧最后终场了，开始了另一幕新的壮阔的历史剧：无产阶级思想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不妥协的决战。但这不是说不要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法家和法家学说在历史上曾经起过进步作用，这个学说中所包含的、我们应当特别加以注意的东西，是它的朴素唯物论倾向和厚今薄古的历史观。但即使对于这个精华部分，我们也必须指出其不科学的地方，其历史观仍是唯心的、形而上学的。
研究先秦时期儒法斗争问题，也研究秦汉以后封建思想体系中儒法两家学说关系的变迁，将使我们更好地懂得古代阶级斗争（包括思想斗争）的情况和变化，更好地总结先秦诸子百家这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并且在批判某种复古倒退思想方面取得某些借鉴。但是，马克思主义者肯定法家和法家学说在历史上应有的地位，并不需要使自己成为“尊法派”，正好象我们肯定资产阶级在十七、十八世纪革命史上的地位，并不需要使自己成为“尊资派”一样。
被“四人帮”一度控制的某些报刊杂志，对法家和法家学说，曾经超出一定的历史范围，刮起一阵颂扬之风。他们公然对封建主义的“势治”和“法治”，加以种种溢美之辞，实际上把它说成同无产阶级政治一样，甚至优越于无产阶级政治。他们对封建阶级为了维持其专制统治的一整套方术和阴谋权术，也加以肯定和颂扬，为他们在党内开设“钢铁工厂”、“帽子工厂”和“阴谋公司”制造舆论，以彻底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和优良作风。在他们笔下，法家学说的“革命精神”绵绵不绝，什么民主主义，什么共产主义，都成为多余的了。资产阶级思想家还只替法家披上进化论和近代君主立宪的服装。“四人帮”的御用文人则替法家披上了现代化的“革命路线”甚至马列主义的外衣，招摇过市。总而言之，“四人帮”企图使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遭受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歪曲和修正，公然以地主阶级专政的学说来修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这是一种严重的颂古非今、复古倒退的思潮，必须彻底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