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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渔业生产尽快搞上去
全国水产会议代表狠批“四人帮”，决心深入开展渔业学大寨、学大庆运动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八日讯 在农林部召开的全国林业、水产会议上，来自全国各地参加水产会议的五百多名代表，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陈永贵副总理的报告，学习了中央关于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的通知等有关文件，联系实际，深揭狠批“四人帮”干扰破坏水产事业的反革命罪行；交流了渔业学大寨、学大庆群众运动的新鲜经验。代表们心情舒畅，斗志昂扬，决心紧跟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损失尽快夺回来，把渔业生产尽快搞上去。
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特别是一九七一年华国锋同志亲自主持召开重点省、市、自治区水产工作会议以来，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周总理和华主席的亲切关怀下，我国水产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广大干部和渔工、渔民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增强了同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斗争的自觉性，“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涌现出一批先进单位，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茁壮成长。沿海百万渔工、渔民坚持劳武结合，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常年战斗在海上，为革命捕鱼。海水、淡水养殖面积扩大，品种增加。渔业机械化水平迅速提高，修造船工业、渔港码头及冷藏加工等后方配套建设也加快了步伐。全国水产品产量逐年增长。打倒“四人帮”，全国人民喜洋洋，水产战线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
但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我国渔业生产、建设上存在不少问题，水产品的增长还远远不能适应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上海海洋渔业公司的代表揭露说，“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把黑手直接插进我们公司，他们跑来“蹲点”，作黑报告，煽动派性，制造分裂，密谋撤换一大批干部，篡夺公司的领导权，破坏革命，破坏生产，使我们这个本来比较好的公司虽然设备年年增，产量却连年减。就这样，“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还说假话，报谎情，把公司说成是上海市的先进单位，“四人帮”真是祸国殃民。
会上，代表们认真讨论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深入开展渔业学大寨、学大庆运动的问题。代表们一致认为，大寨、大庆是毛主席亲自树立、周总理亲手培育的两面红旗。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工业学大庆、普及大庆式企业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是实现华主席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重要环节。我们渔业也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大寨、大庆的道路，学习大寨、大庆的根本经验，认真贯彻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和中央关于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通知的精神，迅速掀起渔业学大寨、学大庆群众运动的新高潮。
不少单位在大会上介绍了坚持同“四人帮”斗争，深入开展学大寨、学大庆运动的经验。辽宁省长海县獐子公社，十多年来学大寨迈大步，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建立起一套支部建在船队、活动在海上的政治工作制度。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现了渔船动力化，办起了船厂，进行了渔港码头建设，产量十年增加五倍。湖南省湘阴县东湖渔场，遵照华主席的指示：“要发扬场小志气大，人少贡献多的革命精神”，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以养鱼为主，多种经营，全面发展，艰苦创业，越办越兴旺，对国家的贡献越来越大，平均每个职工产鱼五千二百斤。山东省烟台海洋渔业公司，认真贯彻“鞍钢宪法”，深入开展学大庆运动，抓典型，带一般，建设起一支在海上敢斗、敢闯的渔工队伍，坚持以捕捞生产为中心，不断改善经营管理，做到机关工作“三面向，五到船”，革命、生产取得了优异成绩，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创造了全国水产捕捞企业的最高水平。
到会的代表们说，这些先进单位是我们渔业学大寨、学大庆的好榜样，我们要“学大寨，赶獐子、赶东湖”，“学大庆，赶烟渔”，推动渔业学大寨、学大庆运动深入发展，尽快地把渔业社队和水产企业建设成大寨、大庆式的先进单位。
代表们指出：我国发展渔业的自然条件十分优越。怎样才能大干快上？关键在于加强党对渔业工作的领导。参加会议的各级负责同志表示，回去后要把渔业列入党委议事日程，要有负责同志主管或分管渔业。在精简机构的原则下，建立必要的水产管理机构和科研机构，做到层层有人抓，事事有人管。全面贯彻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的方针。要明确渔区以渔为主；半农半渔区农渔并举；以农为主的地区，也要充分利用水产资源，积极发展渔业。要在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运动中把渔业列入统一规划，按照建设大寨县的六条标准，在生产建设上做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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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安徽省宿县地区发现大煤田
这个煤田的储量相当于淮北现有矿井总储量的三倍以上
据新华社合肥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七日电 安徽省宿县地区最近发现一个储量丰富的煤田——临涣煤田。据初步探明，这个煤田的储量相当于淮北现有矿井总储量的三倍以上，而且煤质优良，煤种齐全，是发展冶金、动力和化工工业不可缺少的煤种，为华东地区发展工业提供了好的物质条件。
临涣煤田的总体设计已经完成。目前，建设矿井的工作已经展开，中共安徽省委和淮北市委成立了煤田开发指挥部，承担这个煤田基建任务的建设大军已开赴工地，数千吨材料、上千台设备已经运到施工现场。
临涣煤田是由安徽省地质勘探公司第三勘探队和物探测量队负责勘探的。这两个队的职工认真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在“四人帮”散布什么“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等反动谬论的时刻，他们仍然坚持以大庆工人为榜样，顶着黑风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加紧勘探。第三勘探队为了早日拿出精确的地质报告，不管是严冬酷暑，经常争分夺秒地大干苦干。去年八月，这个队遭受到一次特大暴风雨的侵袭，三个工区的钻塔刮倒了五台，四十多间临时建筑也被狂风刮倒。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们仍然坚守岗位，很快重新竖起了钻塔，修复了房子，保证生产正常进行。他们还排除“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始终坚持执行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各项合理的规章制度。队党委经常发动群众总结经验，开展安全检查活动，使各项工作进行得既快又安全，勘探质量不断提高。
在勘探过程中，第三勘探队和物探测量队的干部、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采用了物理勘探和钻探相结合的综合勘探法，积极采用一些新的勘探技术，从发现煤田到普查、详查、精查，都达到了精度高、速度快、投资省的效果，勘探进度和报告质量都有很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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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建成处理炼油污水新装置
新华社长沙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七日电 我国自己设计、制造的处理炼油污水的第一套大型活性炭吸附净化装置，最近在湖南省长岭炼油厂建成投产。使用的结果证明效果良好。这套净化装置，就是将经过隔油、浮选、生物化学处理过的炼油污水，再经过砂滤和活性炭吸附的方法，进一步清除水中的石油和其它有害物质，使水的净化程度达到地面水标准。这套装置每小时可以处理污水六百吨。安装这套装置后，长岭炼油厂经过净化的水就不再排入江河，而是输送给炼油装置循环使用，这不仅为炼油生产开辟了第二水源，而且为炼油厂进一步消除了污染，保护了环境。
长岭炼油厂建在洞庭湖区。党中央、国务院对这个鱼米之乡的环境保护十分关怀。一九七三年，敬爱的周总理曾派专人到这个厂了解“三废”的污染情况；同时，华国锋同志也对这个厂的污水处理问题作了重要指示。厂党委坚决贯彻执行这些重要指示，十分重视治理“三废”，搞好综合利用。他们立即采取措施，当年就充实完善了污水处理场，使污水达到了向江河排放的标准。后来又在抚顺石油研究所等单位的协助下，继续进行活性炭吸附新工艺的试验研究工作，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基本研究成功。
在建设这套装置过程中，厂党委带领职工顶住“四人帮”刮起的阵阵妖风，大搞群众运动，解决了施工中遇到的各种难题，只用两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原来需要一年以上才能完成的基建任务，并且很快就将这套装置交付使用。
目前，长岭炼油厂以深揭猛批“四人帮”为动力，进一步总结经验，以便使这套污水处理装置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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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究竟谁在搞复辟
——戳穿“四人帮”制造“王亚卓事件”的阴谋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批判组
一九七四年二月，正当全国各族人民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积极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时候，“四人帮”利用手中控制的舆论工具，突然在报上公开点名批判王亚卓同志，把他打成“资产阶级复辟势力”。人们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三年过去了，如今终于找到了答案：这是“四人帮”借批林批孔之名，行篡党夺权之实的一个阴谋。
事情起因于一个小学生的信和日记。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四人帮”通过《人民日报》，利用《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把这小孩子同老师之间的某些分歧，无限上纲，肆意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颠倒敌我关系，在反“师道尊严”的幌子下，把老师当作“孔老二的徒子徒孙”来批判，妄图迫害广大教师，破坏教育革命，搞乱教育战线。他们的这种卑劣行径，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广大群众的抵制和反对。当时，战斗在内蒙古生产建设部队的王亚卓同志，为了捍卫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给那个小学生写了一封信。
王亚卓同志的这封信，认为反潮流首先要认识潮流，只有“真正的能认识潮流，敢反潮流的”才应支持，徒具反潮流之名而对潮流毫无认识的，“还不能取得群众支持的资格”。指出这个小学生的信和日记，“关键是矛头指错了”。信里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四人帮”煽动学生以“反潮流”为名破坏师生关系的罪行，指出“这是一股很不好的潮流”。王亚卓同志的信既有对那个小学生充满革命情谊的热情批评和帮助，又有对“四人帮”阴谋的愤怒揭露，体现了党的方针政策，因此触怒了“四人帮”。他们立即倾巢出动，开动“帽子工厂”，横加罪名，狠下毒手，必欲置作者于死地而后快。“四人帮”的那两个黑干将，看了王亚卓的信，火冒三丈，在信上批了黑话：“有反革命，还要革命，革命就是要革反革命的命”，“完全是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语言”，一下子把王亚卓同志打成“反革命”和“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接着，他们伙同“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的那个心腹，秉承其主子的黑旨意，精心策划发表了那个小学生复王亚卓的《公开信》。
一九七四年二月七日，“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的那个心腹，将《公开信》以及“编者按”连同王亚卓的来信，一并送其主子定夺。反革命文痞姚文元当即批道：“拟同意发表××驳王亚卓的公开信（王亚卓的信的主要论点已有，可不发），这封信回答了一些责难。写得也有力。”他们炮制的所谓《公开信》中，“王亚卓的信的主要论点”果然“已有”了吗？这完全是欺骗。王亚卓同志在信里反复强调要正确处理师生关系，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老师和学生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老师不能把学生当敌人，学生也不能把老师当敌人，这个贯穿全信的基本论点，《公开信》里有了吗？来信引述了毛主席关于批评要注意大的方面，“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的教导，说明对老师要着重“在思想、政治上的帮助”，而不要“在枝节问题上纠缠”，这样一个重要论点，《公开信》里有了吗？来信又说，老师大多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有些老师有缺点错误，他们也是受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的，这个重要论点，《公开信》里有了吗？那里是什么“主要论点已有”，这话不过是“四人帮”捣鬼的遁词。他们只有隐瞒事实，才可以任意扣帽子，打棍子，如果把原信公布于众，岂不是拆穿了他们的西洋镜？至于说什么《公开信》“写得也有力”，更是打肿脸充胖子。其实，那封《公开信》断章取义，歪曲诬蔑，依仗帮势，以势压人，它根本不是出自那个小学生的手笔，而是由别人捉刀代笔的冒牌货，连他们在《人民日报》的那个心腹也感到做贼心虚，不得不在《公开信》里加上“并同父母一起”学习、研究数语，以掩人耳目。
《公开信》在经过王洪文、张春桥圈阅同意以后，二月九日送到江青手里。江青对《公开信》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注”。她不仅“建议”发表时要把“版面排得突出些、生动活泼些”，而且亲自改了标题，把原来的“复王亚卓同志的一封公开信”，改为“复内蒙古生产建设部队十九团政治处王亚卓同志”的一封公开信。这一改动，用心极为险恶。其一，它突出了“生产建设部队”，给人一个印象，似乎“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是来自部队，为“四人帮”反军乱军制造舆论。这同后来江青狂叫要“整整军队”，要“放火烧荒”等等，是一脉相承的。其二，既然“复辟势力”出现在内蒙古地区，内蒙古党委就不能不负其责，从而给自治区党委施加压力，妄图搞乱反修前哨的局势。难怪《公开信》发表后，“四人帮”不断插手内蒙古，多次下达黑指示。他们借两个运动员来信的机会，大叫要揭开体育战线阶级斗争的盖子，大整体育界和内蒙古的领导同志。他们并利用正在处理的一个坏人的问题，把某学校的党支部打成“修正主义的党支部”。正是在“四人帮”一阵接一阵的鼓噪下，他们在内蒙古的那几个走卒，上窜下跳，呼风唤雨，冲击自治区党委，煽动停工停产，破坏内蒙古的大好形势。
为了一封《公开信》，“四人帮”生旦净丑，人人出场，个个表演，好不热闹。二月十一日，“四人帮”在《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的显著地位，刊登了《公开信》。霎时间，阴云密布，“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大帽子，铺天盖地朝着王亚卓同志压过来。
什么“资产阶级复辟势力”，这全然是“四人帮”进行政治陷害的莫须有的罪名。王亚卓是王文尧、恩亚立、邢卓三个青年的集体署名，他们是一九六八年中学毕业后，响应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号召，怀着扎根边疆建设边疆的壮志，分别从天津、北京和保定来到内蒙古草原的。他们当中一个党员、两个团员，在十九团政治处分别担任宣传干事、放映员和报道员。这三个青年，从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教育革命出发，满怀革命激情，写了那一封信。试问，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抵制错误倾向，坚持批判修正主义，要求把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难道是“复辟”吗？世界上有这样的“复辟势力”吗？“四人帮”以害人为业，他们要害人，不择手段，竟达到如此地步，真是无耻至极！
“四人帮”制造的“王亚卓事件”，是其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组成部分。他们的反革命战略目标是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实现这一目标的反革命策略，就是到处插手，把水搅浑，制造混乱。一九七三年七月，“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炮制了一个“白卷”典型，用这个“有棱角的石头”在大学招生等问题上制造混乱。这一着得手后，“四人帮”又迫不及待地利用一个小学生的信和日记，树为“反潮流”的典型，挑动学生斗老师，煽动无政府主义。他们企图从教育战线乱起，推而及于其他各条战线。张春桥不打自招地说：“抓住了教育的根本问题，也就是全国的问题了。”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他们认为这是搞乱局势的好机会，千方百计另搞一套。“王亚卓事件”就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产生的。“四人帮”把王亚卓的来信说成是“复辟”，有复辟就要反复辟，于是他们就可以在“反复辟”的烟幕下，上揪“复辟势力”的根子，下扫“复辟势力”的支持者，陷害敬爱的周总理，妄图打倒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以达到他们乱中篡党，乱中夺权，乱中上台的罪恶目的。事实不正是这样吗？“王亚卓事件”以及“四人帮”炮制的一个个所谓“典型”抛出后，真假颠倒了，是非混淆了，教育战线被搅得一片混乱：你要认真搞好教学，就被诬为“智育第一”；你要严格要求学生，就被指责为“师道尊严”；你要建立和健全必要的教学制度，就被攻击为“复辟回潮”；你要好好学习，就被骂为“白专道路”，搞得教师不安心，学生不安心，家长不放心，严重地破坏了教育革命。教育战线的这种混乱，也影响到其他各条战线，使一些地方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生产遭受严重损失。历史已经作出最好的结论：真正搞复辟的，正是“四人帮”这伙祸国殃民的害人虫！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冤屈三载之久的“王亚卓事件”终究大白于天下。这件事再一次说明：任何阴谋诡计都是包不住的，都是要被揭穿的，任何搞阴谋诡计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当年“四人帮”在策划“王亚卓事件”时是何等踌躇满志，曾几何时，这个事件却成了清算他们罪行的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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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住“四人帮”的压力，坚持工业学大庆，取得了十多年来出口棉布“免验”优异成绩的上海第三十三棉纺厂，最近更加深入地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新华社记者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