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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人帮”破坏化肥工业的罪行必须清算
石油化学工业部批判组
王张江姚“四人帮”疯狂破坏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千方百计扼杀化肥工业的高速度发展。一九七六年，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更加猖狂，对化肥工业的破坏也变本加厉，其手段之卑劣，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全国化肥会议被打成“黑会”
一九七五年，在毛主席、党中央关怀下，经国务院批准，先后召开了全国性的氮肥、磷肥等会议，号召全国化肥企业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大批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使化肥生产来一个更大的跃进。会议开得热气腾腾，振奋人心。通过贯彻会议精神，化肥战线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掀起了一个新高潮。十月份化肥产量大幅度增长，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
“四人帮”对发展化肥工业具有重要意义的这些会议，处心积虑地进行破坏。他们恶毒攻击这些会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会”，是“抓耗子的会”。对认真贯彻会议精神的企业进行攻击和诽谤，把这些企业中轰轰烈烈开展的学大庆群众运动，诬蔑为“转移斗争大方向”、“以目乱纲”、“滑到资本主义经济轨道上去了”。“四人帮”还恶狠狠地扬言，要“挖”这些会议的“根源”，要“肃”这些会议的“流毒”，把矛头直指毛主席、华主席和党中央，真是反动到了极点。由于“四人帮”的破坏，这些会议的精神不能继续贯彻，学大庆群众运动遭到了严重干扰，革命和生产受到了严重损失。
小化肥厂被打成“土围子”
建设小化肥厂，是贯彻毛主席关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光辉思想，执行两条腿走路方针所取得的伟大成果。它规模小，投资少，见效快。目前，全国已建成投产的小合成氨厂就有一千多个，其产量已占全国合成氨总产量的一半以上。有的省，县县都有小合成氨厂。在支援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毛主席对小化肥厂非常关怀，高度赞扬，说它大有希望，要支持。华主席和国务院领导同志对小化肥厂多次给予鼓励。广大贫下中农亲切地称它为“俺们的积肥队”、“宝贝厂”。
但是，“四人帮”却极端仇视，恶毒攻击小化肥厂是“县委的防空洞”，是“土围子”。他们杀气腾腾地叫嚷：“不搞乱小化肥厂，县委问题就得不到解决。”河南扶沟化肥厂，是全省小氮肥企业学大庆的先进单位。
“四人帮”在河南的那个亲信，却给这个厂戴上了五顶大帽子：把坚持按照中央文件办事，说成是“文件派”；把坚持在党委领导下开展运动，说成是“保守派”；把坚持斗争大方向，不乱点名，不乱揪人，说成是
“假批、真保”；把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不搞串连，不成立战斗队，说成是“敌占区”；把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进行忆苦思甜，说成是“哭哭啼啼闹革命”。恨不得把这个厂一脚踏平，进而搞垮县委。他们在小化肥厂，上抓“走资派”，下抓“走资卒”，把敢于坚决抵制他们的老工人统统挤走，造成机器不转，工厂停工，革命和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孟县化肥厂是个很有名的“小炉出大气”的厂子，由于老工人被挤走，全厂六台小炉，五台都不出气，一年亏损五十万元。
先进单位被打成“黑样板”
一九七五年，国务院领导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化肥会议全体代表时，华国锋同志亲自把化肥战线八个先进单位的代表请上主席台，同他们一一握手，并在讲话中高度赞扬了这些单位的先进事迹，称赞他们为全国化肥战线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四人帮”一伙则把这些先进单位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横加指责，污蔑为“复辟资本主义的黑典型”、“老保窝”，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们蓄意制造事端，胡说这些单位是“一潭死水”，要“加温”，要“搞乱”，公然狂叫：“哪里党组织的机器还在转动，那里的形势就不好。”河南辉县化肥厂是华主席一再表扬的先进单位，“四人帮”在河南的那个亲信却把它攻击为
“黑样板”，把这个厂的党组织污蔑为“生产党”，把这个厂的广大职工大干社会主义污蔑为“拚死主义”。福建长泰合成氨厂也是华主席表扬的先进单位。这个厂学大庆，自力更生，大搞原料改造，搞碳化煤球，做出了优异成绩。“四人帮”一伙却污蔑这个厂“只不过是靠几个小小煤球起家的”。他们疯狂地叫嚷，要“把红旗旗杆砍断，叫它永远升不起来”，充分暴露了“四人帮”反对华主席的狼子野心。
“四人帮”对其它一些化肥战线的先进单位也不放过。衢州化工厂是浙江省最大的化肥厂，原是全国化肥企业中的先进单位。王洪文、翁森鹤直接插手挑动资产阶级派性，分裂工人阶级队伍，破坏革命，破坏生产，把一个好端端的化肥厂搞得不象个样子。这个厂连续三年都没有完成国家计划，产量一年比一年低，消耗一年比一年多，成本一年比一年高。
国家统一计划被横加破坏
“四人帮”以反对“条条专政”为名，猖狂破坏国家统一计划，破坏化肥生产。对国家的重点建设项目，他们“一顶、二推、三拖、四搞垮”；对国家安排的老厂挖潜改造项目，他们硬给砍掉，严重破坏了中央和地方的正常关系。国家安排在上海设计、制造、安装的大型合成氨生产装置，在各种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一手导演了要这项工程提前“点火”的鬼把戏，疯狂叫嚷这是“一把反对复辟倒退的火”，严重地破坏了工程的正常进展。但是，他们却倒打一耙，嫁祸于人。在王洪文的授意下，他们精心炮制了一份所谓化肥厂建设中“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些反映”的黑材料，给国务院有关部门捏造了一大堆罪状，什么对这项工程“不关心，不支持，吹冷风，袖手旁观”呀；什么“抓住弱点，施加压力，严重拖了工程后腿”呀，不一而足。王洪文拿到这份黑材料，如获至宝，立即抛出，向华主席和国务院领导同志施加压力。
为了破坏国家统一计划，“四人帮”还授意他们的亲信对国务院有关部门的电话会议进行录音，从中挑刺，大整黑材料；对全国化肥等会议文件掐头去尾，断章取义，加上“供批判”的字样，到处散发。王洪文在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挥舞这些黑材料，肆意攻击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要揪“辛辛苦苦的走资派”。他们还恶狠狠地叫嚣：“这种人，中央何止一个，多着呢”，妄图打倒中央和地方一大批领导同志。
在“四人帮”煽动下，无政府主义泛滥，一些化肥厂处于有章不循、无章可循的状态；有的设备长年失修，无人管理，完好率不断下降；有的原料燃料消耗大大增加，劳动生产率降低，造成亏损；一些地区的化肥厂一度停产或半停产，有个地区二十多个小化肥厂在一段时间内，几乎全部停产，极大地阻碍了化肥工业的发展。“四人帮”如此疯狂破坏化肥工业，其罪恶目的就是妄图把国民经济搞乱，以实现他们乱中夺权的复辟美梦。
面对“四人帮”的疯狂破坏，化肥战线广大职工，顶妖风，战恶浪，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努力增产化肥，大力支援农业，许多地区和企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一九七七年，是走向大治的一年。化肥战线广大职工，坚决响应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斗号召，大揭大批“四人帮”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改进和加强社会主义的经济管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使化肥工业来一个大发展，加快农业机械化的步伐，为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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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选择时机贩卖私货
——揭露“四人帮”在全国电视会议上的阴谋活动
中央广播事业局批判组
一九七六年春，经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党中央批准，召开了全国电视工作会议。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姚文元出于篡党夺权的政治需要，严密控制这次会议，利用“批判右倾翻案风”，另搞一套，把会议引上邪路。这是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在广播战线犯下的一个严重罪行。
经毛主席、党中央批准的全国电视工作会议的计划中，明确指出：“会议将重点研究如何改进电视宣传”，并规定了四项议程。会议原定于一九七六年二月召开。可是，一月二十四日，姚文元背着毛主席、党中央，突然指令会议要“集中一段时间批判右倾翻案风”，“批判前一时期社会上流传的言论”，并用威胁的口吻说：如果“按原计划进行，你们要犯错误的”。姚文元所谓的“批判右倾翻案风”，就是要按照“四人帮”的旨意，“层层揪代理人”。所谓的“批判社会上流传的言论”，就是“四人帮”要对早已看清他们的反动面目、同他们展开斗争的广大人民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为了选择时机，塞进私货，姚文元还蓄意使会议拖到三月二十九日才召开。
会议先在北京开，后在上海开，这也是姚文元为了搞阴谋而作的精心安排。姚文元声称这个会“开得好”，“时机很好”，“很有意义”。
“时机很好”。究竟是什么“时机”呢？这正是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极端孤立、陷于困境的时候，是他们妄图向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发泄仇恨、猖狂反扑的时候。张春桥杀气腾腾地写下了《二月三日有感》，疯狂反对毛主席亲自提议华国锋同志任代总理这一英明决策；王洪文擅自调阅国务院、中央军委等单位的文件、简报；江青私自召集十二省市负责同志讲话，都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指向华国锋同志，指向中央和地方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姚文元就是在这个“时机”开起了全国电视工作会议。为了加紧控制宣传工具，姚文元还规定，参加会议的不仅要有各地电视台的代表，而且还要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的负责人。
“很有意义”。这个“意义”究竟在哪里呢？在于会议“集中一段时间”搞了所谓“大批判”。在姚文元控制下，电视会议的“大批判”，实际上是为“四人帮”的篡党夺权阴谋制造舆论。经“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审改的一篇“批判稿”，贩卖张春桥的反动谬论，攻击毛主席提出的、周总理在四届人大宣布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叫嚷“这种所谓‘现代化’，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根据“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的一次讲话精神炮制的一篇“批判稿”，危言耸听地提出什么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在变成“走资派所有制”、“官僚垄断资本主义所有制”，把矛头指向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四人帮”还指令其在上海的余党，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编印的《言论摘录》和经张春桥审定的批判发言汇编本私下塞给会议代表，妄图通过会议代表把他们的反党黑货推销全国，流毒各地，制造混乱。
“四人帮”迫害、反对周总理的狰狞嘴脸早已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识破。周总理逝世以后，“四人帮”丧心病狂地下达了种种罪恶禁令，百般阻挠和压制广大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在上海，甚至要对鸣笛志哀的海港工人、船员进行追查。更为严重的是，由“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直接控制的《文汇报》、《学习与批判》竟明目张胆地写黑文、删题词，恶毒地影射污蔑周总理是“最大的走资派”、“辫帅”。在“四人帮”的授意下，他们在上海的余党竟指使人在街头贴出反对周总理、要张春桥当总理的大字报、大标语。“四人帮”这种蹂躏党心民心的罪恶行径，引起了全国人民和上海人民的强烈义愤和谴责。“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陷于极端孤立的境地。他们很慌张，很狼狈。他们想方设法洗刷自己的罪责，摆脱当时的困境。这就是姚文元指使会议后半段移到上海开的罪恶用心。
电视会议转到上海以后，“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大大地活跃了一阵子。主管文教的那个余党不加掩饰地说：“来的都是宣传部长，都是造舆论的，不能得罪他们，让他们回去帮我们造舆论。”于是，他们亲临机场迎接代表，亲自过问住处伙食，陪同看戏，安排参观，殷勤至极。不仅如此，他们还热情非凡，竟一连几个晚上一齐出动，到各省、市、自治区代表住处“拜访”。一进门，先是满脸堆笑，寒暄一番，然后话锋一转，摇唇鼓舌，宣讲起来。这个说：“最近听到不少省市对上海有反映，说上海反对周总理。实际上不是这个情况，反总理在上海没有市场。”那个说：“大家可以看到，悼念周总理的大标语还在街头贴着。”第三个为《文汇报》砍掉周总理的题词进行辩解，还一口否认上海出现过反对周总理和要张春桥当总理的大标语、大字报，最后反问一句：“不知为什么有人要反对上海？上海是春桥、文元领导的。”临走的时候，他们还要代表们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转达他们的“这些意思”。
真不知羞耻！“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反对周总理罪恶昭彰，现在想要抵赖了！不仅要抵赖，而且要把自己打扮成为上海人民的代表。上海这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市，是和周总理的名字紧紧相连的。上海人民对敬爱的周总理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对“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反对周总理的种种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是的，“悼念周总理的大标语还在街头贴着”。它表达了上海人民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之情，也表达了上海人民对反对周总理的“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蔑视和愤恨。“反总理在上海没有市场”，这是“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的无可奈何的绝望哀鸣。“不知为什么有人要反对上海？”全国人民和上海人民反对的是“四人帮”及其余党，黑白岂容混淆！出席全国电视会议的代表们眼看着“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这一番拙劣的表演，联想起他们一伙及其主子反对周恩来总理的种种罪行，对于什么叫“欲盖弥彰”，什么叫“此地无银三百两”，心里是更加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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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扼杀民族文艺的刽子手
中央民族歌舞团批判组
一九七三年，资产阶级野心家江青在“审查”五一游园节目后训斥道：“现在少数民族歌舞太多了，泛滥成灾！”主子一声令下，“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就鼓噪而出，乱杀乱砍。
他们是用什么借口扼杀少数民族音乐的呢？一曰“民间小调不能用”，二曰“异国情调不准用”。何谓“民间小调”？就是以民族民间音乐素材为基调发展提炼而创作的歌曲。对此，他们要查“渊源”，对那些表现劳动的节奏、具有民族的风格的节目，竟以“不能表现时代精神”的罪名而判处“死刑”。“四人帮”一伙还把少数民族人民长期创造的优秀文化财富说成是外国的。例如：“十二玛卡木”套曲，本是新疆维吾尔族的音乐遗产。“四人帮”硬说是异国的。他们连一点起码的民族常识也没有，却信口雌黄地胡说什么：“你们的歌名不要提哈萨克族，因为苏联有个哥萨克，提了哈萨克容易被人想到是苏联的哥萨克。”真是荒谬到了极点。
在对待少数民族的舞蹈上，他们更是大搞虚无主义，一招一式都要合乎他们“江”记的标准，否则，就批不准。例如，维吾尔族舞蹈头部要动，蒙古族舞蹈肩部要动，藏族舞蹈腰部要动。“四人帮”却公然规定跳少数民族舞蹈时，头不准动，肩不准动，腰不准动，把民族舞蹈的特点统统砍掉。在他们看来，少数民族劳动人民雄壮有力的动作，热情奔放的舞姿是粗俗不堪，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更有甚者，他们在一次“审查”节目时，竟把少数民族的披肩说成是洋人的斗篷，把彝族妇女的裙子说是象某国的国旗，并斥之为“形式主义”，勒令不准上演。
“四人帮”一伙还大耍盗名窃誉的伎俩。别人收集的素材，别人搞的创作，他们不准使用，不准排练，不准演出；可是他们一把抓来，又能用了，又能排了，又能演了。原被他们定为“创作思想很成问题”的一个民族舞蹈，在他们一把抓去后，几乎连舞蹈的标题都没怎么改动就大演特演，还上了电影。他们窃取别人的劳动成果，还反过来倒打一耙，说他挽救了你。
“四人帮”为了扼杀少数民族革命文艺，把从事少数民族文艺事业的团体看作眼中钉。他们从组织上挖墙脚，把他们需要的人员一一调走，拆你的台；在艺术上则多方刁难，百般挑剔，这不能演，那不能唱。即或幸免的部分节目可以演出，也是一不准进正式剧场，二不准登报，三不准卖票。他们还把我团的乐器拖走；还直接向周总理施加压力要霸占我团房屋。敬爱的周总理当即严厉制止，粉碎了他们的阴谋。
我国是多民族的国家。解放前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少数民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少数民族文艺更是惨遭摧残，受尽歧视，濒于绝灭。解放后，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在毛主席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少数民族文艺如花木逢春。我们中央民族歌舞团由三十多个兄弟民族成员组成，她的诞生正是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和民族政策的具体体现。二十多年来，我们受到党和国家无微不至的关怀。特别是敬爱的周总理，在日理万机的繁忙工作中，仍多次观看我们演出，多次找民族干部谈话，非常关怀少数民族文艺的发展和民族干部的成长。有一回我们正在边疆某地演出，刚好周总理也到了那里。为了不惊扰观众，周总理来到后台边幕看演出，并且帮助给歌唱演员倒茶水，给舞蹈演员递道具，还亲切地说要当我们的舞台监督。周总理鼓励我们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前进，更好地为工农兵演出。“四人帮”扼杀少数民族文艺，仇视从事少数民族文艺的团体，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和敬爱的周总理的。
我们各民族的文艺战士，一定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使革命文艺百花园中的少数民族文艺的花朵更加绚丽地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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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白日做梦
冰岩
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由是对纪律而言。到了共产主义，组织社会生产，也必须有纪律和服从。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把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需的革命纪律、规章制度和条令条例统统斥为“条条框框”、“管卡压”，要一概打倒，一切革掉。在他们看来，似乎“真正的社会主义”，就应该是没有任何服从，只有充分自由。其实，他们这个自由社会是根本没有的。他们真正想要的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重新当牛做马的资本主义社会。
历史经验证明，无政府主义者不是不要政府，只是不要别人的政府，而只要他们自己一家的政府。他们破坏革命纪律，为的是加强资产阶级的纪律。口口声声骂革命纪律为“条条框框”的“四人帮”，却要求别人对他们要“绝对服从”，否则就要打棍子，扣帽子，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撕开画皮看本质，原来他们所谓破除“条条框框”、 反对所谓“管卡压”，只不过是举起左手对无产阶级一切打倒，举起右手掩护资产阶级向党进攻，从而自由自在地搞复辟罢了。
“四人帮”攻击革命纪律为“条条框框”、“管卡压”，就是宣扬反动的无政府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我们有毛主席制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四人帮”妄想煽动无政府主义，打倒一切，只能是白日作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