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3月26日人民日报 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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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总结推广用大寨精神办财政金融的经验
全国财政金融学大寨会议在昔阳召开 陈永贵副总理出席并作了重要讲话
据新华社太原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五日电 财政部最近在昔阳召开的全国财政金融学大寨会议,认真学习了昔阳县用大寨精神办财政金融的经验,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参加会议的代表认为,今年是抓纲治国,安定团结,走向大治的一年。当前,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正在蓬勃兴起,形势大好。但是,这几年由于“四害”横行,一些地方的工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给国民经济造成很大损失,给国家财政带来了困难。上海市的代表说,“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竭力鼓吹“国家出钱,农民种田”的谬论,造成有些社队“两眼向上”的依赖思想。到一九七六年底,上海全郊区放出未收回的财政无息贷款就有一亿零四百万元;银行、信用社贷款比一九七○年增加两倍多。天津的代表说,江青为了砍倒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大寨红旗,在宝坻县搞了一个点,吹嘘这个点“没要国家一分钱”。事实上,从一九七四年六月江青第一次到这个点以来,国家拨给的农田基本建设款,修公路和美化村容款,银行、信用社发放的贷款等,合计达数十万元,平均每户近五千元。这是“四人帮”拿国家的钱为自己树碑立传的罪证之一。
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踢开了绊脚石,全国广大农村正在意气风发地学大寨、普及大寨县,农业大干快上,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新形势正在出现。财政金融部门如何支援农业,把农业搞上去,存在着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一种是搞“国家出钱,农民种田”,认为“支农就是给钱”,“钱少不能支农”;另一种是学习大寨精神,象昔阳那样,依靠群众,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挖掘潜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设大寨县。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出席了会议,作了重要讲话。中共昔阳县委副书记、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郭凤莲在会上介绍了大寨贫下中农在毛主席的自力更生思想指引下,把一个穷大寨变成富大寨的战斗历程,中共昔阳县委常委、昔阳县革委会副主任郭富银介绍了用大寨精神建设大寨县的经验,给了代表们很大的鼓舞和启发。
大寨人一颗红心两只手,自力更生样样有。在扩大再生产的问题上,大寨党支部始终坚持三条原则:一是搞社会主义建设敢花钱,二是花钱靠自己,三是花钱讲勤俭。几年来,大寨大队的农田基本建设投资和机械化、水利化的资金,都是在提高社员政治觉悟和生活水平的基础上,从扩大公共积累中自己解决的。这几年,大寨农田基本建设的投资平均每年每人达一百到一百二十元。大寨的公共积累,一九七五年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五点六,比办社初期积累的比例提高了五倍。文化大革命以来,管理费用占总收入的比例,每年平均不到百分之零点二。
参加会议的代表,通过参观,边看、边议、边找差距,越谈情绪越高涨,越谈方向越明确。大家反映,抓纲看线,自力更生确实是革命和建设的无价宝。坚持自力更生,这是个政治问题、路线问题,出高价是买不来大寨县的。大家认为,自力更生为主,国家支援为辅,这是解决农村社队生产建设资金的基本原则。毛主席早就指出:“在筹集农业资金方面,农民群众中间有很大的潜在能力。”大寨人已经为全国广大农村作出了榜样。大寨的经验说明,坚持自力更生,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可以大大发扬。但这不是说,依靠自力更生,财政金融部门就可以减轻责任,相反地,这是对财政金融部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财政金融部门切实把立足点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支农要支在路线上,主动帮助社队壮大集体经济,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同时,把财政金融的有限资金用在刀刃上,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促进社会主义农业的迅速发展。财政金融部门不仅要管拿钱,还要管花钱,管效果。要克勤克俭。财政金融部门一定要协助各级党委带领广大群众刹资本主义的歪风,反对铺张浪费,反对投机倒把,反对贪污盗窃,千方百计做到把每一分钱都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把每一分钱都花到最需要的地方。会议号召财政金融部门的各级干部要深入到学大寨运动的第一线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及时总结推广先进经验,把财政金融工作做好,为普及大寨县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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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昔阳县财税局用大寨精神办财政
收入年年增长 任务年年完成 支出年年结余
新华社太原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五日电 昔阳县财税局认真贯彻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在昔阳县学大寨的十年来,用大寨精神办财政,做到收入年年增长,任务年年超额完成,支出年年有结余。一九七六年财政收入超过年度计划的百分之八点四,除稳定负担的农业税以外,比一九六六年增长近四倍,积极为建设大寨县贡献了力量。
昔阳县财税局在学大寨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的财政工作,也必须象大寨那样,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不停顿地同修正主义斗,同资本主义斗,同一切旧的意识形态斗,保护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才能永远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十年来,在中共昔阳县委的统一领导下,县财税部门对资本主义进行了三方面的斗争:一是坚决同投机倒把、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资本主义势力斗,打退资本主义的猖狂进攻;二是坚决同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倾向斗,反对弃农经商、重副轻农,组织农村的“五匠”走社会主义道路,为农业服务;三是坚决同铺张浪费,化公为私,损公肥己的资产阶级歪风斗,加强财政战线上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
昔阳县财税局从实践中也认识到:财政部门学大寨,也要象大寨那样,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依靠广大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自己动手,大干社会主义。这是一条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的道路。过去,他们一度也受到“国家出钱,农民种田”的修正主义流毒的影响,每当县里改造河山的战斗一打响,他们只算国家要花多少钱,没有看到广大干部、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样,越算越觉得财力不足,总觉得办不了那么多事,感到“支农无能为力”。陈永贵同志提醒说:“不要光在算盘子上拨拉钱,要看到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大无边”。这句话,开阔了他们的眼界,解放了思想。提倡自力更生,是不是减轻了财税部门的责任呢?不是,而是对财税部门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财税部门当好学大寨运动的促进派,主动帮助社队壮大集体经济,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同时,把国家财政的有限资金用在刀刃上。这就是坚持社队自力更生为主,国家支援为辅的方针。
昔阳县财税局主要的做法是:
一、蹲点帮队,促进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开展。十年来,县财税局由领导带头,抽出大部分人力,先后到三十个大队蹲点。他们帮助大队党支部向社员群众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宣传大寨人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的革命精神。同时联系本大队的实际,批判了资本主义倾向、右倾保守思想和懒汉懦夫世界观。通过批判,大大调动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掀起了大干社会主义的新高潮。
二、帮助社队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为大搞农田水利建设筹集资金。几年来,县财税局在帮助社队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根据不同情况,积极开展符合社会主义方向的多种经营,自力更生筹集资金。
三、扶植社办企业,壮大公社经济力量。在社办企业的发展过程中,财税局配合有关部门,在公社党委领导下,同企业的干部、群众一起,学习大寨精神,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产量,降低成本,增加积累。
四、合理使用财政支农资金,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更大的效用。昔阳县地处太行山区,十年九旱,水源奇缺,从一九七二年以来,县委突出抓了人畜饮水和抗旱用水问题。财税部门根据县委的要求,把建设水库、电灌站、骨干渠道等工程作为支持的重点项目。仅一九七六年,小型农田水利经费有近三分之一用于这些重点工程。对于国家支援人民公社的投资,也是坚持重点使用的原则,这几年主要用到农业机械化方面。有些社队经济力量比较薄弱,资金困难,财税部门就从逐步缩小穷富社队之间的差别着眼,配合有关部门给以重点支援,帮助他们解决拖拉机、推土机、柴油机等重要农机具以及电力供应问题。财税部门除上级拨来的各种支农资金外,还将县里机动财力的百分之七十以上用到农田水利建设事业方面。同时,在勤俭办一切事业的基础上,最近几年压缩各种非生产性开支,节约支出三十五万元,用于支援农业。
十年来,昔阳县共搞了八千多项水利工程,这些工程如果全部由国家投资约需资金一亿四千零一十六万多元,而实际上这一时期国家拨给的投资仅占全县全部工程投资的百分之九点三。同时,大力发展农业机械化的资金来源,也绝大部分是社队自筹解决的,国家投资只占百分之十三,充分体现了社队自力更生为主,国家支援为辅方针的巨大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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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节约钢材的潜力很大
编者按:这封信提出的问题值得重视。不要把浪费钢材看作小事。应该派一些人,到工厂去,到工人中去,到技术人员中去,一面共同揭批“四人帮”散布的种种反动谬论,一面调查研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节约钢材。这样,节约成百吨、成千吨钢材,是不难做到的。节约钢材是这样,节约燃料、电力以及其它原材料也是这样。节约的潜力是很大的。我们只要认真抓一下,很快就能抓出效果来。编辑同志:
当前,浪费钢材的现象必须制止。有些单位的领导干部,明明知道设备在那里闲着,材料浪费很大,偏偏高喊什么没有设备,生产怎么上去呀!材料紧张,快给解决呀!等等。
生产出来的设备用了没有?用了多少?要到厂矿、车间、生产第一线去做点调查研究,到工人中去看一看,听一听。我提几点意见:
一、现在全国机械设备很多,建议各工业部所属厂矿企业,在修配上狠下功夫,多做些配件,把现有的设备都利用起来。
二、要坚决杜绝用料无定额现象。现在,那种家大业大,浪费些没啥,当家不理财的作风,还相当严重,因此,要在定额上做点文章。不但能节约钢材,也能节省燃料,减轻工人的体力劳动,减少设备的负荷,还能促使生产技术管理工作的改进,加强企业管理。这种好事情,有的厂矿企业的领导同志也看到了,听到了,就是不去做。难道还不值得好好研究一下吗?光喊不行啊!
在使用钢材上,节约潜力很大。我见到有个产品零件,材料是合金钢,净重二十多公斤,但是锻出的毛坯六十多公斤。这样肥头大耳的毛坯,要工人一刀一刀地把三分之二余量车掉!这种严重浪费钢材的现象,厂矿企业的领导干部都知道,希望采取切实措施去解决。
北京煤矿机械厂 王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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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人帮”利用美术篡党夺权的一个阴谋
——王张江姚炮制“同走资派斗争”美术作品的前前后后
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所美研室批判组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为了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阴谋,利用美术作品制造反革命舆论,层层揪走资派。原拟在一九七六年十月举行的《全国版画、剪纸艺术展览》,就是他们一伙篡党夺权阴谋的一次大暴露,其中的不少“同走资派斗争”的作品,就是“四人帮”妄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党政军领导干部,制造反革命舆论的铁证。

张春桥在写了《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后的第三天,即二月六日,急忙召见他们在文化部的亲信,下达了要创作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和党内走资派作尖锐、复杂、曲折斗争的有思想深度的作品”的黑指示,还嘱咐“要理解这个任务的重要性”。主子有令,奴才卖力,“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从此就把他们的一切工作都纳入这一轨道。他们在布置炮制文学、电影、戏剧反党作品的同时,于二月十五日以全国美展办公室的名义,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部队的文化局、部发出了一个征集展品的“补充通知”,通知说:“特别是要注意抓好反映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同走资派斗争方面的美术作品”。接着,又派专人到一些省、市去煽风点火,抓“点”带面,蒙骗作者。他们宣扬说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一项根本政治任务”,要一些作者改变原来的创作题材,根据“四人帮”的黑旨意,按照“梁效”“初澜”这些御用喉舌的调调,用“四人帮”编造出来的材料突击创作。
“补充通知”下达后,美术界议论纷纷,有的同志说,大画揪各单位的走资派,岂不违背中央精神?有的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中国美术馆满墙挂上斗走资派的画,我们这个国家成什么样子了?这一连串的问号,都不同程度地表达了革命同志对“四人帮”搞阴谋诡计的抵制和反对。“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看到大家对他们这样搞法表示怀疑,竟大放厥词:“这成什么问题,走资派在哪儿有,就在哪儿揪,有多少揪多少。”

他们真的要批走资派吗?当然不是!“四人帮”心目中的“走资派”,就是当年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为创建新中国立下巨大功勋,今天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的老一辈革命家。他们要批斗、要打倒的正是这些同志,而绝不是什么走资派。为了达到这个卑鄙目的,“四人帮”在文化部的几个亲信,一再叫嚷:“只写一个公社,概括的广度不大,思想深度也差”,“写走资派级别要高”,“要写省委第一书记、国务院的部长,也可以写副总理,还可以写军内走资派”。经过精心策划、密谋炮制的反动电影《反击》,正是他们这种黑心肝的最好写照;经过他们精心策划、抓点、选定、布置的一批“同走资派斗争”的版画,何其相似乃尔!
《反击》写到省委第一书记;被精选出来的一幅“优秀”版画,则画到国务院教育部,而且使人一看便知画的是部长级的老干部。请看!一个电影,一幅画;一个省委第一书记,一个国务院的部长,配合得多么紧密!这批画里的“走资派”,有共同特点。象电影《反击》一样,一是年龄较大,二是大腹便便,满脸横肉。这种对老同志的丑化,不是充分表达了“四人帮”的心意吗?如果说,《反击》仅是借教育领域的事来开炮,那么,这一批版画所表现的,则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从中央到地方,从党、政部门,到工矿、学校,一层层地揪,一批批地打。甚至揪到了坚决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为社会主义祖国建设立下了丰功伟绩的大油田。
“四人帮”及其亲信一面打击、丑化革命老干部,一面为自己树碑立传。例如,前面提到的那幅版画,作者最初的草图是表现一个工宣队员在会上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后来改成江西共大的建校斗争。但“四人帮”的亲信们认为表现共大的草图“没有上路”,应以原来那张草图为基础,画出走资派,并把级别提高,授意表现国务院教育部的斗争。按照“四人帮”的旨意,作者把教育部的负责人丑化为《反击》里的韩凌那种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形象。运用“三突出”的方法在画中间突出的那个“一号英雄人物”,是模拟了“四人帮”精心炮制的交“白卷”的反革命小丑。这幅作品还通过草帽上赫然显目的某学院两个大字,起到了为“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涂脂抹粉的作用。真是一贬一褒,一箭双雕。由此可见,他们的所谓“广度”和“深度”,究竟是些什么货色。
在这里,还需要一提的是那些为数更多的落选作品。由于“四人帮”用行政命令和欺骗、高压等手段,把“同走资派斗争”的题材强加给美术工作者,这就造成大家的思想混乱。在这种状况下创作出来的东西,不用说是混乱不堪的。例如,职务较高的领导干部使用汽车,本来是正常的合理现象,但许多作品却把汽车当成走资派的“特征”。又如,为表现“正面人物”的所谓斗争性强,不少作品都突出一个“抢”字,画成在开会时抢“走资派”的话筒、电话。还有一些作品,给人的印象是让学生考试就是错误路线,拒绝考试才是“反潮流”的“英雄”;或者在课堂学习就是复旧,只有抛开课堂,才是正确路线,等等。看了这些画,使人感到全国上下,走资派无处不有,工、农、学、商、党、政,各行各业,甚至家庭里都有走资派,真是“从中央到地方”“有一层人”,非统统揪出来打倒不可了。在美术界出现这样的怪现象,罪魁祸首是“四人帮”以及那些为之卖命的亲信、打手。

“同走资派斗争”的美术作品原准备在去年十月中旬展出。回顾“四人帮”在他们覆灭前夕的一系列反革命活动的时间表,就不难看出他们的险恶用心。他们把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全国人民万分悲痛的日子,看作是篡党夺权的大好时机,急不可待地要在十月上旬发难了。就在毛主席逝世的第二天,“四人帮”从上海选拔安插在文化部某部门掌大权的一个人,带领工作组,跑到中国美术馆群众大会上宣布:展览必须按时搞出来,“时间就是路线”。在这之前,“四人帮”在某大学的两个黑干将,也叫嚷按时拍摄完电影《反击》是“大局”。他们所谓的“大局”,所谓的“时间就是路线”,就是要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上台登基的反革命政变大阴谋。
对这个展览的重点作品,“四人帮”在文化部的那些亲信,早已拍手叫好。他们宣称:这个展览达到了中央首长(按指江青)所谓“一年比一年好”的要求
(可见他们要求的“好”就是利用美术为他们篡党夺权服务)。因此,在宣传报道上,要重点突出“同走资派斗争”的作品,还要大力宣传作品的创作过程,即宣传作者受到“走资派”打击报复和进行斗争的情况。为了扩大影响,这个展览除北京外,还要在山西、四川、吉林、江西同时展出。届时,还要报刊、电台、电视台大肆鼓吹,画刊、画册扩大宣传。不难想见,这个展览果真出笼,与反动影片《反击》相互配合,四方鼓噪,掀起层层揪,处处打倒的黑风恶浪,在全国将造成一种什么样的局面!
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驱散了祖国上空的一片阴云。反动影片《反击》和“同走资派斗争”的黑展览,都成了“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重要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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