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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驳姚文元的“代替论”
中国科学院理论组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为了篡党夺权，处心积虑地扼杀我国科技事业，竭力阻挠科学研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向前发展。他们散布了种种谬论，“代替论”就是其中一个。
罪责不容抵赖
“四人帮”总是想用他们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来代替自然科学的研究。一九七三年，周培源同志根据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写了一篇文章，提倡研究自然科学基础理论。“四人帮”立即指挥他们控制的报刊进行围攻。在一九七五年九月的一次会议上，华国锋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揭露了他们围攻周培源同志文章的错误，批驳了他们以哲学代替自然科学的谬论。“四人帮”恨之入骨。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及其在中国科学院的爪牙，把这个问题当作“翻案风”大批特批。姚文元在一份材料上，恶狠狠地批着：“所谓马克思主义不能代替自然科学问题”，“必须辩论透”。
姚文元说对了！这个问题不但关系到自然科学的发展，而且关系到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必须辩论透！只是过去舆论工具控制在“四人帮”手里，我们说一点话，他们就要围攻，哪里有过辩论？现在，舆论大权回到了人民手里，把这个问题辩论透的条件成熟了。
当时，出来为“四人帮”打头阵的，又是那个臭名远扬的“梁效”。他们按照姚文元的授意，说什么“当前，在科技战线上，根本不是什么用马克思主义代替了自然科学”。他们还倒打一耙，诬陷别人批判“代替论”是什么“别有用心”，“反对马克思主义指导”。这笔帐赖得掉吗？“四人帮”鼓吹“代替论”，不但在科技界、教育界有大量事实为据，还有姚文元自己的言论为凭。
为了组织对周培源同志文章的围攻，姚文元对“四人帮”的写作班子说了一段话：“基础理论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最基础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哪里有自然科学的理论。”他还抡起“钢铁工厂”的大棍子，说：“那些口口声声说要重视基础理论的人，其实最不懂马克思主义。”
好家伙，姚文元这一棍子究竟在打谁呢？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十分重视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敬爱的周总理也是十分重视基础理论的。姚文元的攻击矛头就是指向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他们不是公然猖狂叫嚷“周培源算个啥，他后面还有人”吗？
姚文元懂得什么马克思主义呢？他所说的只能是带引号的“马克思主义”，他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政治骗子。
认识过程不能颠倒
“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哪里有自然科学的理论”？按照姚文元的这个逻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以前，世界上就不能有任何自然科学理论；只有马克思主义产生了，自然科学理论才突然从石头缝里蹦了出来。这恰恰就是要取消自然科学研究的“代替论”。
提出这样的奇谈怪论，还有一点最起码的历史知识吗？
自然科学来自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根据历史记载，早在几千年前，在人类与自然长期斗争的实践基础上，就出现了自然科学的萌芽。在古埃及、古希腊和我国周秦时代，就有了农业、天文、数学、力学、历法等多方面的科学著作。十五世纪下半叶开始，自然科学更有了巨大的进展。难道所有这些出现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自然科学理论，姚文元可以一笔勾销了吗？
所谓“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哪里有自然科学的理论”，也证明姚文元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
姚文元竟然厚着脸皮，批评别人“不认真读书”，给扣上“经验主义”的帽子。姚文元自己读了什么书？他说读了佛经。他对于宗教唯心论是很感兴趣的，但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却不感兴趣。看来，象《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这样重要的著作，他是不读的，或者准确地说，他是反对的。不然，他怎么把革命导师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自然科学理论的关系的阐述，全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呢？
恩格斯在这三部经典著作中，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论的产生，是和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理论——能量守恒与转化、达尔文的进化论和细胞学说——的出现，分不开的。这三项自然科学理论，打破了过去的机械唯物论的自然观，证明自然界的种种事物不是互相孤立、一成不变的，而是互相联系、不断变化发展的。正是这种具有辩证思想的科学理论，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奠定了自然科学知识方面的基础。
理论的基础是实践。正是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运动中，产生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哲学则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概括和总结。姚文元却胡说什么哲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哪里有自然科学的理论”，完全颠倒了人类认识的历史。这种谬论，不是唯心论又是什么？
哲学不能代替自然科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给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指出了正确的方向。自然科学的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必须看到，由于“四人帮”流毒的广泛存在，在自然科学领域内，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影响是很深的。我国自然科学工作者应当自觉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深刻批判“四人帮”的修正主义谬论，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唯物的观点和辩证的方法，以迅速提高科学水平，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
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能代替自然科学。哲学和科学的关系，从一个方面说，就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自然科学要解决自然界的问题，各门自然科学要研究自己部门的特殊规律。实践不断发展，现代自然科学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前进，科学的分门别类越来越细致，新的科学部门不断产生。科学上的每一点前进，都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具体科学问题的具体结论，是不能简单地依靠哲学的一般原理推论出来的。因此，自然科学工作者必须踏踏实实地进行科学实验，深入地进行理论分析和探讨，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逐步掌握改造客观世界的主动权。“四人帮”却把这种完全正确的意见诬蔑为“折中主义”，是“不参加实验就不准发表意见”，是“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恰恰证明：“四人帮”就是鼓吹以“哲学”议论来代替科学实验，取消自然科学的研究。你要进行科学实验和理论研究，他们就抛出一顶顶大帽子来吓人，什么“科学至上”、“白专道路”、“知识私有”，等等，等等。一句话，到什么时候大家都不再进图书馆，进实验室，不再搞科学研究工作了，“四人帮”才会认为没有什么“白专道路”了。
“梁效”说我们批判“代替论”，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对自然科学的指导”。这顶大帽子，戴在他们自己头上顶合适。“四人帮”鼓吹可以代替自然科学的“哲学”，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而只能是当年杜林之流所鼓吹的“科学的科学”，只能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这不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对自然科学的指导，又是什么呢？对于“四人帮”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假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科技界广大群众过去反对，现在反对，永远要反对！
深入揭批“四人帮”散布的种种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谬论，正是科技界同志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加强马克思主义对自然科学指导的一次极好机会。我们大家一起来战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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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持两点论
南京部队理论组
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对唯物辩证法的实质作了简明生动的概括。这个实质就是两点论。毛主席指出：“一万年都有两点。将来有将来的两点，现在有现在的两点，各人有各人的两点。总之，是两点而不是一点。说只有一点，叫知其一不知其二。”
一切反动派出于他们的反动阶级本性，总是以形而上学的一点论看问题。“四人帮”就是形而上学猖獗的反动派。长期以来，他们利用窃取的权力和控制的舆论工具，肆意篡改马克思主义，践踏唯物辩证法。他们无视事物的内在联系，把事物矛盾着的两个方面人为地割裂开来。他们把政治与经济、革命与生产的关系，弄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在他们看来，讲政治就不能讲经济，搞革命就不能搞生产。否则，就是“经济主义”。在“四人帮”眼里，那些专唱高调、坐吃山空的人成了“马克思主义者”，而那些脚踏实地、抓革命促生产的人却成了“修正主义分子”。
“四人帮”甚至在选用马列语录时，也一定要把发展生产的教导删去。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中曾说：“显然，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四人帮”引用这段语录，到此为止，再不往下多引一句。因为列宁紧接着说：“要完成这一事业，必须大大发展生产力，必须克服无数小生产残余的反抗（往往是特别顽强特别难于克服的消极反抗），必须克服与这些残余相联系的巨大的习惯势力和保守势力。”（《列宁选集》第4卷第11页）“四人帮”一看见“必须大大发展生产力”，就立刻抡起板斧砍下来了。他们肆无忌惮地篡改和歪曲马列主义，割裂政治与经济、革命与生产的辩证关系。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马克思说过：“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马克思致路·库格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8页）世界上没有不要生产的社会主义，也没有抛弃生产的革命。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重要任务。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才能为无产阶级专政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才能加强国防，才能更好地支援世界革命，才能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为逐步消灭三大差别，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这是不言而喻的。只有象“四人帮”这样的吸血鬼、寄生虫，才会把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当作修正主义谬论横加批判。
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不是二元论，不是均衡论，而是重点论。世间一切事物，平衡都只是相对的、暂时的，不平衡则是绝对的、经常的。毛主席说：“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我们只有紧紧抓住事物矛盾的主要方面，抓住两点中的重点，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毛主席在论述十大关系时，始终坚持了重点论，在每个关系中都有侧重点。多年来，“四人帮”打着反对折中主义的幌子，以一点论冒充重点论，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重点论，反对形而上学的一点论，对于深入揭批“四人帮”，纠正被他们搞乱了的关系，有着迫切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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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南省委农业学大寨工作团吉首分团矮寨公社工作队的同志，深入实际，调查访问，请苗族贫农石绍光对队员进行阶级教育，批判“四人帮”。 本报通讯员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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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书札记
夸大狂杜林与野心家张春桥
张 民
一百多年前，以社会主义行家自居的杜林，在论证社会主义必然性时，撇开当时的经济条件，根本不顾“讨厌的物质事实”，胡说“它置根于‘普遍的公平原则’之上”。这样才算超凡脱俗，至高无上。
恩格斯批判了杜林这种社会主义理论，尖锐地指出：“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根本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更不是粗糙物质的、单纯为了喂饱肚子的现代经济条件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4页）恩格斯的这个批判，剔肤见骨地揭露了杜林不从“物质事实”出发，而从“公平原则”出发，是彻头彻尾的唯心史观。
现在重新学习恩格斯对于杜林的批判，感到格外亲切。恩格斯早就为我们准备了一面识破“四人帮”的照妖镜。张春桥与杜林，虽然相隔一百多年，但在理论上是一丘之貉。张春桥也摆出一副“理论权威”的架势，说什么“我的兴趣在领导权是否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群众手里，以及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革命这一条上”，“至于物质基础，共产主义的物质我就管不了”。请看，张春桥的谬论与杜林的高超的胡说，在思想上是多么合拍：杜林的社会主义不顾“讨厌的物质事实”，张春桥对“共产主义的物质”不感兴趣。
恩格斯说，杜林离开现代大工业的生产条件去分析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是把科学社会主义庸俗化。张春桥离开了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物质基础，去谈什么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革命，去谈什么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同样是把科学社会主义庸俗化。恩格斯指出：“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的高度发展阶段为前提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1页）。就是说，只有生产力极大地发展，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才有可能消灭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才有可能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看到创造共产主义物质基础的极端重要性，这是前提，是基础，离开了这一点，向共产主义过渡就无从谈起。张春桥把共产主义高调唱得震天价响，但又不管“共产主义的物质”，不是正好说明他的理论是伪科学，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篡改吗？！
杜林与张春桥，虽然都反对马克思主义，但他们两个人还是有所不同的。杜林虽然也抱着“巨大的野心”，也搞过“阴谋的手段”，但恩格斯把对杜林的“全部判断总括为一句话：无责任能力来自夸大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64页）。张春桥就不同了。他不仅有杜林的夸大狂，而且更进一步，他首先感兴趣的是“领导权是否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群众手里”。事实也说明他的兴趣的确是在领导权上，不过是要把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从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夺到“四人帮”手里而已。他离开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离开物质基础，搞什么生产关系革命呀，上层建筑革命呀，不过是些假革命的反革命高调，只是为了把社会主义生产搞垮，把我们的国家搞乱，以便于他们在乱中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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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斥张春桥的一个谬论
湖北省英山县长冲公社下乡知识青年 王加强
自以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张春桥教训别人道：“一个是培养有资产阶级觉悟，有文化的精神贵族，一个是有觉悟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你说要什么人？”言下之意，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只有两种人：有文化的必然是资产阶级精神贵族，无产阶级一定不能有文化。这种“理论”，可说是“四人帮”的一大“发展”。
怎么不是“发展”呢？且看：
其一，按照这种“春桥思想”来说，文化便是资本，有文化者便是资本家。阶级划分竟以有无文化为标准，这实在是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未曾预料到的，岂不是“四人帮”在一百多年后的一大“发展”？然而这倒使人怀疑起“理论家”们自己来了。既然号称“理论家”，其理论自然是成堆了，其资本自然是十分雄厚了。那末，他们自己岂不是应该在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队伍中名列前茅吗？若是再按照这种“春桥思想”推论下去，渊博之极的革命导师又将被他们置于何地呢？毛主席说过：“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对此，“四人帮”充耳不闻，竟然“发展”出荒谬绝伦、完全违背毛主席教导的“理论”来，还要开口闭口自称“战友”、“学生”，岂不好笑煞人！
其二，这种“春桥思想”，称得起是大大发展了“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孔孟之道。“四人帮”硬把人类社会的文化知识，拱手让人，统统送给资产阶级所有。这岂不是鼓吹文化知识都是“上智”们先知先觉的产物？岂不是否定劳动群众在反复实践中创造了人类社会的精神财富？这岂不是宣扬高贵者最聪明而否定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人民群众创造、积累了文化知识，却不准人民群众掌握；人民群众掌握一点文化知识，就要被打成“资产阶级的精神贵族”，这是什么理论？这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理论。张春桥不是疯狂地叫嚷：“即使全国都成了文盲，也是最大的胜利”吗？广大工农兵群众都成了文盲，当然要受自命为“理论家”的野心家所统治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四人帮”竟然想推行孔老二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这不是为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服务，又是为什么呢？
批判反动透顶的“春桥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