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3月12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四个现代化与无产阶级专政
——彻底批判“四人帮”反对四个现代化的滔天罪行
第一机械工业部批判组
“四人帮”被粉碎以后,人们兴高采烈地谈论着:实现四个现代化大有希望了。这是八亿人民的心声。
要不要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我们党同“四人帮”之间存在着尖锐的斗争。“四人帮”污蔑实现现代化是复辟资本主义,攻击搞四个现代化是否定党的基本纲领。他们这样猖狂反对四个现代化,就是妄图毁灭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毁灭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毁灭我们光辉灿烂的共产主义前途。他们是一伙不折不扣的反革命。
污蔑实现现代化是复辟,就是要倒退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一九七五年一月,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在四届人大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不久,张春桥就写文章,作报告,打着“搞清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旗号,轻蔑地说什么实现这个宏伟目标“无非就是搞几千万吨粮食,几千万吨钢”,并居心叵测地提出“在决心建设强大国家的时刻特别不能忘记‘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历史经验”。好一个“特别不能忘记”!按张春桥说来,卫星上了天,红旗就要落地,四个现代化实现之日,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之时。在反动影片《反击》里,他们不是居然把反革命组织定名为“拯救四化委员会”吗?这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对四个现代化的仇恨。
一九七六年初,姚文元对一篇文章的黑批语中,淋漓尽致地暴露了“四人帮”对无产阶级、对社会主义、对四个现代化的刻骨仇恨。那篇文章中,有这么一句话:“继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我们就一定能实现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姚文元用他的秃笔,在这句话下面划上了黑道,在旁边写上“一定能复辟吗?痴心梦想!”这十个字,把一副恶狠狠的反革命狰狞面目活现在纸上。“四人帮”经常挥舞反复辟的旗帜,招摇过市,一心想把自己打扮成无产阶级左派。他们反复辟究竟反的是什么?原来他们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叫做复辟。他们把亿万群众一定要实现毛主席提出的宏伟目标的雄心壮志,咒骂为“痴心梦想”。什么反复辟?完全是反社会主义!什么无产阶级左派?完全是一伙反革命的极右派!
我们的现代化,是和社会主义公有制联系在一起的,是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进行的,是用无产阶级政治来统帅的。周总理在四届人大重申毛主席提出的宏伟目标的时候,就明确指出:“我们的各级领导同志,在抓经济工作的时候,务必十分注意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抓紧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四人帮”瞪着眼睛说瞎话,竟编造了一个现代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屁话。谁都知道,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资本主义复辟,不在于搞不搞现代化,而在于一小撮走资派篡夺了领导权,执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只要无产阶级掌握了领导权,把思想政治路线搞端正,四个现代化不仅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恰恰相反,它大大有助于铲除资本主义复辟的基础。
毛主席曾经指出:只有经过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高速度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越来越雄厚,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越发展,无产阶级专政就越巩固。无数事实都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湖北省新洲县刘集公社,在合作化的基础上,迅速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农业生产发展很快。一九六二年,刘少奇大刮“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妖风,贫下中农豪迈地说:“公社是大家业,谁想分也分不了,不能你分一个方向盘,他分一个轮胎。”贫下中农朴素的语言,深刻地说明了现代化对巩固社会主义阵地,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巨大作用。我们要质问“四人帮”,搞四个现代化,难道不正是为了彻底战胜资本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吗?“四人帮”用搞现代化就是“复辟”的大棒子打人,正是为了他们自己搞复辟。这些反对四个现代化的“英雄”,制造了种种常人想象不到的奇谈怪论,什么“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强的资本主义”;“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不要有文化的精神贵族”,等等。他们用一大堆“宁要”、“不要”,勾画出了一幅荒诞的图景。在这里,资本主义的一切简直是妙不可言,美好到了极点;而社会主义则是田野荒芜,工业瘫痪,人民愚昧,国家贫穷。在“四人帮”看来,穷是社会主义的特征,只有穷,才不会修。这是国际资产阶级散布的社会主义国家“富必修”反动谬论的翻版。毛主席说:“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革命正是为了挖掉穷根,使亿万人民共同富裕,无产阶级、劳动人民越富足越好。
如果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是为了“四人帮”“宁要”的那些东西,那么,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早已样样齐备,一样不缺了。这岂不是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五十多年的革命斗争,完全是多余的了吗?
如果“四人帮”这一连串“宁要”变为现实,我们的经济就要毁灭,我们的文化就要毁灭,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就会亡国,倒退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
反对搞四个现代化,就是毁灭共产主义的前途
姚文元直接授意炮制的一篇文章,赤裸裸地攻击我们搞现代化是“彻底否定了党的基本纲领”。
好大的罪名啊!否定党的基本纲领,反对共产主义,这还了得!可是且慢!这顶帽子,绝对扣不到马克思主义者头上。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正是为了逐步实现党的基本纲领,一步一步地向共产主义迈进!
按照党的基本纲领,我们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四人帮”这些可怜的“理论家”,连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都不知道。早在一百年前,马克思就说过:“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实现共产主义,就是要建立单一的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消灭三大差别,消灭阶级。要做到这一点,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列宁曾经指出的:必须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在一般情况下对生产关系的变化是起决定作用的。你真的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要热心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你真要实现党的基本纲领,就要用革命加拚命的精神,把四个现代化搞上去。姚文元也在煞有介事地谈论消灭阶级的条件,必须这样,必须那样。一连讲了四个必须,就是不谈必须大大发展生产力这一重要条件。他们的消灭阶级只是一句空话。
实现共产主义,就是要大大提高全体人民的思想觉悟,使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要做到这一点,头等重要的是要不断地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和共产主义教育,但也离不开物质基础。工人阶级具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最有远见,最了解自己的阶级使命,一个重要原因是,工人阶级是和大机器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列宁在谈到改造小农时说过:“只有有了物质基础,只有有了技术,只有在农业中大规模地使用拖拉机和机器,只有大规模地实行电气化,才能解决这个关于小农的问题,才能使他们的可以说是全部心理健全起来。”列宁在这里讲了四个只有,充分说明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现代化对改变人们思想的重要意义。“四人帮”根本不懂得“存在决定意识”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是一伙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
实现共产主义,就要有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绝不能设想,共产主义可以建立在落后生产力的基础上,建立在七亿农民搞饭吃的基础上。我国在社会主义革命推动下,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但离产品的极大丰富,还很远很远。而张春桥在一次谈话中竟说什么“至于共产主义物质基础,我就管不了”,“说共产主义总得要物质基础,真是个‘物质迷’”。原来“四人帮”的共产主义是不要物质基础的“共产主义”。这样的“共产主义”与马克思指出的集体财富充分涌流的共产主义,难道有一点点相似之处吗?
“四人帮”把自己打扮成党的基本纲领的“捍卫者”,但是,他们那样拚命反对四个现代化,恰恰说明正是他们彻底否定了党的基本纲领,是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这伙反革命黑帮反对搞四个现代化,反对为八亿人民过富裕幸福的生活而创造物质财富;而他们自己,却象吸血鬼一样,花天酒地,纸醉金迷,肆无忌惮地挥霍人民创造的物质财富。他们在理论上是只讲精神、不讲物质的道道地地的唯心主义者,但在自己的安乐窝里,却贪得无厌,是货真价实的物质迷。他们吃足了佳肴,喝够了名酒,看遍了黄色电影,躺在高级沙发上,剔剔牙齿,摸摸肚子,唱唱高调,说什么:“只要阶级斗争抓好了,即使颗粒无收也不要紧”,“八亿人民生活苦点没关系”!真是一伙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典型代表。
毛主席早在一九五六年就说:“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让我们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抓纲治国,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革命群众运动,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将毛主席的遗愿化为壮丽的现实。


第2版()
专栏:

反党篡军的一个大阴谋
——揭穿“四人帮”炮制所谓“山东问题”的真相
总参谋部 解展
“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到处插手,大搞阴谋活动。他们把黑手伸进总参谋部,炮制一个所谓“山东问题”,就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乱军,篡军夺权的反革命阴谋。
所谓“山东问题”,就是一九七二年八月,大野心家、大阴谋家江青派她在文艺界的几个亲信,以休息和创作为名,窜到山东海防前沿部队。他们无视党和国家的机密,不经请示批准,乱看军事设施。总参有关部门,根据规定提出不同意他们继续乱看的建议。叶剑英副主席和总参领导同志作了同意这个建议的批示。时隔一个月,总参根据叶副主席指示,派人到胶东地区执行任务,听到部队指战员气愤地反映,“四人帮”的亲信为什么对军事设施那么感兴趣?他们在山东游山玩水,吃喝玩乐,胡作非为,称王称霸,比资产阶级老爷还厉害。广大指战员痛骂这帮家伙“台上是李玉和,台下是贼鸠山。台上是洪常青,台下是南霸天”。一位参谋同志把这伙人在山东的恶劣表现,向中央写信作了如实的反映。这就是所谓“山东问题”的真相。
但是,这两件事触到了“四人帮”的痛处。他们暴跳如雷,象疯狗似地进行反扑,造谣言,放暗箭,颠倒是非,罗织罪名。从军内讲到地方,从北京讲到外地。在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中,他们就以这两件事,炮制出一个所谓“山东问题”,一直抓住不放,搞了两年多时间,矛头指向叶副主席,妄想把我军统帅机关搞乱整垮,把叶副主席整倒,以便篡党夺权。
“四人帮”妄图把所谓“山东问题”打成反中央的反革命事件。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初,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首先用突然袭击的手段,要走了总参处理他们的亲信看军事设施的全部文件、记录和叶副主席的批示,作为“黑材料”,一直扣留在手。随后,他盗用中央的名义,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至一九七三年一月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连续三次压总参检讨。
张春桥明明知道,他们的亲信不经请示批准,乱看军事设施,是违背毛主席关于保守机密,慎之又慎的教导的,是违反组织纪律的。同时,张春桥也明明知道,不同意他们的亲信继续看军事设施的建议,是叶副主席同意的。但是这个狗头军师大耍两面派手法,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面作贼心虚,假惺惺地说,如果“看了军事机密,当然可以提意见,因为他们不管这个工作!”一面又攻击总参和军委领导同志,对他们的亲信参观军事设施的处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在革命不革命这些问题上”,“站在错误的一边”。张春桥还在总参的报告上一连提出了二十多个责问。他杀气腾腾地质问:“你们不了解他们是什么人吗?难道这种工作性质的人就不能看军事装备吗?”“怀疑他们是干特务吗?”“是你们认为不请示,应批评,你们这种态度我不同意”。反动气焰嚣张到了极点。张春桥一连责问了四个“你们”。“你们”二字是有清楚的阶级界限的。“四人帮”历来以反对还是拥护他们来划线,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张春桥把“四人帮”及其亲信作为一方,把坚持“三要三不要”原则,维护党和国家利益,敢于抵制和批评他们错误的叶副主席、总参领导同志,以及总参和部队广大指战员划为另一方,大整特整,从总参谋部整到部队。这就充分证明,围绕所谓“山东问题”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四人帮”更为恶毒的是妄图给叶副主席和总参栽上反对中央的罪名。他们的亲信山东之行明明是江青派去的,根本不是中央决定的。张春桥却公然无耻地造谣,胡说是“中央决定”的。江青也气急败坏地叫嚷,不同意他们看军事设施,是对党中央的态度问题。这岂不是说,江青就是中央,中央就是江青吗?按照“四人帮”的逻辑,抵制和揭发他们的亲信干坏事,就是反对江青,反对江青,就是反对中央。他们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吓倒广大指战员,就可以任意施展反革命淫威了。但是,事情正好同他们的愿望相反,它使广大指战员更看清了,“四人帮”是一伙反对毛主席、党中央,在党内自成体系,自立中央,称王称霸,疯狂地分裂党、分裂军队的穷凶极恶的反革命派。他们所说的“中央”,就是由他们这伙新老反革命黑帮结成的妄想以江青为主席的伪中央。
“四人帮”为了搞乱总参,整垮叶副主席,还把总参说得漆黑一团。张春桥把所谓“山东问题”当作“歪风邪气”的典型,诬蔑在总参“正气不能伸张,邪气得不到抵制”,对“许多问题没有鲜明的是非观点”,狂叫要把总参的“政治空气换一换”。江青恶毒地攻击“总参是林彪的总参”。王洪文把总参谋部诬蔑为“维持会”。总参谋部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在同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长期斗争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一直是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总参始终是占主导地位的。“九·一三”事件以后,叶副主席亲自主持总参工作,坚决批判了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抵制了“四人帮”的破坏,各项工作飞跃前进,形势大好。“四人帮”恶毒诬蔑总参,大造反革命舆论,就是要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打下去,把“四人帮”的亲信抬上来,把总参机关变成他们搞反革命阴谋活动的御用工具。
“手段的卑鄙正好证明了目的的卑鄙”。“四人帮”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们一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培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极为仇恨,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把人民军队和经过长期战争考验的军队领导同志看作是他们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他们一心想篡夺军权。在批林批孔时,“四人帮”倾巢出动,煽阴风,点鬼火。王洪文叫嚷“军队问题,主要在上面”,“总参的事情更紧迫些”。狂叫要揭总参的阶级斗争盖子,“揭不开就砸,砸不开就用炸弹炸”。江青也一再扬言“要放火烧荒”。短短数语,充分暴露了“四人帮”的狼子野心。“四人帮”乘批林整风、批林批孔运动之际,炮制所谓“山东问题”,妄图搞乱总参,整垮叶副主席,就是他们搞的反党篡军的一个大阴谋。
毛主席教导我们:“枪杆子要永远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绝不能让它成为个人野心家的工具。”人民军队究竟是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还是控制在修正主义者手里,这是关系到党的存亡、军队的存亡、国家的存亡的大事。总参机关广大指战员深深懂得,兵权绝不能让“四人帮”夺去,对“四人帮”在总参大搞阴谋活动,早就看在眼里,恨在心头;对他们炮制所谓“山东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抵制和斗争。同志们气愤地说:“保守国防机密有什么错?”“向中央反映那几个人的恶劣表现为什么不应该?”“四人帮”就是我们党内的大恶霸。撼山易,撼解放军难。“四人帮”反军乱军,无损于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的一根毫毛,而他们却象几个嗡嗡叫的苍蝇,在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第2版()
专栏:

学得好 批得深
——撒拉族人民深入揭批“四人帮”
本报讯 聚居在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撒拉族人民,在县委领导下,深入揭批“四人帮”,革命大批判搞得既红火又扎实。
循化县委组织三千名贫下中农理论骨干,分片办学习班,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和党中央有关指示,然后带领广大群众深入学习。群众通过学习,掌握了革命大批判的武器。大家边学边批“四人帮”,学得好,批得有力。城镇公社社员认真学习华主席的重要讲话,特别是深入领会讲话中提出的十二个“为什么”的精神,把“四人帮”的罪行梳成辫子,从“四人帮”的所作所为中,分析其动机、目的,层层剥画皮,认清了他们的本质是极右派、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革命派。
撒拉族人民在旧社会苦最大,仇最深,对复辟最痛恨。他们把“四人帮”同旧社会的地主、公爷、资本家联系起来批,更加清楚地看出“四人帮”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典型代表,是戴着红帽子,长着黑心肝的复辟派。红旗公社社员谈到,撒拉族世代居住的黄河岸边,从前十年九旱九不收。农业学大寨运动改变了这里的干旱面貌,现在全县平均每人有了一亩多旱涝保收的水浇地,循化也进入学大寨先进县行列。“四人帮”破坏农业学大寨,不让人民过好日子,说明他们是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
县委带领群众大颂大赞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和英明领袖华主席的丰功伟绩,大揭大批“四人帮”折磨毛主席、迫害周总理、攻击华主席,阴谋篡党夺权的罪行。一颂一批,对比鲜明,大家对革命领袖更加热爱,对“四人帮”更加痛恨。许多社员在大颂大批中,向党写了决心书: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彻底揭批“四人帮”,坚决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