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埋头拉车赞
邓斌 李润
“四人帮”把许多正确的东西说成错误的，把许多错误的东西说成正确的。
对于那些为革命事业脚踏实地、努力工作的同志，人们尊敬他们，称赞他们埋头苦干、埋头拉车。埋头拉车本是一句好话。但是，在“帮”风盛行、“帮”气逼人之时，这句好话却成了批判人、讽刺人的坏话。多少为革命埋头拉车的积极分子，被扣上“不抬头看路”的帽子。人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被压抑了，人们的思想被搞乱了。
照“四人帮”的说法，似乎大干苦干、任劳任怨同远大理想、路线觉悟是必然割裂，不能并存的。于是，埋头拉车，便是墨守成规，胸无大志，目光短浅，看不清方向道路。而如他们所说的“路线觉悟高”者，一定不屑于埋头拉车。这是什么逻辑？这是形而上学的逻辑！
“四人帮”既用拉车、看路比喻，我们也就从拉车、看路说起。拉车，或为运货，或为送肥，空车拉它干啥？而载货装肥之车，少则几百斤，多则上千斤，分量是很重的。要拉着这样的车子赶路，直着身子，两眼平视，决拉不动。若是昂首向天，人与地面成钝角，那就要闹大笑话：连人带车都会朝后掀翻。只有驾起辕，拉紧套，埋头使劲，才能拉得车跑。拉车，不但要埋头，简直要整个身子俯下去，俯下去，与地面成四十五度的锐角，成三十度的锐角，有时甚至要面朝黄土背朝天，才能把车子拉上坡去，拉向前进。至于路嘛，本在地上，不在天上。正是埋头使劲时，才看得清何处平平坦坦，可以大步地走；何处坑坑洼洼，需得多加小心。若是一味扬着脑袋，眼睛朝天，踱起方步来，莫说拉车，就是空手走路，怕也难免要跌交子。一不会做工、二不会种田、三不会打仗的人，想必车子也没有拉过，根本不懂拉车的道理。请问：岂有拉车而能不埋头的吗？岂有埋下头来就看不清路的吗？埋头与看路，只能对立，不能统一，不是形而上学猖獗，还是什么？
拿拉车同做人做事相比，也是一样。杨水才“小车不倒只管推”，王国福“拉革命车不松套”，不埋头苦干，能做到吗？不埋头苦干，能有王铁人？能有雷锋？能有焦裕禄？这些同志，胸怀共产主义大目标，为革命甘当老黄牛，埋头拉车，肩不松套，眼睛不是向上盯着名利权位，不是左右观望看风使舵。他们不管刮风下雨，不管泥泞坎坷，不管荆棘丛生，总是下定决心，一步一步朝前迈。这不正是劳动人民的高贵品质？这不正是无产阶级的优良作风？这不正是实践第一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吗？
经过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四人帮”这些反党集团，八亿人民，三千多万共产党员，正在毛主席指引的金光大道上前进。对于什么是修正主义路线，什么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人们分辨得更清楚了。毛主席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这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干出来的，不是看出来的。这里，对于实现无产阶级的理想境界，也有一个真想还是假想的问题。你是真想，你就大干、实干、埋头苦干；你是假想，你就松松垮垮，夸夸其谈，只看不干。
埋头拉车何罪？埋头拉车好得很！
至于“四人帮”，动不动训人“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革命”之貌，堪称岸然，实则其心可诛。盖“路”有不同，有马列主义的路线，有修正主义的路线；有革命的道路，有反革命的道路。“四人帮”叫人看路，乃是要骗人上当，跟他们走那条复辟资本主义的回头路。而近些年来，这个形而上学的口号，确也搞乱了一些人的思想，煽起了一股歪风：似乎埋头拉车有过，翘腿坐车有功，破坏生产的坏蛋成为“抬头看路”的英雄，而埋头苦干的模范倒成了“为错误路线生产”的盲人！广大群众气得说：照这样弄下去，岂不是“大干不如小干，小干不如不干，不干不如捣蛋”？“四人帮”巴不得乱，巴不得捣蛋。思想一乱，有人捣蛋，他们正可以趁此机会，一抓“勤勤恳恳的走资派”，再抓“有事业心的走资派”！
打倒“四人帮”，是把被“四人帮”颠倒的东西颠倒过来的时候了。什么可卑，什么可敬，人民心里最清楚，毛主席说得最明白。毛主席早在四十年前就指出：“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埋头苦干可敬，埋头拉车有功。我们要埋头拉车不松套，一直拉到共产主义。鲁迅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鲁迅认为，即使是等于替帝王将相写家谱的所谓“正史”，也掩不住这种光耀。鲁迅歌颂说：“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见《且介亭杂文》）
“中国的脊梁”！这评价何等崇高，何等伟大，勤劳勇敢、埋头苦干的中国人民当之无愧！在鲁迅阐述的真理面前，“四人帮”的谬论直如一堆粪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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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不喜欢“卖嘴皮”干部编辑同志：
我们学习了昔阳县委关于进一步改进县社队三级干部作风的决定，受到了很大教育和启发。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鼓舞下，我们坚决响应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深揭猛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决心为加速建设高标准大寨县作出贡献。
“四人帮”是一伙政治骗子，他们整日舞文弄墨，四处游说，兴风作浪。有些干部受了“四人帮”恶劣作风的影响，成天漂在上面，很少和群众一起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不是指责这个，就是教训那个。群众把他们叫作“卖嘴皮”干部。
大伙在“卖嘴皮”干部身上，发现有三个特点：一是轻视实践，不懂得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他们自以为是生就的“天才”，一道又一道的命令，一篇又一篇的演说，嘴上呱呱叫，行动不对号，公开宣称不当“长工”干部。二是目无群众，不承认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他们满脑子“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总是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动不动就训人、骂人、压人，独断专行，叫嚷“我叫你怎干，你就怎干”。三是否认自我革命，不是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而是把自己看作“花一朵”，把别人看作“粪一堆”。自以为天下第一，从来不作自我批评，最爱“拿上不是当理说”。
这种“卖嘴皮”干部，正如毛主席指出的，他们是“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对号，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对号，和人民群众的要求不对号。在三大革命运动面前，他们是地地道道的懦夫懒汉。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下，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人民军队南征北战打出来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是人民群众辛勤劳动换来的；我们学大寨、赶昔阳的新面貌，是干部社员大批大干干出来的；绝不是靠他们开动嘴皮子说出来的。在群众运动中，他们既拿不出办法，又不肯去实干，只会高高在上，破口大骂群众“蠢才”、“朽木”。这种作风，真是叫人恶心。
嘴上呱呱叫，行动不对号。这是口头革命派的作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反映。它是无产阶级的大敌，共产党的大敌，人民群众的大敌。它破坏党和群众的关系，削弱党的战斗力，影响人民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有百害而无一利。我们奉劝这些“卖嘴皮”干部，还是放下臭架子，认认真真学点马列，老老实实深入群众，到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同群众一起，学点真才实学，为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作出贡献吧！
山西盂县下曹公社郭村大队贫下中农
（原载《山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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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人帮”的自我写照
刚平
反动影片《反击》中有这样一个情节：省委第一书记韩凌从《列宁选集》中翻出一句话，用来同“造反派”头头江涛辩论政治同经济的关系，被江涛当场拆穿：原来韩凌引为论据的那段话，恰恰是列宁当作靶子批判的，结果，闹出了一场笑话。这是《反击》的炮制者十分得意之笔，在影片中渲染烘托，颇费了一番心思。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究竟是谁在扮演着韩凌这场戏？不是别人，恰恰是“四人帮”一伙。正是在“四人帮”的影响下，这种断章取义、随意歪曲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恶劣作风发展到了惊人的地步。
去年五月，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里，引了列宁这样一段话：“在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概念中，政治好象是脱离经济的。资产阶级说：农民们，你们想活下去，就要工作；工人们，你们想在市场上得到一切必需品，生活下去，就要工作，经济方面的政治有你们的主人管。其实不然，政治应该是人民的事，应该是无产阶级的事。”“四人帮”攻击别人主张搞好企业管理，搞好生产，主张工人要以工为主，坚持“业余闹革命”，就是不许工人关心政治，就是对工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他们以为，找到列宁这段话，就有了十足的“理论根据”了。
现在，我们反用江涛对付韩凌的办法，把列宁这段话的后面一段念上一遍，“西洋景”立即就可以戳穿。
在这段话下面，列宁指出：“现在我们主要的政治应当是：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收获更多的粮食，供应更多的煤炭，解决更恰当地利用这些粮食和煤炭的问题，消除饥荒，这就是我们的政治。”
请看，列宁在这里，明明是说政治和经济是统一的，政治不能脱离经济。这篇文章却断章取义，完全把列宁的意思弄颠倒了。
其实，列宁五十多年前的这番话，倒很象是对准“四人帮”这伙讲的。“四人帮”一伙不正是在那里拚命把政治同经济分割开来吗？他们根本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是搞好社会主义建设；他们也根本否认加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甚至连“大干社会主义”这样的口号，他们也极力反对。照“四人帮”的逻辑，一讲经济，就必定是脱离政治，一讲生产，就必然是否认革命；照“四人帮”的标准，那些整天不干活，到处乱冲，搞打砸抢的人，倒成了最革命的了；照“四人帮”的主张，似乎少生产点粮食，少生产点煤炭，倒是最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了。这种种谬论，不正是列宁在这篇文章中所痛斥的吗？
“四人帮”在炮制反动影片《反击》的过程中，挖空心思，塑造了一个最大的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的典型，想动员人们去同这类典型人物进行殊死的斗争。人们看了之后，却在这个典型身上发现了“四人帮”的影子。韩凌钓鱼是王洪文钓鱼的真实写照，韩凌翻书，不也是“四人帮”翻书的真实写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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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东省海康县调风公社雷高大队党支部，对社员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大学、大批促大干，获得粮食大幅度增产。这是党支部书记（中）和社员一起谈学习体会。本报通讯员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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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风小议
“帮八股”害人不浅
解放军某部报道组 麦步初
“四人帮”摆出一副理论权威的架势，硬要人家把他们的假话、谬论当作“真理”和“原则”，照搬照套，弄得“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报纸上的许多文章题目一样，口号一样，写法一样，内容一样。从报纸到报纸，抄来抄去，充满了梁效那样的假话和空话。
“四人帮”的“帮八股”也毒害了我们报道人员的思想。有的同志很少去作认真的调查研究，写出工作中的具体经验和体会，很少反映生动活泼的部队面貌和火热的三大革命运动。即使写了，也是空话、套话多，实际内容少。什么“深深认识到”、“深刻体会到”，好多都是坐在屋子里瞎编的。
“四人帮”大搞“帮八股”，要新闻报道人员都变成他们的“传声筒”、“应声虫”，他们才好随心所欲地制造反革命舆论，篡党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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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风小议
张春桥的“废话”
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 刘明远
人们还记得，野心家林彪有个特点，作文讲话都是装腔作势，废话连篇。什么“最大的一次，而不是同他们一样大，更不是比他们小，也不是稍微大一点，而是极大、最大。”类似的废话在他的文章和讲话里有的是。
“四人帮”继承、发展了林彪的文风。张春桥在他的一篇文章里，在引用了马克思讲的“四个一切”以后说：“在这里，马克思讲的是一切，四个都是一切！不是一部分，不是大部分，也不是绝大部分，而是全部！”“一切”这个词，本来十分明白，可是张春桥却偏要装出比马克思、比群众都高明的样子，故弄玄虚，同义反复，大讲了一通废话！
这种废话连篇、空洞无物的文风，只能说明这些家伙头脑空虚、思想贫乏，又要装腔作势，借以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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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假“旗手” 真扒手
谢文清
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初期，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中就指出：“要谨防扒手”！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一向以文化大革命的“旗手”自诩，其实他们都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是结帮篡党的政治扒手。
说他们是政治扒手，首先是因为他们为了篡党夺权，竟偷天换日，对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性质的指示做了恶毒的篡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明明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四人帮”却跳出来叫喊说：中国当时的主要矛盾是所谓“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寥寥十个字，全部篡改了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关键就在“旧政府”三个字。按照这种反动说法，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既然是个“旧政府”，那么，在这个所谓“旧政府”治理下的中国当然也就是个“旧中国”了！这等于说：文化大革命是在“旧中国”而不是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条件下进行的。这样一来，伟大领袖毛主席长期担任过这个政府的主席，岂不成了“旧主席”吗？敬爱的周总理开国以来就担任这个政府的总理，岂不也成了“旧总理”了吗？毛主席一九五七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早就说过：“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而“四人帮”却硬说是个“旧政府”，难道还有比这更恶毒的反革命言论吗？这不是一九五七年右派向党进攻时的极右观点的翻版吗？“旧政府”三个字，是对我国人民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奋斗二十八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无耻的诽谤，是对一部中国近代革命史的最恶毒的歪曲；也是对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全盘否定！
其次，说“四人帮”是政治扒手，还因为他们偷梁换柱，完全篡改了毛主席为文化大革命规定的任务。毛主席教导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在这里，毛主席明明说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可是，张春桥却叫嚷说：“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砸烂旧机器”、“要改朝换代”。姚文元也狂叫要建立“新天朝”。张春桥在这里所说的“旧机器”，就是上文提到的所谓“旧政府”。说明白点，他们就是要砸烂我们党领导的人民政府。
砸烂旧的政权机器，这是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时所应采取的唯一正确的原则。“四人帮”却把这个对付反动政权的原则搬来对付我们的人民政权。毛主席说要巩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政权，张春桥却要把它当作“旧机器”加以“砸烂”，其篡党夺权的野心岂不是洞若观火吗？“四人帮”就是这样要“砸烂”我们的人民政府，“改”掉我们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换”上他们那个女皇坐天下的“新天朝”，对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
第三，说“四人帮”是政治扒手，又因为他们盗换了毛主席为文化大革命规定的革命对象。
“十六条”中明确地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一再指出：干部的大多数即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就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大多数也是可以教育改正的。“四人帮”却硬要打倒一切。江青到处血口喷人，把我们许多党政军领导干部诬蔑为“叛徒”、“特务”、“军阀”、“土匪”、“假党员”、“坏人”、“大儒”和“走资派”。她断言“老干部百分之七十五必然从民主派到走资派”。“四人帮”就是要把他们不顺心的所有新老干部统统揪光、打光、扫光，从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到广大的革命干部，都成了他们的“革命对象”。他们如此狂妄，就是为了扫除篡党夺权道路上的一切障碍。
第四，说“四人帮”是政治扒手，也因为在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这个根本方针问题上，他们也是顽固对抗毛主席的指示的。
毛主席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一再教导说，“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四人帮”却处心积虑地到处挑起武斗，煽动内战。江青公开发出武斗号令，叫作“文攻武卫”。这便是“四人帮”用以“砸烂旧机器”，建立他们的“新天朝”的手段。尽管江青表面上摆弄什么“文攻”的字眼，但骨子里却是“武卫”，即武斗。因为，对付“文攻”，只需“文卫”就足够了，干嘛要用“武卫”呢？只有“武攻”时才需要“武卫”嘛！用“武卫”来对付“文攻”，这就是说，人家用大字报、大辩论来批她，她就要用刺刀和机枪来“自卫”，这不是充分暴露了她那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狰狞面目吗？！
尽管“四人帮”对文化大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以及进行的方针做了系统的篡改，但是，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掌舵，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终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现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已经把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打倒了。对于这一帮右得不能再右的大右派，必须一桩桩一件件地彻底清算他们的反革命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