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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加强基层建设，搞好企业大治
石油化学工业部大批判组
今年，是走向大治的一年。我们要响应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斗号召，在深揭猛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学习大庆的经验，把加强基层建设做为企业大治的一项重要任务，切实抓紧抓好。
（一）
王张江姚“四人帮”大念“乱”字经，叫嚷什么“乱，才有生气”，“乱的越彻底越好”，妄图把企业基层搞乱。谁要抓基层建设，他们就说你“矛头向下整群众”；谁要讲整顿基层的各项工作，他们就说你“搞复辟”。“四人帮”为了把基层搞乱，叫嚷“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张春桥别有用心地鼓吹基层对上级要“敢于议论，敢于分析，敢于批判，敢于斗争”。他们那个黑干将更加露骨地叫嚣，要“下级盯上级，一级盯一级”。
“四人帮”为什么这样处心积虑破坏基层建设？这是因为企业的基层，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前哨阵地，是前线作战的基本单位，是企业一切工作的落脚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都要在基层落实。国家的各项生产建设计划，都要靠基层实现。企业的基层，历来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激烈搏斗的战场。“四人帮”妄图搞乱企业，搞乱国民经济，必然要破坏基层建设，把基层搞乱。
加强基层建设是“矛头向下整群众”吗？不对！企业的基层犹如解放军的连队一样，加强基层建设，就是要提高基层的战斗力。这里根本不存在什么“矛头向下整群众”的问题。狠抓基层建设，使基层对待革命工作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在三大革命运动中过得硬，难道是“矛头向下整群众”吗？对那些纪律松弛，团结涣散，无政府主义泛滥，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抬头的基层促一促，帮一帮，严格要求，加强教育，有什么不好？对那些破坏生产，违法乱纪，搞打砸抢者，进行坚决打击，严肃处理，有什么不对？在阶级社会里，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看待一切、分析一切。绝不能以矛头“向上”、“向下”做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四人帮”叫嚣“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其罪恶目的就是搅乱阶级阵线，蓄意把水搅浑，充分暴露了他们反马克思主义的丑恶嘴脸。
整顿基层的各项工作是“搞复辟”吗？不对！整顿是我党的光荣传统，整顿基层的各项工作，主要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把思想政治路线搞端正。整顿是为了建设，为了加强，是继续革命，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是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需要。对企业基层有章不循，无章可循，管理混乱的状况，该不该整顿？对拖拖拉拉，松松垮垮，马虎凑合的坏风气，该不该整顿？对“软、散、懒”的基层领导班子，该不该整顿？不进行整顿，资本主义就会乘虚而入，队伍就会丧失战斗力。“四人帮”反对整顿基层的各项工作，是为了把基层搞乱，适应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
张春桥胡说基层对上级要“敢于议论，敢于分析，敢于批判，敢于斗争”。这是他盗用“反潮流”这一马克思主义原则，贩卖自己私货的故伎重演，粗暴地践踏了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个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从根本上取消党的领导。如果见上级的指示就抵制，就反对，那么，
“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怎么能够做到呢？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怎么能够在基层落实呢？国家的各项生产建设计划，怎么能够实现呢？“四人帮”鼓吹下级反上级，“一级盯一级”，就是为了“层层揪”，“揪一层人”，妄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领导同志，实现其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
（二）
王张江姚“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拚命要砍倒大庆红旗。但是，不管他们怎样疯狂，大庆红旗就是砍不倒，在斗争中迎风招展，更加鲜艳。这是为什么？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大庆继承我党的光荣传统，学习解放军一整套政治工作经验，十多年来，始终把工作重点放到基层，下了极大的功夫，使基层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冲不垮，打不烂，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大庆的基层过得硬，首先在于坚持不懈地抓了基层党支部的建设。毛主席教导我们：“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一个井队，一个车间，要能打硬仗，关键在于要有一个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能够带领党员和群众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冲锋陷阵的党支部。大庆的实践证明，有了这样一个基层领导核心和团结战斗的堡垒，就能带出一支在政治思想上、生产技术上、纪律作风上，都过得硬的队伍。
大庆油田基层党支部，十分注意加强领导班子革命化。支部委员会成员和基层领导干部，带头学习马
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坚持参加生产劳动，经常接受群众监督，做到了身不离劳动，心不离群众。党支部十分注意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党支部周围培养了一支包括党团员、先进人物、老工人在内的骨干力量。党支部一声令下，一呼百应，工作有声有色，队伍越打越强，越打越硬。
大庆的基层过得硬，在于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进行艰苦细致
的政治思想工作。无论在会战初期，还是在油田大发展的时候，无论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还是在完成繁重的生产任务时，大庆的基层单位都始终坚持“两论”起家的基本功，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战斗，统帅工作，武装广大职工的头脑。
大庆油田的基层单位，十多年来深入持久地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把阶级教育、路线教育当作思想教育的基础课。每个基层都有职工的新旧社会“两本帐”，把忆苦思甜和现实的阶级斗争密切结合起来，做到常忆常新。大庆同志深有体会地说：“要把基层建设好，阶级教育是个宝”。
遵照毛主席关于思想政治工作“要结合着经济工作一道去做”的教导，大庆油田的基层单位，把经常性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到钻台上去、井场上去、工地上去、宿舍中去，做到家属中去，使政治工作联系实际，有的放矢。许多基层单位摸索出一套进行经常性政治思想工作的经验。在社会上阶级斗争激烈的时候，生产条件变化的时候，工作顺利或遇到矛盾的时候，受到表扬或受到批评的时候，以及总结、评比，职工探亲归队、家庭生活有困难的时候，都抓住思想苗头，有针对性地进行工作，政治思想工作做得主动及时，生动活泼，讲求实效。各基层单位特别注意做好后进同志的转化工作，把它当作政治思想工作的攻坚战。做好一个后进同志的工作，往往会突破一点，推动全局，在灭资兴无的斗争中，打开新的局面，不断加深职工的思想革命化。
大庆的基层过得硬，在于坚持不懈地认真培养一个好的作风。大庆油田的基层，发扬党的三大作风，始终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干部和群众。学习人民解放军，从实际出发，干部带头，思想领先，严格要求，从日常的、大量的、细小的事情上抓起，培养“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的好作风。大庆的经验说明，基层单位有了这样一个好作风，就能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有了这样一个好作风，就能脚踏实地，老老实实，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有了这样一个好作风，就能自觉严格要求，干出来的事情信得过；有了这样一个好作风，就能闻风而动，指到那里，打到那里。作风是无声的命令。一个基层，一旦形成了“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的好作风，就会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队伍就会变样子。
大庆基层过得硬，在于坚持不懈地把高度的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大搞技术练兵。会战以来，大庆的基层单位始终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尊重科学，做艰苦的调查研究，搞好第一性资料，掌握自然界的客观规律，鼓实劲，讲实效，一步一个脚印；始终坚持狠抓技术练兵，以岗位练兵为主，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开展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的群众技术练兵，为革命苦练真本领，硬功夫，做到又红又专。
大庆工人在技术练兵中，贯彻严格训练，严格要求的原则，从严、从难、从生产实际出发，努力做到“四过硬”：在机器上过得硬，熟悉机器性能，会维修保养，会排除故障；操作上过得硬，动作熟悉、精确，协同动作好；质量上过得硬，合乎规格要求；在复杂情况面前过得硬，有安全知识，能判断、预防和处理事故。工人同志们说：“不累不痛，功夫稀松。要想技术精，必须下苦功。”
大庆基层过得硬，还在于坚持不懈地依靠群众，严格执行岗位责任制；坚持不懈地搞好评思想，比贡献，选模范，树标兵，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坚持不懈地全面关心职工生活，搞好农副业生产。大庆油田抓基层建设，年年抓，反复抓，年年有新套套，年年有新发展，使油田各项工作有了坚实牢靠的基础。
（三）
加强基层建设，是企业党委工作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把企业建设成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阵地，必须要建设过得硬的基层。批修正主义，斗阶级敌人，顶错误潮流，要有过得硬的基层。在生产上打硬仗，打大仗，打胜仗，要有过得硬的基层。不建设起过得硬的基层，就休想办好社会主义企业。因此，基层工作好坏，是企业工作的一面镜子，反映着企业整个管理水平，是检验企业领导机关革命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搞好基层建设，除了依靠基层的主观努力之外，企业党委必须给予经常的、实际的、具体的帮助。这就要求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时刻想着基层，把基层的事挂在心上，对基层进行面对面的领导，把加强基层建设切实做好。
十多年来，大庆油田党委排除刘少奇、林彪、“四人帮”对基层建设的破坏和干扰，始终不渝地把自己的工作重点放到基层，政治上帮助基层，组织上充实基层，作风上方便基层，工作上扎根基层，生活上关心基层，不断加强基层建设。
为了加强基层建设，大庆油田各级党委，深入基层蹲点，调查研究，具体帮助总结经验。对基层干部严格要求，热情培养，放手使用，关心基层干部的成长，支持基层干部大胆工作，大胆管理，带好队伍，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路线觉悟、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有了缺点错误，热情帮助，主动承担责任。一九七五年，大庆油田各级党委，采取蹲点、到基层代职、派出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等方式，帮助一大批基层单位搞好建设。去年，除组织五千多名干部到基层蹲点外，还组织了五百多人的工作队，分赴一百多个边远队、薄弱队、后进队帮助工作。
为了加强基层建设，大庆油田各级领导机关，采取各种措施，搞好机关革命化。各级机关坚持“三个面向”、“五到现场”，即：面向基层，面向生产，面向群众；实行政治工作到现场，生产指挥到现场，材料供应到现场，设计科研到现场，生活服务到现场，主动为基层服务。
为了加强基层建设，大庆油田各级党委大张旗鼓地树立先进典型，大力表彰它们的先进事迹，推广它们的先进经验，使基层学有榜样，赶有目标。一二○二钻井队、一二○五钻井队、采油四中队、油建十一中队、运输十三车队等，这些会战初期的老标杆越战越强。在它们的带动下，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先进的基层单位。一九七五年，全油田就有六百多个钻井队、采油队、基建队、运输队和车间等基层单位跨入先进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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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刁小三的逻辑和资产阶级法权
——批判张春桥授意炮制的两篇反军黑文章
向群
一九七五年七月，在“四人帮”控制下的上海一家报纸和《学习与批判》杂志上，出现了两篇触目惊心的黑文章。一篇叫《刁小三的逻辑》，一篇叫《八路军的“样子”》。这两篇文章，用最阴险的手法，最恶毒的语言，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发泄对我军的刻骨仇恨，极尽污蔑之能事。要而言之，就是诬指我军为《沙家浜》一剧中的汉奸伪军刁小三，攻击我军是“把革命功劳当作伸手要特权的政治资本”，“漫天要价，高人一等”，“做买卖”，“以贵凌贱”，就跟抢劫群众的伪军刁小三一样，简直是“凶神恶煞”。这两篇东西，互相配合，从思想到语言，都如出一辙。他们硬把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同汉奸刁小三扯在一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的内幕是：我军领导机关当时正在举行一个重要会议，会上通过了安排退役干部的方案。方案规定：我军退役干部一般转到地方工作，按地方的同等级别工资待遇。基层干部可以当职工或者回原籍地、县、人民公社当干部。这个方案，完全适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使这些退役干部各得其所，充分体现了毛主席、党中央对军队干部的关怀和爱护。不久，毛主席就批准了这个方案。但是，当时身居我党我军要职的张春桥，却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极力反对这个方案。他的反对意见在讨论中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于是他就授意炮制出这两篇黑文，丧心病狂地公开咒骂我军。
且看《刁小三的逻辑》。全部文章就做在刁小三抢劫一个妇女的包袱时说的一句话上：“老子们抗日救国，给你们赶走日本鬼子，你得慰劳慰劳！”由此开始，一是扯出个等价交换原则来；二是攻击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也是“搞等价交换”；三是用等价交换把刁小三同我党我军硬扯在一起。
汉奸刁小三明明是抢劫老百姓的包袱财物，张春桥却说这是“来而不往非礼也”，是“搞等价交换”。强盗和被抢劫的群众之间，有什么“来往”？又何来“等价”？
伪军刁小三明明是充当日本鬼子蹂躏人民的帮凶，张春桥却说他有“赶走日本鬼子”的“政治资本”。日本鬼子的走狗竟然有抗日的政治资本，真是海外奇谈！
汉奸伪军烧杀淫掠，人民只会以坚决打击相对，以坚壁清野相迎。张春桥却说，他们能居功要老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其实，这是张春桥的自我写照。他是干过扛着小白旗去跪迎二鬼子的队伍这类勾当的。
伪军刁小三抢包袱时放的是狗屁，张春桥却说“这个逻辑却有点迷惑人”。刁小三是明火执仗地抢劫，不论本质和现象都只是抢劫，张春桥却说“现象上是平等”。不知这“迷惑人”的和“平等”的东西究竟在什么地方？
这里不妨把张春桥的反革命逻辑再解剖一下。
第一步，张春桥完全抛开伪军刁小三替日寇帮凶、鱼肉人民的客观实际，专门挑出他“嘴巴上”的一句“侈谈”来搞名堂。他故意把一个穷凶极恶的日寇走狗，说成抗日的功臣，把他抢劫百姓的罪行，说成拿“政治资本”要人民“感恩图报”，“搞等价交换”。这样，在反革命张春桥的魔术棒下，强盗的逻辑变成了等价交换的逻辑，汉奸的逻辑变成了“资产阶级法权”的逻辑，安下了污蔑我军的伏笔。
第二步，张春桥一笔勾销我军同人民的鱼水关系和骨肉深情，攻击和丑化我军是拿革命当“政治资本”，“搞等价交换”；恶毒影射我军退役干部分配在地方工作，是所谓资产阶级等价交换，也就是所谓“刁小三的逻辑”。这样，就把我们伟大的人民军队辱骂为汉奸的军队；我军广大指战员，竟被他辱骂为汉奸伪军刁小三！
不仅如此。在《刁小三的逻辑》这篇黑文末尾，张春桥特意点明，“腐尸虽臭，招魂有人”，丧心病狂地攻击我党我军领导同志，说他们提出、通过和批准退役干部安排方案是为遗臭万年的汉奸刁小三招魂！他的矛头直指中央军委，直指党中央，直指伟大领袖毛主席。张春桥并且一口断定：“只要有商品生产，货币交换存在，就总会有人把刁小三的那套逻辑搬出来闹点名堂的。”这就咒骂我党我军的领导机关不仅现在有人替汉奸招魂，而且今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直到商品和货币消灭为止，都会有人替汉奸招魂。看这些反革命分子疯狂到了什么地步！
张春桥到底要干什么？
这个家伙，一九三三年写过反动文章《济南》，无耻地宣扬日本帝国主义关于“互相提携”“共存共荣”的强盗口号。这个家伙一九三八年又写过另一篇反动文章《韩复榘》，把投降卖国积极反共的蒋介石吹捧成抗日救国的领袖。早在三十年代，张春桥就把自己的灵魂卖给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他现在的反共叫嚣，不过是他反共卖国的历史的继续。我们要彻底剥掉他的马克思主义词藻的伪装，剥掉他的“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伪装。
我军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指挥的军队，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哺育的军队。“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是毛主席制订的我军三大纪律之一。正由于这样，我军指战员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联，人民群众衷心爱戴和拥护解放军。在车轮滚滚的支前战线上，在千千万万赶制军装的油灯下，在荒僻的养护伤病员的山洞里，人民群众想尽一切办法，直至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支援和保护人民的军队。只要有人民群众，我们的军队就扑不灭，困不死，就能越战越强，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样一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伟大军队，哪里有一点“搞等价交换”的影子？我军建军五十年来，哪一年不是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为最崇高的目标牺牲奋斗？我军推翻本国反革命统治和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侵略的长期英勇斗争，是“搞等价交换”吗？我军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保卫领土、领空、领海和人民生命财产的英勇斗争，是“搞等价交换”吗？在支援唐山人民的抗震救灾斗争中，我军广大指战员的血和人民的血汇流到一起，是“搞等价交换”吗？
我军干部和战士是有薪金和津贴的，这在今天是必要的。我军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一贯坚持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但是指战员的生活不能没有一定的物质保证。这是任何人的常识，决不是什么“搞等价交换”。我军为保卫和建设伟大祖国所付出的牺牲和劳动，决不是什么薪金和津贴所能衡量的。只有向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出卖了灵魂的穷凶极恶的反革命匪帮，才会这样污蔑和咒骂我军。
我军肩负着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任务。为了保证军队的战斗力，当然就要不断更新部队的组成，使一部分干部转到地方上去。必须使去者脱下军装不下岗，继续战斗在新的战线上。必须使留者和后来者安心。这里，要强调政治挂帅，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使广大干部斗私批修，不管是到城市还是农村，是到内地还是边疆，都自觉服从组织分配，不计名利，不辞艰苦，全心全意为革命。同时，对退役干部转到地方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也必须作出妥善的安排。这是巩固我军和加强我军战斗力不可缺少的措施，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需要，完全符合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我军干部是党的整个干部队伍的一部分。他们经过部队革命生活的各种锻炼，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工作能力。他们转到地方后，大部分是参加生产劳动，体现了我党干部作为一个普通劳动者的革命精神。他们由部队的岗位转到地方的岗位，同那里的干部和群众一起，继续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贡献力量，这对革命工作是有利的。张春桥竭力反对这样的安排，攻击这种安排是“伸手要特权”，是“高人一等”，这只能暴露出他们一伙对我党我军的刻骨仇恨。其目的显然是为了破坏我军的战斗力，瓦解我军，以适应帝修反的需要。
张春桥不仅咒骂我军是刁小三，也咒骂实行按劳分配原则的全国工人农民是刁小三。在反革命张春桥那里，等价交换等于“刁小三的逻辑”，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按劳分配，既然也是采取商品等价物交换的同一原则，那末，在张春桥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认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也就是“刁小三的逻辑”。
这是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吗？根本不是。任何一个有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都懂得，在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制度下，“‘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社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了；‘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这个社会主义原则也已经实现了”（《列宁选集》第3卷第252页）。但是，就产品“按劳动”分配，还不是“按需要”分配这一点来说，这种“平等权利”“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列宁选集》第3卷第250页）。这种权利之所以是资产阶级法权，就在于它是拿劳动这一尺度作为领取产品的共同标准的，就在于“这里通行的就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1页）。把这一共同标准或原则应用在劳动强弱不同、子女多少不同等等的人们身上，他们的富裕程度也就会不同。因此，“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1页）这样的资产阶级法权，在进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以前是不可避免的和必要的，只能加以限制。（按照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设想，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中，尽管已经不存在商品生产，不存在价值和货币，这样的资产阶级法权仍然要存在。）张春桥硬把在我国工农群众中实行的按劳分配，和他们伪造的所谓刁小三的“商品交换”混同起来，骂为汉奸伪军的抢劫，这难道是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吗？这是打着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幌子，污蔑我国伟大的劳动人民，施展反共反人民的阴谋。
我国工人是按劳分配的。新中国成立前，他们一面为资本家生产财富，一面为自己生产贫困；今天，实行按劳分配，标志着从资本的剥削下解放出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群众已经初步树立或者正在逐渐树立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他们深深懂得，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进行忘我的创造性劳动，对于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对于改善自己和全国人民的生活，具有决定的意义。我国工人阶级的英雄代表，大庆工人王铁人，为了摘掉我国贫油的帽子，打破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封锁，为社会主义祖国争气，头顶青天，脚踩荒原，在滚滚的寒流和漫天的风雪中，奋战不息，甚至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难道能够说，这是搞张春桥老爷发明的刁小三式的“商品交换”吗？我们决不能容忍张春桥对我们伟大的工人阶级的污蔑！
我国农民也是实行按劳分配的。但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为革命种田的思想也日益为广大农民所接受。以大寨人为光荣代表的我国男女老少贫下中农，战天斗地，劈山引水，终年艰苦劳动，大干社会主义，为“备战、备荒、为人民”做出了伟大贡献。难道能够说，他们是搞张春桥老爷发明的刁小三式的“商品交换”吗？我们决不能容忍张春桥对我们贫下中农的污蔑！
张春桥炮制的《八路军的“样子”》这篇黑文中还鼓吹：“从马克思以来的共产党人”，“只讲义务，不讲权利”。这是明目张胆的捏造。正是马克思说过：“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7页）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要下山摘桃子，抢夺抗战胜利果实，毛主席驳斥说：“你没有挑过水，所以没有摘桃子的权利。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天天浇水，最有权利摘的应该是我们。”毛主席在这里说的，也是这个关于权利与义务的道理。如果按照张春桥所说的“只讲义务，不讲权利”的鬼话办事，那么，人民流血牺牲和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浴血奋战得到的胜利果实，不是可以统统不要，而拱手送给蒋介石吗？毛主席说：“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人民的权利，无产阶级的权利，包括经济的权利和政治的权利，共产党人不仅要讲，而且要为之坚决奋斗，决不容许“四人帮”及其一伙用任何伎俩来篡夺。
“四人帮”看到讲物质利益，就总是要歇斯底里地狂叫，说这是经济主义。他们简直就象恩格斯所说，是“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3页）的历史唯心主义者。毛主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张春桥把革命者的自我牺牲精神同革命者的基本生活保证绝对对立起来，居心也是极端险恶的。革命者无论在流血的或不流血的革命斗争中，除非光荣牺牲，就必须维持自己的生存。无论在物质生活上多么艰苦，一定水平的物质需要是必须努力保证的。鲁迅说，他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和血。这也是我军长期战斗生活的真实写照。我们一定要永远保持和发扬这一传统的革命精神。但是如果连草也不吃，那就只有饿死，当然不能有奶。因此，无论什么军队，都要有后勤；无论什么社会，都要分配消费品。没有生产就不能消费。没有消费（例如工人农民不吃饭）也就不能生产。张春桥真的连这点常识都没有吗？毛主席在反驳王明路线时说，王明路线不懂得三条常识：人是要吃饭的，路是要人走的，子弹是可以打死人的。张春桥拾王明路线的牙慧，不承认共产党要保证战士和人民吃饭的权利，就是要帮助敌人消灭革命力量。张春桥不是还叫嚷，只要路线“正确”，颗粒无收也不要紧吗？这不是为了帮助敌人毁灭中国经济，消灭中华民族，又是什么呢？
“四人帮”是一伙吸血鬼，离开声色狗马的腐朽糜烂生活，他们一伙就熬不住，活不成。在他们那里，一桌酒宴，万民血汗。他们一伙，巧取豪夺，敲诈勒索，贪污侵占，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所干的完全是盗窃和掠夺，盗窃国库和掠夺工人农民的劳动果实。他们实行的，根本不是等价交换、按劳分配的原则，根本不是马克思说的资产阶级法权，而恰恰是刁小三的强盗逻辑。他们诬蔑人民解放军和全国人民是刁小三，实则他们自己才是刁小三。他们是刁德一、刁小三一帮的总头目，是钻到我党肚子里来，抢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抢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破坏党、破坏军队、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破坏民族的叛徒和内奸。
（原载三月十日《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