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批“不为错误路线生产”论
周怀
“四人帮”一伙为了破坏国民经济，篡党夺权，挖空心思，提出一大堆奇奇怪怪的口号，其中之一就是“不为错误路线生产”。
乍一听，这个口号倒象很革命。但是细一想，问题很不少。“四人帮”一伙一不做工，二不种地，他们当然“不为错误路线生产”。在他们看来，大家都“不为错误路线生产”，“错误路线”的统治就垮台了。可是，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工人、农民吃什么？穿什么？不等“错误路线”垮台，工人、农民自己就先饿死冻死了。工人、农民吃的、穿的，并不是“错误路线”的恩赐，而是他们自己生产出来的。说来说去，“不为错误路线生产”，苦的是老百姓自己。
解放前，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工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需要采取罢工的方式进行斗争。可是那也只是一种暂时的手段，罢工总是不能永远罢下去的。在农村，农民也不能因为生产出的粮食要被地主夺走一部分、大部分，就干脆来个不种地。老百姓懂得这个简单的真理：地里不会自动长出粮食，锅、勺、布匹不会从天而降，而人不吃饭是要饿死的，没有衣穿就要受冻的，所以必须生产。错误路线之所以为错误路线，归根结底，就是因为它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四人帮”要破坏生产，搞垮国民经济，以便乘机篡党夺权。他们推行的才真正是一条祸国殃民的错误路线。
“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口号，喊得倒是十分响亮，可惜不彻底。请问“四人帮”一伙：“错误路线”下生产出来的粮食，你们吃不吃？“错误路线”下生产出来的衣服，你们穿不穿？你们真要彻底
“革命”，就应该学伯夷、叔齐。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最后饿死在首阳山，虽然是够顽固的了，但是言行一致。你们不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吗，那就请你们吃几天草，试试看？
可是“四人帮”却不学伯夷、叔齐，而是学孔老二。孔老二骂种田的农民是“小人”，可是他自己却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四人帮”比孔老二讲究得多。他们吃的、穿的、用的、住的有多么阔气，就不用细说了。那是什么路线下生产出来的？张春桥说过：“阶级斗争抓好了，就是颗粒无收也不要紧。”对他们来说，当然不要紧，反正他们是不会饿着肚子搞阴谋诡计的。国内没有吃的还可以进口呢！江青不是写过这样的话，“吃的饱饱的，睡的好好的，打一场更大的胜仗！”至于老百姓呢，就叫他们喝西北风吧！但是，老百姓决不会让他们打什么大胜仗的，不等他们把全国搞得“颗粒无收”，早就把这帮害人虫收拾得干干净净了！
第3版()
专栏：
关心群众生活是党的政治任务
甘肃省委写作组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制造过一个怪论：谁要一提关心群众生活，就是“物质刺激”、“福利主义”、“不抓大事”、“腐蚀群众”。在他们看来，社会财富只能由他们这些吸血鬼任意占有和支配，劳动人民只有干活的义务，绝无享受的权利。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无耻背叛。
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指出：“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我们党既胜利地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斗争，又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地提高群众生活水平。我们党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因而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去共同奋斗。怎样才能把千百万群众组织和动员起来呢？毛主席说得十分清楚：“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这就是说，要把最大多数的群众动员起来，为实现革命事业而奋斗，就要在加强政治思想教育的同时，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群众干社会主义的劲头越大，就越要关心群众生活。这样，才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保护群众的积极性。“四人帮”这伙祸国殃民的害人虫，吃着人民种的粮食，穿着人民做的衣服，住着人民盖的房子，却从不研究和解决经济建设和群众生活中的任何一个实际问题。他们的方针实际上是：调动一切破坏因素、反革命因素，打击和扼杀一切积极因素和革命力量，以实现其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英明领袖华主席，历来十分关心群众的生活，时时刻刻把群众的疾苦、群众的要求和愿望装在心里，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一九七三年，周总理了解到我省中部地区连年受灾，群众生活发生困难，夜不成寐，极为焦急。周总理一方面指示我们，要继续团结和带领全省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改变农业生产的落后面貌而努力，使群众的生活逐年有所改善。另一方面，指示中央各有关部门，迅速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支援我们。随后，华国锋同志详细地听取汇报，就如何落实周总理的指示，改变我省农业的落后面貌，作了一系列重要的、细致入微的指示和安排。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国务院派来了工作组，具体帮助灾区人民搞好生产，安排生活，中央各部门调拨了许多生活用品和生产物资，支援灾区人民，极大地鼓舞了我省人民。这是我省农业这几年有了较大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人帮”反对关心群众生活的罪恶目的，就是企图通过批判“物质刺激”，给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同志戴上“修正主义分子”的大帽子，打倒这些同志，好让他们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建立法西斯的“帮天下”。
第3版()
专栏：
斥姚文元的胡说
解放军某部 王幸生 刁振寅
姚文元在一篇文章中说：“当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的代理人就会要求政治上的统治，要求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全盘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公开地复辟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
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只有“在经济上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的代理人才会“要求政治上的统治”，复辟资本主义吗？这简直是胡说。
社会发展史告诉我们：资产阶级在其刚刚诞生的时候，它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一般地、主要地表现为经济斗争，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日益发展，随着资产阶级经济力量的不断壮大，资产阶级要求政治上的统治便提到日程上了。在欧洲几个主要国家，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上半叶的资产阶级革命，正是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力量已有相当程度发展的情况下发生的。
可是，在社会主义时期，资产阶级的情形又怎么样呢？能不能依此类推，说它“在经济上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的代理人才会“要求政治上的统治”呢？显然不是这样的。在社会主义时期，资产阶级被推翻了，由统治阶级变成了被统治阶级，它已经被打倒，但是并没有被消灭。他们人还在，心不死。他们“不曾料到自己会被推翻，他们不相信这一点，不愿想到这一点”，他们必然会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卷第640页），向无产阶级反扑，妄图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因此，资产阶级及其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总是企图把复辟的希望变为复辟的行动，根本不会等到什么“经济上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翻开我国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历史，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复辟阴谋的斗争又有哪一天停止过？从高岗、刘少奇到林彪，他们篡党夺权的野心是那样的狂妄，有什么耐心等到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姚文元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资产阶级处在上升时期的规律硬拉到社会主义社会来，充分暴露了他在理论上一窍不通，是一个反革命的政治骗子。
第3版()
专栏：
为何重新搬出“气浮陀螺事件”
第三机械工业部批判组
一九七六年三月，阴谋家、野心家江青私自召集十二省、区负责同志讲话。她在这个反党讲话中，专门讲了一段气浮陀螺问题。气浮陀螺本是一种导航用的仪器。小小仪器竟同江青结了不解之缘，这是怎么回事呢？
一九七四年三月，正是“四人帮”策划“三箭齐发”于前，喧嚷“风庆轮问题”于后的那个时候，江青收到了一封关于“压制”研制气浮陀螺的告状信，以及一份歪曲事实的“调查报告”。江青如获至宝，不问青红皂白，迫不及待地涂抹了一纸批语，煞有介事地批给包括周总理在内的所有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她凌驾于党中央、政治局之上，利用这件事大做文章，妄想强迫政治局跟着她的指挥棒行事。
这个“江批”，确属妙文。一开头，就亮相，吹嘘她自己是“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者”，如何如何有“民族自豪感”。接着，故作姿态，“请求党中央重视气浮陀螺这一新生事物的成长”。好象没有她这个“救世主”，气浮陀螺就要沉入海底了。最后，她抛出了“资产阶级权威”、“封锁和垄断”以至“汉奸”的帽子，一副泼妇骂街的丑态，跃然纸上。她以为这样一来，人们就会退避三舍，唯唯诺诺了。
四人结帮，总是相互唱和的。这次“江批”刚一出笼，王洪文急忙责令有关部门立即召开专门会议，杀气腾腾地要某厂、某部检查压制新生事物的“路线问题”。然而，事与愿违，参加专门会议的同志举出了大量事实，证明对研制气浮陀螺的“压制”云云，纯属捏造。江青导演的这出戏，赢得了满堂倒采。这就是“气浮陀螺事件”的全部经过。
小小的气浮陀螺，竟然引起“四人帮”大兴问罪之师，而发难者，又是那个既不在国务院任职，中央也没有委托她过问工业的江青，岂非咄咄怪事！然而，说怪也不怪。仅仅从工业方面看，一九七四年，“四人帮”策划的怪事之多，是骇人听闻的。什么“游览艇事件”，“风庆轮事件”，等等，此起彼伏，没完没了；而一查，又大抵都是歪曲捏造。“四人帮”如此无事生非、造谣惑众，其目的在于抓住一事，强行定“罪”，进而由某厂、某单位追至某部，由某部追至国务院的“路线问题”，妄图借此打倒周总理，打倒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所谓“气浮陀螺事件”不过是个小插曲而已。
可是，两年以后，江青居然又把这个失败的记录端出来，继续打人。除了骗子和无赖，谁能如此无耻下流呢？
大家知道，毛主席曾揭露江青有野心，并严厉警告她：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对此，江青怀恨在心。她在一九七六年的一次反党讲话中，对毛主席进行公开的反扑。她说，批林批孔时，“我批了不少材料，有个气浮陀螺”，批得如何如何正确等等。江青重新搬出“气浮陀螺事件”，就是为了翻伟大领袖毛主席批评她之案，攻击毛主席。
毛主席及时识破了江青的野心，明确指出她在十二省、区会议上的反党讲话不应该印发。江青又一次碰了壁。江青打人不成反丢丑，翻案不成增罪行。这就是“四人帮”两次喧嚷“气浮陀螺事件”的可耻记录。（附图片）
上海沪东造船厂的广大职工愤怒揭批“四人帮”破坏造船工业的滔天罪行。 新华社记者摄
第3版()
专栏：报刊文摘
批“条条专政”是假 搞垮国民经济是真
昆明铁路分局昆明站工人理论组
王张江姚“四人帮”把黑手伸进铁路系统，把党中央有关铁路工作的一系列指示，把铁路运输的集中统一指挥，统统诬蔑为“条条专政”。
铁路运输生产的集中统一指挥是“条条专政”吗？否！铁路运输生产必须集中统一指挥，这是铁路运输事业的规律和特点决定的。我国幅员广大，铁路线长，跨越省区，纵横交错，贯通全国；铁路企业是有高度集中、半军事性和各个工作环节紧密联系、协同动作的特点的。没有集中统一指挥，是不可思议的，取消集中统一指挥，就等于取消铁路事业本身。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需要有统一意志，需要有权威和服从，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原则。恩格斯在《论权威》这篇著名论文中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不论在政治领域还是经济领域，都需要有统一意志，需要有权威和服从。他还拿铁路做例子来说明这种权威与服从的必要性，指出：假如铁路员工对乘客们的权威被取消了，那末，第一趟开出的列车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我们铁路职工对这一点是很清楚的。没有统一的意志，没有必须遵守的统一的运行图和调度指挥，火车就不能开动，更不要说保证列车和旅客的安全了。列宁说：“为了使这种按大机器工业形式组织起来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无条件服从统一的意志是绝对必要的。对铁路来说，这种服从更是加倍必要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第521页）我们铁路工人对这种必要性体会最深。我们所说的集中统一指挥，是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按照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统一计划，统一行动。这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铁路各部门各单位以至每一个职工，服从统一的指挥，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是建立在自觉遵守纪律的基础上的。而“四人帮”把这种在党的领导下的统一意志和统一指挥，一概斥之为“条条专政”，真是反动透顶，无知到极点。为什么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四人帮”，公然信口雌黄，把正确的东西说成错误的呢？他们是有意制造混乱，煽动无政府主义反动思潮，妄图把铁路搞瘫痪，进而把整个国民经济搞垮，以便达到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
（摘自《云南日报》）
第3版()
专栏：报刊文摘
“四人帮”的涂抹术
吉林师大学员 赵永春
臭名昭著的实用主义者胡适，有句“名言”：“历史实在是一个很顺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于是乎，在他的笔下，复辟倒退的成了“革新派”，卖国贼变成了“有功之臣”。然而，几十年后的今天，这种涂抹术竟又成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拿手好戏。你看，《乡党》篇里那句描写孔老二“趋进，翼如也”的话，竟成了孔老二“向前走时端着胳膊，就象鸟儿展翅一样”，恶毒地影射周总理；而孔丘由“司寇代理宰相”的官衔，又变成什么“公安部长代理总理又兼管农业”了，把矛头指向英明领袖华主席。同时，他们又借涂抹法家，美化自己：剥削阶级统治人物成了“爱人民”的样板；“皇后”的鬼脸上，又多了一层又一层的油彩，特别得到江青青睐的吕后，更是加倍“涂抹”。顿时，“男的要让位，女的来管理”的鼓噪声四起。
“四人帮”还涂抹自己，掩盖他们丑恶的历史。三十年代为争演反动的“国防戏剧”折落门牙的江青，竟成了“童年时代”“抵制封建主义”“跌坏了”的“光荣的”豁牙。再经涂抹，又成了“旗手”、“学生和战友”了。
“四人帮”大耍涂抹术，是为了借古代亡灵，演出复辟登基的新场面。
（摘自《吉林日报》）
第3版()
专栏：报刊文摘
揭穿“上去”和“下降”的骗局
福州朝阳公社竹榄大队党支部
王张江姚“四人帮”一忽儿叫嚷：“革命上去了，生产就自然而然地上去了”，一忽儿又说：“革命上去了，生产下降也可以”，甚至宣称“颗粒无收也不要紧”，还恶狠狠地骂道：“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真是形而上学猖獗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我们大队人多地少，文化大革命前，资本主义倾向严重。从一九七○年开始，我们学大寨，抓根本，端正方向道路，充分发动群众，不花国家一分钱，不要外来一个支援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先后围垦了竹榄洲、民生洲、官产洲、牛仔砂等五片土地，增加耕地面积五百四十亩。我们还发展队办企业，并把队办企业中收入的资金，全部用于发展农业生产，用于围垦工程。
就是“四害”横行的去年，我们竹榄大队还顶着“四人帮”的压力，排除“四人帮”的干扰，大干社会主义，扩大了耕地面积，去年粮食总产量比一九七○年翻了十番。卖余粮四万五千斤，还供应了国家大量鲜鱼、生猪、油菜籽。这些成绩，不靠大干，能从天上掉下来吗？试问，革命上去后，如果不把广大群众在革命中所激发出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大干苦干，生产怎么能自然而然地上去呢？革命如果真正搞好了，生产又怎么会反而下降呢？而且降到“颗粒无收”的地步呢？社会主义如果都是长草，那么亿万人民非但西北风都喝不到，恐怕连整个社会都要灭亡。“四人帮”起劲宣扬的什么“上去”、“下降”论，只不过是骗人的鬼话，他们那种所谓“革命”，其实是祸国殃民的假革命，反革命，是妄图叫我们颗粒无收，好让他们出来收拾残局，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
（摘自《福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