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评梁效笔下的武则天
北京师范学院理论组
历史上的武则天是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的。江青吹捧武则天，却是别有用心。她到处说武则天当皇帝如何“得人心”，“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又说武则天怎样“厉害”，“一个女的”当皇帝，真是“不简单”。“四人帮”的御用文人就抛出一篇篇吹捧武则天的文章。其中，梁效的《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是一篇代表作。这篇文章打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廓清历史的真相，总结历史的经验”的牌子，借以吓人。我们稍作分析，看看它究竟胡说了些什么吧。
什么“路线斗争”？
为了突出武则天在“斗争风浪中”“大步地登上”皇帝的宝座，梁效特意编造了三次“大斗争”。他说，唐太宗李世民实行的是进步路线，这三次斗争是在李世民死后，“围绕着发展还是改变唐太宗的这条路线”而进行的“革新派”和“守旧派”之间的斗争。
既然如此，我们就来看看革新派是谁，他们革了什么“新”？守旧派是谁，他们守了什么旧？梁效写道：在第一次斗争，即唐高宗废立皇后的过程中，出身于名门士族的王皇后受到士族代表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守旧派”的支持；出身庶族寒门的武则天得到庶族地主代表、“革新派”徐世勣、许敬宗、李义府等人的拥护。斗争的结果，王皇后被废，武则天当上了皇后。你看：庶族地主拥护庶族皇后，士族地主拥护士族皇后，真是两军对峙，壁垒分明。但是，长孙无忌、褚遂良怎样代表士族地主，为什么是守旧派？徐世勣、许敬宗等又怎样代表庶族地主，为什么是革新派？梁效却拿不出一点事实和论据，就凭空给古人扣了帽子。
所有的历史书上都这样记载：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是长期追随李世民的功臣。他们在“贞观之治”中卓著功勋，得到李世民的高度信任。李世民曾有过搞世袭分封的倒退主张，他们反对。李世民临死时，要他们受遗诏辅政，说：“无忌尽忠于我，我有天下，多是此人力。”（《旧唐书·长孙无忌传》）对他的儿子李治说：“无忌、遂良在，国家之事，汝无忧矣。”（《旧唐书·褚遂良传》）高宗李治即位，“无忌与褚遂良同心辅政，上亦尊礼二人，恭己以听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资治通鉴》第199卷）请问梁效：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在那一点上背离了李世民的路线？他们守了什么“旧”？
再看看被梁效封为“革新派”的人吧。徐世勣“家多僮仆，积粟数千钟”，（《旧唐书·李勣传》）是滑州的大土豪、大地主。（梁效写的“第二次大斗争”中的徐敬业，是徐世勣的孙子，因为反武则天，就被梁效划为“守旧派”。）徐世勣是李世民手下的名将，但是李世民对他并不放心，临死前，还怕李治不能制服他。李治要立武则天为皇后，征求徐世勣的意见，他先是装病逃避表态，后来又私下对李治说：立武后是陛下家里的事，何必要问外人。许敬宗是“世仕江左”的豪门后裔，父亲在隋朝当礼部侍郎，根本不是“来自庶族地主集团的代表人物”。李义府原来官运并不亨通，有人出主意叫他请立武则天为皇后，他上了一道劝进表，果然有用，一年后便当了宰相。这样一批顺风转舵、背直从曲的投机政客，梁效把他们封为“革新派”，唯一的理由就是他们都是拥护武则天当皇后的。这就叫做：以人划线。难道有一丝一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气味吗？
更可笑的是梁效称作“第三次斗争”的，原来是这样一件事情：当时有个箕州刺史刘思礼，听了某个相面先生的话，说他将来要当太师。刘思礼就和一个七品小官勾结起来想造反。武则天知道了，派酷吏武懿宗去审理。武懿宗想邀功请赏，有意把案件扩大，叫刘思礼“广引朝士”。刘思礼把宰相李元素等三十六家诬告进去，都全家被杀，“连坐流窜者千余人”。（《资治通鉴》第206卷）这样一件历史上的冤狱，梁效却大写特写，什么“反动守旧势力又一次变换手法”啦，什么“以天命论为武器”啦，什么“妄图积聚力量，推翻武周革新政权”啦，居然成为一次大的“路线斗争”。梁效为什么选中这次“路线斗争”呢？因为其中有个“宰相李元素”，正是梁效要找的“守旧派”。你看，“三次大斗争”，第一次的“守旧派”代表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是宰相；第二次的“大野心家、阴谋家中书令裴炎”，是宰相；第三次也得找个宰相。在梁效笔下，历史竟成为他们可以根据需要，任意编造的东西。什么“廓清历史的真相”？亏他说得出口！
什么“铁鞭精神”？
唐太宗有一匹烈马，很难驯服。当时还是他的小妃子（才人）的武则天说，只要给她三件东西——铁鞭、铁挝和匕首，她就能驯服这匹烈马。江青很欣赏这个故事，说：“武则天治服烈马有三个办法，她治国就象驾驭烈马一样。”梁效心领神会，创造了一种“铁鞭治国论”。他说：“从一个方面来看，武则天本人，就是庶族地主集团打击腐朽士族地主集团的一条铁鞭。”“武则天掌权后，从社会下层起用了一批执法官吏坚决镇压这些反动的守旧势力。”
好吧，我们就来看看武则天从社会下层起用的“执法官吏”是些什么人？他们镇压的“反动的守旧势力”又是谁？梁效自己不肯说，可是，历史书上却记载得清清楚楚：武则天统治时期，因为有许多人反对她，她就任用来俊臣、周兴、索元礼等，以捏造罪名、大兴冤狱、滥杀无辜等办法，镇压反对派。历史上把这些人叫做“酷吏”。《旧唐书·酷吏传》说他们“起告密之刑，制罗织之狱，生人屏息，莫能自固。至于怀忠蹈义，连颈就戮者，不可胜言。”来俊臣“按制狱，少不会意者，必引之，前后坐族千余家。”周兴“屡受制狱，被其陷害者数千人。”索元礼“性残忍，推一人，广令引数十百人，衣冠震惧，甚于狼虎。”“凡为杀戮者数千人。”就是这群酷吏，把许多人杀的杀，关的关。武则天时代在政治上很有贡献的大臣狄仁杰，也被来俊臣以莫须有的罪名诬陷下狱，几乎被冤杀。狄仁杰虽然是推行武则天的政治路线的功臣，可是因为他也当过宰相，被梁效划在“反动守旧势力”以内，当然不足为奇了。
来俊臣之流被梁效誉为“从社会下层起用”的“执法官吏”。可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此早已作了定论。一九四○年，毛主席在揭露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活动时指出：“特务机关之横行，时人比诸唐之周兴、来俊臣，明之魏忠贤、刘瑾。彼辈不注意敌人而以对内为能事，杀人如麻，贪贿无艺，实谣言之大本营，奸邪之制造所。使通国之人重足而立，侧目而视者，无过于此辈穷凶极恶之特务人员”。（《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毛主席指出的这些点，不恰恰正是“四人帮”的写照，活灵活现地描绘出江青的“铁鞭精神”吗？！
什么“反儒英雄”？
梁效把武则天封为“法家女皇”，说她“有着十分鲜明的反儒色彩”，“一生坚持贬低、打击反动儒家”，等等。武则天打击过那个“反动儒家”呢？梁效找到了一条材料：高宗显庆二年，黄门侍郎刘祥道给皇帝上书说：“儒为教化之本，学者之宗，儒教不兴，风俗将替”。且不说武则天真正掌权是在显庆五年才开始的，就拿刘祥道这个人来说，他被梁效戴上“反动的儒家卫道士”帽子，还添油加醋地说他“急得哇哇叫”，“拖着哭腔”，“武则天根本不理睬他的吠声”。可惜是武则天并没有打击这个刘祥道，倒是历史事实打了梁效一记耳光。史书上记载着：刘祥道一直受到武则天的器重，官做到宰相（又是一个宰相！）爵封为广平郡公。（《旧唐书·刘祥道传》）
为了增加武则天的“反儒色彩”，梁效大捧特捧所谓“北门学士”，说武则天“组织了一批‘文学之士’，直接由北门出入宫中，让他们‘参决时政，以分宰相权’”。说他们“在武则天革新政治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为什么叫“北门学士”？原来皇宫的正门是朝南开的，北门就是后门。因为这班文人职位低，按照封建礼法，他们没有资格进南门，只好走后门。据《旧唐书·文苑传》记载的“北门学士”有六、七个人，主要是刘祎之、元万顷、胡楚宾等。他们都很会写文章。武则天曾经重用过刘祎之，让他参与政事，起草诏令。但是后来刘祎之背地里非议武则天当皇帝的事情，变成她的反对派。元万顷是个书呆子，朝廷让他随军远征，他奉命写了篇文告，在文告里把军事机密泄露给了对方，造成了被动，因此被唐高宗流放到岭外。胡楚宾“属文敏速”，但离开了酒就不会写文章，是一个酒鬼。
“北门学士”发挥了什么“很重要的作用”呢？梁效没有说，历史上只说他们为武则天写过书，不过是为武则天帮忙助威的，原来这班“北门学士”，就是鲁迅说的“帮闲文人”。
《新唐书·文艺传》把这班“北门学士”称作“诸儒”。本来，历史书上把一般知识分子通称为“儒生”；而梁效一看到“儒生”这两个字，照例是要咬牙切齿地痛骂为“孔老二的徒子徒孙”的。为什么他们对于“北门学士”的“诸儒”，就看不见了，反而要这样吹捧呢？就是因为这班“北门学士”不但从后门进去，是孔老二的徒子徒孙，充当了女皇帝武则天的“帮闲文人”，而且还“分宰相权”，不，是要夺宰相权！“北门学士”不正是一千多年以后的梁效吗？！
现在，我们可以看清楚梁效在文章开始时所挂的那三块招牌了。所谓“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就是以实用主义、修正主义为武器，百般糟踏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所谓“廓清历史的真相”，就是颠倒历史事实，把煤球说成比汤圆还要白。所谓“总结历史的经验”，就是给江青出谋划策：要当女皇帝，就必须：第一，摆出“路线斗争”的架势，把反对派统统打下去；第二，要有“铁鞭精神”，实行法西斯统治；第三，必须披上“反儒英雄”的外衣，装出“革命左派”的样子。
梁效极力为江青效犬马之劳，真是费尽了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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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劝进表》和“劝进书”
徐逊
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王张江姚“四人帮”指使他们在上海的亲信，十万火急地从故纸堆里翻出晋朝刘琨的《劝进表》。为什么“四人帮”对一千六百多年以前的刘琨及其《劝进表》，有那么大的兴趣呢？
这是“四人帮”的“古为今用”。他们要把刘琨的《劝进表》作为样板，如法炮制
“效忠信”、“劝进书”，拥立江青登基当“女皇”。
我们先看看刘琨写《劝进表》是怎么回事。
西晋末年，农民不断起义，统治阶级内部混战，社会矛盾激化。当时，早已徙居中原的西北各少数民族也纷纷起来暴动。公元三○四年，匈奴族人刘渊自称是汉高祖的后裔，据离石，自立为汉王。公元三○八年，汉王刘渊称帝，国号汉。公元三一六年，刘渊子刘聪派刘曜攻破长安，晋愍帝投降，西晋灭亡。
公元三一七年六月，司空、并州刺史、广武侯刘琨率领河朔诸镇夷夏一百八十人联名上书晋王司马睿，要他登上皇帝宝座，这封上书，就叫《劝进表》。
刘琨的《劝进表》的中心内容是：“天祚大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陛下而谁！……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昧死上尊号。”这是说，天帝不亡我们晋朝，一定会给我们一位君主，继承晋朝帝位的，不是你晋王，又能是谁呢？我们根据天帝的意旨，百姓的愿望，冒着死罪，请求你进位称帝。
刘琨上《劝进表》时，那个投降了的晋愍帝还没有死，司马睿不敢立即接受帝号，但“优令答之”。
刘琨上书后五个月，晋王司马睿加封“刘琨为侍中、太尉，其余如故，并赠名刀。”一劝进，即加官进爵，真是“立竿见影”。
晋愍帝被杀后三个月，公元三一八年三月，司马睿即皇帝位于建康（今南京），是为晋元帝。司马睿一登上皇帝的宝座，立即把所有签名上书劝进的官员
“加位一等”，平民上书者封官，总共二十余万人。当时有人反对，司马睿置之不理。凡是上表劝进的，有官的加官进爵，无官的也弄上了一官半职。
刘琨的《劝进表》十分强调“昏明迭用，否泰相济”。意思是，前一个皇帝昏庸，继承的就是英明的君主；前一代混乱衰蔽，下一代就安定繁荣。
“四人帮”在北京两校的黑干将一次又一次地布置向江青写“效忠信”，并疯狂地叫嚷：“在信中，毛主席的丰功伟绩要少写，主要写江青对我们的关怀”，“要在江青同志的指导下，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丰功伟绩”是幌子，要少写，这不是学着刘琨“昏明迭用，否泰相济”的腔调，明目张胆地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吹捧那个连做梦也想“黄袍加身”的野心家江青吗？
九月二十三日夜，姚文元亲自出马，布置一个单位给野心家江青写“效忠信”。姚文元说：“你们给江青同志写一信，表示你们坚决按主席指示办。信写好后经我转。”这个单位给江青送信十分方便，但是一定要经姚文元的手转，可见他们干的是见不得人的事。当时，叫嚷得最厉害的是伪造的指示，即“按既定方针办”。姚文元要这个单位写上“坚决按主席指示办”，就是要他们向江青表忠心，按“四人帮”的“既定方针”办，拥护“四人帮”来“改朝换代”。
个别坏家伙在“劝进书”里，疯狂地反对毛主席生前的安排，反对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公然提出要江青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张春桥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王洪文为军委第一副主席。有一封“劝进书”说得更肉麻了，说什么要江青“立即出来担起这副重担，迅即宣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时乎不待！”这副无耻的调门，不正是从刘琨那里学来的吗？刘琨在《劝进表》里说：“尊位不可久虚，万机不可久旷”。这个无耻的劝进者也等不及了！
“四人帮”搞“劝进书”的念头，不是一九七六年九月才突然冒出来的，远在一九七四年初就流露过。那时，野心家江青和吹鼓手姚文元在清华大学演了一出双簧。这两个家伙一吹一打，互相唱和，胡说什么“武则天……为什么能当皇帝？有二十万人上书，主张武则天当皇帝，说明社会基础代表面广，是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四人帮”早就想演出“劝进”这出丑剧了，只是时机未到。
毛主席逝世，王张江姚一帮以为时不再来，机不可失。于是，手忙脚乱地这里组织，那里下令，指使别人炮制尽可能多的“效忠信”、“劝进书”。
尽管“四人帮”以高官厚禄为诱饵，写“效忠信”、
“劝进书”的人却少得可怜。足见“四人帮”极端孤立，极端不得人心。他们的社会基础，只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那一小撮。
“四人帮”满以为“效忠信”、“劝进书”能把江青拥上“女皇”的宝座。江青得意忘形，准备粉墨登场；“四人帮”的亲信喽罗们也很乐了一阵，以为“弹冠相庆”指日可待。焉知“女皇”没当成，反而多添了一个篡党夺权的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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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书札记
捣鬼术
贾山谷
鲁迅写过一篇《捣鬼心传》（见《南腔北调集》），对于那些阳一套阴一套的捣鬼者，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鲁迅指出：“捣鬼精义，在切忌发挥，亦即必须含蓄。盖一加发挥，能使所捣之鬼分明，同时也生限制，故不如含蓄之深远，而影响却又因而模糊了。”捣鬼必须含蓄，因而就会模糊。鲁迅把这种情况叫做“有一利必有一弊”。
“四人帮”专门捣鬼。他们要干见不得人的事情，不得不含蓄，但又怕别人看不懂，因模糊而失掉宣传效果。他们想存其利而去其弊，就在一大片含蓄之中，在必要的时候，必要的地方，点明一笔，让你看清楚他们的矛头是指向谁的。这就是“四人帮”的捣鬼术。
批林批孔时，在公开场合，“四人帮”一会儿讲林彪，一会儿讲孔丘，非常含蓄，装作批林批孔的样子。到了小场合，对那些要利用的人，江青就公开点明：“批林批孔不是无的放矢，现在还有一个大儒。”她的心腹干将怕别人听不懂，再加上一句：“这个大儒不是刘少奇，也不是林彪。”原来他们打着“批林”的幌子，实际上不是要批林，而是要批另一个“现代的大儒”。是谁呢？不用说了。这种捣鬼术，是既含蓄，又不模糊。真可算得“机灵”了。
江青的御用写作班子“梁效”深得主子真传，炮制出一篇篇捣鬼文章。以两校大批判组署名发表的《孔丘其人》和以柏青署名发表的《从〈乡党〉篇看孔老二》，是两篇博得江青奖赏的文章。江青到处吹嘘这两篇文章写得“生龙活虎”，推荐别人去看。这两篇文章，从表面上看，好象确是在给孔老二画像，把孔老二的生平事迹，连许多细节，都写得活灵活现，作者就象孔老二的门徒，曾经亲眼看见过一样。你说他真是在写孔丘吗？作者怕你误解了他的真意，就再点上一笔，让你知道他要攻击谁。
《孔丘其人》煞有介事地说：孔丘“七十一岁、重病在床的时候，听说齐国新兴地主阶级杀了奴隶主头子齐简公，夺取了政权，还拚命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地去朝见鲁君，再三请求讨伐。”孔丘重病在床而不忘复辟，真是一个老顽固。可是一查历史，不对了。《论语》只说“孔子沐浴而朝”，《〈论语〉批注》中也只解释为：孔丘“听到这个消息时，急忙斋戒沐浴，接连三次入朝敦请鲁哀公出兵讨伐”。什么书上记载过孔丘“重病在床”？如果真是重病在床，还能斋戒沐浴吗？历史上记载这件事情发生在鲁哀公十四年，而孔丘生病，是在两年以后，鲁哀公十六年，孔丘病死了。为什么对孔丘生平那样有“研究”的梁效，要这样胡乱编造呢？
更令人吃惊的是：到一九七六年，梁效抛出《再论孔丘其人》，特意把孔丘“重病在床”这句话，改成“倒床奄奄一息”了。你看，梁效笔下的“孔丘”，一九七四年是“重病在床”，一九七六年则是“倒床奄奄一息”。这个“孔丘”是谁？他不是已经清清楚楚地告诉了你吗！
《论语·乡党》篇记载孔丘朝见国君以后，走下来：“没阶，趋进，翼如也。”《〈论语〉批注》的译文是：“走完了台阶，向前快走，姿态象鸟儿展翅一样”。在梁效写的《从〈乡党〉篇看孔老二》中，却变成：“下完台阶，端起胳膊，象鸟儿展翅一样，向前快走。”梁效凭空加上了这四个字，“端起胳膊”，就明白无误地表明了他们表面上批孔丘，实际上是在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他们对周总理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是可忍，孰不可忍！
“四人帮”和梁效之流，自以为得计，以为他们那套捣鬼的办法，既含蓄，又不模糊。却不知道愤怒的人民群众一起来，他们那双惯于捣鬼的黑手，立刻就被抓住了。还是引用鲁迅那篇文章的最后一段来作为结束吧：
“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附图片）
守卫在祖国北部边疆的解放军某部七连指战员同当地民兵和贫下中牧一起，深揭猛批“四人帮”。
本报通讯员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