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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人帮”利用教材为其篡党夺权阴谋服务
上海市长宁区教师红专学院
编者按：“四人帮”利用学校的教材为其篡党夺权的阴谋服务，干了不少坏事。但是，毒草可以变为肥料。“四人帮”提供的这一反面教材，可以使广大革命师生进一步看清这伙野心家、阴谋家的反革命面目，深入揭发和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破坏教育革命的罪行。
长期以来，“四人帮”对中小学教材的编写，表现了特别的“关心”。他们通过在上海的一小撮余党，作报告，发指示，划框框，定篇目，直接控制教材的编写大权。
他们为什么对教材如此“关心”？“四人帮”在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一个余党曾表白说：“中小学教材影响很大”，“编教材是上战场，是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这里，且让我们看看他们是怎样利用教材进行反革命活动的。
毛主席在《矛盾论》第三节中着重批判教条主义、形而上学，并特别指出，不了解矛盾的特殊性，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强调应当着重地加以研究。“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完全背叛毛主席的教导，在政治教材《辩证唯物论常识》读本中，反对把批判教条主义专门列为一节，胡说“矛盾的特殊性，当时是批王明教条主义的，当前不是批这个，不用专门列一节”，妄图把哲学课也纳入他们所谓反对经验主义的轨道。政治教材《社会发展简史》中，原来曾引用毛主席关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的科学论断。“四人帮”在上海的那个余党却恶狠狠地攻击说：“这话说得太绝对。‘最进步’？！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就不进步了吗？”就此一刀砍去。他们攻击毛泽东思想，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在讨论编写《社会发展简史》社会主义部分时，有的同志提出多写一些，“四人帮”的余党又跳出来大肆污蔑：“社会主义时期是写不出来的，谁说要多写，就叫谁去写……毛主席对社会主义时期也只是提了基本路线，其他没有什么。”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光辉理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科学论断，他们竟用“没有什么”四个字全部抹煞了！毛主席逝世后，语文组选了工农兵缅怀和歌颂毛主席丰功伟绩的文章作补充教材，那个余党硬是不准选用。他们不仅否定毛泽东思想，而且妄图从人们头脑中抹去毛主席的光辉形象，为他们篡党夺权开辟道路。
歌颂毛主席的文章，他们不准选用，相反，却把那个现行反革命分子张铁生的所谓《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作为中学的政治教材，还特地加上编者按语，说什么《答卷》“反映了他的反潮流精神和高度的路线觉悟，是向学生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好教材”。两相对照，他们的爱憎是何等鲜明！他们利用教材配合篡党夺权的阴谋又是何等险恶！
在历史教材中，“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把阶级斗争史篡改为儒法斗争史，并立专章专节突出吕后、武则天等人；同时大耍花招，反对选韩非、荀况等法家作品为教材。他们甚至说：“韩非的东西和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是一路货。”这和林彪诅咒“法家就是罚家”的谬论完全是一个调子。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宣扬士族地主的颓废思想和生活情趣，他们却说语言风格值得学习，要选进教材，尊儒反法的嘴脸昭然若揭！
“四人帮”搞“评法批儒”，耍阴谋、放暗箭，借古讽今，影射攻击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他们为反对周总理，刮起一股批“宰相”风。“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密切配合，在选编教材时故意用贬低诸葛亮的话来含沙射影地攻击周总理。江青曾自比为猴子，造谣说关了她几个月，吃尽了紧箍咒的苦。上海市搞的教材也大讲猴子如何反抗主人压迫，起来造反取得胜利的故事。他们搞这一套，打着“古为今用”的旗号，歪曲和捏造历史，借古讽今，为他们一伙篡党夺权寻找历史根据。
“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在教材中塞进大量的“四人帮”写的东西，作为典范教材。一九七六年五月，“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竟无耻地说什么：“张、姚的文章是从基本理论、基本实践的高度写的，可以作相对稳定的教材。”
他们还背着毛主席、党中央，成立班子，伪造党史，并塞进中学教材，猖狂反对周总理、朱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此同时，他们在教材中却无耻地吹捧江青“直接领导了意识形态领域”的“伟大斗争”，真是反动透顶！
“四人帮”妄图利用教材为他们篡党夺权服务的阴谋虽然破产了，但却为中小学广大革命师生提供了一份难得的反面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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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人帮”是毒害青少年的教唆犯
北京市教育局大批判组
贼喊捉贼是偷盗者转移目标，嫁祸于人，以便逃之夭夭所惯用的一种手法。王张江姚“四人帮”，在干了种种坏事，犯下累累罪行之后，常常也是贼喊捉贼，栽赃诬陷，妄图借此掩护自己。反动文痞姚文元、狗头军师张春桥，煞有介事地大谈什么“教唆犯”问题，就是这种贼喊捉贼的一个典型例证。
“四人帮”恶毒地影射攻击革命老干部是什么“打着关心爱护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旗号”，“毒害青少年的教唆犯”，恶狠狠地叫嚷要“特别着重打击”，要对他们实行“专政”。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究竟谁是“打着关心爱护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旗号”，“毒害青少年的教唆犯”？事实胜于雄辩。“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早就在青少年身上打主意，竭尽腐蚀拉拢之能事，妄图把一些青年拉过去，组成林彪《“571工程”纪要》式的“小舰队”，充当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几年来，在“四人帮”的毒害下，使一些青年走上修正主义邪路，有的竟象张铁生那样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四人帮”才是地地道道的腐蚀毒害青少年的罪魁祸首。
“四人帮”教唆青少年的手段，多种多样，阴险毒辣。
毛主席指出：对于青年要“教育他们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四人帮”却竭力反对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青少年，拚命向他们灌输修正主义谬论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四人帮”在他们控制的地区，把他们鼓吹修正主义谬论的文章，把他们宣扬所谓“反潮流”典型的材料等，塞进中小学教材，强迫青少年学习。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硬是厚颜无耻地将他的屁话编成所谓“关于青年工作的言论”，非要青年必读不可。江青也把宣扬金钱万能和因果报应的《基度山恩仇记》，宣扬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飘》等十八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艺作品，推荐给青年“学习”、“借鉴”。他们竟嫌现在黄色书刊“少了”，妄图使之象资产阶级国家里那样“公开”泛滥起来。他们这样做，无非是想用封、资、修毒素腐蚀青少年的灵魂，阻挠青少年掌握反修防修的强大思想武器，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妄想把青少年变成修正主义苗子，变成资产阶级接班人。
“四人帮”针对青少年缺少政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的弱点，用资产阶级的功名利禄加以引诱。他们表面上装成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英雄”，实际上却极力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在青少年中大肆贩卖“一个戏主义”、
“一个舞主义”、“一支曲主义”，大搞“演而优则仕”、“跳而优则仕”、“唱而优则仕”，刮起一股“一招鲜，吃遍天”的歪风。谁有“一技之长”，被“四人帮”看中，就可以出人头地，有名有利，爬上高位。至于对那些所谓
“反潮流”的典型人物，更是百般利诱，大加吹捧，搞什么特殊的“培养教育计划”。先是利用被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大肆宣扬，捧上了天，使某些人在一夜之间就成为政治舞台上的“名角”，红得发紫。继是突击入党，突击提干，封官加委，使之平步青云，飞黄腾达。再是生活待遇上大搞特殊化，出门坐“特等车”，吃“特等饭”，住“特等旅馆”，有病给“特等治疗”，至于“首长”接见、照像、请客、送礼等更是不在话下。经过这样一番吹捧、利诱，使一些受惠者头脑昏昏，个人主义恶性膨胀，野心大发展，对“四人帮”感恩戴德，卖身投靠，竭力为他们篡党夺权效劳。
“四人帮”还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政治工作。他们对青少年中的某些违法乱纪行为大肆纵容。谁一提青少年的问题，就诬之为“今不如昔”、“否定青少年的主流”。他们在教育部门的一个女心腹，当听到有人说有些青年缺乏革命理想时，就大发雷霆，叫嚷什么“青年的理想早就树立了”。她甚至把反映学生中的一些问题的革命干部攻击为“阶级敌人”。教师们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和要求遵守革命纪律，也被他们说成“师道尊严”、“管、卡、压”。与此同时，他们却极力为某些青少年的不良行为辩护。抽烟吗？“是个人爱好”，“不能讲抽烟就不行了，我也抽烟”。打架斗殴吗？“这样的青年可能有长处”，“很勇敢”，“可以派大用场”。砸学校的门窗玻璃、课桌椅吗？这是“造修正主义的反”，是“和十八世纪工人破坏机器一样的革命行动”。无视无产阶级权威、破坏革命纪律吗？那是“反潮流”。这样，一切违法乱纪，为非作歹的丑恶行为，都被“四人帮”说成是“革命”的、“合理合法”的了。由于“四人帮”大肆煽动无政府主义，散布资产阶级思想，不仅有些学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建立的革命秩序被严重破坏，而且少数青年也由此走上犯罪的道路。
“四人帮”进行教唆的又一卑劣手段，是现身说法、“言传身教”。他们利用职权，任意挥霍国家资财。对于黄色污秽、低级庸俗的电影，更是看得“上瘾”，灵魂肮脏到了极点，生活糜烂到了极点。他们所作所为，对一些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人起了极坏影响和腐蚀作用。“上行下效”，大流氓教唆小流氓，小流氓效法大流氓。
“四人帮”向青少年进行反革命教唆，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青少年一代的激烈斗争，是“四人帮”篡党夺权总体计划的一个重要方面。“四人帮”任意诋毁毛主席关于青年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反对毛主席为青年工作制定的正确路线，公然叫嚷：“青年工作要创出新路子”。他们高喊的所谓的
“新路子”，事实说明是一条教唆青少年走向犯罪、走向反革命的修正主义邪路。它是“四人帮”极右路线在青少年工作中的反映。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我国广大青少年，深深懂得：毛主席是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哺育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雨露阳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指引青少年前进的唯一正确的路线。许多青少年对“四人帮”腐蚀、毒害青少年的所作所为，早就有所察觉，坚决抵制。一些受了骗的青少年，也将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总结教训，提高觉悟。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青少年一定能够沿着毛主席制定的青年运动的方向，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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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张春桥的愚民术与流氓经
洪泽
“四人帮”狗头军师张春桥，是破坏教育革命的罪魁祸首。“流氓勇敢”，“文盲无害”，就是张春桥放出的两支毒箭。
张春桥对少数流氓阿飞打架闹事，竟然说什么：“这样的青年可能有长处，打起仗来很勇敢，当解放军上前线，重伤不下火线！”张春桥对学校克服不重视学习社会主义文化课的做法，也跳出来反对，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林彪，即使全国都成了文盲，也是最大的胜利。”
张春桥为什么要放出这些黑话？联系“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来看，“文盲”的愚昧和流氓的“勇敢”，正是“四人帮”所需要的。
“四人帮”同历史上许多反动派一样，最害怕劳动群众掌握文化科学知识。因为群众有了文化，就可以更好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识别一切假马克思主义，揭穿他们的阴谋诡计。大家都成了文盲，不懂马克思主义，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颠倒黑白，欺骗群众，用文化专制主义维持他们的罪恶统治。
“四人帮”要篡党夺权，需要有一批疯狂凶恶的流氓，作为反革命打手和保镖。“四人帮”费尽心机豢养的那个“英雄”张铁生，就称得上是一个“勇敢”的流氓。王洪文的一帮心腹，就是那些专搞偷、扒、骗、打、砸、抢的社会渣滓。“四人帮”妄图依靠这一类流氓“勇士”来为他们篡党夺权效劳，只能表明他们在亿万人民之中十分孤立。
历史的辩证法总是无情地嘲笑一切反动派。张春桥的愚民术也罢，流氓经也罢，不过是螳臂当车。滚滚向前的历史巨轮，已经把“四人帮”压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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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姚文元是个老右派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批判组
“四人帮”反党集团成员姚文元，是个混迹于革命队伍二十多年的阶级异己分子。他舞文弄墨，投机取巧，欺世盗名，祸国殃民。一些年来，他把持宣传大权，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舆论，干了大量的罪恶活动，终于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这是他反革命政治生涯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早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历次重大政治斗争中，他就代表资产阶级，利用杂文、文艺评论，猖狂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进行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此人从他的反动老子，即叛徒、特务、汉奸、地主兼资本家的姚蓬子那里，继承了一套唯利是图，见风使舵的本领，只要形势一变，就立刻改变颜色，赖掉旧帐，伪装“正确”。历史证明，他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右派。
五十年代，姚文元初露头角，就是一个疯狂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右派。
一九五七年春，刘少奇与赫鲁晓夫叛徒集团相呼应，拚命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资产阶级右派乘党整风之机，兴风作浪，向党猖狂进攻，妄图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一时间，中国天空上黑云乱翻。就在这阵妖风恶浪中，姚文元也和其他右派分子一样，把进攻的矛头集中指向我们伟大的党。他凶相毕露，毒沫飞溅，肆意谩骂党的领导干部有“高人一等的贵族架子”，“高坐在云霄之上”，“盛气凌人”，使党群之间“筑起高墙深沟”，“上情不能下达，下情不能上达”，并狂叫要党“放下架子”，“拆墙”“填沟”。
姚文元擂起“为民伸冤”的“堂鼓”，而把党的领导干部污蔑为旧社会的官僚、贵族。他制造谣言，蛊惑人心，妄想煽动群众起来反对党的领导。这是明目张胆地为资产阶级右派上台制造反革命舆论。
所谓“反教条主义”，是姚文元当时射向党的另一支毒箭。他声嘶力竭地一再叫嚷：“教条主义思想是
‘放’和‘鸣’的拦路石”，“当前首先是着重反对教条主义”。他煽动“从事文学批评工作的人……从一些死板的教条主义的公式中解放出来”。教条主义是修正马列主义的，当然要反对。但是，资产阶级右派煽动的所谓“反教条主义”的黑风，其实都是从赫鲁晓夫叛徒集团那里刮过来的。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奇怪的是，姚文元这个当年“反教条主义”的“英雄”，到了一九七五年却不反教条主义，而大反所谓“经验主义”了。其实，这也并不奇怪。他反“教条主义”也好，反“经验主义”也罢，万变不离其宗，都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其罪恶目的，是要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
更为可恶的是，姚文元还把罪恶的矛头，直接指向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他刻意模仿赫鲁晓夫叛徒集团大反斯大林的腔调，不遗余力地叫嚣“反对崇拜权威”，讥笑广大群众无限崇敬毛主席，积极学习毛泽东思想，是一种“拜佛者的心理”，要和这种心理“作不断的斗争”。他还别有用心地鼓吹要“有勇气”
“在‘一阵风’中坚持独立思考”。他反对“思想领导”，胡说“思想上有领导了”，就容易“思想简单化”，“人云亦云，一窝蜂地盲从”。什么是“思想领导”？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就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姚文元竭力反对思想上有领导，也就是从根本上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这不是彻头彻尾的右派的言论是什么！
就是这个在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猖狂进攻期间作了一番丑恶表演的姚文元，反右派斗争一开始，却马上摇身一变，扮演起“反右派的英雄”的角色了。明明是他私下里欣然同意文艺界臭名昭著的右派集团“探求者”的反党“纲领”；这时却抵赖说他事先没有看到过这个“章程”，并写了洋洋万言，装腔作势地批判起这个“纲领”来了。明明他自己也在所谓“反教条主义”的幌子下，大反党的领导，“为右派的猖狂进攻起开路先锋的作用”；这时却假装正经地“批判”右派分子“是在反教条主义的口号下来解除维护社会主义利益的政治武器同思想武装”。姚文元就是这样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暂时逃脱了党和人民的惩罚，埋藏下来的。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国际帝修反乘我国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掀起了一股反华逆流。在国内，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刘少奇、彭德怀一伙，和帝修反遥相呼应，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发动了猖狂进攻。这个时期，反党分子姚文元完全站在帝修反一边，充当了刘少奇、彭德怀一伙向党进攻、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
一九五九年四月，姚文元抛出了一篇名曰《点滴集》的杂感。在这篇黑文中，他别有用心地讲了《百喻经》中一个富翁盖楼房的故事：这个富翁固执地要木匠只为他造“最高、最华丽”的第三层，而不要一、二层。接着，他笔锋一转，胡说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只看见那金碧辉煌的尖顶，而不看见一层层的建筑及地下牢实的基础的，却并不只是个别的人……”。姚文元唯恐别人不明白他的反革命用心，末了还特意来了个“点睛”之笔，说：“这喻言是很深刻的，似乎用不到更多的解释，就能令人联想到很多别的事情。”他究竟要人们“联想”些什么呢？那就是他要攻击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他的言外之意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也同那个最高最华丽的第三层一样，没有“地下牢实的基础”。这不清清楚楚地暴露了他的右派面目么？姚文元的这种黑话，同杜勒斯、赫鲁晓夫的狂吠，刘少奇、彭德怀的叫嚣，以及“三家村”掌柜们叫嚷的“说大话”、“升虚火”、“发高烧”之类的黑话，如出一辙。
姚文元充当刘少奇、彭德怀的吹鼓手并非偶然。此人早就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彭德怀的狂热崇拜者和无耻吹捧者。一九五八年，姚文元在一篇黑文中，极力美化彭德怀，几乎把所有美好的词句都加在彭德怀的头上，什么“纯洁的党性”，“铁一样的革命毅力”，“卓越的指挥艺术”，什么“沉着、镇定、冷静”，简直到了令人肉麻的程度。但是，彭德怀反党集团被揭露以后，他又摇动黑笔杆，把自己装扮成反彭的英雄。然而，历史是无情的，不管姚文元这个反革命两面派多么善于伪装，终究还是逃脱不了彻底暴露的可耻下场。